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发令枪已经响起──开年经济观察

源自：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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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领袖 | 秦朔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农历新春一开工，各地纷纷打响了奋进催征、全力拼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发令枪。
　　深圳一家大型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我，大年初七（1月27日）在广州举行的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省委书记做报告时，会场里没有人看手机，被很多话触动。如：广东经济的“危”源自高质量发展不足；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如果广东是慢步或者原地踏步，不敢迎难而上，不愿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我们心里应当感到不安。
　　同日，上海举行了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一家金融机构负责人说，他印象最深的三句话是：把市场化作为鲜明主线，把法治化作为基础保障，把国际化作为重要标准。
　　上海市委领导最近提出，出台监管政策，应该听取企业意见，从企业角度评判监管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监管应以企业为本位而非部门为本位，不能跑偏。“场景监管，一定是围绕着企业主体，不同部门一起监管。”而不是针对同一类企业，不同部门各自出监管手册，或者不同的“大盖帽”一波一波到企业检查。
　　我在浙江桐乡听一位企业家讲，1月27日下午他参加了全市三级干部大会暨经济稳进提质“七大工程”动员大会，作为十位“双十佳”企业代表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十人全是民企，而多位副市长坐在他们后排。
　　同一天在不同地方开的会，广东体现的是市场主体的发展方向，上海体现的是市场主体的营商环境，桐乡体现的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这种对市场主体的尊重、激发、鼓舞，“书记带头抓经济”的氛围，正在全国蔓延。
　　近来我也做了一些调研和交流，和大家汇报一下。

复苏面与积极面
　　当下感受最直接、最明显的是服务消费的复苏，如出行、餐饮、酒旅、观影等等。很多朋友春节驾车出游，堵的时间之长远超预想。不少服务业数据已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七七八八。有的热门旅游地如三亚，有朋友说“有的酒店今年赚的钱已经是过去三年赚的钱”。的确有“光风转蕙百余里，暖雾驱云扑天地”之感。
　　上海一家全国性物流公司负责人说，最近他们仓库的出租率超过100%，装不下了。疫情三年，主要客户租用仓库的时间大致从3年下降到1.4年，而去年12月以来客户又开始谈更长的租期。产业信心在复苏。长三角、珠三角的冷链物流一直畅旺，但也有不少地方的需求一直上不来。不同地方的差异很大。
　　近日美国继续加大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抑制。我从熟悉科创板的专业人士处得知，科创板开板三年多来，已有500家科创企业上市，IPO融资额占同期境内A股市场首发融资额的40%以上，约97%的企业在上市前获得创投机构投资，平均每家获投约9.3亿元。
　　科创板公司近三年研发支出年化增长率达29%，年均研发投入强度约13%，平均每家公司拥有发明专利120项。超六成科创板公司的创始团队为科学家、工程师等科研人才或行业专家，近四成公司实控人兼任核心技术人员，实控人拥有博士学历的公司超过120家。271家科创板公司上市后推出了357单股权激励计划，覆盖员工超7万人。
　　“即使不谈使命与责任，就是为了自己的财富，他们也会拼命干，科创板从机制上对奋斗做了‘锁定’。科创板有不少‘海归’创业者，他们说，越是封堵中国，他们越要把封的地方冲破，堵的地方捅开。”
　　中国科创产业已经建立了一个“产学研+募投管退”的闭环机制，正向循环，为参与和赢得全球科创竞争打下了制度基础。
　　为了解民企情况，我找了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公司创始人华杉，上市公司行动教育创始人李践，他们服务的都是民企，都在充分竞争领域。他们对民企竞争力和发展潜力都持乐观态度。
　　华与华的客户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2万多家店，国外有1000多家，截至2022年3月末，在越南累计开设249家门店（略微亏损），在印尼共有317家门店（已经盈利）。蜜雪冰城最近在日本东京潮流商业街──表参道开出了首店，早几年则在韩国首尔开店。现在韩国的头部珍珠奶茶品牌“贡茶”也是从中国出海的，在韩国已经开了700多家门店。
　　“美国的汉堡包可以走遍世界，中国味道为什么一定不行呢？也许只是需要时间。”华杉说。
　　李践认为，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是人，而不是外部环境。“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创造精神，中小企业生生不息的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者精神，这才是中国经济真正不可抗拒的力量。就算环境好，如果不奋斗了，吃空花净也是很快的事。过去很多行业门槛低，容易上手，一些投资有盲目性，现在吃了苦头，但透过企业的此起彼伏、强弱转化，背后那种源自民族文化的奋斗精神依然旺盛。”

待复苏的与待解决的
　　服务消费复苏非常明显，整个经济的恢复态势也已明确。
　　不过我也了解到，有的地方政府原本希望一季度快速实现开门红（如同比增长5%以上），但到企业摸底后发现并不乐观。“情况可能是，一季度增长仍受拖累，二季度环比明显增长。”
　　过去三年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有些外伤容易治，有些产业则是内伤，要慢慢疗，没有速效救心丸。最具连带性的拖累因素还是房地产。
　　听一家钢铁企业总经理说，他们生产的不锈钢，2022年1月每吨价格2万元，年底跌到1.6万元。整个行业都非常辛苦。像太钢不锈（000825.SZ）去年一季度利润还有12.72亿，三季度已经亏损近10亿，根据预告，其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1.65亿元，同比下降97.39%~97.94%。鞍钢股份（000898.SZ）预计2022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滑97.76%。
　　钢铁业目前还是全行业亏损。为何如此惨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不景气导致需求低迷。从上市头部钢企的公告可知，公司都已采取了各类降本增效措施，但在行业大趋势面前，无能为力。
　　居民整体消费信心真要起来，也不容易。以纱线、面料等纺织类产品（“穿”）的上游涤纶长丝来说，几家主要相关上市公司业绩都大滑坡。恒力石化（600346.SH）预计202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83.26%至85.83%，如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则下降91.10%至93.86%；桐昆股份（601233.SH）预计利润同比降幅94.27%至95.91%；新凤鸣（603225.SH）预亏1.5~2.3亿，而上年盈利22.5亿。这些企业都提到上游成本上升、终端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普遍存在开工率不足的现象。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不久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讲话时表示，房地产在中国是重要的支柱产业。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60%。这一“456”特征说明，房地产不稳，中国经济难稳，因为受影响的行业和群体实在太多了。
　　我和很多朋友交流房地产问题，有人说，“神仙也解决不了”。
　　有人主张“稳行业就要救房企”，有人则说容易造成道德风险。
　　有人主张政府出手购买存量房作为安居房和保障房，有人说前几年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就加剧了过剩，政府不应再出手；
　　有人说房地产已经大大过剩，因为按住建部数据，2020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到38.6平方米，超过欧洲水平，有人说欧洲统计的是室内面积，中国如果还原成室内面积不到30平方米，且早些年的无电梯房还有不少，更新改善需求依然存在；
　　有人说房地产已大量空置，不能再刺激，有人说人口流出地区是大量空置，但人口流入地区依然存在相当空间，政府要在保障房方面多出力，商品房则应放开购买；
　　有人说房地产已开始复苏，不必担忧了，有人说很多都是数字游戏，例如房地产百强企业去年销售额下降40%，怎么可能全行业只是下降20%多？
　　有人说房价决不能再涨，有人说房价一直跌伤害更大，还有人说，行业主管部门不要只盯着房价调整，却不顾房地产和整个城市、经济、规划、土地供给之间的关系，等行业不行了又归因是“疫情所致”……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有道理，谁都难处理。这就是房地产的情况。
　　所以说，浅表的复苏易，解决深层次的问题难。注定费周折。对复苏不能抱着过于乐观和急切的态度。
　　我听有长租公寓开发者说，很多客户的租约是半年到9个月，很短，说明现在找工作，能安顿好，稳定下来，并不容易。这也间接说明，整个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确定性都有待提高。好比烧水，现在刚开始冒点热气，离烧开还远。
　　类似房地产这样的大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地方债务负担和民间三角债。
　　有人主张中央政府发行长期低息特别国债，置换地方政府的高息债，助地方轻装上阵；主张中央政府先注入一笔资金，助力打开整个“债务链”，即向部分企业/机构注入资金，得到资金的企业/机构再偿还自己的债务，让整个链条循环起来。中央政府承担的只是作为“第一推动力”的最初资金，相当于“一块钱结清几块钱”。
　　但也有人担心，旧债解决后再添新债，一块钱不仅没结清几块钱的债，反而又增加了几块钱的债。因为拿到钱的企业/机构可能不去偿还资金，而干别的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必须贯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谁投资谁出钱谁负责，不行就倒闭出清。
　　前面的人又说，不大力度解决三角债、多角债，“耗死”的是很多本来无辜的企业，他们并非没有经营能力，只是应收账款收不到，堵在这里。所以要通过一笔增量资金先推动起来。至于钱的用途，可以通过管理去解决。否则一直动不了，时间越拖越麻烦。
　　如何让市场主体的信心长治久安，也是大问题。我在2018年民企座谈会后曾撰文，再续民企史诗，短期看政策，中期看制度，长期看文化。这些年在信心的建立方面是有教训的，应该反思的。现在地方抓经济的力气很大，但因为地方财政困难，也有少数部门缠着企业“搞钱”，也是需要克服的。

中国经济如何重启？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深水区。现代经济史上，也没有过如此体量、又是发展中的超大经济体，能够实现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转型的先例。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也可能袭来。这注定了未来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始终需要韧性。韧性不只是一种意志品质，也是一种快速响应变化、动态调整的能力。
　　中国经济如何重启？最近专家学者也有不少争论。
　　有学者如赵燕菁教授提出，中国经济重启的关键在于债务，即维持债务的价值，扩张债务的规模；扩张债务并不是滥发钞票，而是要寻找和策划高收益项目，因为只有有收益的项目才能形成新增贷款。
　　对赵教授的观点，有曾任地方政府财经官员的专家指出，“提出扩大债务是当务之急，比说扩大内需更加缩小了目标，是有意义的。但中央兜底地方债，有可能救人者与落水者同时沉沦；扩债务的风险大于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如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双宽松；为制造债务需要寻找和策划高收益项目，但其实最难的就是寻找高收益项目，能找到就是天才。2008年四万亿很多投高铁，这是高社会收益而低会计效益的，这种项目现在也难找了。”
　　也有学者如赵建教授指出，债务在稳增长中非常重要，但债务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以主营业务收入和生产力的提高为信用基础发生的债务是“天使”；以抵押品价格的上涨为信用基础的债务扩张，存在一定脆弱性；以借新还旧的庞氏模式为信用基础形成的债务，则是纯粹的魔鬼。他主张，当前重启经济的关键是重启信用，如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挖掘真正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让资本市场成为重启信用的支撑，增加权益融资能降低杠杆率，就有了更多信用空间；此外就是恢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让价格稳定下来，尽快修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否则信用不仅不会新增，还会萎缩。
　　我个人的看法是，从宏观上，为了保证经济总体稳定，就要保持债务基本稳定，为此就要稳住房地产。这从逻辑上是成立的。我也一直认为负债率低的中央政府应该救助地方政府，不少地方的负债形成了公共资产，如产业环境和生态环境，有正外部性，但并不直接表现为现金流收入。三年疫情更加剧了地方困难，因此对地方债应有一定包容度。但从微观看，我认为资产负债表体现的是市场主体的资产增值能力与其债务价值及所有者权益加总后的均衡，“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所以如果市场主体的所有者权益上升，也能对改善资产负债表、有效扩张资产负债表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又降低了负债风险。我接触的一些优秀企业都高度重视负债率管理，甚至有一些不负债乃至财务成本为负。在商业不动产领域，港资发展商之所以比较稳定，也是因为负债率较低，而不少疯狂扩张负债的内地发展商则困难重重。
　　所以我的主要观点是，还是要回到供给侧，即如何通过改革，释放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助力市场主体通过生产性创新提升所有者权益，减少非市场化的资源错配带来的低效，以及对于投资/负债驱动、资产价格上升的长期双重依赖。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今年我在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了深化改革。唯有深化改革，才能创造出更好的制度保障，才能打开新的空间，才能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根本。

发令枪背后的意味到底是什么？
　　上海市领导最近提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共通的是通过改革最大程度减去不必出现的环节、打破不应出现的壁垒、消除不应存在的模糊地带，将一个公开、公正、清晰、高效、稳定的环境交给市场主体。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破除有悖于市场化逻辑的、不利于要素流通、不利于形成统一市场的隐性壁垒和模糊条款，“不能让‘看不见的管理’成为企业的绊脚石”。
　　我认为市场主体真正需要的，应该就是这样的环境，而不是靠“特惠”，或简单靠“大水漫灌”解套的环境。
　　前两天我和上海交通大学青年经济学家陆铭教授交流，我们不约而同谈到1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的集体学习中提到的“三有”概念，即：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用心体会的地方。一方面，中央充分意识到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性，也明白如何才能扩大消费；另一面，中央强调扩大需求，但有三个定语，消费需求前面是“有收入支撑”，投资需求前面是“有合理回报”，金融需求前面是“有本金和债务约束”。
　　可能有些朋友看过1月28日晚湖南卫视播出的2022湖南反腐警示录《忠诚与背叛》，落马的湘潭市委原书记曹炯芳出镜，他在任期间，大搞面子工程，大搞贪污腐败。他急于求成，大拆大建，盲目上马项目，完全不考虑项目是否惠及民生和投资效率。他提出将每条新建市政道路都打造成景观路、精品路、样板路，总投资617亿；他策动在湘潭火车站北部片区耗费巨资打造大型水景秀，投资13亿建设窑湾历史文化街区，最后成为半拉子工程。他任期内谋划的一馆五中心、昭山芙蓉路复线、杨梅洲大桥等等，均因各种问题半途而废。他要求下属平台公司全力举债，“只要你搞钱就是英雄”，导致湘潭市政府和平台公司的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在任5年多，湘潭被财政部列入一类预警地区。
　　如此极端的案例当然不多，但那种不考虑“有合理回报”“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需求大扩张却也不少。这和高质量发展是相背而行的。
　　所以，在中央到地方都打响了强经济、强信心、促发展的发令枪后，作为市场主体一定要全面仔细地体会，发令枪的意味究竟是什么。
　　我一直说，高质量发展是有约束的发展，是合宜发展。以资本市场为例，A股长期“退市难”，只能上不能退，这并不是好的发展。只有“应退尽退”，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才能得到发挥。近日，沪市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提示退市风险，*ST凯乐预计成为今年首个“1元退市股”。还有数家公司基本锁定退市，均存在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或者扰乱资本市场秩序等弊病。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起航，与资本市场“零容忍”，这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一枚硬币的两面。同理，自由与约束也应并行不悖。
　　最后小结几句：
　　中国经济的复苏是真实的，积极的，但还处于浅表的层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深层次压力依然在。对这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出台一些更有力度的政策，推动解决。
　　要有充分的信心，也要有坚强的韧性。不能不着急，但也不能太着急，尤其不能用一些不符合规律的做法“硬启动”，留下后患。
　　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让市场主体的主体性真正建立起来，新发展格局就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高质量发展也会更有希望。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