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折折叠叠斜杠青年

清华女博士获雨果奖：不希望小说暗黑预景成真
源自：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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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科幻界诺奖之称的2016年科幻界”雨果奖”，8月21日在公布。中国科幻女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Folding Beijing）获得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也是继刘慈欣之后，又一位中国科幻作家获得雨果奖。消息传来，刘慈欣正在上海举行读者见面会，他第一时间表示祝贺。
　　刘慈欣也对郝景芳的作品表示欣赏，在消息传来的前两个小时，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刘慈欣就主动提到郝景芳，“她是否获奖，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就知道了。“刘慈欣说，现在中国的科幻受到世界读者的关注，“这跟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关系。科幻是一个国家整个实力的晴雨表。世界上哪个国家成了一个强国，科幻的重心都会转移到那个国家去。整个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整体存在感都提升很多，中国的科幻受到世界的关注，也是很自然的。而且，美国科幻文学发展到现在，因为读者老化等原因，渐渐失去活力的迹象，至少不再是科幻的黄金时代，美国科幻界开始开始更多的关注中国、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的科幻。”
　　怎么看待郝景芳的科幻作品？雨果奖获奖作家刘慈欣这样称赞郝景芳的作品：“她写得很好，我知道，她的中短篇小说《北京折叠》写得很好，跟她其他的科幻作品都不一样。”“我一直很喜欢郝景芳的作品。我感觉她的作品和其他的科幻作品相比，她有一个别的科幻作品没有的特点，她把我们主流的科幻题材，常见的科幻题材洒上了一层很诗意的阳光。她的作品在我们主流科幻题材中，她表现出一种诗意，这种诗意让人感觉到既有很古典的味道，也有很现代、很前卫的感觉。”
　　《三体》系列出版人、《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21日上午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美国科幻变得越来越多元，他们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科幻都更关注。中国科幻这两年在崛起，特别是《三体》在美国引起比较好的市场反应让美国的出版方对中国的科幻小说更感兴趣。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科幻小说出现在美国的科幻读者心目中。”
　　从2006年开始写作到现在，郝景芳的作品并不多，她的科幻作品，也仅有长篇科幻《流浪苍穹》（曾分作两部出版）；两本短篇科幻小说集《去远方》和《孤独深处》。此次雨果奖获奖作品《北京折叠》也收录在《孤独深处》中。
　　相对于刘慈欣的宏大叙事，郝景芳自认其作品更关注个体、人心。在《北京折叠》中，北京被分为三个空间，土地每24小时翻转一次，不同空间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轮流生活。郝景芳更愿意把自己创作的小说叫做“无类型文学”。“这是一种模糊的文学形式：它关心现实空间，却通过虚拟空间来表达，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它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虚拟世界，而是现实世界。或许可以把这种小说叫做虚拟现实小说，和当前很红的VR有些类似。”她也曾多次对媒体表示，《北京折叠》的创作契机是自己的“生活所见”。其中的故事就源于郝景芳“住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经历。
　　2012年12月，郝景芳在网上发布了《北京折叠》这篇作品的初稿，并在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中连载完成。2014年在杂志《文艺风赏》正式发表。
　　对于《北京折叠》的创作灵感，郝景芳曾透露，有一次，她工作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喝水。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了下来，郝景芳突然有一种因为荒诞感而引起的伤感：无论我怎么书写这个世界的荒诞，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中貌似严肃地活着，并为此忙碌。郝景芳说：“我写作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自己的一些旁观目睹，那些画面和感慨存在心里太满，我需要一个载体将它们保存起来。”曾经，郝景芳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郝景芳想：“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来的，藏在看不见的空间。有了这个暗黑的想法，当然可以把某些人群永远藏在地下。”
　　郝景芳曾将自己的小说投给过主流文学杂志，但因类型不合适，收到过几次退稿。编辑告诉她，杂志不发表科幻作品。与此同时，同样的几篇小说也被科幻杂志退稿，理由是过于文学化，不太科幻。这是她在相当长时间里面临的尴尬。
　　在2016年初，当得知自己这部作品入围雨果奖后，她曾在微博简单回应：“能入选雨果奖很惊喜。当初小说只发在一个新创的电子杂志上，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再次感谢宇昆兄的翻译。小说的翻译与被接受程度紧密相关。不能和大刘的作品一同入选，心中的遗憾甚至大过了惊喜。宇昆兄在帮助华人作品推广方面居功至伟。”
　　郝景芳是清华大学博士。网上曾经有一篇《白天是清华金融女，晚上是宇宙学女神，一枚清华“学渣”的逆袭史》的文章，在郝景芳今年获雨果奖提名的消息后，几天内被刷了屏。
　　2002年，郝景芳荣获全国中学生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是她并不像新概念的大部分作家那样关注青春与疼痛，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科幻题材。曾有同学说，以为郝景芳会凭借着新概念作文一等奖的美誉保送到北大中文系，但她后来考到了清华物理系。

⊙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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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过去闭门造车式的思考人生，2006年郝景芳第一次走出原来的舒适区，提笔创作至今整整十年。写作给了她全新的可能性，在逐渐获得内心重要能量来源的同时，她也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的想象空间。正因为这种寄生在想象之上的独特创造力，让她在科幻写作上越走越远
　　9岁，郝景芳对一立方厘米的物质要用一万艘万吨巨轮才拉得动的中子星充满了幻想。22岁，郝景芳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玛厄斯》里驰骋想象，描绘出了制度迥异的火星与地球。32岁，构想三个空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北京折叠》让她站在了雨果奖的领奖台。眼下，她和朋友合作的第一家童行书院正在风景秀美的贵州楼纳设计和施工。对于这个山坳里的项目，她的设想很落地：不做众筹，而是派教师常年驻扎当地，“这样才不至于失去温度。”
　　从天体物理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既做宏观经济研究，也写科幻和现实题材小说，是亲子公号的作者，还是致力于儿童艺术和心理教育的NGO项目创办人。郝景芳的履历看似充满了一次次的“改变”，但她说，她做的事情从来都是mixed together。看起来颇有跨度的爱好与事业弧线，恰恰是她一次次探寻内心、贴近真实自我的历程。

充满根基的想象
　　2006年盛夏，布拉格。
　　哀愁和怀乡的和弦之后，英国管奏出情趣盎然、充满起伏的慢板。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徐徐地在郝景芳脑海里跌宕。
　　乐曲的浮现却并非在交响音乐会，而是在当年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场。那个大会上，投票通过了新的行星定义，冥王星被排除在行星行列之外，被列入“矮行星”。
　　“当时听了这首《自新大陆》，脑子里会想象自远方归来、看到荒漠里面的家园的意象，我才有了《流浪玛厄斯》这个故事，也才有了关于制度上面的设定和推演。会觉得，噢，我想写的是一群少年人的故事，他们从一个新世界归来，有很多的不理解，对于自己的世界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情。”
　　《流浪玛厄斯》成了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生的郝景芳完成的第一部科幻长篇。刘慈欣称赞当时22岁的她“想象诗意，文字很柔和、很轻盈”。
　　她在书中设计了火星和地球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火星成员多为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生产者，资源高度共享。火星人有按年龄分配的生活费，不用为生存担忧。那里少有偷窃和犯罪，因为所有的建筑都是智能玻璃而无处可藏。重大决策由全民公投，实则是议事院和总督领导的相对的集权统治。
　　另一端的地球，人们为国家和民族战争，为宗教和信念奋斗，也拥有劳动所得报酬所带来的满足。地球人的勤奋程度和活跃程度空前增强。但全球化演绎到了巅峰，资本垄断也不断发展。
　　她的好友、科幻作家陈楸帆说，郝景芳的想象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充满根基的。为了写好这本书，她去看了很多有关社会制度史、国家史和经济方面的书籍──这并非填鸭，本来就在她的兴趣之中。
　　有趣的是，火星的设计和郝景芳曾经所处的天体物理科研圈颇有近似之处。
　　“和生物医药等等尖端科技研究的情形不同，天体物理的数据都是全球共享的，paper都是全球免费下载。大家都挣不到什么钱，发点死工资，环境很单纯。但在这个小社会中能做到相当大程度的平等和共享，会共同推动一些科学的新发现，在往前走。”
　　收入低依然心怀理想，竞争不激烈，的确有着乌托邦气质。
　　“你的火星世界对人的普遍道德水准是有着高要求的？”
　　郝景芳早就想过这点：“即使是高等教育背景的人，也不能保证说大家都是一颗无私创造的心，所以这就和在整个科研领域能够见到的一样，其实也有勾心斗角、鸡毛蒜皮、明争暗斗──但天体物理界还是相对更单纯一点。”她笑着强调。
　　读到《流浪玛厄斯》的后半部，便不难发现火星上的这种争夺场景。郝景芳认为，不能因为人性里的争取私利就去否定掉理想追求的意义。“有一些人心怀高远，走得很超前，大部分人是被拖拽着的生存。但是历史就在这样不断地收张收张的张力中往前行进。一个完美的集体社会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是没有的。”
　　短篇小说《北京折叠》里，人人都有各自渴望的生活，他们揣着渺小的希望，期待着折叠后的另一个世界。然而最后，老刀回到了自己生活的轨道、不再挣扎。郝景芳说，在接下来的长篇里，老刀除了在第一、二、三空间里面，还将会看到、了解到更多东西。“这些见识和知识会让他有一种想要改变的意愿。他会发现他的努力非常困难，甚至会碰壁。但他从一开始的不服从会转化为相对积极一点的努力，这是我想写的。”

写作的改变：菜市场与花园
　　在阅读这件事上，郝景芳很早独立，五、六岁后，父母便不再干预。对她而言，看书不是外界要求，而是能契合那时那刻的内心需要。“内心的需求就是想象：世界很神奇，我是神奇世界的小小公主。”
　　王子和公主的爱情很快便不能满足这个兴趣广博的女生。
　　“9岁时看《十万个为什么》的《天文卷》，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子星上面一立方厘米的物质要用一万艘万吨巨轮才拉得动。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一直记着，想知道什么是中子星。高中的时候看科普书《大爆炸探秘》，那里面会讲什么是白矮星，什么是中子星，什么是黑洞，我儿时的疑问终于解开。”
　　她喜欢加缪，《西西弗神话》至今每年还会重读几遍。她也沉迷于量子力学的哲学探讨，第一次读到薛定谔的《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有如被闪电击中。“他的文章能够点到人类终极的问题，给出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和答案。我最喜欢的书就是薛定谔的《意识是什么》。到今天自己最想写、还没有写出来的，也是关于人的意识如何产生的书。”
　　但郝景芳坦承她不是一个拥有讲故事天赋的孩子。“即便是复述刚听来的小趣事，也往往讲得平铺直叙，兴味索然。”
　　好像《流浪玛厄斯》里的瑞尼爱玩单次游戏一样，幼小的郝景芳爱和自己对话。“脑子里会去设想某些情景，我怎么说，别人怎么说，我接着怎么说，别人又怎么说。”
　　她其实一点也不孤僻。家庭和学校环境宽松，小伙伴都住在一个大院。收到过情书，也给男孩子送过礼物。郝景芳只是觉得，一切如此顺遂而平常，好像不缺少任何行动的可能，也就从未滋生倾诉的渴望。她不写日记，不写信，只是和小伙伴们扮小姐丫鬟、游击队和强盗团，“彼此听故事、上演故事，但从不书写”。
　　有相当长的时间，她以为书写就是一种倾诉，写作必须依赖于戏剧化的人生经验。相比编造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她更想要的是经历，如同笔下的沈轻云：“人一辈子挺短的，重要的是把过程拉长，就像小肠绒毛，上面有无数褶皱，要是能经历各种各样的曲折，就比别人活了两辈子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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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在想象和行动中，找到真实的自己
　　这种倾向一直贯穿在她懵懂的童年和迅速变化的大学，让郝景芳每每提起笔又放下。多年以后，她恍然悟出：书写并不依赖于生存状态，因为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状态。
　　她不是没写过。初中时语文老师年轻而温柔，带着大家读诗读词，猜字谜，讲评俄罗斯文学，会在周记后面写诗一样的评语。她和几个女孩子因此成了至交，相互传看周记和点评。她说那是她人生里头一次发现有“我”这样的事物存在，也是第一次主动地想让自己向某个方向转变，而不是单纯地希望做“别人眼中的完美小孩”。
　　高三时她获得了“新概念”一等奖，也只是把奖牌收进抽屉──完成了对初中那段美好时光的怀念。
　　在《书写穿透时间的沙》里，她回忆起一个特别的时刻：
　　2007年夏天，我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的街头游逛，路过一家租书店。走出店门，站在空无一人的燥热街上，阳光白晃晃地打在头顶，有点睁不开眼睛。我手里拎着袋子，里头装着很多年没有碰过的卷着边的漫画和通俗小说。
　　在那一刻，我忽然静住了。仿佛突然之间打开了一道通向天空的门。我从抖动的空气中看到了时间的彼端，看到小女孩穿过菜市场，手捧花园。
　　那幅画面里凝结着郝景芳少女时期的全部微妙和困扰。她曾像包法利夫人一样被阅读拯救，但也像包法利夫人一样被阅读负累。“我挣扎了很久才最终决定，我想写能够相通的菜市场和花园。”

存世身份的改变：思想者到行动者
　　曾经，郝景芳一心想做个安于书斋、埋头研究的思想者和研究者，也许年过五旬之后，才会像孔子那样以行动来改变世界，做个类似“森林图书馆”那样的项目。
　　童行书院，把她的这个计划“唰”地提前了20年。
　　8月，《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各种邀约纷至沓来。她把邮箱里的邀请统统pass，但一家企业坚持，公益呢？
　　她和清华好友西西原本筹措做亲子游或者儿童心理的创业项目。公益，那是远期的计划，因为没有本钱啊！
　　“没想到有企业提出来愿意资助。”郝景芳和西西一合计，又和做儿童博物和户外、心理平台的朋友一碰，有了一个想法：在具有旅游资源的乡村开设城市家庭亲子游项目，拿这部分收入来为乡村孩子做艺术教育和心理辅导。
　　她似乎被外在的力量和内心的希冀，推动着成了另一个给人以希望、并切实改变周遭的“老刀”。
　　年底，她刚刚从贵州楼纳考察回来。在那儿，她亲眼目睹了家庭离散和孩子的心理创伤。
　　山坳里的小希（化名）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爸爸在村里打零工。儿子原本成绩不错，但妈妈离家出走，对他冲击很大。
　　一开始交流时，小希只是两眼看着地上，一个字也不说。提到离家出走的母亲，他忽然眼泪夺眶而出。“我想到了妈妈离开的时候。”
　　他爸爸反复地说：“别哭了，不要老是哭，现在阿姨过来了，你想要什么就说话啊。”
　　郝景芳一面叫小希爸爸不要强行制止小希，一面安慰孩子：“这个世界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会一直在一起。千万不要觉得是你自己不好。爸爸妈妈分开的理由可能现在你不懂，但是没关系，你一定要知道，妈妈走了，未来还在你手上，你还是可以靠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听完郝景芳的话，小希的视线从地面转向她。擦拭了眼泪以后，他又转为沉默，眼睛看向地面。
　　小希的老师说，小希长大的梦想是“当个修车的”。小希也曾经修好过自己的单车。郝景芳提议，此后引入动手类项目，让小希在实践中把心打开。
　　楼纳当地已经在建设一个具有各种功能和概念的现代建筑社区，吸引城市消费人群。但郝景芳和团队着眼的是当地孩子的精神需求、心理建设，和文化历史氛围的重建。
　　她强调不希望众筹，短时间有了热度，但很快会因为人力的断档而黄掉。“最重要的是要有人驻扎当地。我们的设想是，要在童行常设三个老师。除了两名做自然科学的，还有一名专职儿童心理教育，要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认证，能够对留守儿童、离异家庭和自闭的儿童长期跟踪、关怀。”
　　她好几次提起村医。去湖北恩施回访基金会的儿童营养包项目，三十多岁的年轻村医领着她和同事进村调研。“全村百来户人家，他了解每家的情况，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几岁了，原来在哪个村现在转过来的，谁家的老人身体不好……任何一个政策都是靠这些最基层的劳动者完成的。”她希望在童行，也能够通过培养村医来教会当地人育儿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能派人下去，和孩子面对面地接触。
　　据《让北京不被折叠》报道，郝景芳承诺为派驻楼纳童行的教师开出和北京市场相当的薪资水平，每位老师做满两年左右还可以前往其他的童行书院进行轮换，因为书院都会建设在有旅游资源的度假村里，所以即便老师们在山村公益的第一线，也能享受到不错的住宿和生活条件。
　　在郝景芳的感召下，清华的师兄、建筑师、儿童博物和户外游、机器人、心理教育和美育等各种平台和组织先后加入童行书院的建设，楼纳这个点有望在2017年下半年投入运营。她原本就特别关注社会不平等现象，而这一次则利用个人和周边力量，在并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和阶层当中获得共赢和融合。“我原来就不同意那种所谓经济人的概念，并非每个人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地来做事。这个项目里可见，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么有趣和有价值的事情，而且都是各有所长。”郝景芳笃定地说，“如果说这两年我心态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出世者变得更加入世了。”

看待自我的改变：精神世界即全宇宙
　　每次见到郝景芳，长至腰间的直发总是梳理得柔顺服帖，妆容精致而不失品位。在科幻作家江波眼中，身材娇小、声线纤细的郝景芳，有种“柔和的坚定”。好朋友青溪和郭娜也都说，郝景芳素来丰富又独立，爱好很多：“大学里她就非常活跃，拉提琴、跳国标，参加了从各系优秀生里选拔组成的思源社团，还是水木上篮球版的版主。”
　　但曾有好几年，她也陷落在天赋不够的自卑和颓丧里。中学的学霸郝景芳到了大二考完数理方法，会因为考得差想哭，而满分同学的卷子“那么干净整洁，写满了云淡风轻的潇洒”。
　　写完一部作品交给出版社和杂志编辑，她忐忑于对方的判断，有如紧张的鸟儿；参加完同学会回来，觉得这里紧张、那里不舒服。
　　“我的纠结都是围绕着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做的事情，我如何看待我自己……因为有这些怀疑和不确定，就会随时对生活很敏感，对于自己的能力也很不确定。”
　　创作小说《生于一九八四》，起初便来源于郝景芳内心的困惑：“如果一切都是外界，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想法是我自己的，那我还有自由可言吗？”
　　书里的主人公沈轻云自小按部就班上学读书，被母亲安排进审计局工作，却并不领受这种安定。她以为能在爱人身上找到希望，却发现对方惯于评点江山却一样逃避内心。经过一次溺水和与“智者”温斯顿的交流后，沈轻云获得了顿悟。“其实自由不是不接收任何影响，而是你自己决定要怎么对待它们。自由不用逃到任何地方，你只需要接收并处理而已。”
　　郝景芳的转变更多地来自于内心的聚焦。
　　“你得要有勇气去把这层毛玻璃打开，然后找到自己到底是怕什么，到底在意什么。当一个人自身不确定，就觉得四周都是要改变自己的力量。一旦确定了，看其他人其他事就成了画。画里都是有趣的人。”
　　12月，她在财新女性青年领袖论坛上发言。发言结束后，陌生的求合影和签名者、地方企业家以及合作的国际新闻平台把她围了一圈。一个中年女子一分钟里连着问了她三遍：“您微信加上我了吗？”
　　一直努力营造的那个宁静的小环境就这样被侵扰，她既未主动迎上、也没有全然躲开。她依然每天清晨4点起来写作──且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完也不再执着于他人的反馈；个人公号上的亲子文章，她坚持每周更新一到两篇，连配图也全是自己手绘完成。中国农村经济和朝代变革、人工智能的发展、适合孩子的天体物理普及读本，这些都在她写作的todo list上。她的朋友都感叹于她的时间管理和“能量值”。
　　“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就够了，这或许是老天爷的礼物。我不觉得疲劳。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安然地接受现在的自己。”郝景芳抿着嘴，眼神像孩童的眸子一样清亮。“因为你的精神世界就是你的全宇宙，你自己来分析、判断、处理，我怎么来处理外界一切的声音、一切的要求束缚。你的精神世界越庞大，越有自主权，那你在任何环境下都是自由的。”

看待世界的改变：向婴儿学习纯真
　　“到30岁通透起来。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问她。
　　“可能是人到而立，有了自然的转机。嗯，再想想，和我做母亲也有很大的关系。”她又补充了一句。
　　“在那之前，尽管我学习了很多知识，但始终没有彻底想清楚宇宙与生活的关系。直到怀孕生宝宝，像是经历了一场了无痕迹的修行，很多事情如安静下来的水面，突然映照出清晰的图案，将从前支离破碎的光影都连接起来了，我忽然明白了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之间的关联，宇宙、自我、写作、小孩。”
　　她从他人身上观察到，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貌似都在对抗：在校时对抗学校的纪律和父母的要求，毕业之后对抗摸不清方向的迷茫，对抗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巨大的生存压力。有一小部分人干脆放弃掉一般大众所孜孜追求的大部分生活，做一个离世者。
　　那么日常生活是否是人生精神追求的阻挠？郝景芳说：万事万物，并不存在谁比谁高尚，谁比谁低劣。重要的是我们的观看，而不是画本身。
　　她说女儿三四个月时，注视世界的目光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她开始集中注意看事物，有时候皱着眉头，看得出琢磨研究，小手会尝试性地接触事物，用笨拙不熟练的手指跟随目光，探索世界。让她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玩具，而且是一切一切。她喜欢听金属盒敲击桌面的声音，喜欢伸手将布从表面掀开，喜欢用手抚摸木头椅子表面的花纹。哪怕是看一个电话架上的笔筒，也能让她手舞足蹈欢欣很久。”
　　她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真正遗失的不是什么梦想和情怀（很多时候人的梦想只是变形为其他更为蓬勃的欲望），而是那种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的注视的目光。
　　一个人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有纯净的目光，却没有知识和观念的工具，而当他长大，用知识和观念将自己武装得严丝合缝的时候，他已经看不透这副武装，而成了武装的傀儡。人写字的时候想着这行字未来能带来多少赞誉，吃饭的时候想着如何吃才能节省时间。人总以为自己可以和未来打交道，因而对未来充满谄媚。甚至连孩子的玩耍，也要联系未来她能如何提升技能。可是人并不能和未来打交道。
　　其实人不需要焦虑未来，只要人活过了每个此刻，未来会自然而然到来。当你真的接受此刻，当你乘坐地铁就只是乘坐地铁，而不是焦虑于目的地，那么生活就全然安静了。
　　有时候文艺和梦想会输给生活琐事，那多半是因为人对自己的所爱了解不深。因为还不够了解，所以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每个人都有能力穿过生活的海洋，如果说人需要离世，那要离开的不是肉身，而是眼睛。（文/邓郁）

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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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名之后，郝景芳生活中显著的变化就是，比以往更忙碌了。
　　因为忙碌，原定在一个周五下午的见面采访，只能改为电话采访。
　　“你好，我是郝景芳。”这天傍晚，她手头的事情忙完后，主动打了过来，声音清朗、温柔。聊开以后，她会在电话另一头哈哈笑起来，就像是一位亲切健谈的朋友。
　　2016年的最后两个月，她被频繁请上各种论坛、年会、颁奖礼的讲台。从科幻谈到创作，从宏观经济谈到未来科学，再到人工智能，她甚至还被请上了一所高中的报告台，与十几岁的高中生分享人生规划。往前数9个月，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出现在她的行事历里。

成名之后
　　2016年4月，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提名的消息传来，郝景芳的名字开始进入公众视线。
　　恰是在一年前，另一位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此为亚洲人首次获奖。这让被称为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第一次为国人广泛知晓。
　　与刘慈欣52岁得奖，得奖前已经在国内积累了不少拥趸不同，郝景芳是一位32岁的年轻女作家。在被提名之前，郝景芳这个名字在百度上的搜索指数曲线趋近于零。获得提名后，搜索出现了一个小高峰。2016年8月，郝景芳正式获奖，这条曲线冲上了一个高峰，数值是4月份的6倍多。
　　对于突然暴涨的名气，郝景芳自觉“心态没有什么变化”。
　　“如何对待名气要看它对自己真正生活的影响。”她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她热爱，并可以被称为“此生志愿”的事情：她的写作计划、研究计划、新近做的名为“童行书院”的公益计划以及与家人在一起的生活。
　　“如果一定的名气帮我更容易地、更好地实现这些计划，那么是OK的。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有了负面效应，那就会加以限制。”

不想被模仿
　　不过外界的一些反应不在郝景芳的掌控范围之内。
　　比如，获奖之后，郝景芳的成长、成名经历被媒体反复翻炒了许多遍。人们知道了，她高中时就获得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考入清华大学后，选择了天体物理作为专业，博士阶段又转向经济学研究；毕业后，进入国务院下属一个研究机构，成了一名宏观经济研究员；工作之余，她还运营一个育儿公号“晴妈说”；最近则开始涉足创始一个名为“童行书院”的公益计划。
　　标签也随之而来：80后、科幻女作家、清华学霸……对于这些，她只是回应“任何外在的定义对我而言，都只是窗子上的影子”，“不愿被营造出来的盒子囚禁”。
　　“我做不到给我自己标签化”，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她了解自己：如果只做一件事，她就会心生厌烦，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如今，身兼多职，在多重角色中转换，郝景芳看起来就像是典型的“斜杠青年”──自我介绍的时候，不同身份可以靠斜杠来区分：作家/宏观经济研究员/自媒体人/公益人。
　　多年以来养成的“多线程”生活方式帮助她将时间、精力更自如地分配给不同的角色。她称这种“多线程”的能力由一些从小就未被纠正的习惯养成──小时候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电视，中学的时候一边学习一边听广播，上课时一定要看课外书，等等。
　　这场电话采访也是“双线程”进行的，她先是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再是去便利店挑选面包和牛奶，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电话中语速颇快、条理清晰地回答问题。
　　尽量用零碎时间处理完各种工作事务后，回到家后她说基本上什么也不做了，“就是带孩子”。得益于从小养成的睡得少的习惯，孩子睡着后或起床前，一般是郝景芳的写作时间。
　　郝景芳并不想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给别人当榜样。“风水轮流转，时尚转到这一边了，我就是一个正面典型，但可能再过上五年，又流行‘专注青年’了，就是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的那种人，那我又成反面典型了。”她说，“不求大家赞扬我多才多艺，只要不被批评心思很杂、不专心，就已经很感激了。”
　　事实上，她也不觉得其他人有学习她的必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并习惯的节奏和风格。如果每个人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自己的风格，那这个世界就挺和谐的。”
　　她进而表示，我们所处社会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想让大家都学成一个人，然后有的人能学成那样就觉得很幸运很开心，而有的人刚好就不是那样的，就会觉得不开心、很不舒服。“但是实际上，我们原本就是一人一个样，十三亿人最好有十三亿种样子。”

“我只能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和她的身份多重一样，郝景芳的写作也不拘泥于一个领域。以科幻作家成名，但最新出版的《生于一九八四》却是一本自传体的现实主义小说。最近她还开始涉猎历史题材，与国内首个专注互动叙事创作的平台“巧书”一起，发起新项目“折叠历史”。
　　郝景芳以汉朝为起点，为故事设定了开头和若干个历史节点的不同方向，网络上的“众创”作者可以任意选取这些支线，续写不同选择下历史的不同可能性。
　　通过这个项目，郝景芳从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的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再被挖出来，她重新翻开史书，去设想汉朝初年并没有封诸侯国，如果韩信反刘邦成功，历史的轨迹会如何演化。
　　“有时候，某些时间点就是平行宇宙的分岔点。试着想想在那个分岔点上如果事件以另一种方式转变会怎样，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从小说《生于一九八四》的后记中，郝景芳写下的这段话，颇能看出这种重新想象历史的冲动。“越是假想历史的可能性，越让我们理解历史的深刻性”，郝景芳说。
　　由于涉猎题材广泛，她将自己的写作风格称之为“无类型的写作”。她的科幻成名作《北京折叠》，并非如《星球大战》一般典型的科幻小说，而是想象了未来分为三层空间的北京。住在不同空间的不同阶层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个故事扭转了在现实世界中唯一分配公平的资源──时间。在48小时的周期中，生活在第一空间的精英人群能享有24个小时再睡去，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则共享另外24小时，其中第三空间能使用的时间最短，而且永远见不到真正的太阳。这部反映社会不公的作品，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更像是介于科幻和现实之间。
　　郝景芳说，“无类型的写作”并非故意想要与众不同，而是受她喜欢的作家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的影响，“他们都有点这种风格，我比较喜欢。我只能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科幻当然未来也会继续写”，她说，科幻是一种很自由的写作，可以涉及很多的变体。”我是一个还蛮喜欢写变化的人，也喜欢写一些架空的东西，它可以脱离我们现实生活的环境不太受束缚。”

郝景芳的“寻找”清单
　　郝景芳在新书《生于一九八四》的扉页上，印上了4个竖排的小字，“致三十岁”。这四个字确是代表了外界审视她的另一层滤镜──青年作家。那么，35岁以下的这一代青年作家到底有没有规律性的时代印记？
　　“如果有，我会用‘寻找’这个词”，郝景芳并没有思虑很久。
　　从她接触过的一些人和读过的作品出发，她感受到这一代写作者似乎“总是想要去寻找什么精神性的东西”。
　　在郝景芳看来，上一代写作者的作品中，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对抗”痕迹是比较重的。但80后一代不同，生来就是“野生状态”，精神上没有什么束缚，但也没有可依靠的精神信仰。于是，“寻找的心情很重”，“非常饥渴地去寻找一些哲学，寻找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比如爱、传统等等”。
　　她觉得，在寻找的过程中，有一点点迷茫，但更多人具有“探索的气质”。虽然在前几年，也有人对此给出负面评价。但郝景芳相信这些年轻的写作者里，将来会有很出色的作家，“像一直坚持写作的张悦然、周嘉宁、葛亮等，这些作者都是很有追求和责任心的好作者。”
　　郝景芳也有自己的“寻找”清单：自由，自我的完整性，情感的真诚，关于个人、社会、宇宙的真相，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些基本原理，文明如何产生，以及文明的演化……这个清单来自于她以往的阅读体验，因为在已有的书籍里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于是想要自己再去寻找和思考。“这种寻找也许有尽头，但是绝对超过我生命的长度。”
　　写作是“寻找”的途径。郝景芳很清楚，如果事情太多，冲突得厉害，那么她会将其他的一些事情“砍掉”，“写作是肯定不会放弃的”。
　　对于一个大多数人都觉得说不准的问题──生命尽头你会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郝景芳早早就给出了答案──“写作”。她说，在生死边缘，唯一会让她觉得想要留在这个人世间的事情就是写作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婧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年01月24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