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实践

  : 中国民族报

---

　　6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西藏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了历史飞跃。65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幸福的新西藏。
　　3月28日，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实践”为主题，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探讨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和启示，总结西藏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与经验，共议新时代西藏故事的国际化传播。本报特摘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编者

24040149.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24-4-2 12:41

文件大小: 57.63 KB

下载次数: 2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3月27日，西藏山南市扎囊县举行以“忆苦思甜感党恩 砥砺奋进谱新篇”为主题的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系列活动暨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果谐比赛。次仁龙布摄
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与当代启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云
　　今年3月28日是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的日子，也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15周年的日子，很值得追忆和纪念。民主改革在近代西藏地方历史上树起一座彪炳史册的丰碑，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推翻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在西藏地方完成了中国革命的又一大任务，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千年跨越。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是1951年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在西藏地方驱除帝国主义势力之后，较短时间内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又一大任务。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西藏各族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到1960年底，西藏成立了1009个乡级政权、283个区级政权，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建立了人民政权。全体人民均能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寺庙民主管理。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确立，实现了社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西藏地方迎来一个崭新的历史纪元。
　　粉碎了帝国主义势力再度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图谋，铲除了分裂主义赖以存在的土壤。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并通过“西姆拉会议”和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制造了所谓“西藏问题”，还在西藏地方培植为其豢养的分裂势力。西藏和平解放首要的任务就是驱除帝国主义势力，但是，妄图插手中国西藏地方事务的帝国主义并不死心，英国之后，美国又成为利用“西藏问题”分裂中国的主角。他们试图分裂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甚至直接投送武器，训练反动武装，在西藏制造动乱，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不得人心的叛乱活动很快就被平息，帝国主义长期培植的分裂势力被清理，西藏有了一个良好的稳定和发展基础。
　　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在世界废奴史、人权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旧西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几乎没有财产，也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1959年的民主改革让世代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获得了做人的尊严，享受到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1959年7月17日通过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明确指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和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在民主改革当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这是西藏地方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在世界废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主改革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分得了土地、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并享有自己生产劳动的成果，爆发出空前的生产热情和创造活力。他们通过扫盲识字学文化，提高能力、增强本领，越来越多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或者成为科技能手，带动了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65年前的民主改革，对当前搞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是不忘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功绩，继承先辈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扎实巩固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成果，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指引下，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更加伟大成就。
　　二是广泛发动群众，构筑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达赖集团分裂势力长期以来试图歪曲1959年的民主改革，总是幻想着依靠美西方反华势力，回到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时代继续作威作福，甚至把它描绘成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今天我们纪念1959年的民主改革，就是让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持清醒头脑，站稳政治立场，时刻准备着打赢一场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人民战争，保卫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三是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断增强西藏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西藏民主改革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铺平了道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四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深刻领会党中央重大决策的精神实质，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纪念民主改革，就是要发扬斗争精神，扎实苦干，勇于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从编写《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说起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研究员 格勒
　　198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就协调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组织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课题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我的任务是协助当时的总干事多杰才旦组织协调三方的合作并参与其中一章的写作。经过三方科研骨干的多年努力，最后形成700多页的学术巨著，先后出版两次。可以说，这部大著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阐述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学术研究成果。
　　为什么要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就把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作为重点课题？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回答。《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前言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原因，在开篇就直接提出：“在1959～1960年的民主改革运动中，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被百万农奴彻底摧毁。从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成为历史的陈迹，一去不返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知历史何以知未来。西藏民主改革使封建农奴制社会成为过去，成为历史陈迹，但究竟什么是封建农奴制，西藏封建农奴制何时形成，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有什么特点，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如何，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怎么改革等历史问题，离不开调查，离不开科学研究。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早在1950年和1951年开始，党中央从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抽调很多学者进藏进行实地调查。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更多的人再次进藏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198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在前辈调查的大量资料基础上，再次组织力量进藏补充调查。多次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资料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封建农奴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作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合乎规律地替代了奴隶制度。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它越来越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保守、黑暗、落后的制度。在西欧，封建农奴制度是中世纪的产物，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被人们唾弃了。而在西藏，它却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才最终覆灭。”研究人员还总结出西藏当时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特点，从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思想文化、宗教哲学等六个方面说明了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才最终覆灭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是依照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为农奴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理论在我们国家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并不承认或不了解这一点。我认为，国内外藏学界围绕是否承认1959年以前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客观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藏学和非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差别。从认识论上讲，这是对西藏上千年传统社会的认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出版，至少对正确认识1959年以前的西藏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抛出“中国威胁论”，试图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他们散布“西藏文化毁灭论”“保护西藏宗教文化独特论”，在所谓“西藏地位”“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蒙蔽国际社会。时至今日，仍有外部势力企图美化旧西藏，将过去“人间地狱”般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塑造成“香格里拉”。这无疑是对遭受苦难的百万农奴的公然蔑视，是对“人权”二字的蓄意践踏。还有很多国外的学者、记者和公民，没有机会实地接触、调查、了解旧西藏社会，对解放后尤其是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后西藏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不理解、误解甚至曲解。
　　今天，我们再次阅读和讲解《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还原历史真相，对于引导人们尊重史实、尊重曾饱受封建农奴制压迫和剥削的西藏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权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藏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西藏大学校长 金永兵
　　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开创了西藏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为西藏开辟了光明的发展前景。民主改革65年来，西藏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第一，西藏现代化教育起步之快、普及之广，创造了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西藏文盲率高达95%以上。由于长期受限于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旧西藏教育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典型的贵族教育；二是典型的宗教寺庙教育；三是现代化教育几乎空白。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在西藏得到确立，西藏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相关数据显示，从1959年到1965年的短短6年时间里，西藏建立起了一个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的完整的、系统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在全球海拔最高的地方掀起了一次最广泛、最彻底和最完整的教育大变革，创造了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特别是1980年党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15年义务教育免费“三包”政策、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等一批西藏教育领域的优惠政策相继落实，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教育资源更公平、更广泛惠及西藏各族群众。根据初步统计，2023年西藏学前教育毛入园率约91.1%（全国89.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过97.8%（全国95.7%）、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约91.3%（全国91.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约58%（全国59.6%）。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预计达到10.5年以上（“十三五”末期全国平均达10.8年）。西藏教育主要发展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极少数人的特权到全体公民充分享有权利，从满足基本教育需求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西藏各族人民教育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第二，西藏现代化高等教育支撑和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对于教育发展而言，基础教育是根基，是托底，高等教育是龙头，是发展的高度。也就是说，教育水平高低和教育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其标志在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西藏在基础教育与全国同步发展的同时，紧紧抓住“211工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部区合建”“双一流建设”“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等重大历史性机遇，发展西藏高等教育，聚焦西藏“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道路，支撑和服务重大战略能力显著增强。以衡量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一些关键指标为例，在办学层次上，西藏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和部区合建高校，进入“国家队”行列，努力践行高等教育“国家队”使命；在人才队伍上，产生了第一位西藏高校全过程自主培养的两院院士，获评全国首届“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在学科建设上，拥有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排名前1%的学科、若干个进入“软科2023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前30%的学科；在科学研究上，西藏大学作为牵头单位、学校教师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牵头国家和西藏自治区重大重点项目连续增长；在平台建设上，联合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国家部委实验平台20多个。虽然在关键指标的量上，西藏高校仍与内地高水平大学有一定的差距，但若以后发优势向高水平大学对标看齐，扎根雪域高原，发挥好比较优势，能够在川藏铁路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新能源开发等领域发挥独树一帜的作用，西藏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将会日益凸显。
　　第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进程中，要持续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要继续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跳出教育看教育，认真思考和回答“强国建设、教育何为”的时代课题。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刻认识西藏民主改革65年以来，西藏教育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格局性变化，增强教育强国、教育强区建设的历史自信，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深刻认识教育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人口人心人才统筹谋划，努力提升教育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把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服务西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任务谋划好、落实好。
从藏医药学看西藏高质量发展成效
□西藏藏医药大学副教授 明吉措姆
　　藏医药（藏语称“索瓦日巴”）以西藏苯教医学为最初生命认知的理论根基，在不同历史时期得以不断完善。8世纪，宇妥宁玛·云丹贡布完成了藏医药历史上最具权威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的缩写版。12世纪，宇妥萨玛·云丹贡布完成了《四部医典》的最终版。此书的问世，标志着藏医药学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生命认知理论和实践方法。
　　宇妥宁玛·云丹贡布在西藏林芝地区初创了历史上第一所具有数百名学生规模、设有不同学位制度的藏医药专业学校。自此，西藏以寺院教育为主，创办了诸多学校和医疗机构，大力倡导培养藏医药人才。1696年，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药王山利众医学院创办，教学模式以师承为主，培养了许多德高望重的医学大师，各地纷纷著书立说，涌现出许多优秀医典，藏医药得到全面发展。1916年，西藏索瓦日巴星算院成立，成为索瓦日巴医疗、教育、研究的中心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加大了对藏医药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步入了崭新的时代。藏医药学的传承从家族式、寺院式教育走向了更加规范的高校式教育。1989年，在拉萨成立了教育部批准的全国唯一单独设置的藏医药高等学校──西藏藏医学院（2018年更名为西藏藏医药大学），目前学校拥有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个硕士学位点、1个藏医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开设6个本科专业、1个专科专业。另外，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分别建立了培养藏医药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高校教育体系。
　　医药方面，不仅西藏各地市、大部分县区建立了藏医院，北京、哈尔滨、成都等城市也成立了藏医院，同时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涉藏州县也相继成立了藏医院，有力地承担起健康卫生服务工作，造福当地百姓。
　　生产方面，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藏药企业在西藏有近20家，有力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为了推动藏医药研究工作，北京、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成立了专门的藏医药研究机构，大力开展藏医药学基础理论研究、古籍文献搜集整理出版、藏医临床研究和实践等工作，推动藏医药学在现代社会发展。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我国的藏医药发展相对处于国际前沿地位，藏医药传承教育、学术研究、医疗服务及生产开发等各项事业全面开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表现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2006年，青海省建成的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以藏医药文化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从藏医史、曼唐（藏医挂图）器械、古籍文献、藏药标本、天文历算等方面展示了藏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二，2018年中国“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3年藏医药学巨著《四部医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两次入选，代表着藏医药学的科学性和医疗价值得到国际认可，进一步提升了藏医药学的知名度和国际地位。
　　第三，尽管其他国家设立了不同形式的藏医药学教学机构，但它们中的任何一家尚无系统而完备的藏医药学教学体系，而我国的藏医药高校教育初步趋于成熟，具备系统的教学方案及具体的高校系列教材，这些教材也逐步成为世界其他藏医药学教学机构和从业人员标准的藏医药学习和参考资料。
　　第四，我国在临床方面对传统藏医药学的掌握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能够对藏医经典《四部医典》的理论认知及临床诊疗方法进行准确解读和运用，精确掌握火灸、放血、脉泻等高难度藏医药学传统的治疗方法和操作技术，对于解决临床疑难杂症发挥了极大作用。
　　第五，从产业角度看，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生产的藏药销售范围覆盖全中国，部分产品还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围绕青鹏软膏、消痛贴膏、白脉软膏等藏药大品种，科研人员发表多篇高质量研究论文，提升了藏医药学在国际上的认知度。
　　在党的领导下，藏医药学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新时代，藏医药学发展要以教育、科技和人才为核心，强化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加强实证研究，提高藏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率，真正让广大群众共享藏医药科研成果。注重国际交流，不断增强中国藏医药学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注重将藏医药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展示，提升文化自信，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互惠，让藏医药更好服务于世界人民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