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一)
三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196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重庆附近的江北县调查,工作团副团长、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告诉廖伯康:江北县还在饿死人。也在这个时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200多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死人都没有人埋,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人,这些埋人的没有吃的,又要挖坑,做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给18个省、市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还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当年的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于克书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支前工作,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委常委会时,他悄悄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后顺手递给李止舟,说:“你看这封信写得怎样?”
李止舟看后说:“没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四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过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青运部主任,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菜很丰盛,引起廖伯康无限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
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省委主要领导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廖伯康说的那些情况,引起曾德林深深的忧虑,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
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中央,党中央便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在三天的小组会上,平时敢说真话的廖伯康基本上没有发言,他知道,在这样人多嘴杂的地方说话不合适。这个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
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廖伯康两人对谈。廖伯康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胡耀邦也平静地听,默默地记,只是不时停笔插话,说某个问题安徽有,某个问题甘肃有,某类事件河南发生过……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们都很敏感,廖伯康隐约觉得耀邦同志似乎有点为四川主要领导辩护,情绪陡然低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1962年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乘专车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入座后,尚昆同志对廖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找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实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要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
廖伯康解释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的情况、尤其是农村的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
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