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负责任的反对派及其领袖

西班牙左派方面，像西共领袖卡里略(本书译称卡利约)、伊巴露丽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呼吁和平，呼吁理性妥协的。他们是从内战中出来的，像卡里略是内战结束时最后一个从马德里撤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他要煽动暴力，那非常危险，但是他要呼吁理性，他也最有这个道义力量。如果“左”“右”两边都有这样的资源的话，转型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看林达的书，使我想起28年前读到的前佛朗哥政权情报机构负责人巴尔达维奥的回忆录《卡里略进入西班牙之日》。作者当时与卡里略分属敌对阵营，即使在民主化后也处在左右两端，但他对卡里略的钦佩仍溢于言表。卡里略是内战中最后撤离马德里的人，近40年后他又是流亡国外的西共领导层中第一个潜回马德里的人。1976年2月8日，在佛朗哥刚去世两个多月、继任的阿里亚斯仍然非常铁腕，而后来开创民主化的苏亚雷兹还看不出接班可能时，卡里略就勇敢地潜回国内在地下领导西共的斗争，直到1977年西共在民主化进程中获得合法地位。
　　当时西班牙的白色恐怖仍很严重，以至于卡里略们最担心的还不是政府，而是那些“民间极右翼组织”的暗杀，这些人对佛朗哥体制内的开明派都构成威胁，更不用说共产党。而万一发生暗杀，由于卡里略系“非法”回国，西共当时公开说他仍在巴黎，政府也会对“民间”行为不负责任，西共连抗议都不好发动。但尽管如此，卡里略仍然义无反顾。他认为，为争取民主化，共产党人思想不能极端，行为必须克制，但责任一定要勇于承担。他的战略是：“从地下状态就迫使政府逐渐接受卡里略的身份，以至于不顾个人安危，让政府逮捕他，使问题复杂化，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政府接受卡里略的存在，然后再开展攻势使西共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正是在马德里的地下状态中，卡里略写下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在这部著作中，卡里略顺应时代潮流，宣布西共与苏联模式、与“专政”及暴力革命划清界限，在“欧洲共产主义”名义下实现了西共的半社会民主党化。老实说，这两个方面如果缺一，西班牙的后来都会有很大变数：如果卡里略不回国，与佛朗哥一派有血海深仇的国内西共地下势力在过渡期的动荡中会不会乱来，没人能够把握。而卡里略回国如果只是要乘乱从地下发动暴力革命，那么不管是“革命”成功后以暴易暴，还是佛朗哥后继者以镇暴为名延续铁腕，西班牙的民主化都将难以实现。
　　可见，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与“左右”两边能出现苏亚雷兹和卡里略这样的优秀人物有很大关系。但是这就意味着，历史不能从任何必然性中寻求解答。因为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人、能不能积累这样的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不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讲的是，如果在全面的转型之前，这个社会能够比较松动，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或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的形成，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那么以前的道德资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运用。像曼德拉那样的人，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体制若把有关于他的信息抹得一干二净，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人，到了关键时期，他的道德资源也就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