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巴蜀对杂剧鲜有涉及的原因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5:30:59

武冰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曲无疑是有元一代文学的标志.然而了解元代杂剧发展状况的人都会知道,杂剧的繁荣仅局限于北方的大都、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和南方的杭州、扬州、建康、平江、松江等几个地区和城市,其他地方少有涉及。对

于这种现象很多学者给出的原因是其他地区商品经济还不足够发达，没有出现市民阶层，没有观赏杂剧的需要。笔者认为这确是原因之一，但是能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应包括政治、文化及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因此，一种文学样式的欠发达不能以经济原因“一言以蔽之”。

巴蜀地区即是对元杂剧少有涉及的地区之一。据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简表》统计，在元代巴蜀共有六位文学家，他们是：虞集、邓文原、薄道原、任士林、杨朝英和汪元量，除杨朝英工散曲外，其余皆工传统的文学样式诗文，于杂剧则无人涉及。那么在杂剧繁荣的大环境下，为什么巴蜀对杂剧冷眼旁观、不予理睬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5:31:17

一、元代巴蜀经济衰退、市民阶层发育不成熟导致杂剧鲜有

经济是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任何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都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在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之后，杂剧才可能有众多的观众，杂剧的演出才能有市场。

四川从南宋末年开始即饱受战乱之苦，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派阔端进攻巴蜀，对南宋之战也由此打响。宋理宗宝佑六年（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亲自领兵入巴蜀，但在攻打钓鱼城时受到重创，蒙哥阵亡，由此可见巴蜀将士抵抗地顽强和战争的惨烈。忽必烈即大汗位之后（1260年），针对不同的斗争形势采用不同的对策：或强攻，或招降，或分化，巴蜀城池屡被攻破，宋景炎三年（1278年），元军攻破重庆，次年攻下钓鱼城，巴蜀完全划归元朝统治。由南宋末蒙军进攻巴蜀，直到忽必烈最终夺取巴蜀全境，历时近五十年之久，在连年战乱中，巴蜀经济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人口由“二百一十余万户”锐减到“十二万户”，宋元战乱造成巴蜀“十室九空”。而且在元统治的一百年时间里，巴蜀农民起义频繁：1337年，大足韩法师起义，1351年红巾军起义、明玉珍起义等，红巾军和明玉珍的起义军一直坚持到元末被朱元璋所灭。这些起义军在抵抗元军的同时，也给巴蜀的经济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唐宋时，巴蜀的川西平原经济很发达，尤其是成都，是西南经济中心，是国内甚至南亚市场和商业网络的一部分，商贾云集，贸易往来频繁，有“天府之国”之称，是天下人艳羡之地。宋元战乱使巴蜀民生凋敝，商贸受挫，唐宋时“扬一益二”的美誉“而今不可复得矣”。巴蜀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问题都有困难，更不会有闲功夫和浓厚的兴趣、愉快的心情去欣赏杂剧，因此杂剧这种市民文学在巴蜀也就失2007年(总第48期)武冰洁：论元代巴蜀对杂剧鲜有涉及的原因去了孕育的温床。

战乱的频繁和经济的衰退也使巴蜀大量人才外流，很多文人迁居别地，而外地有名文士也不复有向往巴蜀的情致，“自古文人多入蜀”的盛况已不复存在，这就导致巴蜀缺乏杂剧创作的人才及表演人才。一种艺术出现乃至定型，离不开一批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士的参与，而此时的巴蜀已不具备这一条件。

综上所述，宋元战争阻滞了巴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文学艺术娱乐性需要的提出，也导致了大批文学创作及杂剧表演人才的缺失，因此也阻碍了杂剧的产生。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5:31:33

二、元代巴蜀文坛作家缺乏、作品稀少使得杂剧没有生长的土壤

元代的巴蜀文学比之宋代，明显呈下降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积累，宋代的巴蜀文学迎来了巴蜀文学史上的高峰。巴蜀文学家的数量猛增，紧追江、浙，而且出现了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宋有六位，而巴蜀就占了三位。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到了元代，巴蜀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家不超过十人，除虞集为“元诗四大家”之一，文学成就比较高之外，其他则成绩平平。如蒲道源工诗文，但多应酬之作，而且有道学气。任士林大力模仿韩愈，然因其功力不足，故可读之作甚少。杨朝英工散曲，虽说在元代巴蜀文学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弥足珍贵，但多写闲适生活，内容失之消极、颓废。邓文原诗中所表达的感情多与虞集暗合，于诗境和诗风上并无开创。在元代，民族压迫深重，元人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儒生多属于三、四等人，“九儒十丐”“儒人不如人”的说法并不夸张。又由于科举考试有相当一段时间被废止，儒生失去仕进的机会，因此文学作品失去了乐观、积极向上的昂扬基调，多抒隐逸、苦闷、压抑之情，饱含道气和壮年迟暮之感，即如这样的作品也不多。

总之，元代的巴蜀文坛笼罩着一层萧索、悲凉的气氛，作家作品数量稀少，更谈不上高质量的作家作品，人们似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避祸及基本生活的保障，而无更多精力问津文学。在这样的文学大背景下，又谈何新文学样式的创生呢？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5:31:59

三、巴蜀杂剧叙事手法不成熟影响元杂剧的诞生

杂剧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它的降生有待于诸多艺术因素的成熟，叙事性的文学因素是构成杂剧的骨架，因此叙事手法的成熟是杂剧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

(一)汉大赋的叙事手法不足以满足杂剧叙事的需要

巴蜀文学的叙事传统可远追至汉大赋。提起汉大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汉大赋华美艳丽的词藻，气势宏大的铺排，汪洋恣肆的气势，其实汉大赋有很多叙事成分，假设人物，形成主客问答的格局；重铺叙，所谓“铺采螭文，体物写志”。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记叙了游猎之事，通过虚构的三个人物之口，先夸耀齐、楚两国地大物美，而后归于赞美天子上林游猎的巨丽。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具备。

但我们如果细加比较，就能发现汉大赋和杂剧在叙事因素上有很大区别：

首先，从题材上看，京都、宫苑、游猎是汉大赋最流行的题材，而元杂剧的内容大部分来自于历史记载、唐代传奇或唐宋文人的笔记中的人物故事。也就是说从叙事的对象上看，汉大赋侧重于景物，而元杂剧侧重于人物。

其次，元杂剧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各异，读后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有些汉大赋中虽然也有人物，但人物形象模糊，并没有完整、鲜明的性格特征。塑造人物形象是元杂剧的任务之一，而汉大赋中的人物则服务于铺排地进行及对帝王将相颂美的需要，人物形象是否突出并不重要。

再次，元杂剧都会搬演一个完整的故事。杂剧最基本的困素，应当是故事表演，故事，是杂剧的内容。没有了内容，杂剧就等同于歌舞了。汉大赋的故事情节大多并不完整，因为汉大赋的写作目的是颂赞或劝谏，达此目的的手段是铺叙，可以仅仅是词藻的铺排，也可以叙述故事，叙述故事对于汉大赋来说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因此对于故事情节的完整与否并无绝对的要求。

汉大赋仍属抒情文学的范畴。它的叙事成分远远少于元杂剧，其叙事手法也并不成熟，元杂剧塑造人物的手段及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方法在汉大赋中无法得到借鉴。

（二）史传的史家叙事手法与杂剧的集部叙事不同

巴蜀有悠久的史传叙事传统。陈寿的《三国志》是巴蜀史传文学的开山之作，采摘史料，品人论事，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了从上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间以巴蜀为主的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全书共分三部分，其中第二、三部分主要采用叙事手法，第二部分以编年体记叙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第三部分记录本地区各种人物及其事迹，取材丰富而精审。

虽然《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的叙事手法相当纯熟，但它们毕竟属于史家叙事，与元杂剧的集部叙事有很大不同。史家的叙事宗旨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过对事实的记叙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史家的叙事内容必须与历史发展的进程有关，“事所实有”是史部书的取材准则，不允许虚构，而且题材必须重大，叙述语言要求精练简约，不重文采。集部在选材上偏重于日常生活及自然风景，以反映某种社会性的感情，题材不必宏大，偏爱虚构情节，不必实有其事，讲求文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事多丽史……文多丽集。”道出了史部与集部的本质区别。史部重再现，集部重表现。

综上所述，虽然巴蜀拥有悠久的叙事传统，汉大赋和史传文学在叙事手法上做了诸多有益的积累和尝试，但与元杂剧的叙事手法尚有较大距离，因此元杂剧的叙事因素在巴蜀并不成熟，这也影响了杂剧在巴蜀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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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5:32:53

四、巴蜀的文学传统造成杂剧在巴蜀无法登堂

巴蜀偏安于西南一隅，四周高山大川阻隔了巴蜀与外界的交通往来，再加之不同的地理风貌及生活习俗，形成了巴蜀独特的思想文化特色，也孕育了巴蜀极富地域色彩的文学传统。

（一）巴蜀重文学的政治功能

西汉，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传入巴蜀，形成巴蜀人“贵慕权势”的风尚，巴蜀人不甘心处于政治、文化的边缘状态的心态决定了他们有极强的入世精神。对于巴蜀作家来说，文学是其致身卿相的手段，因此对文学政治功能的重视也就成了巴蜀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以司马相如为首的汉代赋家把赋与讽谏相连，开创了汉大赋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卒章显志的主旨。司马迁在《史记·司相如列传》里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把赋与《诗》的讽谏功能等同起来。

陈子昂和李白高扬文学革新的大旗，反对东晋南朝的绮艳文风，提倡建安风骨，因为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承担起经国治世的重任。苏洵认为诗文应“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也继承了这一传统。《黄氏日钞》卷六二曰:(东坡之文）“长于指陈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气锐，尚欲泛扫宿弊，更张百度，有贾太傅流涕汉廷之风。及既惩创王氏，一意忠厚，思与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隐……”苏辙大力创作议论文，《君术》《臣事》《民政》等均为向君主言明政事之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文学的政治功用。

纵观元代之前的巴蜀文坛，文学应为政治、为社会服务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巴蜀作家文学创作的始终，重文学的政治功用，而不重文学的娱乐功能是巴蜀一个重要的文学传统。杂剧是一种市民文学，供市民消遣、娱乐是杂剧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巴蜀重文学的政治功能的传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杂剧在巴蜀的产生。

（二）巴蜀文学家多选择诗、词、文、赋等抒情文学样式表达感情

巴蜀优美的自然山水，富庶的生活，神秘的巫鬼崇拜，“学博而杂”的思想文化氛围，铸就了巴蜀人的奇幻想象、浪漫气质，并喜欢无拘无束地抒发情感的独特个性。这种气质特点及审美追求决定了巴蜀人在文学上多选择诗、词、文、赋等抒情文学样式而不是叙事文学来表达感情。

司马相如是巴蜀第一位文学家，他擅长辞赋和散文。他的汉大赋词藻华美艳丽，铺排汪洋恣肆，极尽想象之能事；他的散文雄辩滔滔，气势磅礴。司马相如以其非凡的才能及对文学卓越的贡献开启了巴蜀抒情文学范式。

抒情文学是唐代巴蜀文学的主角，陈子昂、李白等巴蜀作家都擅长诗，于其他文体少有涉及。就连入巴蜀的文学家也多诗人，如“初唐四杰”（他们也工赋，赋属抒情文学。）、杜甫、高适、岑参、白居易、刘禹锡、贾岛、薛涛、罗隐、韦庄等都是唐代有名的诗人。

五代时期的西蜀是词的两个诞生地之一，花间词派之所以产生于这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巴蜀悠久的抒情文学传统是分不开的。

宋代的巴蜀文坛仍然是诗、词、文等抒情文学样式的天下，北宋的“三苏”都是抒情文学的行家里手。南宋的陆游、范成大都曾在巴蜀停留过很长时间，可称半个巴蜀人，他们皆工诗，被列入南宋“四大诗人”的行列。南宋巴蜀本土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如宇文虚中、李石、员兴宗、魏了翁、吴泳、程公许等都只创作诗和文。

可见，元代之前的巴蜀作家更钟情于用诗、词、文、赋等抒情文学样式表达情感，而对叙事文体则鲜有问津，这种文学传统势必不利于杂剧这种叙事文学的产生。

（三）巴蜀文学风格偏向崇高

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给巴蜀人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物质生活的富饶形成了巴蜀人自信的心理，这种自信因感性世界的丰富就形成了文学风格的偏向崇高。

汉大赋最能体现崇高的特征。司马相如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赋家在创作赋之前应有囊括宇宙，总览万物的气势和胸怀，即具有一种崇高的意识。汉大赋多以庙堂、宫阙为描写对象，以帝王将相为假想阅读对象，以颂赞汉代大一统的堂皇气势为写作宗旨，这也决定了在写法及用词上偏向崇高。

陈子昂和李白强调唐诗风骨，在诗歌的风格上倾向于崇高。陈子昂不受齐梁绮艳文风的影响，诗体高洁，气韵苍劲，诗风高古、淡雅。卢藏用称其“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李白喜欢从宏观上描绘景物，形成雄伟奇丽的环境氛围，多选取长鲸巨鱼等宏大的意象，使用渲染、夸张等艺术手法，表达喷薄而出的激情。王世贞称李白诗“以俊逸高畅为贵”道出了李白诗歌具有崇高之美。

北宋的苏舜钦诗风雄豪奔放，意境开阔，写景壮大，具有一种刚健、沉郁之美。欧阳修称赞他云：“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苏轼诗“参李太白之豪俊”，苏轼文多用赋家笔法，铺排夸张，豪侈富丽，汪洋恣肆，苏轼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使词加入到抒发崇高之情的文体行列中来。南宋中期的李石，诗文以宏肆跌宕见长，有《四库提要》为证：“石亦学问气节之士……其作以宏肆见长……诸体诗纵横跌宕，亦与眉山门径为近也。”

这种偏向崇高的文学传统决定了巴蜀作家在文体上多选择诗、文、赋等传统意义上的正统文学样式，而认为杂剧只是供人消遣娱乐的，无法登大雅之堂，更无法实现崇高的审美理想（当然这只是一种偏见，杂剧中也不乏宏大题材及具有崇高之美的作品）。这造成了杂剧在巴蜀的晚出（直到明代中后期，巴蜀才有杂剧作品出现）。

综上所述，元代巴蜀对杂剧少有涉及是巴蜀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文学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分析一种文学现象时，既要重视政治、经济等外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内因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可靠的结论。

武冰洁，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硕士生

源自：《辽宁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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