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重道与王叔岷的“庄子研究”

八神 · 发表于: 2016-5-10 10:57:02

源自：《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 年 12 月

　　一、学术幸运
　　在以西方文化霸权引领的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浪潮荡涤下，基于民族文化的未来安全和“文化中国”重构的需要，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热情的逐渐升温，“国学”已经成为近年来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文化在海峡对岸的薪传情况，愈益受到充分注意。于此，我们把成都市近郊洛带镇（原隶属简阳县）人、寓台学者王叔岷（1914 －2008）作为一个个案，进行思考。
　　20 世纪 90年代始，大陆学术界逐渐注意到台湾学界的王叔岷。1993年，“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化名人录》有“王叔岷”词条：“幼承庭训，喜爱文学。弱冠以后，偏重朴学.著有《庄子校释》、《列子补正》、《郭象庄子注校记》、《吕氏春秋校补》、《斟斠学》、《刘子集证》，《诸子斟证》、《颜氏家训斠补》、《世说新语补正》、《陶渊明诗笺证稿》、《庄学管窥》，《四余斋诗革》、《史记斠证》等”; 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第 10 辑，刊载有王叔岷的《读庄论丛》以及《吕氏春秋引用庄子举正》; 而较早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是《文学遗产》1996年3 期刊发王发国和曾明的《水流花放老树春深──评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这是王叔岷故乡的成都学者研究王叔岷学术思想的专文; 但最重要的标志，则是 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叔岷著作集》共十九种三十册，另有回忆录《幕庐忆往》单独发行，这就使大陆学人开始有了系统研究王叔岷学术思想的条件。
　　从王叔岷对中国传统文化源头即先秦诸子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文化界在承继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征──其价值意义，这里借用刘再复先生的话来举证：“五四”肇始的中国现代文化精神，50年代开始在大陆中断，反倒是台湾思想文化界，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没有中断过，“台湾未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没有中断过，大学校园里古文化的底蕴相当高”［1］。为了国民党在台湾的“中国正统”政治合法性，需要对传统文化“道统”的弘扬，当局明确的传统文化推广政策（如1949年开始“单一国语政策”，公共场合、大众媒体严禁台语，全面在中小学校实施民族精神教育，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等），使台湾思想文化界获得一个进行纯学术思考的制度条件。台湾知识分子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由此踏上对祖国文化的认同与回归之路，呈现出一种恢复“中国文化”记忆和心理认同的趋向。例如“光复”之际的《台湾文化》创刊号上，有人倡议：“台湾的重建，需要台湾的文化，首先能够返回祖国文化的范畴之内，特别一切言语、文字、美术、文学、风俗、习惯，必须与祖国合流，必须全民族一致”［2］。而这种“与祖国合流”的文化建构，则是一批大陆赴台的文化人发挥着重要作用。仅以川籍赴台文化人为例，台湾“总统府”资政曾琦（隆昌县）、“总统府”国策顾问并主持《中华民国史》编纂的李璜（成都市）、台湾“教育部长”黄季陆（叙永县）、国画大师张大千（内江县）和著名书法家曾志宏（温江县）等，都对弘扬发展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建树。“台湾诗坛三元老”之一的覃子豪（广汉县）、“台湾现代诗运动”健将和“台湾散文诗始祖”的商禽（珙县）、影剧教育家及“台湾电影制片协会”理事长张英（富顺县）等，对台湾文艺的繁荣做出过巨大贡献。如台湾第一部国语故事片《阿里山的姑娘》（1950）的导演是张英，主题歌《高山青》首唱者是该片女主角四川人张茜西，词作者兼演员是四川人邓禹平……王叔岷则是川籍赴台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重构的一个代表，其学术思想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并因此而在港台以及南太平洋地区享有盛名。譬如在世界华人圈享有盛名的台湾小说家白先勇，就回顾过自己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时“开始在寻找中国的传统”一个具体动作，就是到中文系旁听“王叔岷老师讲《庄子》”［3］264，他后来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讲授中国语言文学，“庄子”应该是他授课的重要内容之一。
　　20 世纪 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际，王叔岷随着老师傅斯年及“史语所”去了台湾，并在老师执掌的台湾大学任教，从此获得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发展环境。相较而言，既同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又都是傅斯年宜宾李庄“史语所”研究生（1941）的同学王利器（1912 －1998），就没有王叔岷的学术幸运。1957年被戴上“右派”的帽子的王利器，继后又在“四清”中遭受批判，“文革”中被作为“反动权威”经历了 4年“牛棚”的苦难。“文革”初始，王利器一家“从北大教授所住四合院中被赶出来后，积存多年的三万余册古书，其中有敦煌卷子、宋元善本、明清佳刻等，被抄没一空，几十年来抄录的数万张卡片也荡然无存”。他曾回忆过“把我住处的地板都撬开了，墙壁都凿穿了，片纸只字都搜光了，直至把我关了四年的牛棚”等情况［4］。对比“二王”的学术年表，看到王利器自 1957年至 1980年的学术空白，我们就会为王叔岷庆幸。自 195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陆思想文化界眩晕于“破除封资修”的政治狂热，困顿于“反右斗争”的艰辛，继后又旋转于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以至于今天许多去过台湾的人，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台湾地区保留得较为完整。
　　二、蜀好“庄老”
　　王叔岷的学术聚焦点是“庄学”。巴蜀文化人偏爱庄子，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老庄之学，一直是巴蜀学术重点关注的内容。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巴蜀学术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天数、史学、文学等“在蜀”，即是古人早有论述的定见。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产生于巴蜀大地，就有着“俗好庄老”和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白日飞升以及巫术盛行的仙道思想氛围民间基础。王淑岷主要学术价值取向的形成，因果显然。这就是他所说的：“我读中学时，就喜欢读《老子》《庄子》。《庄子校释》完成后，父亲为我题两句：‘十年苦志研庄老，一旦书成砾古今。’当然是爱子心切，难免过誉了”，另一方面则是“不大喜欢讨论儒家思想学说”［5］55，似乎就是班固《汉书·地理志》早就提及巴蜀地区人文性格“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的再现。
　　一个学术名家的出现，家庭文化的氛围，常常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王叔岷的祖父崇尚“以读书为贵”，清末至 1921年间担任洛带镇保正，可见其道德风范与学识人品，皆可为一镇民众所仰慕; 其父为晚清秀才，又从四川绅法班法政别科卒业，曾任四川高等法院书记官，后任教于成都南薰中学，曾与人合办并任教于成都私立协和女子师范学校。作为父亲兼第一任“老师”的“庭教”，贯穿着他的小学与中学阶段。或者说，晚清风生水起的“蜀学”浪潮，自然会通过父亲传递和影响王叔岷。“自父亲教我后，心思忽然开朗，往往下笔千言，并已能作五言古体诗，深得父亲欢喜。暇时好读《老子》《庄子》”［5］10。1935年考入四川大学（19 岁）时，他已经完成《老子阐微》1 卷，这应该是其父亲“庭训”以及所在地域文化熏染所致。其父偏好老庄思想甚至以之指导儿子的生活，王叔岷曾经在《慕庐忆往》中举证过“时岷因著述过劳为病，先君引老子清静无为为戒”［5］94。“岷十三四岁时，随先君耀卿公寓居成都，日承庭训，广读经传子史。于诸子中，最好庄子。生性鲁钝，久不开悟，一读庄子，胸襟豁然，朗澈通明，喜不自胜！自是之后，博学泛览，日求进益，皆以庄子之旨为依归，谓不期其然而然者矣”［6］2。截至大学毕业，王叔岷一直生活在“蜀学”荟萃聚焦的成都，其人生价值取向和学术偏好指向“老庄”，自然是受到巴蜀文化氛围的影响和制约。就物质形态的文化诱因看，成都的驷马桥和琴台与司马相如、君平街和支矶石街与严君平; 子云宅和草玄亭及洗墨池与扬雄，青羊宫和二仙庵等道家胜迹，成为王叔岷从小学到大学时期经常游玩的地方，这必然会时时引发他对与老庄道家思想相关文献典籍的注意; 而就精神层面的文学形态而言，成都地区道家文化符号，在岑参、钱起、崔涂、贾岛、张籍、李秘、赵抃、张咏、苏轼、陆游、范成大、虞集、杨慎、王士祯、李调元、何绍基、张之洞、赵熙、颜楷、谢无量等历代名人的诗文中，呈现甚多。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组诗中，就有咏庄子的《庄周梦蝴蝶》（第九）和严君平《君平既弃世》（第十三）等。换句话说，王叔岷把“庄子”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主要内容，应该是巴蜀文化熏染的自然结果。即如《庄学管窥》所引述前辈乡贤苏轼读《庄子》的感受：“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再揭示“岷幼时好读庄子，非仅有“‘见是书，得吾心’之感; 甚至意之所不能至者，庄子已言之”［6］28。这就是“地域文化共同体”氛围对他的制约作用。
　　“巴蜀重道”的学术特色在 20 世纪以来也有体现。郭沫若说过：“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爱读过庄子，不仅喜欢他的文章，并且迷恋过他的思想。他淡泊的生活，对于我尤其具有过相当强韧的引力。”其《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1921）认为庄子是“极端反对迷信之纯正哲学家”;《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1923）提出“老子和庄子尤极端反对三代之宗教思想，憧憬于三代以前之自由思想与自然哲学”;其《庄子的批判》把庄子思想与“泛神论”等同，在《鲁迅与庄子》（1941）中评价《庄子》的价值是“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以思想家而兼文章家的人，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郭沫若在庄子研究领域，是花了大力气的，在《鲁迅与庄子》文中，他列举了鲁迅引用庄子的完整的词句共十一条，指出“好几条都不免有些小小错误。尤其象第九条的把庄子引成老子;第十条的把两处的辞义误合成一个; 而且都误到两次，是值得注意的。”［7］寓居港台的国学大师唐君毅（1909～1978）十一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小，回忆过“教国文的萧中仑（萧萐父的父亲）先生，即以庄子《逍遥游》与《养生主》为教材”［8］9成都人流沙河讲庄子（如《庄子现代版》《庄子闲吹》等），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界一道独特风景; 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的成都人萧萐父（1924～2008），主要著述就有《道家· 隐者· 思想异端》（1989）、《隋唐道教的理论化建设》（1991）、《道家风骨略论》（1992）、《黄老帛书哲学浅议》（1993）等。有学者指出：20 世纪 90年代“涌动着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思潮，萧萐父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在 90年代倡导‘新道家’，当然与他的际遇和生命体验不无关系。……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风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与理想意境。”［9］45其价值判断大约就是其在《道家学风述要》中所称：“宇宙之无和有以及发展规律都是道本身实现过程之体现，人类认识领悟了道就完全可以引领现代科学的革命腾飞。科学前沿的问题都等待用道的智能去解决。”四川犍为县人、师从廖平、蒙文通、章太炎的李源澄教授（1909～1958），于 1937年～1938年间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作讲师（王叔岷时为该系学生），有《读易志疑》（1935）《论老子晚出书──并质钱宾四先生》（1936）（200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编辑出版《李源澄著作集》四卷; 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诸子概论》、《经学通论》; 201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源澄儒学论集》）; 四川泸州人曹慕樊教授（1912～1993）的《庄子新义》、王利器教授的《道藏本道德真经指归提要》《中国哲学》（1980）等，都是“庄学”名作。更年轻还有成都文化名人冉云飞的《庄子我说》（2002）等。王叔岷偏好“庄学”，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
　　三、学术薪传
　　王叔岷的学术主要是围绕着“庄学”而展开，他自述其学术聚焦点，在于“首重以《庄》解《庄》，然后旁及相通之诸子百家，岷素习六朝、唐、宋各大家的诗。凡与《庄子》相通之作，随时征引”［5］83。例如他对“杂家”《刘子》的关注原因就是：“刘昼之文章，由古拙转入清秀，时亦有华糜之篇; 刘昼之思想，杂采诸子百家以入儒，复由儒而归心於道。《刘子》一书，可概见也。五十年（1961）秋，岷曾写《刘子集证》十卷（本所专刊之四十四）; 五十二年春，复撰《刘子集证补录》一篇（本所集刊第三十五本）; 今春为诸生讲习是书，续有创获，增订旧说，撰写《集证续补》。”［10］其《吕氏春秋校补》（1948）除了“杂家”和“近庄”特色外，大约也有着“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的蜀学背景作用。还如“庄子之学，荀卿已受其影响，荀子一书，略可探索。吕氏春秋、韩非子中之陈言、故实，亦往往出自庄子……淮南王刘安与其宾客所著之淮南内二十一篇，袭用及发明庄子之文意甚多。……次则贾谊之弔屈原文，亦深会庄子之旨”［6］85。他对陶渊明诗歌的偏爱，“陶诗多用庄典”也是重要一个原因，“陶公之诗，其佳胜处，达至忘我、外生死之境。受庄子影响至深”［6］111。所以对道家思想的研究，进而推及为《陶渊明诗笺证稿》; 而蜀中仙道文化氛围，又导引他的《列仙传校笺》问世，当然也有“盖庄子早期作品，论及‘坐忘’之最高修养，亦杂入神仙”［6］63等原因。
　　巴蜀地区“俗好老庄”的民俗风习，可以从王叔岷引证司马谈的“论道家要指”去理解：“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11］15。庄子之学，应该是庄周、严君平、扬雄这三人学术思想的融会表达。庄子与成都人严君平（庄遵）的形象常常发生重叠，一方面是《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第四十二》卷 72 所说“蜀有严君平，……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 另一方面则如《老子指归序》开首就是“庄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变化所由，道德为母”，这里的“庄子曰”翻译过来就是“君平先生说”严君平的学生扬雄在《法言·问明》亦称“蜀庄之才之珍也。……吾珍庄也”。《华阳国志·先贤仕女总赞》刘琳注曰：“《四库提要》谓此书为后人伪造，然其经文往往与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及其他古书所征引的《老子》古本相合，应是魏晋前古本，即庄遵所著。书中屡称‘庄子曰’即庄遵本人，非庄周”［12］703。“庄子一书之意蕴，循环无端，最难了解，然亦不难了解。性情与庄子近，则展卷一读，如获我心; 性情与庄子不近，虽诵之终身，亦扞格不入”［6］1。
　　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叔岷，奔赴李庄“史语所”读研时，曾有“宿读李庄书，今向李庄行”诗句，就把自己喜爱阅读“李”（耳）、“庄”（周）等道家哲学等学术兴趣，与宜宾李庄古镇的地名巧妙地联系起来。所幸的是，经过一番师生辩难对话，导师傅斯年认可了其学术兴趣方向为“庄子研究”，这种因材施教的指导方式，使王淑岷已有的蜀学积淀和学术兴趣得以继续。
　　人类以及人类的活动等等，都是一种特定空间的存在与显现方式。每一个个体人的文化创造方式，都必然受到其所在空间的诸种因素制约影响。王叔岷的代表性学术成就，是对庄子的研究。这也是巴蜀学术的传统聚焦对象及治学方法，即所谓：“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13］; 中国文化大一统形成的汉代，严君平的《老子指归》对中国道家学说发扬光大的意义，“青城道士”杜光庭对道教的哲学理论、思想源流、修道方法、斋蘸科仪、神仙信仰等系统而全面的整理，成为唐宋时期道教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并对蜀中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代四川安岳县人（据宋人李宗谔《普州图经》、明代王象之《舆地纪胜》之说）陈抟，其《指玄篇》《无极图》等著述，已是历来公认的道家经典之作。
　　四、道法自然
　　1948年，为了学术，王叔岷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台，与父母、长子骨肉分离，作为一个骨子深处奉行“安土重迁”价值观的中国人，漂流孤岛的“离乡背井”痛苦感受，可以想象。即使在 1948年，他在南京发表论文，就有“客寓金陵”落款; 晚年回乡时“偕璎女飞往成都家乡，机中皆四川人，闻家乡口音，甚感亲切。”［5］176又如 1950年，傅斯年去世，王叔岷有诗悼乃师曰：“十年亲炙副心期，孤岛弦歌未忍离。点检缥缃余恸在，千秋风义忆吾师！”［5］87其中“孤岛”一词，正是身在台湾而回眸故乡凄苦感受的一个意象表达。1951年的《元旦思亲》诗，再次出现“孤岛”意象，即“孤岛春回动客情，茫茫沧海隔归程。但将一掬思亲泪，洒向东风祷太平！”又如他对其号“慕庐”所含思乡之情的解释：“我 50 岁时，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久离家国，思慕父母之心甚切，因名所居为‘慕庐’，且以为号”［14］27。在张晓邦编《图龙集》第 4 辑第 8 卷“海峡诗声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开篇就是王叔岷 22 首诗作，其中的《红豆》：“一钩残月忆当时，忽听乡音话别离。柳絮沾泥飞不起.漫将红豆寄相思”，以及《报春》“流年逝水倦游身，万里家山入梦频。数点嫩红红欲滴，杜鹃已报雨中春”，故土之情与巴蜀意象，跃然纸上。可以说真正地实现着“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老子《道德经·第 25》）王叔岷肯定司马迁评价庄子“自恣以适己”和“要亦归之自然”，更认为“空灵超脱”和“庄子思想言说之指归，皆合乎自然”［6］103才是了解庄子的关键。“自然”作为一种人生最高境界的表征，成为中国历代文学生命意识传达的一个鲜亮表象。王叔岷80 高龄时在其诗作《愚鲁》中，自谓“不佞佛，不羡仙，惟爱庄周无系牵。奈何展读列仙传，犹自辛勤作校笺。……花开落，节变迁，时亦摇情赋诗篇”。我们还应认识到王叔岷学术研究的更重要价值。作为悬置于离祖国大陆 130 公里外的孤岛，原住民各种族以各具特色的民俗风习形成缤纷多姿的亚文化（缺齿、纹身、口琴、卉服、织贝、腰机纺织、贯头衣、亲族外婚、父子连名、灵魂崇拜、室内葬等）; 自16 世纪中叶以降，台湾先后沦为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史称“荷、西殖民时期”（1624 － 1662），1630年荷兰人在安平构筑热兰遮堡（台湾城），1650年又在台南构筑普罗文查堡（台南市），1624 西班牙在鸡笼屿（和平岛）登陆修筑圣救主城（基隆城）等，从宗教与商贸等途径，为台湾注入了一些西方文化元素;1895年始，台湾经历了长达 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日本“内地延长主义”政策和“皇民化”的强制措施，台湾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据 1945年台湾光复时赴台接收的人士回忆：台湾满街都是日式店招，日本音乐充盈于耳，到处是身穿和服脚踩木屐的人; 一些台湾人习惯地把日本人视为“内地人”而认同台湾的日本“外省”地位［15］; 到了 1960年代，美国文化又大举进入台湾; 而另一方面，作为长期孤悬海外的“化外之地”，台湾在接受国家正统主流文化方面，有着明显滞后。台湾原住民各种族、以及明清开始的大陆汉族移民，虽然保留着许多亚文化或者次文化形态，但整体而言，中国正统精英文化氛围是微弱的。如鸡笼（基隆）、打狗（高雄）、猪猡（嘉义）、淡水、葛玛兰（宜兰）、竹堑（新竹）、桃园、花莲等地名，以及“琉球”和葡萄牙称谓“福尔摩沙”（Formosa）等，这些都与中国内地的地名更富于文化内涵形成巨大差异。又如，有清一代，台湾没有产生过一位状元。从日据时期“台湾帝国大学”改造而来的台湾大学，在现代“史料学派”泰斗傅斯年的执掌下，成为台湾地区认同与张扬中国正统精英文化的核心基地。台湾地区自 1940年代末开始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回归，最重要的措施是从中国文化思想源头锲入。这就是国民政府首任台湾省长陈仪的事先规划：“在教育上须一扫奴化主义，是台湾同胞恢复其固有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并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注重于文史教育的实行与普及”［16］。而先秦诸子学说中，最富于文学感染力以及最具有“活泼泼”生命意蕴的，则是庄子。寓台学者王叔岷关于庄子的研究与“庄学”的弘扬，对缝合台湾游离祖国 50年的文化断裂，唤醒台湾地区的华夏文化集体记忆以及中国文化重构，对中华文化向心力的增强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尤为难得的是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刘文典等留在大陆的学术泰斗日渐沉寂之际，其学生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王叔岷等，却在台港地区，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王叔岷远避庙堂的学术生涯、以“曳尾涂中”与“一啄一饮”（庄子语）的执著研究，成为现代蜀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薪尽火传”的一个可贵案例。其在受“欧风美雨”强烈冲击的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海外华人文化圈受到热切关注，正是老庄道家的“真人”、“真性”、“无待”、“独化”学说，以及“个体性”人生价值观，还有对“至人”的最高境界和生命终极目标的追求等，可以救治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桎梏生命活力的弊病。《庄子》的“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思想，对今天的环境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1］朱爱君.刘再复教授访谈［EB/OL］. http://wenku.baidu.com/view/1f11dc563c1ec5da50e27019.html
　　［2］林紫贵.重建台湾文化［M］.台湾文化（创刊号），1946
　　［3］白先勇.白先勇自选集·散文杂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4］百度百科“王利器”条［EB/OL］. http://baike.baidu.com/link? url = zcKbYCL22XvWs6j2HtbrA － pO0 － Pwino －2H0Xp8e1XyVUJith4EiT9×75r9o － 45IU
　　［5］王叔岷.王叔岷回忆录·慕庐忆往［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王叔岷.庄学管窥［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郭沫若.鲁迅与庄子［J］.中苏文化（第 8 卷第 3、4 期），1941
　　［8］唐端正.唐君毅全集·年谱（卷廿九）［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9］郭齐勇.史慧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萧萐父教授学述［C］.萧汉明，郭齐勇编.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10］王叔岷.刘子集证续补［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期），1968
　　［11］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晋.常璩.华阳国志［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13］唐.李延寿.北史·泉仚传（卷 66 列传第 54）［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王叔岷.慕庐述学［C］.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5］十月影视有限公司纪录片.打拼──台湾人的历史［DB/O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yMTgzOTMy.html
　　［16］陈仪.台湾前途的展望［J］.东南海（第 1 卷），1944，（6）

⊙　作者简介
　　邓经武（1955～），男，四川成都人，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传媒职业学院教授，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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