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中国模式”危机四伏

近来，不少国内经济政治学者在笑论“华盛顿共识”衰落的同时，大唱“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奇迹，甚至还幼稚地声称：“中国模式”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当今的“中国模式”也好，当初的“改革开放”也好，在本质上仍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说穿了，就是排斥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为什么西方那一套不适用中国呢？用体制内学者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

纵观经济高速发展下，“中国模式”产生的种种问题，不正是有专家担忧的“权贵资本主义”结果吗？赵慧珠在《中国教训同样应当引起重视》（《学习时报》2009年10月19日）一文中，概括了中国发展的五大教训：

一是GDP至上，“含血量”过高，环境破坏触目惊心，资源浪费严重；二是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中西部发展落后于东部发展；三是社会不公，“城乡差距差不多是世界第一”，劳动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逐年降低，社会歧视现象加剧；四是民生问题严峻，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公共卫生步履维艰，住房保障几乎空白，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缓慢，居民储蓄只好用于自保；五是公共财政投资方向问题很多，真正用于民生改善方面的较低，在世界各国中排在后面，导致民生难以好转，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并且拉大了政府和民众的距离。

赵慧珠所概括的大多是涉及民生的问题，而在其它许多领域，问题同样触目惊心和令人担忧。如严重的腐败问题，公款消费问题，等等。特别是那些背离民心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就连人口增长这样简单的社会管理，也因管理不到位而带来了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留下了巨大的社会隐患。

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只有一个：民主、宪政。对于民主，一位著名的体制内专家前几年发明了一个非常新鲜的词：增量民主。

在现实中，强调“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那么现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不是首先在号称“三个代表”的党内开展民主，而恰恰是在文化最落后、民主意识最薄弱、一包香烟就可以左右一张选票的农村村级组织选举中进行所谓“基层民主”。在农村选举中，往往既有上级党组织的意图，又有农村宗族势力或其它利益势利参与其中，各种力量明争暗斗的博弈，使得农村的“民主选举”混乱不堪，甚至打架斗殴，酝成流血事件和命案，而且带来许多后患。由于“村民自治”，各级党政在面对这种局面时，也尴尬无策，毫不作为。

这样的选举，又给“中国国情特殊论”者提供了依据：农村村级组织的选举都如此混乱，如在镇、县以上层面推行，那全国还不一片混乱？

从当今的种种问题来看“中国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随时可以使政治大厦动荡，甚至坍塌的许多隐患。

从人类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模式”仅仅是受到长期约束、压抑的中国在稍微放开“手足”之后释放的“爆发力”。虽然这股“爆发力”赢得了不少市场，但却缺乏核心竞争力，是一种不容质疑的“虚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这股经济“爆发力”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扭曲，如果“看得见的手”不及时大刀阔斧地纠正这些扭曲，这种扭曲本身将随时危及执政基础。

（2009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