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市场与东南市场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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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擎华　
　　
　 在宋代,四川和东南两地的封建市场非常繁荣,可以说达到了封建市场的高峰。四川和东南因其经济环境的迥异及宋廷在两地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各自市场的特点彰显。比较二者的异同,知其缘由,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封建市场的认识。　　
　
　 一、两地市场发展的相同之处
　
　 宋代,东南和四川作为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两地市场发展有许多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市场等级网络
　
　 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商品的生产形式与流通形式往往脱节,超经济强制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是中国封建时代商品特征。宋代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宋代商业呈现了“网络状”分布格局,即以大都市为中心,城镇市场为拱卫,集市、墟市为外围的分布状态。城镇环绕都市,集市环绕城镇,形成区域市场,这一点在四川和东南表现了极大一致性。四川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等级市场;东南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苏州(平江府)及越州(绍兴府)为北南两翼展翅状区域的等级市场。成都成为西南大都会。成都在川西平原经济中心功能非常强劲。“整个帝国的物产不管是来自广东的还是来自汉水流域的,也无论是来自四川还是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均被运抵此处销售。”
　
　 2.奢侈品市场发达
　
　 四川和东南两个经济中心其共同点是居民生活资料消费量大,用现代语言说,是高消费,用历史的语言说是奢侈。
　
　 东南两浙风气之奢,主要表现在居民喜好夸示排场,杭州较典型:“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荒歉既甚,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这些人户在装饰的花费居然占了其资产的半数以上,一般的老百姓也不免受此风俗影响。杨简在温州作劝农文指出当地有两大患:“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一世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今欲改奢为俭,其势固难。”东南地区还流行铺张浪费风俗,即大办婚丧事,如福建:“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此种奢侈的消费必然导致奢侈品市场的繁荣。
　
　 四川的消费风俗与东南地区颇为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史·地理志》言其“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蜀人的消费多用于游乐饮食。“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为声妓乐”。苏轼有诗曰:“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蜀人喜好游乐,魏了翁也曾指出:“蜀地……唯成都、彭、汉平原沃壤,桑麻满野,昔人所谓大旱不旱者,较之他郡,差易为功,而民多游惰,不事本业,其所以往往视他郡无以相远,非古今异时,地有肥硗也。”由上述可知,四川与东南的奢侈品市场是非常繁荣的。
　
　 除此之外,两地市场都具有中国古代封建市场的一般特性,如市场存在的自然经济基础,商品交换形式,资本的流向,市场受政治强大制约等。中国封建市场是受超强经济控制和干预的一种畸形市场,这些在东南和四川市场中都有所体现。　　
　

二、两地市场的差异
　
　 宋代四川市场与东南市场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市场的向性不同;二是战争对市场影响大小不同;三是宋廷不同的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影响不同。
　
　 1.市场的向性
　
　 四川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之构成一个天然的向心区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与外界联系困难。从自然经济角度而言,它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经济区域,这里盐铁兼备,自给自足经济最需要的资源是丰富的,故其经济自成体系,具有很强的内向性。其市场的向性与其经济向性表现了极大的一致性。四川的市场其内部资源分配与经济交往非常密切,远距离商品运销的规模较小。这一切从其贸易地可以看出,四川与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贸易是其贸易的最主要部分,当时“蜀商多重秦”,“陕西诸州客旅,无问老少,往来道路,交错如织”,提负盐货,入川买茶。据南宋初年主管四川榷茶的官员赵开说,北宋时期“蜀茶之入秦者十之八九”。由此可见,川陕贸易所占整个贸易的份额是很大的。四川市场与外界的联系仍以关中为重。欧阳修说,四川“贡赋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长江航运风险极大,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不及顾视,一失毫厘,与崖石遇,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长江运输居次要地位。四川市场的这种内向性直到清代才有所改变。而东南市场相对四川市场而言是外向的。南部与西部,虽崇山峻岭阻隔了两浙与外部的交通,钱塘江上游各地,西与信江谷地相通,联系鄱阳湖流域,南距建溪不远,联系八闽,“自衢、睦、处、婺、宣、歙、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皆出入龙山沿溯此江”。可见东南在山川阻隔的情况下,主要是依靠水道来加强与外界联系,且衢州位于上游两溪合流处是当时主要商道,所谓“当东南孔道,闽越之交,舟车往来之都会。”东南两浙东部通过杭州、明州等大港与国内南北市场,也与海外市场发生经济往来,由此可见东南市场的对外联系是全方位的,是外向性的。而四川主要是集中在川西,是内向的。市场的地域限制越小市场成长越快,在宋代东南地区,远距离贸易开辟的远地市场,海外贸易开辟的国外市场,对冲破封建市场等级体系的封建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四川与之相比逊色得多,这也是后来明清两浙市场远超过四川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2.战争对市场影响
　
　 南宋与金蒙(元)的战争,使南宋前期向来称富庶乐土的四川出现了满目荒凉、经济残破、惨不忍睹的景象。战争造成“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活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处而不被沸鼎之毒”。“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形成诸郡残破局面。蒙古军队连年掳掠及大规模的屠城使四川的经济彻底崩溃,原有的市场体系完全瓦解。蒙对东南经济的破坏较四川为轻,其经济未崩溃,市场体系没有受到毁灭打击,故其市场的发展在明清有一种延续性,江南市场在明清更为成熟,成为中国传统市场发育程度最高的区域市场。
　
　 3.特殊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北宋初期,宋廷在四川实施了一系列的护商政策、轻赋政策及废除禁榷政策,使四川地区商品经济得到了良性发展,市场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繁荣,四川地区形成了以大都市为重心,城镇市场为拱卫,集市墟市为外围分布状态的网络市场。城镇环绕都市,集市绕城镇,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如“成都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足见其市场的繁荣。后来随着宋廷对四川地区实行重赋禁榷政策,虽原有繁荣局面未立即消失,但此时市场已免不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哀叹。此时市场是由高峰开始滑坡。禁榷政策是政府用强权、垄断价格以提高其榷利,违背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通过封建强权插手流通和生产领域,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巨大摧残,如榷茶的结果是“所至不通旅,惟咨无赖小民结连群党,持仗私贩,亏失征课,茶司认虚额,又侵盗相继,刑罚日滋,为数千里之害。”南宋时期宋廷实行重税等政策,加重搜刮和剥削。在这种恶劣经济环境下,四川的城镇市场遭到了巨大破坏,吴昌裔说:“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瘠满目。”足见其市场的衰败。
　
　 北宋平蜀后,宋廷则极力以铁钱取代铜钱,使其成为铁钱流通区,这使得宋代四川地区长期存在铁钱区。宋廷在变四川为铁钱区的同时给该地信用市场造成了极大的紊乱。引起铁钱贬值,物价上涨,由此则人怨鼎沸,社会不安,信用市场危机四伏,铁钱弊端日益显露。杨允恭上言四川铁钱之弊,说:“凡民田之税,昔输铜之一,今输铁钱亦一,为铜钱之一。且民入田税,以一为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给,增一为五,官又失其四矣;吏率得五用十,复失其半矣,增一为五,官又失其四矣;吏率得五用十,复失其半矣。臣在先朝,尝陈其事,愿变法以革其弊,先帝方议行之,会贼(李)顺叛扰而止。今陛下继成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且饶,信之铜,积数千万,若遣运于荆,达于蜀,蜀素多铜,俾夔、益、遂各置监鼓铸,岁用均给,不十年,悉用铜钱矣。”铁钱因面值小,体积重,不便于交易,四川铁钱区的形成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发展,同时因铁钱铜钱及交子并行使用,使得这一地区信用市场显得特别复杂。
　
　 纸币是货币发展史上较高的形态,它的产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纸币是信用货币,因此信用是纸币的核心。纸币最早出现在成都是经济的客观发展要求及人为主观政策双重作用所致,而宋王朝货币政策则是影响纸币流通能否顺利进行的决定性因素。交子的产生是在铁钱难以很好地充作商品交换的等价物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铁钱成了它的助产婆,它代替了铁钱而成为川峡路的通货了。交子产生后,经历了民办和官办两个时期,交子流通在宋哲宗绍圣以前的情况是很好的,主要是因为交子的发行、流通、兑对都有正确经济政策指导,但从绍圣元年开始,宋王朝为了筹措军费大量发行交子,交子信用发生了危机。南宋时期,因军费和其他财政的需要每年连续增印,滥发钱引来解决财政危机。到理宗后“造楮之权,尽付制司”,四川制置司更是得以滥发纸币,“竭西山之楮,易陆海之珍”,到宝祐年间,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以致“民生经纪以此而愈憔悴,军券支遣以此而愈艰,今将增造则益轻,住造则乏用”。至此,信用市场彻底崩溃。　　
　

三、结语
　
　 比较研究表明,四川市场和东南市场与封建经济体系融为一体,并深刻地受到封建政治的干预,加之小农家庭的局限,市场发展显得相当曲折。在等级市场体系中,各级中心地多与政权所在地吻合,同时经济的封闭性与地方性也很重,宋代虽有所松动,但仍有限。四川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市场发展表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其商品输出入主要依托川陕商道;而东南市场通过杭州、明州等大港及温州港,秀州海港镇市与国内南北市场、海外市场发生经济联系,表现出较强的外向性(相对四川地区而言)。宋廷在二地实施的不同经济政策导致了二地市场的发展轨迹迥异。东南市场呈常规发展态势;四川市场的发展态势受政治局势和战争的影响较大,其市场呈特殊发展态势。宋初,因宋廷对四川实施掠夺的经济政策引起货币市场紊乱,铁钱和铜钱并存,加上交子的使用,使得宋代四川的货币市场显得极其复杂。战争导致四川市场骤荣骤衰,战争一度导致四川地区和周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非常繁荣,市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蒙古的铁蹄征服和其坚壁清野政策使四川的市场彻底崩溃,而东南地区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其市场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具有延续性。四川因其独有的地理位置使它有幸摆脱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北方的历次大动荡,从而能够不间断地以自身的轨迹发展,这在全国各大区域中是少见的,也使得它自秦汉以来一直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之区,但这一发展态势,骤然中止于南宋末年近半个世纪惨烈异常的宋蒙(元)战争,它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大伤元气,“天府之国”从此退出了全国先进区域的行列,成为全国的落后地区。
　
　
　
　 吴擎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源自：《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