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照亮全球化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照亮全球化

李大龙教授的《中国疆域形成的分期和特点》一文中的“蚕食鲸吞期”和“现代疆域巩固期”,其特点概括总结也只是就事论事，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疆域除印度外，与邻国陆路边界都划定；艰苦谈判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虽未完全统一，但“九二共识”是大势所趋；新形势下维护海洋权益面临考验。而没有看到“中国疆域”是马列主义下的一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照亮全球化的大棋。这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所讲：“面对当前挑战，要与时俱进、知行合一、共建共享、同舟共济，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把握好大方向，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李大龙教授毕竟是1964年出生，虽是学文科的，但也许也没有通读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和第1-33卷《列宁全集》。而我们在1966年6月文革开始前，作为读工科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已经自觉读完马克思的三卷本的《资本论》，和第1至33卷的《列宁全集》，而且亲身经历了文革的验证。

我们学习马列原著开始于读初中的1959年，1966年文革爆发时，《列宁全集》第34至36卷的书信还没有来得及读。但前面《列宁全集》中，列宁不主张“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派”通赢通吃的文章，联系当时亿万群众欢呼文革的情况，觉得也许不实践，不能真正教育人“包容增长”；十年结果确实明白了什么是好形式。又如，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的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说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共早期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上海学”，人们耳熟能详。而“重庆学”仅《重庆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次外，几乎是秘而不宣。但这与专家的学识无关，专家是靠呈现的资料学习和自己力所能及的调研等攻关上位的。但有一些当事人和物证等情况，却是本地性、单传性的。例如，自然凝聚期的“中国疆域”困境，李大龙教授主张起源于“分裂”，我们认为起源于“统一”人类文明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但我们不是专家，也不聪明，只因出生在四川盐亭县这块传说诞生中华人文始祖盘古和嫘祖的土地上。而最早研究这个“统一说”的，就是盐亭举溪河畔的何拔儒老先生。他也是1920年参加张澜、吴玉章等创建的“重庆组织”的成员。嫘祖出生在盐亭，很多专家是不相信的。1977年出生的陈龙先生，举溪人，今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有《盐亭闲话》一书。陈龙不相信嫘祖出生在盐亭，理由很朴素：很多人连自己母亲和奶奶的历史都不清楚，怎么能清楚传说5000年前的嫘祖历史？

21世纪初盐亭金鸡镇国家建嫘祖陵时，陈龙还在家乡读中学。举溪乡离金鸡镇不远，他邀一些同学骑自行车去看。陈龙家乡附近西盐边境盐亭县境内的安佛乡有凤凰山，因近代传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死在西充县凤凰山还是盐亭县凤凰山有争论，如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王纲教授写的《大西军史》中《张献忠牺牲的地点》一文，认定死西充多扶镇凤凰山。陈龙大学毕业后以此作业余研究，亲自去西充凤凰山考察，这里山很小，根本也看不到一点张献忠与清军大战的印记。但从圭峰禅院后门上山可看到1983年3月13日西充县政府新立的张献忠殉难地碑，碑文正是王纲教授所撰。而王纲教授并没有到过西盐交界的盐亭安佛乡凤凰山考察，甚至也没有到过西充多扶镇凤凰山考察。陈龙通过自己的调研，认为张献忠中箭死在安佛乡凤凰山坡。通过这些锻炼，陈龙才逐步联系到张献忠殉难盐亭县境内大围坪地貌，与这里远古文明第二个孵抱期的盆塞海山寨城邦积淀的抗争文化也有关。

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积淀到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巴蜀人民经历过多少次兴亡轮回啊？陈龙常常称自己是湖广填四川的“麻城移民”后代，还两次到湖北麻城作寻踪考察。但当他知道何拔儒先生就是他的举溪老乡后，就亲自驾车从绵阳开车回举溪乡，访问何拔儒的亲人。2005年3月20日《绵阳晚报》发表《百年海啸话嫘祖──嫘祖发掘者的故事》说：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1903年至1906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1913-1917年受陈润霖之邀和张澜的派遣，曾在长沙第四和第一师范教过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何拔儒1952年90岁高龄时，领到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聘书和每月有津贴，直到1955年张澜去世，何拔儒也才去世。何连光老人是何拔儒四弟的儿子，采访何连光时，他说：“何拔儒结过两次婚；听自己的父亲讲，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何连光先生说的就是1920年参加张澜、吴玉章等创建的“重庆组织”。

这没有什么奇怪，不让兴亡轮回历史重演的一部分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一直在努力探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是从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远古联合国文化的天下大同理想，可以联系到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合作共赢、重视科技创新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与西方“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从实践发展走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脉络如此一致也就不难理解：湖广移民四川，针对的是荒芜的开垦和生产的恢复，所以维护本土经济、民生的自我发展，认可“勤劳”成为各个阶层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由于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文本，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揭露鸦 片贸易的卑劣,谴责西方殖民者的评论等，经1856年第二次鸦 片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等商业、人员对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入侵，再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华工归国以及东西方官员、教员的交流，其影响即使作为社会和政治新闻，已在一些城市和乡村的大户人家，以及开明人士之间有所耳闻，而开始传播。特别是

从“湖广填四川”到保路运动，四川从远古到近代几千年中，从躲避动乱、内乱和灾害不断中，生存下来的个别大户人家，虽住在大山和偏远之处，但他们中很早有人对汉朝刘向《说苑･指武》篇中的“抗争文化”，注意联系四川自身作研究。

这类巴蜀的有识之士，对历史兴亡轮回重演的敏感和考虑，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不神秘。如盐亭石牛庙乡大户人家范炳南就是其中之一。

范炳南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应付和解决家国兴亡轮回这类难题，就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范仲纯受父亲范炳南的影响和指派，1906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并与1907年先后入该校的李大钊、陈独秀结识；而陈望道也是1915年入该校的同学。范仲纯1910年学成归国后，开始在盐亭县里的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经济学和阶级斗争思想引入“抗争文化”，推演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联合国，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这也许是中国最早出现在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早在范仲纯之前的20世纪前后，就有人主张以马恩的《共产党宣言》为纲领，创建“联合国学”。例如，为了避免陷入“鸦 片战争”的老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受影响最早的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湖南人杨怀中先生（1879-1922，原名杨昌济）。他学习马克思1858年在《鸦 片贸易史》中的论述：“中国皇帝（注：嘉庆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 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 片和向中国私卖鸦 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杨怀中先生对形成于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远古联合国文化，演变成根植于中国本土伦理和谐的部分儒家文化，本已深受其影响。此时他联系马克思的这些话反复思量时，是不赞成类似今天李大龙教授等很多中国人，简单解读“鸦 片战争的爆发，中断中国疆域的凝聚”，成为是中国乃至亚洲从传统走向现代历史的开始。杨怀中受到马克思启发的最大视角，是要研究建构和谐的大国关系。类似受马克思《鸦 片贸易史》影响看清这个道理的人，还有1898年戊戌变法前的谭嗣同、康有为、杨深秀、宋伯鲁等一些维新派，他们对中国与英、美、日、俄等大国组建世界联合国，还有过具体探讨的热情。而杨怀中先生因赞同谭嗣同，在1897年就读岳麓书院时，就加入谭嗣同组织的南学会革命派。但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被清朝斩首，杨怀中先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隐居乡间，绝意仕途，仍继续研究和谐大国关系之学。同年儿子杨开智出生，1901年又生下女儿杨开慧。

家庭的变化，杨昌济用自己的努力维持一家人而彷徨苦闷时，原先结交的革命党人、好朋友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为世界大国寻找相处之道的感召下，他把杨昌济改名杨怀中，1903年去日本留学。1906年在弘文学院毕业后，他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1909年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怀中去英国深造，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杨怀中在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考察过一趟。

1913年杨怀中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作为同盟会秘密元老的陈润霖，受黄兴之命，借助他自己的老关系、立宪派党人谭延闿当湖南都督，让他当上湖南省教育司长的机会，就在长沙创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想培养和网罗年青的革命党人。陈润霖还借谭延闿声援四川“保路”运动的口实，建议邀请张澜、吴玉章、蒙公甫、何拔儒等被追查的“保路”运动达人，到湖南任教。谭延闿知道黄兴、杨怀中、张澜、何拔儒是陈润霖留学东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和朋友。但能来的何拔儒，当时是成都川北中学校长和四川师范大学学监，资历够。不顺的是陈润霖展开第一师范学校新校舍动工修建时，就被挤下了台。1913年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黄兴通过谭延闿再次奉派陈润霖创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杨怀中推荐陈润霖当湖南省教育司长，并还推荐聘请何拔儒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于是陈润霖走马上任，并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搬进新校舍后，开始在第一师范学校原旧校舍挂牌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收新生。然而当陈润霖把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一批革命青年挑选进第四师范学校，并把杨怀中、何拔儒等一批知名教师揽进学校时，谭延闿因公开发表《讨袁檄文》，被袁世凯撤去都督之职，陈润霖随即也下台。新上任的湖南省教育司长，立即宣布第一师范学校旧校舍由长沙市第一中学接管。于是发生了陈润霖指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一批革命学生，抢占第一师范学校原旧校舍的打斗事件。为平息事件，新上任的湖南省教育司长只得宣布，把陈润霖招收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新生和教师，全部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再说从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到1920年成立“重庆组织”，就有范仲纯、何拔儒、彭健修、袁思尧等盐亭17位本土学人，参与到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筹划的“重庆组织”中。这里还要说盐亭还有两位教过青年时代邓小平的老师彭健修和岳鹏程先生。彭健修因与张澜、蒲殿俊、罗纶友善，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1914年彭健修应张澜推荐，到广安中学教史地。1914年至1922年还有彭健修的同乡挚友岳鹏程，他们一道在广安中学执教.。这期间邓小平考入该校就读，因邓小平父亲邓绍昌先生在成都四川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和同时在成都优级师范读书的彭健修认识。邓绍昌的同学堂同学袁焕仙，就是彭健修的盐亭同乡、同学。他们常来常往视若兄弟；后来他们又一起参加张澜、蒲殿俊、罗纶等人发动的保路运动。1920年经张澜介绍，邓绍昌、彭健修、袁焕仙和岳鹏程，都加入“重庆组织”。

而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的轰轰烈烈特点，正是由于有范仲纯这样一批早期学人对马克思主义自觉的宣传鼓动，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革命运动，它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重庆组织”及“上海组织”，都创造了部分条件。“重庆组织”在1920年成立前后有一个宗旨，就是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培养青年一代的生力军。如邓小平同志少年时代生活在四川广安农村里，如果没有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也许会是一个农民。“重庆组织”对他最大的一个改变，首先就是到欧洲勤工俭学；从1920年到1925年在法5年时间里，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如“重庆组织”在湖南联系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8月-1919年4月他们到北京，毛泽东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张澜用带来款资助的500银元。张澜的这些款，还资助过200余名西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重庆组织”的这个宗旨，使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在湖南和四川人中的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等。那么张澜的这些款从哪里来的？原因张澜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于1913年春赴北京就任，后与同为国会议员的章士钊结识交好。章士钊与黄兴、陈独秀早有交情，而张澜与黄兴在东京留学时也早有交情。还有保路运动荣县领导人和民国初任参议院议员的吴玉章，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注意国外共产党发展，也影响到张澜。是他们分工：吴玉章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外，1917年回国也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而张澜的任务是筹措资金和组织宣传。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即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

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18年他离川留居北京，把解散的南充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也带到北京。此时张澜通过章士钊和陈独秀，结识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张圣奘等北京大学内外的师生。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也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他们一起把保路运动领导人之首的蒲殿俊推荐出来，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以他们带到北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使李大钊、陈独秀和蒲殿俊创办的刊物相互呼应。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并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倡导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

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书中，他在《文化政治：文明国家的存在理由》一文说：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为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根本认同。政治的社会动力和历史动力，必然来自于更深处的、结构性基座性力量，驱动人们为自己认为最可宝贵、界定自己生命意义的东西去奋斗和牺牲。文化本身，就其最根本、最内在的文化属性和终极追求来说，是一个生活世界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和对自身安全的捍卫。但张旭东教授的这种定义，还难以解释今天破坏新型大国关系和谐的伊极文化（恐怖文化）和乌奸文化等现象。如欧洲的“圣战”，是跨国界的，其主要驱动者，是暴力冲突和参与这些冲突的极端军事组织。伊极文化是其中与伊斯兰国组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文化，也叫“伊恐文化”。延伸泛指恐怖文化，还包括各类“独狼”式恐怖。

“乌奸文化”则表现出，为本民族的利益或统治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利益的狭隘性。乌奸文化来自东正文化的变种，有历史学家对俄罗斯人选择东正文化解释原因是：“俄罗斯人拒绝伊斯兰文化，因它禁止喝酒，而喝酒是罗斯人的最大乐趣；他们拒绝犹太文化，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失败民族的信仰”。于是他们选择拜占庭的礼拜仪式和信仰，也决定了对东正文化的选择和接纳。但俄罗斯民族自形成起到苏联，在某些历史时期也表现出抵御外侮的进步性。如俄罗斯民族自拜占庭陷落以来，是第一个推翻异族蒙古人的统治。正是这次以自己的力量，争得民族独立的胜利，在16世纪初被俄罗斯东正文化认为，在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罗马相继没落后，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是东正文化教的中心、“世界中心”。

从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开始向周边扩张领土，随着多民族帝国的形成，这种 “救世”的使命感和“第三罗马”的思想，就根植俄罗斯历代统治者，成为对外扩张的理由和动员民众的口号。今日的俄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就说：“俄罗斯的确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俄罗斯应当南下，到达印度洋沿岸。这不是妄想，这是俄罗斯的命运。这是地缘政治，我们的发展需要这么办”。刘慈欣先生则在获2015年雨果奖的《三体》第一部书中，解释了“乌奸文化”和其泛滥的原因。

在《三体》开头第8章“寂静的春天”中，刘慈欣对“乌奸文化”是借用写程丽华的话解释说：“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 。但这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例如，列宁于1917年6月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首次发表过采用“让俄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政策讲话。原因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掌管俄罗斯，面对超级庞大的国土，俄罗斯已经有些消化不良，列宁才倍感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主张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的思想。列宁由此最后完成，登上列宁主义的高峰。

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西方有人到中国经商、传教等活动，会传播西方的一些文化；相反也会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考察、打工等事情，传播中华文化。“上海学”和“重庆学”现在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如李大钊、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去参加“上海组织”成立大会？湖南为什么有毛泽东和何叔衡两名代表出席？张国焘1931年从苏联回国，1932年带红军进入川北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什么1934-1935年他搞的扩大肃反，会波及拥护毛主席的盐亭革命老区本土的共产党人？当然说法很多，但其中从1911年保路运动经过十年的筹划后，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四川省重庆组织共产党，就有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等相约组织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组织的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的一些成员的支持和参与。1921年7月由苏共和国际共运代表马林指导的“共产党”才在上海正式成立，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还含有曾接受“重庆组织”张澜、何拔儒等的委托作代表。1921月8月14日马林第二次在北京，作出《重庆报告》能代转莫斯科，但建议“重庆组织”解散。由于马林做工作，“重庆组织”顾全大局主动解散，有的重新加入“上海组织”。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也说明即使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没有列宁，中国也会有中国共产党，也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