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民族主义何以会在发展中国家滋生蔓延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陈延斌 刘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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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历史巨变。这场巨变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具体来讲，民族主义在以亚洲日渐崛起的多民族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扎下根来，成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不断上升的决定性集体动力。极端民族主义，有的学者认为是对民族主义偏激情绪和极端表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概括。极端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异化，其不理性的排外特点必然会使族际之间的关系恶化。
　　极端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一种特别有效（若换一种角度，也可以说是特别有害）的特殊主义。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往往促使较为贫困的民族成员纷纷涌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由于他们原来的生活水平并不高，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报酬，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而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和反对；另外，二战后的国家疆界变动较大，伴随着对土地、水源和其他资源的争夺，一些新兴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的民族矛盾激化。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认同，往往能够使得每一个成员，感受到本群体的温暖，从而对共同体及其集体目标的忠诚感要普遍得多。在分裂为各种不同共同体的世界中，人们往往将民族认同与共同体的独特感及造成这独特感的特性联系在了一起并混为一谈。
　　一、发展中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发展中国家不同时期民族主义的特征不同。在殖民地时代以及获得民族解放初期，民族主义诉求中“反帝”的特点鲜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民族都有过遭受外来殖民压迫的历史，因此，在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反抗侵略和殖民统治斗争中产生了民族主义旗帜，强烈的民族情感就会被有效地动员起来。这种反帝的民族情绪是在遭受他族侵略时为了维护本族的生存而产生的，它可以说是被动产生的，并且常常是民族自尊心被强烈唤醒的产物。以中国为例，近代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人泱泱大国的认知逐渐被打破，在民族耻辱和民族危机中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
　　在当代，发展中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对外表现出群体意识的同时，另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内部的族裔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和民族普遍经历着现代化转型，多民族国家在秩序的重建背景下，产生了极端民族主义。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被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实现现代化来赶超发达国家，是不得不做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其现代化进程起步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劣势，这很容易加剧国内的各种矛盾。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经济权益的享有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民族内部的贫富分化等往往交织在一起，成为诱发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尤甚。在非洲，越是穷国，部族、民族冲突越激烈；在中东国家，许多挣扎在生存线上下的人往往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同时，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化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上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族内成员因为民族文化符号的衰落而感到了深深的认同危机，这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诱因。
　　第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甚至民族冲突往往成为冷战后恐怖主义泛滥的主要诱因。在前苏联，一些少数民族强烈要求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在巴尔干，前南波黑地区的三个民族为争夺地盘而陷入恐怖仇杀中。科索沃阿族分离主义组织“科索沃解放军”甚至以恐怖活动，达到实现独立和建立“大阿尔巴尼亚”国的目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核原材料的走私，极端民族组织威胁利用核和生化武器进行恐怖袭击，这种危害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极端民族主义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解决尚需时日，各方利益的调配也需要一个周期。此外，一些动荡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冲突持续了多年，人们心中留下了仇恨和隔膜，有的甚至传了好几代，这种积怨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如巴以和平协议签署后，恐怖事件还是不断发生，都说明积怨之深，在短期内难以化解。
　　二、发展中国家极端民族主义深层诱因探析
　　
　　民族认同不变，民族主义动机的基本结构就保持不变，民族社会的根本性质就保持不变，多民族社会所特有的行为模式也就会依然呈现。民族主义塑造集体行为的力量在不同民族内部的政治结构中，反映了对民族性的原初界定。特别是反映了它是被界定为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公民的还是族裔的。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分崩离析，而极端民族主义在残垣断壁和混乱不堪中，却呈现着快速蔓延之势。当民族被具体化在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框架内时，民族的排外与怨恨出现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增加。这种排外与怨恨不仅使得民族更富侵略与仇视其他民族，而且是刺激民族情绪和集体行为的强力添加剂，它动员集体主义的民族发动战争，比动员个体参加民族集体更加容易和有效。
　　（一) 经济发展成果与利益分配的区域化与不公正
　　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是最基本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发展中国家起步晚，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常常伴随着只顾速度的片面发展，对于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利益往往不能平衡好，甚至出现民族经济政策不平等的现象，这更加加剧了面临着经济困难的民族成员的不满情绪。我们以前些年泰国南部的民族分裂运动为例，泰南地区以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为主，其他地区的人们以佛教徒为主，这是文化上的差异，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经济因素。因为只是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会使得泰国南部的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在处理得好的国家，各个民族可以和谐共存，相安无事。泰南穆斯林与中部地区在经济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泰南穆斯林并没有共享到整个泰国发展的成果，反而在经济利益上受到了损害。这促使泰国南部的穆斯林不得不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甚至铤而走险。
　　（二) 民族文化因素特别是宗教差异被人为放大与绑架
　　民族文化的差异是极端民族主义产生的先天因素之一。当然，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可以共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随着交往的加深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只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片面地放大了这一因素，甚至是蓄意歪曲、利用这一因素为争取投机创造条件。宗教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文化现象，甚至往往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并且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教义，有的已经拥有能够快速有效运行的组织结构。宗教因素在一个民族的情感认同和内部凝聚力的加强上所产生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宗教极端主义由宗教异化而来，不是宗教但是却与宗教生活密切相关。宗教极端主义在很多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例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有经济原因，但同时也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其动员和组织的核心理念。有学者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总结为四个特点：推行伊斯兰化，对外输出革命，坚持激进主义，强化政权意识。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往往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从事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活动。甚至为了扩大影响，人为地在不同民族群体、教派之间制造矛盾与仇视，通过撕裂族群关系来博取社会影响力的资本，进而谋求更大程度地介入和干预国家政治生活。
　　（三）新旧殖民主义的影响错杂相间
　　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体系瓦解，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但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却在不断抬头，不再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其方式更隐蔽、更间接，危害却更大。新殖民主义的一个表现是通过提供附有政治条件的财政援助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培养自己的代理人，从而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遭受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这一现实的挑战，暗中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即是这方面的例证。
　　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也同时受到了殖民历史的影响，这个在非洲表现得最明显。在非洲，大多数“民族国家”不是在历史中自然生成的，而是殖民主义者强行成立的，其疆界的规定是按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的。在几何线条的边界版图上，跨部族的国家和跨国家的部族纵横交错，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整合能力非常弱，起主导作用的是有久远历史的强大的部族。非洲国家的部族化，有学者形象地描绘为已到了“把国家这块糕切成片片”的程度。人们对部族的认同远超过对国家的认同，没有一种足以把各个部族凝聚起来的民族文化和强有力的国家政权。非洲中部的一些国家(如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利比里亚、索马里)不断发生各部族之间的大规模血腥屠杀，与这种“人造国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归根结底，民族主义可被追溯至等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因素。极端民族主义是深受这些矛盾因素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对因此引发的无序感的强烈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塑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甚至经济现实。每一种特定的民族主义都是应某些群体的利益需要而生，而这些群体的利益，反过来也界定了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和诉求目标。尽管这些群体存在的实际规模可能很小，它们的利益也可能无人问津，但民族认同仍然服务于人民利益这一点没有变。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策研究平台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