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蜀”考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4 10:27:17

作者: 吴业国　张其凡

“华阳黑水惟梁州”的四川,古称巴、蜀。秦汉时,为巴郡和蜀郡。唐代,则为剑南道。至宋,分为四路,始称四川。然而,宋代又有“四蜀”之称,其内涵定与“四川”有所不同。在前人有关今天川渝地区的历史地理论著里,对巴、蜀、四川这三个概念都有较为明晰的论证,对于“四蜀”却未曾予以关注。其实,在记载南宋史实的文献中,这一术语大量存在,有必要对其内涵加以诠释。否则,往往望文生义,在文献的理解和标点上得出偏颇的看法。兹撰此文,敬祈校正。

一

南宋时期,四蜀之“蜀”,是对先秦巴国与蜀国所辖地域的专称,这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在论述该问题之前,先对“巴”、“蜀”等概念加以考释,这有助于我们对南宋“四蜀”得出正确的看法。因为,无论是巴或蜀,在古文献中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的变化。先秦时期,四川地区称巴、蜀。正如东晋常璩所述:“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即在今陕西秦岭以南的地区,存在着独立的巴、蜀两个方国,并且,成为中原称呼该地区的地理术语。

“蜀”,首先是地域名,专指四川西部。在这片地域中,其主体民族是蜀族,这个方国或地域被殷人称之为蜀,是源于蜀族。蜀族早期活动地域在岷江上游山谷之中,逐渐发展到成都平原与陕南,长期以成都平原为根据地。在今川西至陕南的广大地区的古老民族,则都被称为蜀人或蜀族。川西的蜀族很早就建立了古老的国家,有了蜀王。蜀国的历史轮廓,据《蜀王本纪》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从开明以上至蚕丛,未有礼乐,凡四千岁。”距今2500年以前,开明氏在开明九世时从樊乡(今彭州)迁往成都(今成都)。先秦时期,蜀的涵义十分的广泛,成了地域名、族名、国名的代称。

“巴”原本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名称,其活动范围包括今重庆、川北、陕南、鄂西乃至洞庭湖一带的广大地区,而鄂西是其中心。在此地域内的民族各有分支且不断迁徙,巴族是其主体,其活动的地区也被称为巴。于是,“巴”就由民族名演变成为地域名,“是司神于巴”、“巴蛇食象”。殷周之际,巴人参与了伐纣战争,后被封为巴子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即克殷,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巴地与中原往来的诸侯国就是此时的巴国,在周朝被封为子爵之国,是当时巴地各族的核心。周恒王十七年(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 (邓)杀道朔及巴行人,……邓师大败”。这是巴作为一个诸侯王的军事、外交活动初见于文献记载。西周、春秋时期,巴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汉水流域。春秋末年,巴、楚两国兵戎相见,在“楚主夏盟,秦擅西土”的情况下,巴国的统治中心逐步向南转移,先至鄂西南的清江流域,然后沿清江西上进入川东。到战国初年,其统治中心已在川东,而且不断迁徙,“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今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直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俘巴王,巴国亡。先秦时期的“巴”,具有多重涵义,主要是用作国名。

周慎王五年(前316年),即开明氏的晚期,秦国按照“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的战略,先灭蜀,接着灭巴。在巴蜀旧地建立了巴郡和蜀郡。在巴国原地设置的巴郡,治江州,“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今汉中),南极黔、涪”。辖境大致包括今重庆嘉陵江、涪江、南溪县以东至奉节县,大巴山以南,贵州东北部地区。巴郡之设,汉、晋因之。之后,刘宋设置巴渠郡(治今达县),齐置巴州(治今奉节),梁又设置了东巴州(治今南江)、宁巴郡(治今东林)、巴中郡(治今开江)、开巴郡(治今普光),北周设置了巴县(治今重庆)、三巴郡(治今宣汉普光),唐代设置了巴川郡(治今合川)。所有这些行政区划的设置,充分表明了“巴”作为一个地名在古巴国范围内使用之广。正由于“巴”作为地名的普遍使用,当唐代不再设巴郡之后,人们仍习惯于将川东地区称巴。“巴”就从行政区划之称,逐渐转化为普遍使用的对特定区域的代称。

蜀郡的建置从秦代一直延续到唐代。秦时,蜀郡的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辖有今四川西部江安长江上游以北,涪江上游地区及陕西西南部。汉初,分巴、蜀增设广汉郡(治今金堂),武帝时,在西南夷设置犍为、沈黎、汶山、牂柯、越嶲五郡,属益州部。所以,西汉时期的蜀郡是小于秦时的。东汉时,仍称益州。三国时属蜀。从晋代起,将这里分为梁、益二州。唐、五代时期的蜀地,如南宋祝穆所述:

唐改蜀郡为益州总管府,又升为大都督府,置剑南节度使,改益州为蜀郡;明皇幸蜀,驻跸成都,及还京,改蜀郡为成都府,长史为尹,又分剑南东、西川各置节度使。五代孟蜀继有其地,而知府始于前蜀。

唐代改益州为剑南道,将巴郡的范围纳入其中,是为东、西川,使蜀地的地域范围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加。五代以后,蜀地先后为前蜀、后蜀政权割据,不再是行政区划的名称,据有唐代以来的东、西二川,其统治区域不断扩大,最终包括整个巴蜀,即先秦巴、蜀和秦汉以来巴郡、蜀郡的地域范围。

至此,“蜀”由方国至行政区划,再至五代的割据政权,地域上最终囊括了整个巴蜀。有宋以后,则成了“四川”的代名词。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4 10:27:41

二

两宋时期,“蜀”逐渐有了新的意义。这包括地域范围的增益,行政区划的重新划分,职官设置的变化和之间地位的升降。因之,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四蜀”一词被广泛使用。地域上,南宋“四蜀”即为北宋以来四川之地,略有增益。南宋四川的行政区划继承北宋“川峡四路”,其地域范围“盖《禹贡》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为多。……南至荆、峡,北控剑栈,西南接蛮夷”,囊括了先秦巴、蜀两个方国的地域,相当于今川渝、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区。绍兴十四年(1144年)有所变化,包括成都府路(治今成都)、夔州路(治今奉节)、潼川府路(治今泸州)、利州东路(治今汉中)、利州西路(治今略阳),共五路。其中,利州东、西路是分利州路而置,东路治兴元府、西路治沔州。这是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且分合不常,时人仍惯称蜀地为四路。潼川府路即北宋元丰时期的梓州路,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十一月,升梓州为潼川府。另据《宋史·地理五》,南宋较北宋多领同庆府、阶州、西和州、凤州、金州、天水军。除金州原隶京西南路、西和州原隶熙河路外,其余旧均属秦凤路。即将原来北宋陕西地区和京西地区的一些州县划属四川。可见,南宋“四蜀”所辖五路之域,是沿袭了北宋“川峡四路”之地,且有增广。

近来,有学者注疏“四蜀”一词为:今四川省旧分成都、龙安、潼川、雅州四部。总称四蜀。其实,这里的龙安即为石泉军治所,它和雅州同属于南宋成都府路。正确的注解应为:今四川地区旧分成都、夔州、潼川、利州等四部,总称四蜀。

赵宋南渡,先后和女真、蒙元对峙。为了加强西部四川地区的防卫和统治,在蜀地职官的设置上体现出很大的能动性,以便宜行事。南宋制度的特点之一,“轻言而遽改,忽行而骤废”,“如宣抚司则再置而再罢”。关于蜀地最高职官,即制置司、宣抚司和安抚司先后更替,在绍兴十年(1140年)以后的情况更是如此:

(绍兴)五年,兼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十年置宣抚,罢制置司,知府带本路安抚使。十八年,罢宣抚,复制置司;干道六年,又罢,并归安抚司,知府仍带本路安抚使。淳熙二年,复制置司,罢宣抚司。开禧元年,置宣抚,罢制置司。未几,两司并置;后罢宣抚,仍置制置大使。嘉定七年,去“大”字。

即在蜀地最高职官的设置上缺乏稳定性,直至嘉定三年(1210年)。首先,在建炎三、四年间(1129-1130年),由知枢密院事张浚任宣抚处置使,总揽整个四川地区的军民之政,是为四川宣抚司之始。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十月,为统一事权、便于号令,在整个四川地区,始置安抚制置使,以填补张浚离蜀以后的局面。安抚制置使是某路安抚使兼制置使的合称。由资政殿学士席益,出任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总辖四路数十州兵马。若宣抚司和制置司都不置,则由成都府路安抚司负责整个四川的兵民之政。在嘉定三年,最终由制置司统领。这些蜀地最高职官的具体职责:“掌节制御前军马、官员升改、放散、类省试举人铨量郡守、举辟边州守贰”,“监、帅司并听节制”。即掌领蜀地的民政和军政,但不包括财计、茶马等事务。蜀地的财赋,在张浚时期由赵开(1066-1141年)总领,后由户部的派出机构,即都转运司筹办,绍兴十五年(1145年)以后设四川总领所筹措。官司所在地为利州,具体负责整个四川地区的军马钱粮,所以关系到“四川的根本大计”。而民政由各路分监司具体负责,其中,提刑司负责的茶盐禁榷收入,经常被四川都转运司(即漕司)或总领所(即总司)挪用,以补充屯驻四川御前大军的军需。

而且,宣抚使在绍兴四年(1134年)张浚返回临安以后,罕有除授,事权常归宣抚副使,职权范围缩小,专掌蜀地御前大军,这些专掌“军旅大事”的宣抚(副)使,常由执政大臣为之。地位居于安抚制置使之下:“及(席)大光入蜀,朝廷以吴玠已为宣抚副使,乃除大光成都等路安抚制置大使,位在宣副之上。”此后的宣抚司作为蜀地军事防务的常设机关,有随军、激赏、抚养、降赐等军资四库。一应钱粮先经各路监司筹措后,再由随军漕司或四川总领所转运。

四安抚使和四都统制作为制置使下属职官,专理军政,体现出相当的稳定性。而且,其数量没有因为行政区划的增减而有所变化,这是基于军事上的需要。南宋在蜀地置四路帅司,源于建炎元年(1127年)李纲设帅府、要郡、次要郡控扼边地的建议。每路以“文臣为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总一路兵政,许便宜从事,武臣副之”。早在张浚宣抚四川时期,便在蜀地四路分别由安抚使统属各帅府路的军政,沿置到宋末。都统制具体统领宣抚司所属的中央驻地方御前大军,全称“都统制军马”,即节制军马之意。绍兴四年(1134年),张浚离蜀后,“玠升宣抚副使,其弟璘为右护军都统制”,与川陕宣抚司都统制、枢密院都统制,分驻兴元府(今汉中)、兴州(今略阳)、金州(今安康),统领川陕屯驻大军,隶属于宣抚(副)使,是为“川、陕三大军”。直到开禧三年(1207年),川陕宣抚吴曦之乱平定后,“安观文又奏分兴州十军为沔、利二军,沔州除都统制,利州除副都统制”,即宣抚司于嘉定三年(1210年)遭到制置大使安丙的废罢,将原有驻兴州的右护军分驻沔、利二州,这样就增置了一个都统制,宣抚使的军事职权由四个都统制司负责,分驻兴元府、金州、利州(今广元)、沔州(即兴州,今略阳)等地,专掌蜀地四支御前军。同时,四都统制必须对四川制置使负责。至此,蜀地职官的设置最终稳定下来。

以上蜀地职官中,制置司在绍兴五年(1135年)设置以后,常居于最高的位置。“席大光在成都,得旨位宣抚副使上,凡监司不法,许举案”,由于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制置使得以按察各路的监司、帅司和整个蜀地的宣抚司。其次,对于罢去宣抚司后的戎司(即都统司)也拥有节制权。四川地区原本存在戎司和制司,前者管理边防;后者负责蜀地军民。在安丙撤消宣抚司以后,制置使节制着都统制的兵权。“四川关外三大军,自宣抚司废后,得旨听制置司节制”。同时,统领驻守川陕中央军的都统制,不断侵蚀着地方四安抚使的兵权,其地位日益上升。在此情景下,四帅府路帅臣的重要性不断的下降,出现“兵事皆属都统,民政皆属诸司,安抚使特虚名而已”的局面。即,在蜀地各官司当中,一方面,是宣抚司遭到废罢和四帅司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制置司和四都统司地位的不断上升与加强。可见,南宋时,“四蜀”首先是一地理名词,并不断赋予了新的内涵。特别是四安抚使和四都统制在设置以后,纵有地位的升降。然而,基于军事上的需要,不因蜀地最高职官的变化反复而撤消,体现出很大的稳定性,其设置不因行政区划的改变和所辖区域的增减而有所变动。因而,“四蜀”成为时人对蜀地的习惯称呼,并诉诸笔端。此种情况在文献中普遍存在,如八闽、三吴、三秦等。兹不赘述。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4 10:28:06

三

检之记载南宋史实的《宋史》、《宋史全文》、《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渭南文集》、《鹤山集》、《蒙斋集》等官私著述,可以发现,“四蜀”一词被普遍使用。今以官方著作《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宋史》为例,辑录并探讨其出现的时间跨度和标点问题。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7月点校本)

1.卷3,绍熙五年(1194年)是夏。(第36-37页)

革两川牒试弊。……旧例命官锁印赴漕试者与避亲举人同试。王巽泽为益漕,始令分场,以革假手之弊。于是四蜀皆然。

按:南宋时,四川远离东南,实施独立的类省试制度,由监司负责。据《宋史·选举二》所载,王巽泽革假手之弊是绍熙三年(1192年)的事情。

2.卷4,庆元二年(1196年)九月丁亥。(第73页)

至是,复分为东、西路。……后郭杲代为帅,而吴曦继之,开禧用兵,又以曦兼四川宣抚,比曦之反,凡所出伪命,尽以宣抚司号令行之,由是四蜀一切禀承,无敢异者。至安丙为制置大使,乃复合为一路。

按: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利州路在绍兴十四年(1144年)始分为东、西二路,后屡有分合,至安丙时期稳定下来。期间,宋人习惯于把蜀地看作北宋以来的四路,包括吴曦宣抚四川时期(1206-1207年)。

3.卷6,嘉泰元年(1201年)秋七月己巳。(第112页)

己巳,吴曦入蜀。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此开边之始也。吴氏世职西陲,威行四蜀,列圣皆留其子孙于中朝,所以为虑者甚远。

按:吴曦(1162-1207年)信王璘孙,挺子。开禧二年(1206年),为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按兵不动,献关外阶、成、和、凤四州地于金,求金封蜀王,旋被杀。

《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1.卷156《选举二》,第3634页。

绍熙元年,仍按射,不合格者罢赐帛。旧命官锁厅及避亲举人同试。三年,始令分场,以革假人试艺者,于是四蜀皆然。

按:绍熙为光宗年号,三年即1192年。

2.卷370《刘子羽传》,第11507页。

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复大震。张浚欲移潼川,子羽遗浚书,言己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

按:建炎三、四年间(公元1129 - 1130年),张浚任四川宣抚处置使统筹蜀地军民之政,刘子羽任宣抚司参议官,辅佐张浚,直至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同返行在临安。金人陷梁、洋二州在绍兴三年(1134年)正月。

3.卷391《留正传》,第11973页。

进龙图阁直学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四蜀折租价,岁减酒课三十八万。

按:留正淳熙九年(1182年)移知成都府兼四川制置使,至十二年召还。

4.卷396《赵雄传》,第12073页。

赵雄字温叔,资州人。为隆兴元年(1163年)类省试第一。虞允文宣抚,辟幹办公事,入相,荐于朝。

按:虞允文(1110-1174年)在干道元年(1165年)出任四川宣抚使,六年病卒于任上。

5.卷402《李好义传》,第12198页。

会曦遣李贵追杀宣抚程松,贵语其徒曰:“程宣抚朝廷重臣,不可杀。”好义知其赤心,可以所谋告之。……好义戒言曰:“此事誓死报国,救四蜀生灵,慎毋泄。”

按:此事发生在吴曦之乱发生至平定期间,即开禧二年(1206年)十二月癸酉至三年(1207年)正月乙亥,共41天之内。

6.卷406《崔与之传》,第12260页。

与之以选为焕章阁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至即帖然。……丙卒,诏尽护四蜀之师,开诚布公,兼用吴、蜀之士,拊循将士,人心悦服。

按:崔与之在嘉定十三年至十七年(1220-1224年)继安丙任四川安抚制置使。

7.卷413《赵希錧传》,第12398页。

改知玉山县,未行。召对,希錧首言民力困于贪吏,军力困於偾帅,国家之力则外困於归附之卒,内困於浮冗之费;次论四蜀铨科举之弊;次论大宁盐井本末。宁宗嘉纳之。

按:赵希馆生于孝宗时期,历孝、光、宁、理四朝,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论四蜀科举在宁宗时期(1195-1224年)。

从上述辑文中,“四蜀”一词最早出现于绍兴三年(1134年)正月,即《宋史·刘子羽传》的记载。检阅元人汇辑宋代史实的《宋史全文》一书,可以发现“四蜀”一词,首次出现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有关蜀地常赋岁入的记载,最晚是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恢复余玠(? -1253年)职官的有关文字,时间跨度几乎涵盖整个南宋②。《宋史》主要取材于宋代官修典籍,即国史、实录、会要等;《宋史全文》则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两朝中兴圣政》等宋代人著作。考之时人文集,蜀地常被称为“四蜀”。淳熙十六年(1189年),张郯反对在两淮地区的大量发行楮币,相比之下,“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转”。前引《宋史·赵希錧传》赵希錧论“四蜀铨注科举之敝”也见诸神道碑。端平入洛(1234年)丧师以后,面临蒙古兵进逼的形势,袁甫指出,应加强“两淮、荆襄、四蜀,冲要之地”的防备。足以证明,在南宋时期,“四蜀”已经成为时人对四川地区的普遍称呼。

鉴于此,点校“四蜀”时,要在两字下方标注专名线。一如前文,南宋“四蜀”即为蜀地四路或四安抚使司、四都统制司。在其之上,则由宣抚处置司、安抚制置司加以总制。“蜀”是对先秦蜀地的通称,即为北宋以来的四川,同先秦巴、蜀与秦汉以来巴郡、蜀郡的区域是一脉相承的。“四”具有四路、四安抚使或四都统制等多重涵义,系量词。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法关系,量词对于后面的中心词起到修饰限定的作用,共同构成了具有一定地域和内涵的名词。故而,要在其下方标注专名线。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156《选举二·科目下》、卷370《刘子羽传》等对“四蜀”一词专名线的标注,当以卷391《留正传》、卷396《赵雄传》、卷402《李好义传》、卷403《崔与之传》、卷413《赵希馆传》为准。

另,在中华书局本《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汝企和先生对“四蜀”的点校应予校正。

[后记]本文启发于暨南大学张其凡教授“史源学实习”课,并承业师王棣先生悉心指导,谨致谢忱!为荷!

吴业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源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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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南宋“四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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