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

在转型时期，道德资源对理性转型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转型时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互相妥协的过程中，的确都需要理性，更确切地说是需要由道义呼唤出来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纳粹时期也变得那么疯狂。人性中是有疯狂一面的。呼唤理性是宪政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聪明”就能呼唤出来的，在哗众取宠的氛围中，往往是最极端的人最有号召力，我们也都领教过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疯狂，很难说有什么万应良方，甚至也不能仅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决。因为历史经验再怎么总结，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有一次，等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动荡时代真正理智的声音要能够为公众接受，它背后都必须有很深的道义资源。如果缺乏这种道义资源，那么往往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有市场。像南非转型时期，当时出现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多的冲突，曼德拉这样的人出来，就能把黑人的激进情绪(如当时“泛非主义大会”、“阿扎尼亚解放军”鼓吹的)遏制住，一个前提是他原来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谁也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提供的资源，你再聪明，人家能听你的吗？
　　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期，“左”“右”两派也都有这样的人。执政的佛朗哥这一派，像苏亚雷兹这样的人，他推动了民主过程，实际上他明知这一进程最后会导致他个人下台，这是要有一种道德来支撑的。而且他在佛朗哥体制内也是个埋头苦干、廉洁奉公的角色，从保守派尊奉的天主教传统伦理看，他的个人道德和操守无可指责。这使得对他背离佛朗哥强硬路线极为不满的保守派无话可说。相反，这些在独裁体制下有太多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如阿里亚斯等人，却有不少把柄在苏亚雷兹手中。这一切加上深明大义的卡洛斯国王的影响，使得佛朗哥体制得以和平转型。显然，与如今颇为流行的所谓“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的说法相反，西班牙民主转型的顺利得益于苏亚雷兹的开明，也得益于他的清廉。
　　其实从总体上说，在“开明而清廉”、“开明而腐败”、“保守而清廉”、“保守而腐败”四类统治者中哪个相对有利于维持专制，哪个相对有利于民主转型？无疑是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但其余三者的“利弊”则有争议。过去有人说保守而清廉最有利于维持专制，所以宁可保守而腐败，这样更易动摇专制基础。开明而腐败就更好，可以通过“利益引导”促进转型。这种“腐败有利论”也许在过去的革命时代、尤其是暴力革命时代还有点道理，因为腐败而保守更容易激起革命。但是且不说“革命代价”的问题，现代镇压技术条件下已不同于冷兵器时代乃至通讯交通落后的火器时代，再腐败的专制者凭借高技术镇压革命还是绰绰有余，就像当年的萨达姆。而腐败的“利益引导”也许会有助于把民粹主义专制体制变成寡头主义专制体制，但后者却未必离民主更近。相反，基于专制的腐败利益不仅会强化专制者的“保守”意志，而且一旦真发生变革，会更可能引发激进的清算(这又反过来使统治者更难变得开明)和民粹主义浪潮，从而使变革后的秩序更难稳定。从东欧和东亚的情况看，也确实是变革前相对更清廉的统治(如波兰、匈牙利、台湾)比更腐败的统治(罗马尼亚、俄罗斯、印尼等)转型更为成功。因此，开明而且清廉的苏亚雷兹对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是功不可没的。
　　过去人们劝说专制者走向民主，往往都说你既有了民主化之功，总会比专制时更得民心，因而会得到更多选票，不用担心因民主而丢权。但老实说这种话有“忽悠”之嫌。民主制下你做得再好，民众到一定时候也会不满意，而希望寻找“更好”的。不可能有“万岁”的执政者。然而从长远看，民主化前的执政党凡是采取主动的，虽然也难免一度下台，但由于拥有更多的组织资源、执政经验、历史影响与精英成分，在后来的政党政治中大都能保持长期的优势。像东欧民主化时最主动的波兰、匈牙利前执政党，虽然一度下台，但其后继者经过转型后很快就在“左派复兴”中东山再起，至今19年来政坛虽已几经轮替，总的看来他们还是比当年的反对派执政时间更久，也更成功。而曾经以政变对抗民主化的苏共，其后继者再未能重新执政，但俄共作为在野党还算拥有相当影响。至于当时以暴力镇压民主的罗马尼亚前执政党，就干脆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西班牙民主化以后，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首、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在内的反对派联盟也赢得竞选上台执政，但转型后的佛朗哥派(人民党)很快也迎来了“右派复兴”，如今西班牙已经形成稳定的左右轮替格局。苏亚雷兹虽然民主化后再未执政，但他不仅有功于国家，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党而言也是有再造之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