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规划：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如何写

　　计划与规划：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如何写
　　（一）下一步改革如果包括社会改革，就要改变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
　　第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已经超越了单纯经济指标计划的领域，而是应当切实贯彻社会改革的内容，以达到社会发展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双赢局面。
　　否则，还是在十一五期间的高出口、高耗能、低消费的惯性轨道上发展，来自国内外的政治方面的制约，将会越来越影响中国的稳定的发展环境。
　　经济高速发展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这是不是一个悖论呢？
　　但是，这的确是在中国发生的事实。
　　上个世纪初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国内贫富差距巨大，国内消费能力有限。加大出口，就必然与已经占据殖民地的西方列强发生矛盾。因此，日本适应这种经济仍然要高速发展的要求，就必然走向扩张和争霸的社会动员，或者说是一种逆社会改革。日本这种逆社会改革，进一步地压制国内要求进步的势力，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侵略冒险的道路。
　　当时日本国内要求进步的势力的改革要求，是要各个阶层分享权力，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这种要求被压制了。后来日本向外争霸的政策制定也是一种内部动员，但是这却是一种逆社会改革动员，在这种仍然要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内部社会动员中，利益集团的主导发生了必然的作用。
　　今天，21世纪初的中国也是处于世界贸易低端的加工出口量巨大，要维持出口维持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时期。但是，无论是从美国要求人民币增值，以保护本国的就业的目的，还是从国内要求扩大劳动者阶层分享劳动成果，加大国民收入分配份额来讲，中国的这种高出口、高消耗和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都必然受到制约。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是任国内的利益集团主导社会向单纯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上发展，还是在国内的进步力量的民主参与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各阶层民众的分享发展成果的要求，就必须做出主动的有时甚至是牺牲国内某些利益集团利益的社会改革。
　　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任由利益集团的主导，自然发生引导作用，就会必然引导国家走向危险的道路。
　　而要做出做出主动的有时甚至是牺牲国内某些利益集团利益的社会改革，这种配合经济进一步良性发展的社会改革，它有一个与过去中国的改革显著的不同的特点，那就是──绝对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二）历史上曾经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之分析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口号的提出，是有着一个巨大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刚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从文化大革命的抹杀个人利益的单纯突出政治的社会价值，转向了允许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共同发展的社会价值。
　　这就像历史上西欧的马丁。路德宗教社会改革──基督教新教产生，新教的产生，反对过去天主教的压制个人欲望、教会垄断一切的社会价值观念，而是把过去由教会把持神圣行为中赋予个人的国家与责任利益的关系，通过改革直接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把握之中。
　　马丁路德改革的结果就是结束了宗教对罗马帝国的统一，而换之以各个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统一。
　　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提出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从社会措施上，解放了一大批人的政治和观念方面的权利。
　　以上政治指导思想和社会巨大变化，把1949年以来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人们只有通过公有制这一种财富行使权利方式，一下子转到可以有自己的利益把握方面来，不但如此，一个人在把握财富与国家的关系上也从过去的单一集体主义的解释，转化成现在个人可以灵活地解释，可以在财富的增长中个人自我把握与国家的关系──这种民主权利方面，突然获得了解放。
　　在各种解放思想的探索中，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十分振奋人心的定义和理解，是迅速得到了社会各方面人员的共振和共鸣的。例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特区道路是正确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等等，等等。
　　当然，邓小平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很著名的就是──允许出错，及时改正，但要大胆地试，两句话──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不再是原教旨主义的，空想的、贫穷的，在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发现，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人人可以创造可以亲身参与的经济和社会过程。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财富所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第一次与每一个人发生了主动的操作关系。在这当中，财富还处于变动和增长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性和主动性。在这种可能性和主动性中，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公民的操作感和回归感，使得每一个人都有了创造性。
　　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所有中国人毫无异议地称作改革年代的原因所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被上到邓小平下至农民年广久都被认为是改革的当然前提，不会发生认识上和利益差别上的分歧，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
　　在这样一个共同前提认识基础上，提出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是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的。
　　（三）在今天客观存在的利益分化的基础上，改革共识还能不能找到
　　如果说三十年前关于社会主义主要是发展生产力的这一口号路线的提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的话，那么这就就如同西欧历史上的马丁路德改革一样。
　　那么今天当人们通过三十年发展，把国家与财富增长的关系切实地与个人财富的建立和发展联系起来以后，会不会也会出现历史上新教改革以后，必然发生的道德沦丧、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关怀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呢？事实证明，的确出现了并正在进一步地发展。
　　在新的问题出现中，改革的共识正在消失。
　　三十年前，人们对于贫穷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公平性，还毫不怀疑的前提，今天已经不是天然成立的了。
　　也就是说，今天人群自动分化出来的利益轨道，已经冲破了三十年前人们朴素地认为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天然合理和永远合理的界限。
　　三十年前，他们朴素地认为财富的增长和高速发展，会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自动对一切人都有利都能共享。
　　包括邓小平也丝毫没有怀疑这一点，当时他说，我们如果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四千美元，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得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幸福感。
　　所以，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多地是从防止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崇拜和权力失去监督角度提出来的。没有从财富与国家的关系去讲。
　　今天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公正出现了事实上先富人群掌握了更多的国家资源的情况，而使得社会出现了分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才能找到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单一地追求高增长和数字上满足的陈旧的发展模式，就成为社会各阶层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年，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的定义都是从生产力角度提出来的，那么，今天初步富裕起来的社会主义如何保持它的天生含义──公平正义，就成为今天社会各阶层的人所要达到的共识，所应追求的内容。
　　(四）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如何写
　　邓小平说过，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邓小平讲的人均四千美元，当然是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但是发展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够改变。只有前提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够改变，这时的人均四千美元，才是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
　　那么，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今天中国已经达到的人均2500美元的水平，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呢？为什么会出现下一步改革共识失去的局面呢？
　　这就是因为由于社会改革配套没有跟上，社会主义宪法中关于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的规定，在引进资本和把中国经济发展纳入世界金融资本组织的全球化生产贸易地位以后没有得到保证。
　　国内关于如何保护这些宪法权利的实施方面的社会改革，没有跟上。下一步当然是加大这方面的改革。
　　从今天这方面的改革主体来看，与世界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对立是确定的，与国内的垄断经济利益集团的对立也是确定的，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内的由于单纯主导经济冲动造成的内部腐败集团的对立也是确定的。
　　产生这些利益集团是有着历史背景的，当初引进世界金融资本，是因为可以纳入社会主义；当初为了保证不失去民族关键经济命脉而把能源、电信等领域垄断化，也是为了社会主义，等等，今天形成的这些利益集团都是在当时的境遇下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善和活力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不可忽视的是，当初这些在局部和当时的境遇下不失为合理的局部改革措施，在今天却成为全局改革发展的阻力。对于这些历史上各种境遇下形成的利益集团所形成的改革阻力，显然不能够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归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来解决，改革不能够走回头路。
　　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依靠国内的进步势力和进步力量，迫使各种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做出让步。而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办法，就是主动地清醒地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
　　最近，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改革圣地深圳考察时说了一段话，他说，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我认为，这一段话，应当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如何写”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