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美国对华打“民主牌” 因为剩招不多了

sunsu888 · 发表于: 2019-4-25 19:53: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郑永年：“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记者：陈景收　编辑：于音　校对：李世辉

　　（记者：陈景收）4月25日上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分论坛开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致辞中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国际秩序是国际公共品，国际秩序的稳定更是国际公共品。”郑永年认为，二战以后，美国作为大国，确实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品，为总体上的国际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近年以来，美国因为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在国际社会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其所能提供的国际公共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这也就使得国际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崛起，开始有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品。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公共品呢？”郑永年解释道，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与国之间、一些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加大，世界经济缺乏新的增长动力。但这些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30%左右，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的补充，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来做这项事情。“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重点都不是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大资本也不感兴趣。所以只有中国能做。”
　　对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与美国存在竞争，郑永年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有好的竞争，也有坏的竞争。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上的竞争的话，那是最好的竞争。
　　郑永年举例说，上个世纪90年代，当中国跟东盟国家开始讨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日本、韩国也加入了竞争，所以形成了三个“10+1”，到今天演变成了“10+3”，这就是从竞争走向合作。
　　郑永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样，“我倒是希望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大家都能在‘一带一路’竞争出更好的产品来。从竞争走向合作，是走向国际和平的最有效的途径。”

幻想式流浪 · 发表于: 2019-3-29 11:53:00

源自：大洋网

原文标题：【博鳌在现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专家谈“老城市新活力”：向世界看齐老城更吃香
⊙作者：广报全媒体记者何道岚通讯员：穗宣　◎ 图：广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

　　大洋网讯，在广州新型智库与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上，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多位知名学者接受记者专访，围绕抢抓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焕发广州的“老城市新活力”的话题，进行深度对话，并提出新思考。

郑永年 C7Yd-huxwryv5127370.jpg 保存到相册

　　郑永年谈大湾区机遇
　　广州打造“老城市新活力”，正当其时，并应该把参考对标的眼光放得更远大，立志跟国际一流城市对标。
　　学界专家热议广州优势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世福：
　　利用“粤文化”情感认同，可打通湾区民心，并成传播手段，以海外唐人街等载体，建立起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院长尹涛：
　　高铁线网连通后的广州，将起到双向连接的角色，成为内地城市走向国际的桥头堡。

重视智库研究参考国际一流
　　改革开放40年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传统类型的智库已远远满足不了当今社会的需要。郑永年表示，从政策研究的智库建设环境而言，广州具有自身优势。首先从国家到地方，都相当重视并提倡智库研究；其次作为华南知识中心，广州实力深厚；再者中国许多改革从这里开始，实践积淀丰富。
　　广州发展进入新阶段，“老城市新活力”成为新愿景。“城市历史悠久绝不是问题。广州可以向许多世界一流城市看齐，越老越吃香。”郑永年认为，广州打造“老城市新活力”，正当其时，并应该把参考对标的眼光放得更远大，立志跟国际一流城市对标。
　　在树立转型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智库在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时，要避免一味歌功颂德，也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需要的并非停留在偏好层次的价值判断，而是建设性批评，或者说批评性的建设意见。”

明确优势路径合作互利共进
　　郑永年表示，广州应该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方向，明确优势路径。大湾区各城市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这里面有着内在的发展规律与逻辑：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只要以市场为主导力量，把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基于分工的比较优势便可互相交换，达至互利共进的理想发展状态。
　　郑永年表示，广州历来是区域内的文化、商贸中心，历史铸就了广州今天的比较优势，不是简单“引入”便可发展而来。所以，广州要先想清楚“不要做什么”，然后才去计划“要做什么”，以市场主导的力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展的思路自然开阔。
　　“广州不缺机会，不缺资本，归根结底要考虑的是人才问题。”郑永年向广州建言，相比东京、新加坡等世界一流城市，广州仍需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专业人才。他说，要让国际化人才安居乐业，不能单靠工资、住房等硬件，还需要秩序、文化等软性力量，“老城市新活力”应被视作广州面向未来的高标准的整体发展要求。

“人文湾区”担当枢纽推优质资源共享互通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世福表示，广州建立新型智库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等目标，需要责任担当和清醒的定位思考，文化是参与竞争的重要元素。
　　“我参与过许多海外的唐人街社区活动，用的就是粤语，大家都关心家乡城市的变化。”王世福提出“粤文化”概念，认为利用情感认同，不仅可打通湾区内的民心，还可成为传播手段，以海外的唐人街等载体，建立起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他说，丰富的文化底蕴是广州身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天然优势。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提出“人文湾区”的思考。他说，广州一直担当珠三角的“枢纽”角色。广州以开放包容的传统，结合当代的创新文化，有望让优质资源在大湾区内共享互通，助力广府文化的认同和人文领域的交融。
　　张志安指出，广州的高校等教育资源集中，粤港澳大湾区正吸引港澳青年前来学习、谋发展。这些先行先试的经验，都可供珠三角其他兄弟城市参考。中大的团队曾在港澳学生中做调研，发现他们来穗发展的顾虑主要在住房、社保、政策落实、人际关系等方面。据张志安了解，南沙等地正在为此探索，譬如让香港青年跟政府共有产权房，降低安居“门槛”，未来出售时可按比例分配，达到普惠公平、支撑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的目标，激发持久活力。

“中心性”决定发展定位广州交通“双向连接”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杜金岷教授表示，拥有两千多年建城历史的广州今天面临空前的全球竞争压力，闻名遐迩的千年商都需要焕发新活力。他指出，广州传统商业繁荣，亟待创新。杜金岷为此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广州可利用现代技术，建立起现货的电子交易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三大湾区的优势综合体。”杜金岷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优势各异的城市群，足以把当今世界三大湾区的优势汇集，布局更大未来。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院长尹涛说，珠三角的基础设施布局以广州为中心，这是广州历来的地理“中心性”所决定。在大湾区的发展中，如果说香港是全球规则的对接者，高铁线网连通后的广州则将起到双向连接的角色，成为内地城市走向国际的桥头堡。
　　“广州一直有自我革命的勇气，今天也要以此精神，优化营商环境。”尹涛表示，中国离不开制造业，广州佛山更应该成为制造业的脊梁，支撑地区经济。要支持基础产业的发展，就需要为小企业提供平等的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他建议，政府可朝着简化审批环节的方向继续努力，以改革换取持续发展的空间。

蓝色的冰 · 发表于: 2019-3-24 17:38:00

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郑永年：意加入“一带一路”具指标性意义预计更多G7国家加入

　　（经济观察）郑永年：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具有指标性意义预计将有更多G7国家加入
　　中新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俞岚陈康亮）当地时间3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意大利总理孔特共同见证签署和交换中意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称，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事件。意大利不仅是欧盟核心国家，也是G7（七国集团）国家，随着意大利的加入并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好，相信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G7国家会选择加入“一带一路”建设。
　　在郑永年看来，意大利此举符合其国家利益。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意大利本身有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推动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截至目前，欧洲经济仍未能成功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复苏乏力。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缺乏经济增长动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国际市场，可以为意大利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自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际社会不乏一些质疑。对此，郑永年认为，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所怀疑，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对此应持开放、自信的态度。“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倡议，它虽然由中国提出，但却能惠及世界。
　　郑永年指出，实际上，除了部分国家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外，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欧盟核心国家都肯定“一带一路”的经济作用，只是担忧经济合作可能影响当地安全问题。对此，中国应该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允许其他国家持有不同意见。毕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没有地缘政治的考量，而是聚焦经济合作与发展。相信随着未来“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持续显现，越来越多国家会像意大利一样认同、支持“一带一路”。
　　2019年，“一带一路”建设迈入第六个年头。六年来，“一带一路”从无到有、从规划到现实，从纸面的概念变成地面的项目、从中国主张到被写入联合国文件……
　　谈及“一带一路”建设六年来的表现，郑永年指出，应该高度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包括增长乏力、结构失衡等。“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响应。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也存在改进的空间。郑永年认为，目前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项目规模过大。规模过于巨大，对所在国来说，就具有国家安全的考量。此外，规模巨大也容易产生诸如资金量过大而不可持续等经济问题。不妨适当压缩单一项目的规模，或者将一个大项目拆分成多个小项目，便于推进。
　　二是合作形式单一。郑永年指出，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国企和所在国中央政府的合作为主，容易使得当地社会和地方政府缺乏利益相关者之感，从而产生一些负面的看法。未来，不妨鼓励更多民企参与，同时与所在国的地方政府、环保组织等社会团体加强合作，引入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如此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
　　习近平出访欧洲三国

返乡农民工 · 发表于: 2019-3-9 10:37:00

源自：环球网

　　原题：美国人为什么有强烈危机感？

⊙作者：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近几十年里，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充满着各种美国衰落、中国挑战美国的“危机论”。但是，美国到底有危机吗？实际上，相比全世界各国，美国可以说是一个最没有危机的国家。经济上，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先进的技术及最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此外，美国还有仍然无可取代的美元霸权。正是因为这些，很少有发达的经济体能够离开美国经济。
　　在军事上，美国仍然第一，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能够和美国竞争。这一点看看美国每年的军事预算就非常清楚了。在政治上，美国这些年来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是党派政治分裂，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两党之间互相否决，大大影响了政府运作的效率。不过，美国人应当庆幸，因为美国政治制度仍然健全。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社会仍然能够自行运作。托克维尔在著《美国民主》时已经充分看到了这一现象，今天“强社会”这种局面依然如故。
　　但另一方面，自从其卷入世界事务、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领导者之后，美国就一直充满着危机感。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集团斗争，无论用怎样的名义，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军事扩张等，一直视苏联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直到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美国在和自己的“威胁”（敌人）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不过，美国的“威胁”显然不局限于像苏联集团那样公开称自已为美国的“敌人”的国家，也包括美国的“盟友”。1980年代之后，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美国感觉到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就毫不犹豫地和德国、日本进行贸易战。尽管这两个国家是美国的同盟国，但美国和它们斗争起来，也毫不留情，什么方法都使用。最终，美国在和盟友的这场斗争中也取得了胜利。
　　近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公开地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不过，对美国人来说，俄罗斯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因为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往日的苏联和苏联集团，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仅仅是中国的广东省。这些年里，美国国内盛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指的是中美，各种所谓“战争”的论著充斥着美国的话语市场。

但中国真的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了吗？显然没有。
　　从经济上看，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并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会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但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拿中美两国的各种经济数据来比较，在大多数方面，并没有任何证据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所具有的经济竞争力不仅仅是和中国比较而言，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也是独领风骚。
　　这里不说别的，单拿经济竞争力来说就足以说明问题。根据最近《日经新闻》的报道，2018年度全球净利润约40%由美国企业创造，而美企的净利润10年间增至3.8倍。2018年全球企业的销售额为35万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19%，净利润大幅增长2.5倍，达到2.8万亿美元。
　　从净利润来看，美国企业的表现最好，10年前美国的“全球份额”占25%，如今大幅提高到39%。今天支撑美国增长的产业，已从制造业和零售业等实体产业，转换成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可以通过调查美国企业持有的资产看出，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及代表品牌影响力的商标权等无形资产达到4.4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两倍以上。

　　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是获益最大的国家。美国的问题并非是利益获得问题，而是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就是说，在全球获得利益，但没有解决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问题。今天美国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美国政府把内部问题转化成为外部危机感而已。
　　就制度而言，中国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制度体系。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个体系具有巨大的变化能力来适应新环境，同时又不会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因为各方面的成功，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功，这一体系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但对美国和西方的制度并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中国也不像苏联那样，没有向外“推销”自己的模式，既强调不简单地输入模式，也强调不简单地输出模式。美国说中国的制度对世界构成威胁，显然是夸大其词。
　　即使在有关安全的军事上，五角大楼也是为了自私利益不断夸大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以图更大的国防预算。尽管中美两国为了自身的安全都继续会发展军事，但在这个核武器互相威慑的时代，很难想象中美之间的热战。即使在美国内部，军事研究专家也意识到中美两国军事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差距。
　　危机感来自何处
　　美国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感？或者说，其危机感来自何处呢？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其一，美国的国家使命感。从文化上说，美国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国家，既表现在宗教文化上，也表现在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上，并且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互相强化。自从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花那么巨大的人财物力把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推销到世界各地。一旦遇到外在的阻力，就会产生沮丧感，从而也是危机感。
　　其二，美国的征服感。与其使命感相适应，从独立战争赢得胜利立国之后，美国越来越具有征服感。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之前，算是美国的“孤立”时期。但“孤立”是很大的误解，因为美国在1890年代之前聚焦在美洲的扩征和征服，美国人把欧洲人赶出了美洲，宣称“美洲是美国的美洲”。这种征服感也表现在内部各方面，包括西部开发、进步社会等。一战期间美国开始卷入世界事务，之后通过不断征服，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
　　其三，霸权本身所具有的危机感。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但独霸产生其自身的危机感，即总是会感到自己的霸权地位要被他国所取代。寻找这个要取代自己的“他国”，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很自然，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中国俨然成为美国所界定的“他国”了。上述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在美国盛行并非毫无道理。说穿了，这是美国人的危机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四，保持经济力量最高端所带来的危机感。这点和上述美国霸权有关联，但又有区别。如果说霸权地位的担忧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那么经济力量的变化是实在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经济，其经济影响力深入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是最了解世界经济形势的。一旦发现哪个国家的哪个经济领域对美国构成竞争力或者有可能构成竞争力，美国就会产生危机感，就会去超越或者遏制。对德国、日本等国的贸易战就是如此。今天，美国的焦点是控制世界经济的“脑袋”，即知识和智慧经济，不难理解这次和中国贸易战的核心，就是知识产权、技术等方面。
　　其五，把外界的假威胁感有效转化成为危机感。一般来说，大国很难出现来自外部的危机感，但美国是例外。经验地看，美国非常善于利用外在的威胁感，把外部威胁感转化成为自身的危机感。二战以来，美苏全面竞争，但两国的表现不同，苏联方面拼命夸大自己的成就，而美国方面则拼命夸大自己所面临的威胁。不同的表现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苏联要通过夸大成就来获取政治合法性，而美国媒体不在政府手里，“不是负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的美国媒体（中国则相反），自然夸大美国所面临的威胁。
　　而无论是苏联的夸大式的宣传，还是美国媒体的过度负面报道，都是符合美国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事实上，美国有效利用苏联的过度夸大成就，不仅在美国各社会阶层之间造成了“团结感”，而且巩固了美国和其盟友之间的“团结感”。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美，非常类似美苏间的关系。很显然，尽管如上所述，中国各方面并没有在实际上对美国构成威胁，但美国已经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中国一些方面的宣传，将其转化成为美国本身的“危机感”。
　　中美之间的危机差异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那么中国则可以说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
　　两国之间的危机差异是巨大的。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可能是一个最没有危机感的国家。没有危机感，也是有诸多理由的。中国是世俗文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个体层面，大家都安于生活，安于现状，对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来说，即使在生活层面，只要过得去，就没有去“折腾”的动力。中国国家大，消化危机的能力也强，一般小的危机影响不到整个国家。因为个别危机影响不到整个国家，因此也不会得到重视。
　　此外，和美国比较，中国也往往没有有效表达“危机感”的机制。美国人是最没有承受感的，一旦感觉到了危机，就表达出来，通过媒体等方面的宣扬和夸大就成了真的危机感。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大家对一般的危机感不表达出来，而对真正的危机感也无以表达，而是被遏制下来，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人们说，在中国，没有危机就没有变化，小危机小变化，大危机则大变化。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社会的韧性，但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弱点。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可以从“危机驱动型社会”转化成为“危机感驱动型社会”吗？如果要避免大危机及其大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做这种转型是值得的，尽管转型的困难也是可以预期的。

海风有咸味 · 发表于: 2019-2-19 09:43:00

源自：侠客岛

原文标题：【解局】对话郑永年：中央刚发布的这一区域规划，有何战略考量？

　　相比京津冀，大湾区更复杂的地方在于，京津冀还是省份之间的协调，大湾区则涉及“两制”地区的协调，难度更大。

图片源自：视觉中国 aCdF-htfpvyz9216582.jpg 保存到相册

　　2019年2月18日晚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2.5万字左右。
　　作为国家级重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从去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一直为外界广泛关注。昨晚的《新闻联播》在描述这一战略时，再次使用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这样的描述，规格可见一斑。
　　对中国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什么？这份近期规划到2020、远期规划到2035的重大纲要，对粤港澳地区、乃至对于中国来说将带来什么？
　　从2016年开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就对这一规划开始了论证与政策建议。今天，我们与IPP的领导者郑永年教授，就此话题进行了一番探讨。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侠客岛：从去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到今年两会前规划纲要落地，中间经过了接近一年时间。去年我们在专访霍启刚等粤港澳地区代表委员的时候，大家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关注。为什么纲要出台的时间这么长？
　　郑永年：从概念到政策确实需要很长时间，也显示出高层的重视。中国的创新实践有很多形式，早期80年代沿海经济开发特区，十八大后的自贸区，都是如此。这次花这么长时间，我想主要是为了避免“为了创新而创新”，避免为了特区而搞特区。对比此前广东发改委、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可以看到，纲要的出台是内容逐步在充实。
　　这恐怕和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有关系。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其实之前也说了很多年，但突破不大，一直在纸面上打转。最高领导人亲自抓起来之后，经过大量调研，制订可行纲要，还任命了常务副总理去协调。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也类似。
　　相比京津冀，大湾区更复杂的地方在于，京津冀还是省份之间的协调，大湾区则涉及“两制”地区的协调，难度更大，要考虑各方意见。
　　精心构思考虑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不缺政策，缺的是可行的政策，需要非常审慎科学的决策。

粤港澳大湾区示意图。图片源自：中新网 zZzx-htfpvyz9220425.jpg 保存到相册

　　侠客岛：2016年的时候，您和IPP的同事就作为智库向中央提交类似的建议报告，我看消息说当时用的名称还是“环珠江口湾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论思考？或者说，从中央的高度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可能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永年：规划有时代背景。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从数量型经济到质量型经济的转变，国内也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怎么走，如何创新。
　　现在我们谈粤港澳大湾区，大家会说，那我们去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看看，去学习，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还不够。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大湾区，对标的应该是欧盟、应该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曾经进入谈判的TPP。
　　为什么？因为和这些地区类似的是，粤港澳也面临资源整合的问题。
　　大陆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创新；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都转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务业，面临发展瓶颈；澳门更是产业单一。三地都面临瓶颈，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
　　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结合起来呢？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就和欧盟内部很像，分散开，各自力量不算强；合在一起，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
　　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术，没有市场；珠三角有庞大的市场，但技术不如香港；港澳都有优质的服务业经验，比广东强的多，但也没有市场。香港800万人，有8所不错的大学，过一座桥，深圳2000万人口，没有类似等级的大学，甚至广东接近1亿人也只有2所985高校。为什么不整合起来呢？
　　我在欧洲工作过，欧洲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就很密集。英国脱欧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以前欧盟有大学的科研基金，英国的学校从中拿了非常多去支持科研，现在可能就没了。人家是不同的主权国家，资源还能频繁流动，我们是一国之内，不流动反而造成巨大浪费。
　　从历史上看，欧洲能从二战之后的一片废墟上重新站起，欧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它现在也面临问题，因为没有超越主权政府的实体组织从中协调。
　　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而可以避免欧盟的弊病：粤港澳三地虽然是“两制”，但我们是“一国”，有中央政府从中协调。换言之，大湾区应该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既对标欧盟的高标准、好做法，又避免欧盟缺乏协调产生的弊病。

　　侠客岛：从数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这个地区的GDP已经接近10万亿人民币，接近纽约湾区水平，旧金山湾区的两倍；进出口贸易额是东京湾区3倍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则是这三大湾区加起来的5倍多。但您在此前的文章中却反复说，不要单纯把大湾区理解成“经济上的大湾区”，说这不仅对于地区GDP意义重大。为什么？
　　郑永年：我在此前文章中说，对地方政府来说，不要觉得大湾区仅仅是个经济项目。当然，没错，这肯定会促进经济发展；但要超越简单的经济思维。大湾区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模板。
　　我们说国家竞争力，什么是国家竞争力？一说到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我们就想到硅谷这些，这是平台。一个国家需要很多具有竞争力的平台，而且是有操作性的平台。未来世界竞争，就是对优质资本的竞争。中国以什么来吸引世界的优质资本？就需要大的平台。
　　早期中国经济体量小，一两个项目就拉动经济增长了。现在只靠某些地方、某些项目，拉动作用不大。所谓优质资本，不光是钱，还有高科技，技术含量要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服务业、科技、法治、制度优势；澳门服务业水准很高；珠三角产业链完备，有广阔腹地。
　　现在全球的局势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要更深化改革，更加开放，才能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大湾区就是这样的谋划。如果大湾区的制度衔接到位、全要素自由流动，又有技术又有市场，还有资金和法治，对于国内、国际的优质资本吸引力就太大了。华尔街不会放弃，欧洲、日本也不会放弃。

　　侠客岛：您好像也很关注大湾区对于“一国两制”的深化作用？
　　郑永年：对。港澳地区的制度我们说五十年不变，但是要互相适应。我们不照搬美国、欧盟的制度，但是也要通过学习、借鉴和实践，产生新的制度。你不能说前49年都完全不变、到第51年就自动变嘛，那就太剧烈了。不要机械理解这种原则。
　　现在内地和港澳都在适应对方，也都各自在产生着变化。况且这里的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致的，没有障碍。大家完全可以通过经济、社会上的互动，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侠客岛：11座城市、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整合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困难定位在什么地方？
　　郑永年：主要是行政上的障碍。早期处于简单扩张型发展阶段时，大家自身都有发展空间，也都搞地方保护主义，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美国也是如此。但现在简单扩张已经饱和，大家都面临困境，所以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为什么三地的市场没法完全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病因。
　　这需要很多细节探索。比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我们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赴港高铁，但是签证仍然是问题。欧盟有个申根签证，签完基本可以去欧盟所有地区，我们要不要研究借鉴？
　　粤港澳现在有三个独立的关税区，看上去不容易，但是欧盟内部有26个关税区，它们是怎么整合的？三个海关怎么协调、省掉一遍遍通关的中间关节？在这里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而不再分内资、外资，一视同仁？
　　甚至法律，欧盟内部也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但障碍也不多。这都是很先进的做法，要学习。
　　细节会真正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经是“一国”了，就要更从技术层面着眼解决问题。不同的制度是眼下的障碍，但未尝不是机会。不同的制度在一起，融合、碰撞，现在的障碍可能转变成优势。这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比如前面说到香港高校质量不错数量也多，但是招生都招不满，临近的广东却好学校不够多，这就很浪费。能不能整合香港和大陆的科技、弄一个大平台？这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2016年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团队分成几个组，分别研究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教育资源、科技市场整合的问题，因为这都需要细致的技术操作。
　　最重要的是，市场要起决定作用。不要规定某个城市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应该是市场形成的。深圳的科技就在向东莞转移，因为土地贵了。
　　政府可以规定不要污染，可以去做好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法治的规则均等，比如劳动力、公共服务的自由流动。其他的则要让市场去决定。这应该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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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世界级城市群

幻想式流浪 · 发表于: 2019-1-28 22:23:00

源自：海外网

原文标题：对话郑永年：如何看待华为案与即将到来的中美经贸谈判？

　　最近，国际局势起了很多波澜──
　　达沃斯上，美国国务卿说，要有条件地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默克尔含蓄地批判特朗普，安倍则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的出口；委内瑞拉局势陡变，西方大国拉着各个国家站队；加拿大驻华大使在孟晚舟案上说了几句公道话，被迫辞职……
　　按照计划，副总理刘鹤即将赴美，开展贸易谈判。而在达沃斯论坛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讲话时则说，要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角度考量中国，在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和摩擦时，“只能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求更好地切分蛋糕的办法，决不能停下来、就切蛋糕的办法进行无休止的争执，诿过于人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如何看待最近的国际形势，以及即将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侠客岛再次请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与我们进行了一番对话。

郑永年 YY32-hshmsth4958268.jpg 保存到相册

1
　　侠客岛：您怎么看待蓬佩奥和王岐山副主席的讲话？我们知道，按照计划，1月30日刘鹤副总理将飞赴美国展开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您如何看待此番双方谈判的前景？
　　郑永年：可以看出，中美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有共识也有分歧。
　　共识是为了自身利益，中美都有强烈政治意愿解决摩擦纠纷。我们以前聊过，贸易战没有赢家，对双方都有实际影响。细看下来，贸易战对谁影响更大呢？特朗普说对中国影响大，我看不见得。当然，只要双方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那就是共赢，比单纯用冲突解决问题要好。从这个角度说，中美是在相向而行。
　　也有分歧。分歧的核心在于，如何界定贸易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如何解决问题？是把经济、政治等问题都一揽子放在一起解决呢，还是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聚焦某个问题致力解决？这是不同的思路。
　　王岐山讲话里提到，世界经济还是要做蛋糕；蛋糕不做大，各国吵来吵去分蛋糕、抢蛋糕，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在全球化中拿走了蛋糕的很大份额，但是他们自己国内没有分好。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有70%多，现在还不到50%，这是美国国内很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指望用贸易战的方式，光靠怪中国、谴责中国，把国内问题外部化，是解决不了美国国内问题的。
　　经济和政治的变化逻辑不一样。要解决问题，就要有针对性的方法。80年代到现在，民主也好，人权也好，我们也可以和美国谈，可以和西方谈，但不能把经济、政治等其他问题都挂钩在一起，一锅粥、八宝饭，那是解决不了的。谈判要有主题，才可能取得共识。
　　说白了，中国不可能为了促进和改善贸易，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核心利益都改了嘛！学美国又不能成功。如果像蓬佩奥说的，非要把贸易跟其他诸多领域放在一起，那肯定无助于贸易谈判。

王岐山在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致辞 PFXi-hshmsth4958310.jpg 保存到相册

2
　　侠客岛：最近围绕华为的新闻很多，国人也都很关心。您如何看待西方一些国家对华为的“围剿”？甚至连一向不接受采访的任正非都露面接受了几十家中外媒体采访，因为感觉到了很关键的时刻，必须由他出面告诉外界华为发生了什么。当然，围绕孟晚舟，中、美、加的博弈也在进行。前两天加拿大驻美大使抱怨，人是美国要求逮捕的，但现在“受伤的却是加拿大人”。您怎么看待这种大国间的博弈？
　　郑永年：华为不仅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平台：各个国家、各种利益集团较量的平台。我们以前说过，美国内部有各种利益集团；对华为的强硬，当然是美国安全系统、军工系统的利益。但是，如果一直是用美国国内的法律来处理这些问题，那国际上就没有一点规则了，胡来嘛，以后大家还怎么在全球化背景下做生意？
　　这当然不仅仅是法律问题。现在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都说是法律问题：有的是关于美国国内对制裁伊朗的法律，有些是美加之间的引渡法律。但是我必须说，国内法是国内法，国际法是国际法；在国际层面滥用国内法，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什么？因为法律并不抽象，法律代表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国家间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你有你的法律，我有我的法律，我们都用自己的法律办事，但冲突就出现了。所以，光用国内法肯定不行。
　　要在国际层面协调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必须用政治、外交的方式解决。比如美国决策要不要提出引渡，加拿大司法部是否裁决同意美国的引渡申请，这都是政治决策，不仅仅是法律操作。所以这个案子最后肯定还是得会回到政治、外交的层面去解决。

3
　　侠客岛：也有的评论说，现在华为案可以视作西方对华“技术冷战”的开启。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郑永年：西方的这种心态不难理解。冷战时，东西方都是互相封闭的嘛。我们改革开放前也不向美国开放技术，也对西方抱有怀疑态度，不仅怀疑你的技术，怀疑你来中国的人是不是特务，双方都一样，都有过这种历史。
　　但是中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我们很清楚，历史已经证明，把自己封闭起来，只会带来自己的落后，发展不起来。所以，西方对中国技术抱有怀疑、有敌意，只能说这是自信心的缺乏，说明他们担忧、恐惧中国的技术超越西方、超越美国，怕自己成为loser，所以才要把华为、把中国赶出去，限制你进来，在技术层面对中国封闭。
　　不用担心。这种封闭对西方没有好处。改革开放后，可以说，中国成为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技术研发投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要收回这种成本，必须依靠巨大的应用市场。华为为什么看重美国、日本、欧洲市场？就是因为技术投入高。市场越大，才越可能赚钱。
　　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学家应该算一算，作为美国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美国的公司在这方面从中国赚了多少钱？肯定比中国赚的多。比如iPhone这些东西，如果失去中国市场，他们会损失多少？中国是在消费西方的技术，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说，孤立华为也好，孤立中国技术也好，这不是经济逻辑，这是政治逻辑。真正去考察经济逻辑，就会理解以前有些人说“中美国”，两国技术、经济是高度关联、相互依赖的。所以你去看看，现在要在技术上封锁中国、把华为赶出去这些东西喊得最响的是西方政客，不是企业家，不是经济人物。
　　但另一方面，你孤立华为那么久，结果如何呢？华为有了自己的芯片，最近还发布了自己的5G。这对中国没问题，因为全球的技术还是在发展，只要你技术先进，西方不需要，肯定有国家需要的。
　　任正非说5G技术现在华为全球最好，已经签了几十个合同了。他说得很好，谁不买华为的5G，那是他自己的损失，毕竟会失去购买、体验物美价廉的先进技术的机会。
　　所以说，“技术冷战”的心态，还是西方内部问题的外部化反映──内部社会出现矛盾、经济乏力，就把这些问题外部化、政治化。我们看清楚就行。中国从近代以来就犯过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的错误，教训太深刻，不会再犯了。所以我们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讲，即便是西方在搞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封闭主义，我们还是要坚持开放、深化开放。这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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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侠客岛：能深入说说这种西方内部矛盾的外部化与政治化吗？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动荡，其实也反映出某种程度上左右翼力量的变迁，以及国内社会矛盾引发的政治危机。
　　郑永年：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存在内部矛盾。拉美现在普遍有左右之争，欧洲、美国也一样。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很多国家都把目光放到国际上，抢蛋糕、片面要求修正国际分配秩序，这是错的。历史的教训太深了──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西方国家把国内问题国际化，结果怎么样？
　　反过来看，真正解决了社会内部矛盾的，比如西欧、北欧国家二战后的资本主义转型，都是经过了本国展开的社会革命，通过均等公共服务、提升公众福利、合理国内分配的方法，用内部转型、内部社会力量变动的方式完成。美国错开了历史上第一波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现在也遇到历史上曾经遇到过的问题。
　　国内的问题只能通过内部调整、内部结构改革或者革命来解决，从来没有用内部矛盾外部化、向外输出的方式解决的。一战、二战就是很糟糕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5
　　侠客岛：达沃斯上，默克尔含蓄批评特朗普政府“破坏全球经济”，并称“世界只有通过合作和共享机构才能解决争端、促进繁荣”；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非常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出口的冲击和影响。您怎么看？
　　郑永年：现在的全球化跟以前的很不一样。以前资本、技术有国界，主权国家还有“经济主权”。日本制造就是日本的，德国制造就是德国的。但80年代后，全球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很难说某个产品是某国制造。波音与空客不是美国、法国一国就制造出的，一台iPhone可能要几十个国家共同合作制造。
　　产业链就是形成依赖，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国际上遇到了分配问题，大家开始吵谁得到的多、谁分得的少，但是别忘了，这种分配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不可能用蛮横的方式解决。
　　不光是德国、日本，美国也从贸易战中受到很大伤害。美国得到了什么？没有什么。所以特朗普现在就有动机去跟中国谈。我以前还说过，从长远看，美国可能是贸易战的最大输家。因为现在的世界体系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现在如果美国主动放弃、丢掉了霸权，以后再想重新建立起来是很难的。

6
　　侠客岛：做蛋糕的问题我们此前在谈话中也聊过。其实不仅是国际上大家要做蛋糕，国内也要做蛋糕。您说到，现在中国人均GDP才1万美元左右，而“亚洲四小龙”里面垫底的台湾都有2.5万美元，差距还很大，国内还远远没到大家争论怎么分蛋糕的时候，做大蛋糕才可能让每个人有可能继续多分一点。
　　郑永年：当然。如果因为分配上有争执，大家就都停下来吵，不做这个蛋糕了，那一定是“多输”局面。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做大蛋糕，大家才能分得更多。
　　实际上世界经济蛋糕做大的潜力还很大。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机器人、AI，这些东西为世界下一步经济发展创造了多少可能性啊？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的那些国家，经济潜力多大？你看现在美国、欧洲的人均GDP很高，可能在5-6万美元甚至更多，中国人均才1万美元左右；拉美、非洲更低了，穷国多的是，相当大基数的人口还在吃饭穿衣这个水平线上生活。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世界上的民粹思潮。尤其是西方的选举政治，更容易出现民粹，无论左右，都容易流向民粹。因为政治好搞，煽动、鼓吹、极端化都可以获得选票，但是做大经济蛋糕多难啊，要花很大力气。民粹就是抢嘛，在现有的利益里哄抢，谁力气大谁就抢的多一点。
　　所以说，各个国家、尤其是各个大国，不能目光太局限，尤其是只局限在政治层面。发展还是硬道理。
　　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国际上也一样。美国国内发展不平衡，世界发展也不平衡。如果还能像以前联合国内那样，大国之间对于发展世界经济有共识，潜力就还是很大。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想发展了，光想着分蛋糕，就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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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侠客岛：此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称，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赴美、就两国经贸问题与美磋商，您怎么看此访前景？美国联邦政府持续停摆30多天，会对此次谈判有影响吗？
　　郑永年：领导人谈问题可以综合地谈，但是执行部门要把问题细化。对中美双方都是。中美之间是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有好有坏。对特朗普来说，政府停摆会让他更有动力去在经贸上找到突破口；但问题是，虽然特朗普在美国社会层面支持力量依然不错，但是在精英层受到很多掣肘。政府停摆已经显示出这种党争、精英分裂的困境。中美经贸的突破能否给特朗普带来精英层的支持率？要打一个问号。
　　以前，无论民主党共和党，产生出来的领导集团都是要照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中产阶级的利益的。但现在民主党、共和党刚好反映出社会分化的局面，一半对一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特朗普政府的效率，人们对其缺乏信任感。
　　如果美国有有效的领导集团，中美谈判就容易取得共识；现在领导集团缺乏效率，就会给谈判带来高度麻烦和不确定性。

8
　　侠客岛：不久前，中国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做主题，很罕见，甚至为此推迟了许多地方“两会”的会期。您怎么看这一主题？
　　郑永年：很有必要。当然，中共领导层对于重大风险的研判，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世界局势判断的延续。
　　以前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现在西方国家自身就在发生着颜色革命。法国黄马甲，也在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全球化会带来技术、资本、产业的全球化，也会让问题全球化。这是对国际形势的重大研判。
　　确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收入分配、种族矛盾、社会矛盾……只不过形式不一。我们也要面对现实。矛盾都是在积累的。贸易战也好，地方债务也好，改革触动既得利益也好，都会积累矛盾。
　　如果经济还在发展，社会矛盾就还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用发展解决；如果经济停滞了、经济不增长呢？很多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你看法国黄马甲，也是小问题引起的，对吧？燃油税。战争也是，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是小事成了导火索，无论有意无意。小问题可能触发国家间的战争，也可能触发国内矛盾和社会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要高度警惕。
　　采写/公子无忌

〓　相关链接

中美贸易战 | 华为

btkj · 发表于: 2018-12-25 21:53:00

源自：侠客岛

原文标题：[岛读]郑永年：集权好还是分权好？平衡最重要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IPP评论”）

　　[侠客岛按]
　　从古至今，中国的政治总离不开一对对的二元关系，比如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人治与法治。其中每一面向的取舍轻重，都关乎着国家层面的稳定状态与发展走向。
　　远有唐宋治、乱之较，近有改革开放之初进、退踌躇，代际更迭间需要思考的“治理命题”却不乏相似处──
　　“对上”负责和“对下”发展如何均衡？国家整体利益与局部所求如何同步？集权与分权交替怎样“矫枉过正”？对于官员群体，有作为还是混日子，“权力恐惧”还是“胆大妄为”，也都成了个体生发、却事关大局的关键性选择。而对现在来说，就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如何发挥地方的改革能动性问题。
　　今天，侠客岛推荐一篇郑永年教授有关上述命题的文章《集权与分权的统一》。微信号“IPP评论”授权刊发。侠客岛略有删改。

对上与对下
　　在中国政治中，自古至今，对政策执行者（无论是中央官僚还是各级地方官员）来说，存在着两种责任，这两种责任的平衡关乎着国家的治与乱、和谐与冲突、发展与滞涨、整合和分裂。
　　第一种责任就是平常所说的“对上”的责任，就是对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的责任；第二种责任就是平常所说的“对下”的责任，就是把官员自己所辖的地方发展好和管理好的责任。相应地，两种责任也产生了两种“忠诚”，“对上”的忠诚和“对下”的忠诚。
　　在任何社会，“对上”负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管什么样的政体，不管什么样的时代，上下级之间都存在一个秩序，没有这个秩序，就称不上是政体。上下级秩序对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没有这个秩序，命令无以执行，政策无以实施，更不用说是国家的整合了。在当代中国，这种责任也经常被称为“大局意识”或者“大局观念”。
　　应当强调的是，“对上”的责任并非是对任何一个领导人本人的责任，而是对上级领导人所代表的利益的责任。不过，在实践中，这两种利益有时候并不容易区分，“对上”责任被理解成对领导人个人的责任，“对上”忠诚被理解成对领导人个人的忠诚；一旦这样“误解”，就不仅会导致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同时更重要的是会失去对整体利益的追求和忠诚。
　　“对下”的责任就更为重要了。简单地说，“对下”责任是“对上”责任的基础。
　　中国在理论上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这决定了无论是官僚机构还是地方政府都被视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仅仅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不过，这种看法并不那么科学，由于中国地方间的差异性巨大，治理过程中就往往需要地方官员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各地的条件来制定地方政策或者修正来自中央的政策。尽管一个国家并不是各个地方的简单相加，但如果地方发展和治理出现问题，国家总体肯定也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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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国家总体而言，“对上”和“对下”的两种责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可以有高度的一致性。就中央和上级来说，尽管要着眼于国家整体利益，但国家的整体利益需要通过地方政府或者各级官僚机构来实现；对地方来说，在国家整体利益的构架内来追求局部利益和管理局部，才能同步达到对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促成。
　　就政策执行者来说，如果光“对上”负责，那么地方利益和地方差异性必然被忽视，发展和管理必然会出现问题。
　　在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光“对上”负责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光“对下”负责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理性地假定，官僚和地方官员必然会牺牲部门和地方利益，来满足中央和上级的利益，因为官僚和地方官员的升迁取决于中央和上级，而非同级官员和老百姓。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僚和地方会出现“懒政”，他们不用发挥主观能动性，光做一些会使中央和上级“高兴”的事情就行了。这样，政绩工程、假信息、瞒上欺下等现象必然盛行起来。
　　但如果官僚和地方官员光“对下”负责，不“对上”负责，地方可能发展了，但整体利益甚至国家的统一也必然产生问题。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也层出不穷。每当中央政府弱化，尤其是王朝解体的时候，地方就会产生封建割据。1930年代的军阀割据时代，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治理也相当好，但国家整体利益则荡然无存，不仅内战不断，更无能力对付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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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与分权
　　对中央执政者来说，一个极其重要也极其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间的关系。太集权和太分权都会出现灾难性后果，理想的则是实现两者的相对平衡。
　　一方面，如上所说，如果太集权了，就会导致官僚和下属只承担“对上”的责任而忽视“对下”的责任，时间一长就会出现非常糟糕的局面。
　　历史上，宋朝开始中央集权，导致部分地方官员做事不经思考，同时地方权力也不足，遇到困难和危机时高度依赖中央，没有自救的力量。因此，蒙古人一打进来，各地方无法自我保护，皇朝随后即轻易解体，元气不再。相比之下，唐朝的分权做得比较成功，地方力量强大，地方官员的责任也相对较大，尽管也发生了“安史之乱”这样的危机，但之后各地仍然能够比较快地恢复过来。
　　另一方面，如果太分权了，地方就会坐大，官僚和地方官员的地方利益观念就会强化。地方主义的崛起易破坏国家的整合，甚至导致国家的解体。
　　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在1980年代，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困境，即“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不仅表现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包括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等。
　　但经过1990年代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改革（例如分税制），1980年代过分分权的状态得以改变，因此之后人们似乎不再那么频繁地讨论当时的困局。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现象已经消失了。事实上，恶性循环仍然存在，只是变了形态，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
　　十八大前后的一些情境，在某种程度上就可理解为这种循环的表现。十八大以前，“分权”曾经导致过不小的危机。
　　在顶层，党内分权致使政治学里所说的“寡头政治”崛起，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党内的“团团伙伙”。周永康、令计划和军队的徐才厚、郭伯雄等可以说是典型的政治寡头主义。寡头主义的崛起损害党的整体利益，威胁到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
　　在地方，则表现为地方主义。地方之间的互相竞争不可避免，而竞争可以促成地方官员有效利用比较优势、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革促发展。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地方竞争只是政策之间的竞争。
　　但十八大之前的地方竞争却大大超越了简单的政策领域，一度涉及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重庆就可视作案例。
　　再者，由于过度分权，党内责任也成了大问题，即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集体领导变成无人领导、集体负责变成无人负责。由此，各方面的“失控状态”就不可避免，尤其在腐败方面，十八大之后反腐进程中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落马”，也是有其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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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与当下
　　正因为十八大之前过于分权造成的种种，十八大以后就出现了集权趋势。集权并非领导人的个人选择，而是具有必然性。不管谁当政，只要具有国家整体利益和执政党整体利益观念，都会通过集权来解决问题。
　　但是，集权也产生了其自身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集权成为大趋势，中央一集权，各级官僚机构、各级政府也跟着纷纷集权，并且一些地方出现集权竞争，导致部分领域出现了过度集权。这种集权趋势往往需要在出现问题和遇到反弹后才能得到纠正。但很显然，从出现问题到反弹再到纠正，长时间段之中，疏漏难免。
　　第二，一些新设的、意在防腐的制度（主要是监察体系）确立了，但因为很多细节没到位，且新制度的运作需要一个“试错”过程，也就呈现为“集权”现象。一般来说，在起始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执行者不能领会新制度的精神，执行过于机械，导致新制度对官僚和地方官员产生过度的、不必要的压力。
　　第三，在集权大趋势下，官僚和地方官员产生“自我恐惧感”，自我放弃权力，应当行使的权力也不敢行使。这就造成了前面所讨论的只“对上”负责、“对下”则缺少积极能动性的现象。
　　今天，中国的官僚和地方官员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对一些官员来说，现在是做事情最难的时候，因为集权，他们一方面感到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做事情，另一方面一旦要做些事情，尤其是比较难的改革，就会面临各方的压力。但对另一些官员来说，现在也是最好混日子的时候，那就是“不作为”，平平庸庸，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还有一些官员则唱唱赞歌、说些上级领导喜欢听的话──这比推进真正的改革容易得多。
　　正如分权状态时的所见，集权状态下出现的这些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很显然，如是状态既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局部和地方利益。从历史经验看，如果上述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就会造成更多问题的积累，甚至导致大的危机。
　　这其实也是上面所讨论的官僚和官员必须承担的两种责任之间失衡的后果，而两种责任失衡的背后，本质上是集权和分权的失衡。因此，要达到“对上”与“对下”之间的平衡，首先就必须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寻找到新的均衡点。历史地看，分权之后必然要进行适当的集权，集权之后必然要进行适当的分权，这都是常态，往来交错，也即所谓的“矫枉过正”。
　　对中央政府和上级来说，应当为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员履行这两种责任创造制度环境。尽管中央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调整分权与集权，但分权与集权之间仍需要相对稳定的边界。没有边界，政策执行者就会无所适从。
　　最后，无论是两者的边界还是两种责任的履行，都必须引入法治──既用法治来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借其来保障“对上”与“对下”的到位和落实。

问薇千柔 · 发表于: 2018-10-16 00:48:02

源自：海外网

原文标题：对话郑永年：中国不会是苏联
⊙记者：公子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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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侠客岛：从国庆到现在，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一直是舆论场的热点话题之一。这篇演讲中当然透露出相当多的无知与傲慢。您如何评价这篇演讲？
　　郑永年：他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我们也有自己的角度看待。从学术、第三方角度看，这篇文章透露出的内容没什么了不起的，也没什么深刻性。
　　演讲中透露出来的，美国对中国有一系列不满意的地方，像“深宫怨妇”一样抱怨一下。这些内容过去几届多少也都说过，彭斯不过是规整在一起说出来罢了。放在一起就显得多了些，抱怨特别多。我觉得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情绪。
　　从另一个角度看，抱怨归抱怨，他还是想跟中国打交道的。一方面施加压力，一方面把不满意发发牢骚。他演讲中的错漏很容易回答，因为那些不是事实；但是演讲中表现的美国看待中国的方式，倒也透露出很多信息。

美国副总统彭斯（图/视觉中国） 4mbS-hmhhnqs5941410.jpg 保存到相册

2
　　侠客岛：前几天，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彭斯的演讲证实了很多人的猜测，也就是，美国挑战贸易战其实无关贸易，而是为全球权力，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郑永年：贸易也是权力的一部分。不能脱离经济看权力。毕竟，现在的状况跟美苏冷战不同。美苏没有经济交往，主要是在军事、武力上竞争。美国跟中国交往，经济也是权力一部分，不能抽离经济空谈权力。尤其对商人导向的政府来说，经济力量非常重要。
　　但特朗普政府看重的经济并非现代的经济形态，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他是房地产出身），所以强调钢铁、煤炭等领域。实际上主导世界经济的早已不是传统经济，是互联网、高端的。
　　看清这一点很重要，《洛杉矶时报》的看法相对片面。从现在看，军事上，中国没有挑战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政治上，即使中国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选择和借鉴，但对美国本身没有冲击。所以中美之间主要是经济上的。美国搞不定，也是在经济上。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全球化，美国获利最多，当然中国也受益良多，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在美国国内。全球化的好处流向了美国，但给了很小一部分人；技术形态变化导致国内中产阶级变小、分配不公平。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权力”的结构不无道理，事实上包括欧洲、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即便是中美间存在战略问题，但这种挑战不一定直接影响百姓生活，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军事的竞争合作远离百姓，是媒体的消费品。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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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侠客岛：彭斯的演讲也从经济扩张到政治议题，比如指责中国对美间谍、渗透、政治操纵、媒体造势甚至左右中期选举等。怎么看待这种言论？究竟是贸易摩擦的升级，还是说是给中期选举造势？
　　郑永年：选举体制下，必须有议题，议题很重要，毕竟要吸引选票。其实在很多选举国家，中国都会成为议题之一，包括欧洲。彭斯大肆谈论中国议题，当然有很重的吸引选票味道。
　　同时我们要看到美国整体的政治生态。以前美苏冷战时，苏联任何一个层面的东西都可以挖出来作为议题；同样，如果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也可以挖出各种议题。特朗普政府如此，换一个政府也一样。这是大的倾向性问题，与体制相关。
　　当然，美国这样去谈论也不稀奇。我90年代去美国读书时，我们这些留学生也被比喻成“海底的鱼”，说我们迟早会跳出来，也是类似的论调。如果我们回顾冷战历史就发现，议题操纵、驱逐外交官之类的手段，美国对苏联都做过。这些东西出现不奇怪，中国要成为大国，对此心理上也要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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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侠客岛：您说到冷战。有人把彭斯的演讲比作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您如何看待这其中“冷战思维”发挥的作用？
　　郑永年：此前我们也探讨过美国“冷战派”抬头的迹象，这也是事实。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的时代跟美苏争霸不一样。
　　贸易战到现在，美国得到了什么？中国失去了什么？美国没有得到什么，至少没有得到特朗普想要的东西。主要的经济指标里面，除了就业好一点，美国吸引外资，以前高的时候一年4000多亿美元，今年到现在不过1000多亿。
　　侠客岛：贸易逆差还扩大了。10月份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的贸易逆差再创6个月来新高，大豆出口暴跌了10亿美元。中美资本市场也都出现了幅度不小的波动。
　　郑永年：是的。中美经济的相关性很高。特朗普以前总对美国资本市场充满信心，这样美股暴跌一下，对他们重新思考问题也是有好处。因为全球化时代谁都逃避不了的，经济关联度很高。现在还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是完全的主权经济体嘛？早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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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战对美国一手创立的全球化体制破坏太严重。这个体制美国拿到了最大利益，但是边际效益不像以前那样多了。破坏一个体制很容易，建立新的却遥遥无期。
　　我们知道，商业市场主要靠预测性、确定性、稳定性。但在美国做法下，大家头上都笼罩着不确定。“美国第一”口号ok，但搞成这样，有确定性吗？是否跟特朗普预测的那样，外资都回到美国去？相反，特斯拉、宝马都到中国来了。
　　所以贸易战没有赢家的，只是看谁丧失多一些、谁坚持久一些。我看美国可能失去的很多。你不要现在的全球体制，要什么呢？不是说跟北美、跟欧盟谈完新贸易协定就完了，全世界几百个自贸协定呢。
　　最大的问题是，这样搞下去，大家还信吗？你对墨西哥、加拿大这样的主权国家搞“毒丸”条款，要去针对第三国，有可行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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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客岛：您说到“毒丸条款”，我们也很关注。如果美国强迫加、墨以及更多的盟友，针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搞这种条款，中国应该怎么应对？
　　郑永年：不用怕的。也许有些国家为了实际需要现在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但是可持续吗？中国搞改革开放40年，这么大的消费市场好不容易打开了，谁会放弃中国？华尔街、欧洲人会放弃吗？
　　咱们之前探讨过，美国不害怕中国的政治军事实力，怕的是这个消费能力。所有的资本家都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的，白宫和华尔街的行事逻辑和目的不同。华尔街是为了让中国更开放，白宫是为了让中国屈服。
　　从历史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结论就是，开放就成功，封闭就会被打败。明清以来的教训不就是这样吗？贸易战打到后面，不是比谁更民族主义、比谁更封闭，而是比谁更开放；谁最开放，谁就是赢家。

6
　　侠客岛：彭斯是在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的。前两天这个智库的著名人物白邦瑞说，贸易战可能“暂时止战”。您如何看待这种表态，以及如何判断贸易战的走势？
　　郑永年：我之前写了《贸易战的几种前途》，其中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样。中国当然不想打了，美国也有可能不想了，大家都觉得事情复杂，也拿不到太多好处，光破坏不建设不行。特朗普作为商人，还是要看看效果的，他不是意识形态至上者。有这种暂时止战的可能性。
　　其实不仅中美双方大局没有改变，也没改变美国的盟友啊，日本、德国、欧洲，跟中国做生意做得更多了。美国国内也有“止战”需求，因为影响了跟中国做生意的企业。
　　要意识到，中国的经济不是关起门来发展的，是开放的。我们之前做研究，中国经济增长，40%都与外向型经济体有关系的。贸易战的早期到现在，更多是宣传攻势；但经济问题更复杂，早已不是简单的主权经济体时代了，现在都是非常复合的经济体，弊端早就暴露出来了：贸易战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彭斯在哈得逊研究所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讲 Hvpx-hmhafir8642972.jpg 保存到相册

7
　　侠客岛：有消息说美国近期可能会在全球举行演习，以展示其“同时在多个地区应对挑战”的军事能力。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说会来南海。美方动作是否意味着局部擦枪走火、甚至热战的可能？
　　郑永年：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不光现在这样，几十年来一直如此。这是美国霸权的常态，不然怎么证明自己的霸权呢？肯定要有一些“象征”霸权的东西出来。具体会发生在哪些区域，不知道，但是肯定会发生。不过，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军事霸权、全球霸权不是光靠象征的，还是要靠实力；最根本实力的还是经济，所以不用怕。
　　事态会怎么发展？最重要的，中国不要掉入以前的“苏联陷阱”。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建成了一个商业大国，并没有在世界上追求军事支配地位。美苏竞争苏联落败，不就是因为苏联经济垮掉了吗？这一点中国要看清楚。
　　前一阵子有评论说，中国“一带一路”方案出来后，美国、日本、印度、欧洲、澳洲也都开始有自己的计划版本了，认为中国应当提高警惕，觉得对中国来说是个负面消息。我觉得不是，这是中国的贡献。如果中国像美国在二战之后那样发展的话，世界会怎样？
　　90年代中国跟东盟“10+1”谈判，日本韩国紧张了，也赶紧来谈，后来怎么样？形成了三个“10+1”，还形成了“10+3”（东盟+中日韩）的机制。把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扩大到全球看，如果“一带一路”的方案示范效应下，形成了许多经济项目，对世界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朝向什么方向竞争？中国现在是将竞争引向经济领域。军事竞争是零和博弈，但经济竞争不可能是零和游戏，不过谁赚得多、谁赚得少的区别。中国要看清这一点。
　　如果中美放弃了经济竞争、走向军事竞争的话，对整个世界都不利。所以有学者说嘛，现在美国越来越像以前的苏联、而中国则更像以前的美国了。对此要有信心，走自己的路，想清楚这个选择。

美国海军“文森”号核航母在南海航行 dHzM-hmhafir8642992.jpg 保存到相册

8
　　侠客岛：有外媒在说，美国政府正寻求中美领导人会面的可能。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您怎么看？
　　郑永年：有沟通交流当然好，中美操盘手能坦诚、实事求是地沟通，总比不沟通好嘛。毕竟贸易战也持续了很久了，大家都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总结。
　　总体上说，中美经济之间的互补成分远多于竞争的成分。中国总量大，但是美国人均GDP5万多美金，我们还不到1万，技术水平、市场环境等都不在一个档次上，这些误解要说清楚，还是有相当多的合作共赢空间。

海风有咸味 · 发表于: 2018-9-6 05:23:00

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郑永年

　　【岛读】郑永年：资本的逻辑与精英的堕落
　　【侠客岛按】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社会新闻都引发舆论对于“资本”的讨论。
　　今天交通部检查组正式入驻滴滴，该公司CEO表态“没有足够的敬畏之心、警惕之心，丧失了安全红线和底线的意识”，不知是否可以平息公众此前对于该公司“拿钱买命”的批评；自如等房产中介公司以融资拿房的方式进入市场，引起房租大涨的同时，不断爆出“甲醛房”的新闻。再往前，资本在医疗、教育、P2P等领域的快速扩张，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对于市场来说，资本是效率和规模的助推器；对于社会来说，资本应当在增长的同时负担怎样的责任，整个国家社会应当建立何种监管约束机制，则是一系列社会热点退去热度之后应当考量的深层次问题。这关乎中国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也涉及整个社会的秩序构建。
　　今天推荐一篇郑永年教授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微信号“IPP评论”授权刊发。侠客岛略有删改。

金钱原教旨
　　马克思当年刻画了一个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马克思因此不仅呼吁被资本统治和剥削的人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他本人还投入于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云一时。
　　马克思之后，由西欧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一条是欧洲道路，一条是苏俄道路。到今天，人们知道尽管这两条道路都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但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长期的，即使到现在还在进行。
　　总体上来说，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要在资本和社会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一方面，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国家再通过税收等政策为社会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节制资本，防止资本作恶，尤其是在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会因此也体现为规制型社会。当然，辅助欧洲资本转型的还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传统宗教、公民社会、自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等。
　　苏俄道路则完全不一样。这个模式假定资本的本质就是恶的，因此彻底消灭了私有资本，而实行国家资本。今天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俄创造的概念。不过，正如历史所显示的，这条道路没有走得通，它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创造财富来满足人民需求”的问题。
　　但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会在中国再生。马克思批评西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资本管理国家事务；而在苏俄模式下，尽管国家直接掌握了资本，但因为彻底消灭了市场，国家资本演变成计划经济。
　　资本在今天中国的运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苏俄，而是在政府和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形态。事实上，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组织，其语言、行为、未来的愿景中，得到张扬的往往是金钱，似乎除了金钱，社会一无所有。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金钱原教旨主义”。
　　的确，马克思还是对的。当金钱成为社会粘合剂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们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从早年“血汗工厂”、奶粉事件到近来的疫苗事件、滴滴事件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却是“金钱原教旨主义”的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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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异化
　　在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中，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金钱关系，而社会各个层面的治理（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也主要使用货币方法，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数字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就并不难追溯近来频频发生的事件根源。企业通过理性计算，如果减去赔人命的钱之后其利润还是极其丰厚，一些事情就还是会“无所顾忌”地去做。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崛起，不仅表明资本出了问题，更表明政府的监管出了问题、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资本的全面“异化”。
　　首先是政府监管权力出了问题。政府权力理论上说是公权力，就是为了大众而存在的权力。在最基本的层面，政府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法律与秩序。但实际上，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监管者，那么监管就有无效的可能。
　　这里更重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关联，或者说政商关系。一方面，在权力面前，资本似乎什么都不是。各种事件爆发之后，一旦政府介入，最庞大的资本也得败下阵来；但另一方面，当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或者权力成为资本的坚强后盾的时候，资本所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们的想象。一旦权力纵容资本、为资本推波助澜，就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为所欲为。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逻辑都是一样的。
　　不难理解，一旦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资本就对权力构成了制约。企业出了事情，资本就能借助权力，轻易把事情搞掂。在上述案例中，在“危机”最终爆发之前，其实都早已经出现了各种“小危机”，而资本都能在保护伞下“化解”危机，因此等待着的只会是更大的危机。
　　更值得探讨的是，资本有着让受害者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危机，资本必遭深刻谴责，而受害者得到最广泛的同情；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在一些情况下，同样的场景仍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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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约
　　在很大程度上，“金钱原教旨主义”不仅是资本的逻辑，更是深入于人心、是整个社会的逻辑。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用钱换生命，生命等于金钱，这是资本逻辑。深入些看，这不也是社会逻辑吗？
　　不管怎样，出了那么多事，资本都能轻易用钱来搞定。对很多人来说，西方社会能够花巨量的、纳税人的钱来为个体追求正义，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正义”意识的缺失，是资本赖以为所欲为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里就涉及资本、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发达的西方社会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而大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仍然面临无穷问题。在西方民主化之前，资本和权力基本上是一体的，资本是权力的基础，社会一直处于弱势。但随着民主化的推展，政治权力和资本分离开来，权力逐渐从资本的基础转移到社会基础。在早期，社会力量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但逐渐地，社会力量表现为选票。
　　无论是福利制度还是监管（资本）制度，在西方都离不开民主。但是，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精英之间互相否决，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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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社会在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方面则有不同的经验。资本、权力和社会之所以能在东亚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的功劳。
　　这其中主要是因为儒家传统的政治影响。在儒家传统中，政治精英既是统治者，也是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者。在经济上，东亚社会政府的作用已经充分表现在“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上，就是说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除了市场，政府发挥了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
　　实际上，在社会权利甚至民主权利的实现上，政治精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人们也发现，东亚社会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精英们问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够“文明”了吗？政治精英不仅自己求进步、求文明，而且努力把文明推及到普通老百姓。日本之后，其他东亚社会也基本上沿着这个路径实现进步。
　　反观当下中国，情况似乎就没这么乐观。部分极端的资本精英、权力精英，有时“甘愿”自我堕落。这部分人不仅没有能力引导社会的进步，甚至会利用社会弱势的特征，牺牲社会利益，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任何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所有问题都是精英的问题。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极其无助。西方也一样。在精英民主阶段，精英之间能够达到共识，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就很有效；但现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

今日交通部检查组正式入驻滴滴 d.jpeg 保存到相册

　　因为精英“责任担当”的丧失，其不仅不能奉献社会，反而变本加厉地向社会攫取，使得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身、财富、安全感到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也逐渐见出隔离、焦虑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奶粉、疫苗和滴滴车等事件，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阴影难以估量。
　　不过，“故事”的走向也很明确：如果精英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为这种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

不取 · 发表于: 2018-8-28 21:01:00

源自：大佬时间

原文标题：郑永年：90后啃老有理不啃老啃谁去？

　　[郑永年：90后啃老有理不啃老啃谁去？]8月28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财约你《财约你》专访中表示，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现在年轻人啃老是有理的。“四十后、五十后、六十后基本上把未来两三代人的机会都抢完了，他们不啃老啃谁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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