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川西高原的氐与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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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渝　
　　
　 一、川西高原氐羌的由来
　
　 氐、羌民族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商代就已屡见于史册。《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竹书纪年》：“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又载：“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又载：“是时（殷）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尚书·牧誓》西土八国有羌人。《逸周书·王会》：“氐、羌以鸾鸟。”都表明氐、羌为古老民族。
　
　 氐、羌同源异流，原居西北甘青高原，后分化为两族。羌，殷墟甲骨文屡见，其字从羊从人。《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是以畜牧业为主并营粗耕农业的民族。氐，《说文》释为“本也”，原为低、平之义。《逸周书·王会》孔晁注曰：“低地羌羌不同，故谓之羌，今谓之氐矣。”鱼豢《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又说“其嫁娶有似于羌”，“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氐、羌在语言、风俗上的相同处，正是两者同源之证。而氐人“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 驴、骡”，以农业为主，羌人则“地少五谷， 以产牧为业”。氐人“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羌人则是“其屋，织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两者的差异，又正是其异流的极好证据。综此可知，氐族其实就是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后由高地向低地发展并主要经营农业的族类。其初始分化年代，至少可上溯到商代。
　
　 一般认为，黄河上游湟水析（赐）支一带是上古时代西羌的分布中心， 此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载的“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的“羌地”。但西羌分布极其广阔，除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而外，还南及岷山之域，这也就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说：“赐支者， 《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所谓“蜀汉徼外蛮夷”，乃是指“在蜀之西”的岷山山区，“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不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与河湟赐支地区连为一体的。
　
　 从考古学观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今甘肃、青海有众多民族活动居息。甘肃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如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等，在广义上都同古羌人有一定关系。分布在河西地区山丹、民乐至酒泉、玉门一带的火烧沟类型文化，年代与夏代相当，可能是古羌族文化的一支。而相当于殷商时期的辛店文化，也与古羌人有关。在陇山之东西，则分布有相当于殷周时期的寺洼文化。它分两个类型。寺洼类型分布在洮河流域和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 年代早于西周。安国类型分布在甘肃的泾水、渭水、白龙江、西汉水诸流域，年代大致与西周同时。寺洼文化这两种类型，应即是古代氐族的文化遗存。它们西起洮河，东至白龙江、西汉水（嘉陵江上游），波及甘肃境内的泾水、渭水等域。这些地区， 正是文献所记“世居岐、陇以南， 汉川以西”， 以武都，阴平为中心的古氐人的分布区域。可证寺洼文化为氐人所遗。而氐人所居之区，较之古羌人所居的河曲以西、以北，地势相对说来既低且平，又多滨水，正与氐字本义相合。所谓低地之羌曰氐族，即由此而来。可见， 氐、羌分化， 在商代已是如此。
　
　 至于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均出陶双耳罐，则如上述氐、羌文化风俗的联系一样，是两者同源的反映。《吕氏春秋·义赏》：“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氐、羌均有火葬之俗。寺洼文化中火葬与土葬并存，不仅证实了文献的可靠性，同时再次证明了古代氐、羌在族源上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起源甚古的火葬之俗，直到战国秦汉时期仍在岷江上游氐人中流传。
　
　 20世纪40年代曾在岷江上游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石器，1964年进行勘察，加上2000年营盘山遗址的考古新
　 发现，新石器出土地点计有一百余处。石器多为扁长形，刃部富于变化，有长条石刀、石刮刀、斧、锛、凿等，以通体磨光、狭长平薄的斧为特征。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也有红陶和彩陶。器形多为平底，纹饰有绳纹、圆窝纹等。彩陶为红胎黑彩或黄胎黑彩，与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近，石兴邦先生认为是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
　
　 川西高原氐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这无论在文献还是考古资料中都有据可证。
　
　 川西高原近年发现大批石棺葬，广泛分布于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在大渡河流域也有发现。川西石棺葬起源甚早， 延续时间也很长。川西高原石棺葬的族属，总的说来应是氐、羌系统的文化遗存。
　
　 从石棺葬的起源看，近年考古说明，最早出现在西北高原。1975年在甘肃景泰县张家台墓地发现的22座半山类型墓葬中，既有木棺墓，也有石棺墓，以石棺墓为主。
　 半山类型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2000年，相当于五帝时代之末和夏代之初的纪年范围，早于川西高原石棺葬。石棺葬于夏商时代出现在川西高原，说明氐羌系统的
　 民族中，有一部分在此期间已进入川境，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春秋战国时代。但由于氐、羌同源异流，文化、风俗上异同并存，加以早期活动地域相近，很难区分彼此，因而西北石棺葬就很难划分具体族属。从景泰张家台石棺葬所揭示出来的情形看，无论是氐还是羌，都应有石棺葬传统，此外也还有土葬、火葬等传统，不可非此即彼，一概而论。由此出发，川西高原石棺葬属氐属羌，也不能一概而论。综合多方面资料，大体说来，岷江上游石棺葬应是氐人的文化遗存，雅砻江、金沙江和大渡河流域的石棺葬，则应是羌人的文化遗存。
　
　 在岷江上游汶、理、茂地区，当地羌族称石棺葬为“戈基嘎布”，意为“戈基人的墓”。在羌族端公（巫师）唱词和民间口头相传的《羌戈大战》长篇叙事诗中，戈基人是在羌族南下与之激战后被赶走的一个民族，先于羌人在岷江上游定居。既然不是羌族墓葬，就只可能是氐族墓葬了。戈基人即是氐人。文献方面，《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建木，《淮南子·地形》谓“建木在都广”，《山海经·海内经》记有“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都广之野以西，正是岷江上游之地。《汉书·地理志》记载秦在蜀西设湔氐道，湔氐道即是因氐人聚居而置。可见建木以西的氐人，恰恰是在岷江上游之地。所谓“建木西”，也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氐族冉駹“在蜀之西”相合。又，《大戴礼记·帝系》说“青阳降居汦水”，《史记·五帝本纪》作“江水”， 古以岷江为长江正源，可知此汦水指岷江，表明也与氐族有关。综此诸证，先秦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应是氐族的文化遗存。
　
　 大渡河、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的石棺葬，则应与古代羌族有关。据《水经·青衣水注》：“县故青衣羌国也。”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古为羌族地，有莋、徙等族，故其石棺葬应与青衣羌、牦牛羌等有关。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也是古羌人居地。从巴塘扎金顶墓葬年代在公元前 1285年即商代后期来看，羌人早在商代就已入川，其南下路线当沿金沙江、雅砻江河谷而行。
　

　 二、川西高原的氐羌族群
　
　 先秦川西高原的氐羌族群，主要有冉、駹、白马氐、徙、筰都、和夷、丹、犁、白狼、槃木、唐菆，以及三河、槃于虏等，他们长期在川西高原劳动、生息和发展， 成为川西地区的最主要民族。
　
　 １、冉、駹
　
　 冉、駹分布在岷江上游，《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
　
　 冉駹夷者， 武帝所开。元鼎六年， 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 夷人以立郡赋重， 宣帝乃省并蜀郡， 为北部都尉。
　
　 其活动中心，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和理县一带。
　
　 冉、駹原为两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朝冉从駹，定莋存邛”，《史记·大宛列传》：“乃令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 出邛、僰”，均分而言之。冉、駹得名，与冉山和駹水有关。冉得名于冉山，唐于茂州都督府下设有冉州冉山县，可知冉山在茂。駹得名于駹水，《续汉书·郡国志》“蜀郡汶江道”下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说：“涉水，駹水出焉”。汉汶江道在今茂县治北，可知駹水亦在茂， 可能即是黑水，一曰湔水支流。
　
　 冉、駹都是氐族。《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邛笼即《先蜀记》所载蚕丛氏所居的石室。冉駹二字，古音与蚕丛相近，为同音异写。蚕丛为氐，冉、駹必然也是氐族。《魏略·西戎传》记载氐族中有“蚺氐”，又说“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故字从虫。说明冉、駹为氐族。汉初所设湔氐道，在今汶川一带， “氐之所居，故曰氐道”。这些都是冉、駹为氐族的确切证据。
　
　 从民族学观察，岷江上游羌族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史诗《羌戈大战》，记述羌族未到岷江上游之前，当地原住民是戈基人，其居处以“日补坝”为中心，日补坝在今茂县大坝。日补二字为冉駹的同音异写，今马尔康尚有“日布乡”，金川有“日旁梁子”。日布、日旁与日补音近相通，词根相一，均为冉、駹地名的西移。理县桃坪乡羌族巫师唱经中说：“戈基人供神马头龙，马王神主能上天”。《山海经·中次九经》则载：“凡岷山之首，自女儿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 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马头龙或马身龙首的神，据传是駹的形象，与羌族巫师所传唱的戈基人之马工神一致。戈基人既是氐族，那么冉，駹为氐也就毫无疑问了。
　
　 从文化上看，《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冉、駹“其王侯颇知文书”，《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南史·武兴国传》也载氐人“知书疏”，而《北史·宕昌羌传》和《党项传》则均言羌“无文字”。由此亦知冉、駹并为氐族。
　
　 考古学上，岷江上游石棺葬为氐人墓葬，实即冉、駹的文化遗存。
　
　 冉、駹的社会经济属于半农半牧的复合型经济。农业占有较大比重，其所种植的黍稷类栽培作物，近年考古发掘中颇多出土。畜牧业以牦牛、马、羊为主，尤出名马，同时还富产石盐。
　
　 冉、駹从古代起就有季节性南流北返的传统。《华阳
　 国志·蜀志》说汶山郡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 夏则避暑返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白石子也。”作氐，即是入蜀为庸、劳作自食的氐人，白石子则指崇奉白石的羌人。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着犊鼻裤的跪坐人像来看， 当即从冉、駹入蜀为庸的氐人。看来，羌人入蜀为庸之俗，也是从氐人传承而来。
　
　 从岷江上游冉、駹石棺葬的考古年代和文化面貌看，夏商时代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末叶，商周之际初步进入青铜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青铜文化有较大发展，战国晚期以
　 后进入铁器时代。
　
　 冉、駹的部落组织在商周之际仍然继续存在。《后汉书·冉駹夷传》说其俗“贵妇人，党母族”，与考古发现的早期石棺葬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的现象相吻合，说明其血缘纽带长期存在，对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阻滞作用。
　
　 ２、白马氏与白马羌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白马即指白马氐，先秦时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地区北部与甘肃南部武都之间的白龙江流域。至汉代，上述白马氐之地多见羌人活动，称为“白马羌”，表明羌族中的一
　 支已迁入其地，而因白马之号。这支羌人，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说“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的白马羌。白马羌的分布，除今绵阳地区北部外，也向西延展到松潘。也有学者认为武都的白马羌实为参狼种，只有蜀郡西北的才是白马羌。
　
　 ３、徙、筰都
　
　 徙，音斯，又作斯、斯榆、斯臾、斯都。《史记·西南夷列传》：
　
　 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
　
　 《集解》引徐广曰：“徙在汉嘉。”此汉嘉指今四川雅安地区天全县。《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邛都县”下记有“又有四部斯臾”。可见汉代居住在今四川凉山州西昌一带的徙人，原来是从天全迁徙而来的。
　
　 徙人是羌族的一支。《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属国”下载：“汉嘉，故青衣。”《水经·青衣水注》载：“青衣）县，故青（衣羌国也。”《华阳国志·蜀志》说汉初吕后时“开青衣”，即包括徙在内。同书又说武帝天汉四年于故沈黎郡置两部都尉， “一治牦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徙属外羌之列，应为牦牛种青衣羌。
　
　 筰都，筰字或作筰、笮。《后汉书·莋都夷传》记载：
　
　 筰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
　
　 沈黎郡所在，《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均未载。《华阳国志，蜀志》说：“元鼎六年……蜀郡笮都为沈黎郡……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牦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后汉书·莋都夷传》亦载：“至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安帝延光二年改为蜀郡属国，灵帝时改为汉嘉郡。可见，此汉嘉郡辖境大致上就是沈黎郡辖境，基本无变迁。
　
　 其境地域范围， 据《续汉书·郡国志》载， 汉嘉郡（今雅安地区）辖有汉嘉（今四川芦山县）、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徙（今四川天全县）、旄牛（今四川汉源清溪镇）四县。汉嘉为青衣羌国； 严道， 据考古发掘，春秋时为蜀人所居， 战国时则
　 形成蜀人、秦人及楚人错居之局， 文献记载则有邛人，总之均与羌无关； 徙即徙都， 此三县均无筰都立足之处。因此， 只有牦牛一地为筰都所居。由此可见， 秦汉以前筰都分布在今四川汉源。
　
　 据《华阳国志·蜀志》， 汉武帝元鼎六年所置沈黎、汶山、越巂、武都四郡， “合置二十余县。”《汉书·地理志》所载此地域范围内的县数， 除去因郡境变化归属不同从而重复的县， 以及后来设置的县数， 共二十余县， 基本上与《华阳国志》合。根据史籍的记述来看， 战国以至汉初， 筰都仅分布在今汉源大渡河南北， 汉武帝末叶以后才逐渐南迁至雅砻江今凉山州西南地区。近年在四川凉山州盐源县所发掘的西汉时期的青铜文化墓葬，当是筰都的文化遗存。
　
　 筰都的北界，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邛崃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也。”此邛崃山为今大相岭，以东北为邛，以西南为笮。可见，筰都北界不能逾越大相岭。
　
　 筰都以南，本为邛都分布之地，汉初以前筰都南界当不过今凉山州之越西。《汉书·地理志》“越巂郡”属县中之定莋（今盐源县）、莋秦（今盐源县境）、大莋（今盐边县）等三莋，应是汉武帝以后莋都南迁所居之地。
　
　 筰居汉源，在先秦时已如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设为郡县，汉兴而罢。”既然秦代已在筰都设县，则筰都的始见年代必在先秦时代。又，“邛、筰、冉、駹者近蜀”，是由南而北记述，说明筰在邛之北，这正是先秦、秦代以至汉武帝时的格局。
　
　 筰都南迁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天汉四年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以“西部筰都为沈黎郡”，即以筰都为沈黎郡郡治。但自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都尉，而两都尉分驻牦牛和青衣后，筰都县即不再见于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和帝以前，蜀郡已无筰都县。至安帝延光二年改蜀郡西部都尉为蜀郡属国，辖四县，也无筰名。可见，在武帝天汉四年，筰都县随同罢置。其原因，完全可能与筰都南迁有关。
　
　 筰都是牦牛羌的一支，当是牦牛种之白狗羌。《后汉书·莋都夷传》说：“其人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即与岷江上游的“阿巴白构”有关，而阿巴白构正是白狗羌。《史记·大宛列传》正义说：“筰，白狗羌也。”确切说明筰都是白狗羌，应是岷江上游白狗羌南下的一支。
　
　 筰都从事畜牧与农耕相结合的复合型经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即这种农牧结合的经济类型。筰都出名马，是巴蜀商贾经营的主要商品种类。定筰之地还出盐，见载于《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蜀志》等史册， 所产大多为池盐。
　

　 ４、和夷、丹、犁
　
　 和夷见于《尚书·禹贡》：“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底，致也。和夷，据《水经·桓水注》引郑康成曰：“和夷，水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曰桓，《地理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桓水，《禹贡》云：“西倾因桓是来”。马融曰：“治西倾山，因桓水是来，言无他道也。” 以桓为水名。西倾山的桓水，为今白龙江，东南流至甘肃文县东与白水江合，再东南流注嘉陵江。至于岷江称桓，则不是指岷江正流，因岷江正流从不称桓，而应指其下游的支流大渡河。大渡河古称“渽水”，“出缴外，南至南安，东入江（按指岷江）”，《说文》和《水经·江水注》作“涐水”。涐、和音近相通，和读桓，故知涐水即桓水。宋毛晃《禹贡指南》注曰：“和夷， 西南夷也。”清胡渭《禹贡锥指》注称：“和夷，涐水南之夷也。”由此可见，和夷是先秦时期分布在今大渡河以南的族类。由于先秦大渡河以西、以南族类以羌族为多，故和夷的族源，当与羌族有关。
　
　 丹、犁为两族。《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四年，“丹、犁臣蜀”，秦武王元年“伐义渠、丹、犁”。丹、犁，《正义》曰：“二戎号也， 臣伏于蜀……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战国时蜀、滇国，唐初置犁州、丹州也。”唐姚州治今云南姚安北，辖姚安、大姚等地，应是丹、犁南迁所至。战国时丹、犁则在汉之沈犁郡内。沈，读为丹，犁、黎形近音通。沈犁郡之名，即来源于丹、犁二戎。沈犁郡大多为羌族，看来丹、犁也都是羌族的分支。他们南迁至云南，年代和方向都与羌族的南迁一致。
　
　 ５、白狼、槃木、唐菆
　
　 在岷山以西的雅砻江、金沙江流域，分布有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个羌族群落。《后汉书·莋都夷传》记载：
　
　 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
　 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称为臣仆。辅（益州刺史朱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歧道……”
　
　 从白狼，槃木、唐菆诸部居于汶山郡以西，以及他们与成都平原的交通要经由邛崃山（大相岭）等情况判断， 这些部落多分布在今四川甘孜州东南部。
　
　 上述百余国见诸文献虽为汉世，但上面引文所说“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却表明早在汉以前，他们就已成为当地的土著。在这些地区内，近年来发掘了不少石棺葬，如炉霍甲洛甲妥、雅江呷拉、巴塘扎金顶等，均与古代羌族有关，应即白狼、槃木、唐菆等部的文化遗存。其年代，从商代晚期、商周之际到战国晚期者，均有发现，确切表明以此三部为首的百余羌部早在商代业已居此。到东汉明帝永平中， 他们对汉王朝“慕化归义”时， 已在今甘孜州境内世代相承， 生活了一千余年。
　
　 ６、三河、槃于虏
　
　 《后汉书·冉駹传》记载：
　
　 （汶山）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
　
　 黄石、北地、卢水胡，分布在今甘肃平凉、陕西富平和
　 青海西宁以西。甘、青之南， 岷山之西，而又距冉拢不很远的地区，主要指今阿坝州北部和甘孜州北部，这一大片区域即为三河、槃于虏的活动驰骋之地，
　
　 三河、槃于虏为史册所不详。据《华阳国志·蜀志》“汶山郡”下记载：“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六夷，当即《资治通鉴》卷八九胡三省所注释的“盖胡、羯、鲜卑、氐、羌、巴蛮， 或曰乌丸，非巴蛮也”。羌胡，当即黄石、北地、卢水胡。白兰峒当即蜯虫同羌。九种之戎，当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说无弋援剑后代“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羌虏则当是三河、槃于虏之类。说明三河、槃于虏是羌人的分支。他们居于白狼、槃木、唐菆等羌部之北， 晚于后者进入四川西北。虽其见诸史册已是魏晋之际， 然而也应如同白狼诸羌一样，早在先秦即已进入川境， 其年代有可能在秦献公以后至战国时期。
　
　
　
　 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