西昌散记（四）

走进西昌卫星中心，结识了一批为开发西部辛勤工作的人。在西昌，又何止是卫星中心，各行各业都有为开发西部奉献的人。在凉山大学，就有一位放弃优裕条件，舍家抛业，自愿从北京到这里工作的人，他叫韦安多。
　　凉山遇故
　　说起韦安多，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临赴西昌前，偶尔从有关人士那里得知，北京有个人自动要求到西昌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事迹挺感人的。我问，他具体在什么单位？答曰：是个学校，好像是个大学。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还是揣在了我心里。在我到达西昌卫星中心采访的空隙，有关人士帮我联系到当地仅有的一所大学──凉山大学。韦安多就在那所学校担任副校长。我略带几分欣喜急忙拨通凉山大学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韦安多。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听得出来，他知道家乡来人了，而且是教育报的记者，他的声音高昂，透出惊喜。就这样，我约好了采访他的时间。
　　“无巧不成书”。要说这世界上的事也真够巧的，3月26日，当我来到凉山大学见到韦安多时，兴奋中的他在办公室来回走了两圈，然后凑到我身边，悄悄地对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北京来人了，而且是第一个看望我的北京人，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陪同我来的卫星中心子女校的校长罗桂芝、书记游正明和我一样，带着几分惊喜睁大了眼睛，几乎异口同声道：“是吗？太巧了！”我们的话音刚落，韦安多就示意不要让学校的同事知道。我领会到这位身在异乡的同乡那颗律己的心。好个韦安多！
　　我不由得打量起他：中等偏高的个子，脸上漾着青春的光泽，浓浓的眉毛，尽管戴着眼镜，但透过眼镜片那双明亮的眼睛闪着光彩。
　　一张口，话语滔滔不绝，一副乐观、豁达的样子。
　　他兴致盎然地向我们谈起彝族自治州的概况：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3％，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1956年民主改革以前，这里仍处于封闭、黑暗、落后的奴隶社会。虽然近几十年凉山的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由于历史、自然的原因，加上长期缺乏资金、技术、人才，丰富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目前凉山还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
　　自然而然地，他讲到自己与彝族凉山自治州的关系：1992年，作为当时的物资部第一批到凉山挂职扶贫的工作人员，他来到美姑县负责扶贫开发工作。他没有把到这里当作镀金的机会，而是积极参与大桥水库、县牛肉干厂、食品厂、铜选厂和其他扶贫项目的立项工作，扑下整个身子为当地彝族同胞做实事。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彝族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博大精深的彝族文化深深地吸引了他。
　　情系凉山
　　我们跟随着韦安多来到他的住所──一套面积不大的单元楼房。房间里摆设简单大方，书柜、沙发、电视……墙壁上挂着北京几位书画家送给他的墨竹图、苍鹰图……想必，韦安多是以此激励自己吧。随意地聊着，当然是以听他介绍为主。
　　一年多的挂职生活结束了，韦安多人回到了北京，可心却留在了凉山。几回回梦里回彝寨，魂牵梦绕唤凉山。尽管每年不断有彝族朋友到北京登门看望，把那里的发展、变化告诉他，他还是放不下那令他情痴的彝族文化。“我记不清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对一个民族非常理解、熟悉时，你就会喜欢她。’我的确是深深地爱上了凉山这片热土。只可惜是养在深闺少人知啊！”韦安多像是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的韦安多终于按捺不住了。在他48周岁时，他不停地思索着退休前的12年究竟该怎样度过？是每天与报纸、茶水、会议为伍，泡在机关，稳稳地当令人羡慕的处长，还是选择自己喜爱并且也是国家需要的事来做呢？他想到了平生自己最喜爱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一段话：“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但属于我的只有一次。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经过深思熟虑，1998年秋季的一天，他给彝族自治州州长、教师出身的马开明写信，迫不及待地直陈心怀：“想二上凉山，不知是否欢迎……”扶贫一年，韦安多与马开明结下深厚的友情，凉山方面很快回信：“欢迎你来，水电局、旅游局、商业局、报社随你挑……”
　　凉山方面看他一片诚心，对他的到来可谓大开绿灯，全拣他的专业任他选工作。对于学过水利、新闻，后又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商业经济硕士研究生班毕业的韦安多来说，这些工作以他的专长都可以干好。可韦安多想从最基础的事──培养人做起。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和九死一生的经历。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下乡到黑龙江插队，在大兴安岭教过几年书。我负责30多个学生，眼瞅着那些无知愚昧的孩子，通过文化知识的学习变成懂道理的人，我从心底往外乐。一晃30年过去了，上大学、回北京、当干部……可我始终忘不了那里，想为当地的群众做点事。1997年，我带了1万多块钱，抽时间去了趟当年大兴安岭的教学点。本想以后在那儿干一番事业，用那点钱先给孩子们买台大彩电，再添点儿体育器材。可一到那里，满山的树木被伐光了，当年学校的所在地变成了一片废墟。我的心如淌血般痛，蹲在那里半天没起来……”韦安多说到这里，语调有些低沉。
　　大兴安岭办教育的愿望没实现，一心想干事的韦安多又想到了西藏。他找到团中央有关部门，急切地表示：“愿干几年义务兵。”趁着一次到四川开会，其他与会者去九寨沟的机会，他乘飞机到了西藏。一到那里，脑袋像裂了般地痛，心脏像压个磨盘喘不上气来，平日挺结实的身板一下子软得拿不起个儿来。他强撑着身子，一步一趔趄挪出宾馆，左找右求雇了个藏族司机。走，先到当雄。他有气无力地吩咐道。司机瞅了瞅脸色苍白的他，踩开了油门。他半倚在车后座上。车子朝那曲教委行驶着，阵阵黄沙钻进车窗，他咳得脸色铁青，头部剧痛。翻越唐古拉山时，他悄无声息地倒下了。司机知道他此行的意图，善解人意地打开收音机，清缓的音乐伴随着旅程。许久，司机不见他的动静，意识到可能不妙，灵机一动一下子把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以此刺激车上这个寻找学校的痴情人。车子开一会儿，司机就来这么一下子。韦安多昏昏沉沉中不时地被司机骤然放大的音乐声惊醒。当进入青海格尔木时，迷迷糊糊的韦安多好像没了气。司机停下车，轻轻摇着他的胳膊，不停地呼唤：“老韦！老韦！你醒醒！”事后韦安多方知，善良淳朴的藏族同胞见他可能不行了，颤颤巍巍从自己怀里摸索出一枚吉祥物（护身符），给他戴上了。那是司机的老母亲从林芝千里一步一匍匐到拉萨朝拜求得送给开车的儿子的，以祈求保佑儿子平安。或许，普天下善良的人们的心是相通的，韦安多居然九死一生了。
　　　二赴凉山
　　韦安多接到凉山方面的信，急速再表心愿：“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不是想过官瘾，我想干点事，比如在教育部门……”
　　马开明的助理徐建中马上与他电话联系：“凉山大学是否考虑过？”
　　凉山大学在胡耀邦同志全力扶持下，1984年由民盟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在凉山创办的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学校，国家统一招生录取，承认学历。发起人是民盟中央及国内知名人士费孝通、钱伟长、楚图南等80多位专家。办学的宗旨是智力支边。目前有建工、机电、资源环保、经济管理、政法5个系，9个专业，一个民族预科班。十几年来，学校向重庆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建筑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大、西南交大、昆明理工大、贵州工大、云南工大等24所院校延聘博导、硕导在内的高级职称教师。常年有40多名正、副教授登台执教，承担教学量的80％以上。建校以来，凉山大学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出2000多名“用得上，留得住”的以彝族为主的专业人才，他们成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韦安多是民盟成员，他了解到凉山大学是民盟响应国务院“民主党派智力支边”的号召，由胡耀邦题写校名、国家教育部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序列的正规学校，内心很激动。他深知：凉山缺资金、技术，但最缺的是人才。没有一支人才队伍，凉山经济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那么多的民盟老同事都为开发西部率先行动了，自己还迟疑什么呢？他即刻向凉山方面表示，愿意到凉山大学工作。随后，他专门来到凉山大学做了3天调查。那些学者、教授中许多人的讲课费每课时才40元；台湾一位老教授义务讲学4年多；年近70、献身凉山大学8年、累得中风的校长欧阳道拍着他的手殷切地说：“盼着你早点儿来啊！这儿需要年轻人。”这么多老同事为了西部的教育甘洒一腔报国血，促使他坚定了到凉山的决心。
　　可要下这么大的决心，非同儿戏。有家有业的人，谈何容易。第一关就是妻子。他的妻子也在国家机关工作，也是个处级干部。相知相伴的人，一下子要离开众人瞩目的京城，而且要舍弃国家部委处长的职务，独到异乡为异客，女人的心揪得紧紧的，疼疼的。“你和儿子曾经到过凉山，你们看到了，那里的物产是多么丰富，有着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啊！她是值得我认识、开发、研究、宣传的，也是值得我为之付出后半生心血的。”知夫莫若妻。妻子明白凡是他认准的事，撞到南墙也不会回头的；更何况到贫困的地区工作，本来是很有意义的。妻子默许了。关键时刻，读大学二年级的儿子，投了他一票：“我支持您的价值取向！”1993年他读中学时，韦安多为让他受教育，曾让妻子带他到凉山彝族自治州体验生活。现在已成为青年的儿子，始终忘不了当年那个彝族县长叔叔临别时的话：“别忘了你这个彝族叔叔。”他理解爸爸。
　　一面做好家里的工作，一面他又积极争取单位领导的支持，跑民委、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做细致的调查，向有关人士咨询……
　　1999年7月28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组织部的商调函寄到北京。面对人生转折的重大关头，韦安多不是借机向组织提出一些“合理的个人利益问题”，而是还未正式到凉山大学上任，就为其“鼓”与“呼”了。他在给丁俊发局长的申请报告中请求道：“为了更好地体现我的人生价值和智力资本，我决心再上凉山，把自己今后十几年的宝贵时间献给那里的教育事业……此外，我有一个想法作个请示，现凉山大学学生宿舍没有电视机，计算机中心30多台286待改造升级586，办公条件也十分简陋。今年局里的扶贫资金可否支持凉山大学10──20万元，购买10台29寸彩电和30台换代微机……”丁局长接到他的报告说，“时隔7年，你再上凉山，这次是把组织关系转到凉山了，献身民族教育事业是有远见的。一个国家机关干部能到老少边穷地区去创业难能可贵。我们要向有关部门反映，宣传你的事迹。”8月3日，丁俊发局长批示：“安多献身少数民族扶贫，值得支持与赞扬，他的一点要求尽可能给予考虑。请扶贫办提出意见。”8月6日，扶贫办批示：“经商，暂按2000年项目安排。”同日，田局长签发同意。
　　8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给建校15周年的凉山大学发去贺信，鼓励“再接再厉，办出特色”。这是韦安多为凉山大学办的又一件事。
　　融入凉山
　　在韦安多的介绍下，我们来到依山傍水、占地15公顷、美似花园的凉大校园。造型新颖、存书13万多册的图书馆、语音教室……微机中心果然换上了经韦安多建议、有关部门特批的新微机……
　　韦安多一到凉大后，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忙开了：熟悉情况，商定有关规章制度，抓学科建设，参与普通、成人招生……抽空跑到北京教育部争取逸夫基金，建立彝族文化研究所。回来后抓空奔赴美姑、普格、冕宁三个彝族代表性区域，登门拜访县长，与他们商谈建立彝族文化教学基地事宜。2000年春节，他没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而是来到了美姑县。他如同彝族人一样，大碗大碗地喝着酒，大口大口地吃着肉，不断地请县长为学校提供彝族服装、乐器、文物、书籍、资料……
　　“我们把彝族文化研究所办起来，与国际接轨，搞产学研三位一体，不仅能带动这里的旅游等经济发展，还会扩大彝族文化在世界的影响。”讲到彝族文化，韦安多眉毛不停地耸动着，表情中多了几分神圣。这使我联想到他当年挂职期满，依依不舍地与彝胞们告别的情形：他把所有的行李都送了人，却像看护宝贝般将两整箱有关彝族的书籍和资料运送到家。
　　“远离北京，在这里你不觉得寂寞吗？”望着提起彝族文化两眼放光的韦安多，我说。
　　“整天忙都忙不过来。这比我在单位管一二十人要有意义得多。早在1839年就有外国学者访问凉山彝族山寨；1902年，国外第一本凉山历史文化专著就出版了；20年代美、英、日、澳等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彝族文化研究会；30年代一个美国人在泸沽湖考察了14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林耀华教授从1943年起三上凉山研究凉山的彝族历史、文化……身为中国人，怎能不好好在研究彝族文化上做点文章呢？这是国家的精华，我们有责任啊！”
　　我们边走边聊，路上不时遇到老师、职工，提起韦安多都伸大拇指：“从北京到凉山来，不简单。不为名不为利，这样的人难得啊！”
　　去年12月，他将组织、人事关系转到凉山。说真的，韦安多在凉大的月收入也就千八百元，比在北京少一千元左右。一个人住在学校提供的寓室里，家具还是他自己花钱添置的。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乐此不疲地忙碌着……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当年，花木兰为国报效替父从军，万里赴疆场；而今，韦安多为开发西部，“万里赴凉山”。同是报国志，同是英雄情。今天党中央号召开发大西北，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像韦安多一样，从条件优越的东部奔向艰苦的西部；从平静安逸的生活中走出，汇入到沸腾浩荡的创业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