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前的回忆

這張戴高帽挨批鬥的照片，還懸掛有劉少奇的像，肯定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

這張戴高帽挨批鬥的照片，還懸掛有劉少奇的像，肯定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

司馬昭 发表于 2011-11-7 21:06

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戴“高帽子”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现象。

续……

成都平原区区小场～安徳铺文化大革命初闹成这个模，成都文化大革命初又如何呢？为了拨云见日，还原历史，在这里，我敬请各位曾经亲身经历过成都文化大革命的同代网友对本帖所述，加以补充，並致崇高谢意！

为了抛砖而引玉，我录了一段成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时的有关实录于下：

文化大革命中成都的“破四旧”运动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运动的里程碑。

这一天,毛泽东身着军装,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讲话,鼓动红卫兵“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最疯狂的闹剧…

改“街道名称”和“姓名”的狂潮

毛泽东8月18日首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后,四川掀起“破四旧” 狂潮。北京南下红卫兵火上加油，大加煽动。

成都市、许多学校兴奋躁动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贴大字报、散发传单、 讲演宣传，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谓“四旧”宣战。8月下旬后, 本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队队学生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擎起“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等巨幅横标，狂呼呐喊招摇过市。大街小巷墙壁上贴满狂热的“宣战书”、“声讨书”、“倡议书”、“告市民书”等。

成都一中红卫兵贴的“宣战书”说：“同志们，你们走过提督街、总府街、状元街、走马街、文庙街吗?你们想过这些街名代表的什么吗? 这些统统都是死人，古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货色，统统是乌七八糟的破烂。解放后, 我们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扬眉吐气了,难道我们还能容许那些“状元”、“提督”、“总府”来继续统治我们的思想吗?什么‘状元’、‘提督’、‘总府’,滚你们妈的蛋吧,我们社会主义没有你们的地位！我们要最坚决、 最彻底砸碎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造旧世界的反。反！反！反!我们起来向旧世界猛烈开火!开火!开火!

九中的学生来到八宝街影剧院门前,向群众宣传说：“八宝街的宝是金银财宝的宝,我们革命人民不要这些宝！”

成都二中的红卫兵组成了不少的宣传队、轻骑队、小分队、分别到工厂、商店、职工宿舍、居民院落、公园、影剧院、火车站 ,到电车和公共汽车上,鼓噪宣传，有的人声音哑了,有的人夜饭也顾不上吃. 一直宣传到深夜┄┄吵吵嚷嚷的宣传中,许多人害怕背上“窝藏四旧罪名”。一些院落的居民慌忙地将家中旧对联、字画、家俱、书刊┄┄清理或当废品急忙卖掉；如涉嫌“反动文物”不敢公诸于世，就偷偷摸摸做贼式烧毁。二中红卫兵因其“横扫四旧”的业绩被报刊广为宣传。

8月23日，成都市“破四旧”活动渐趋高潮。繁华中心街道春熙路、提督街、盐市口等成为主战场。“革命小将”们杀气腾腾砸掉春熙路路牌，换上“反帝路”新街名。原春熙路百货商店的一群“造反青年职工”不甘落后，拿起铁斧钢刀，劈劈叭叭把店名上的“春熙路”三字捣得粉碎，改成“反帝路百货商店”。“提督街”、“盐市口”等街道商铺成为闹剧主要舞台。成都大中学校的“红卫兵”高举毛泽东巨幅画像，抬着“破旧立新”、“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横幅标语,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到了这些街道。转瞬之间,大街上、橱窗外, 到处都贴满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告市民书。“革命小将”们呼呼呼狂散传单,如雪花乱飞。到处都在口沫横飞地发表演说；到处都是吓人的大幅标语,到处都是振耳欲聋的“造反”歌声.....欢呼喧闹声中,“云裳理发店”、“龙抄手”、“廖广东老号刀剪店” 、百年老药店“同仁老铺”等挂了几十年的老招牌统统被涂抹和被砸得稀烂。提督街口的"肖长兴"中药店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店内职工在红卫兵鼓动下,砸碎这“又老又臭”的古牌匾店号,换上“成都市中药材公司第一门市部”的新号。春熙路“新上海”照象馆改成“红卫相馆”；“云裳理发店”改成“工农兵理发店”。市饮食公司所属各家饭馆面店，职工们连夜消除有“四旧”嫌疑的店堂陈设品,挂上了毛泽东画像和毛的语录。“夫妻肺片”砸碎招牌,换上“创新饮食部”的新店名。“赖汤元”五十多年老招牌,也被职工搭起梯子,拿起铁锤钢刀铲得精光,换上了新名称“成都汤元”。位于西玉龙街的“陈麻婆”豆腐店自然在劫难逃,店堂内百年老招牌及名人字画，统统砸碎撕烂作柴火烧。自此名扬海内外的“麻婆豆腐”只能叫“麻辣豆腐”；店铺也改名为“文胜饭店”，意为“文化大革命”必将胜利。总府街口以烤鸭出名的“张鸭子”，莫名其妙改为“支农饭店”。糖果糕点公司所属三十六个商店门市部和六个糖果糕点加工厂的职工,组成了四十二个战斗小组,配合“红卫兵”对所属厂店名称、商店名称、商标图案等进行了审查；把“燕窝酥”、“珍珠糖”、“洒其玛”等三十六种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糖果糕点名称,改换成富有"革命色彩”的新名称。1966年8月24日,报刊、电台正式宣布“成都市第一批更改的街道、公园和影剧园名称”。

一.街道

1.

驷马桥改为解放桥。从解放桥至南郊公园改为解放路。

2.

从牛市口至通惠门改为胜利路。

3.

从青龙街起至茶店子改为红光路。

4.

从南门大桥起至九眼桥改为红专路

5.

从工学院至八里庄改为红星路。

6.

春熙路改为反帝路........

                             

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大街小巷名称多具传统特色,当时弄得面目全非：如盐市口被改成“英雄口”,牛市口被改为“胜利口”,沙河堡被改成“革命堡”,三圣街被改成“勤俭街”，天仙前街改成“革命前街”┄┄各机关、学校也纷纷改名：如四川省歌舞团改这“四川工农兵文工团”。学校也改名成风：如4中改成“抗大战校”,22中改成“战旗中学”,7中改成“红旗中学”,盐市口中学改成“向阳中学”......成都锦江中学、16中学、牛市口中学、西北中学等中学都纷纷改成“东方红中学”,把人弄糊涂。许多人也一窝蜂跑到派出所改名字,什么文化大革命、闯、勇、红兵、军、胜利、卫东、卫红、战斗、向前、造反┄┄等等，成为改名的时髦选择。

“破四旧”运动中的野蛮和荒唐

巴山蜀水吼遍“大破四旧”的口号，处处响起红卫兵造反歌声：“拿起笔杆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咱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革命造反歌》)。“我们就是要造反！谁敢挡？ 谁敢拦?一脚踢开他，滚他妈的蛋！嘿，滚他妈的蛋!”(《我们就是要造反》)…

(一)野蛮的抄家,掘坟,砸庙,破坏文物

抄家打砸之风1966年8月下旬后掀起高潮。凡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所谓“黑五类”、“黑六类”分子沾边的都要去抄家。全川各地大街小巷,时常可看到一拨又一拨的红卫兵呼啸而过。他们冲到某一家,把吓得魂飞魄散的主人赶到墙角、低头认罪，被抄者挨巴掌、皮带抽以至毒打致残致死┄┄一度成都：抄家要当成运动“中心”，成都市要达到人口户数的百分之四至五。抄家时成都打死19人，这是官方不完全统计数字，实际远不止此数。直到北京“大兴县事件”325人被红卫兵杀害后，国际与论大哗，红色恐怖才稍收敛。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牛鬼蛇神”分子的残酷虐待罄竹难书。红卫兵恨不掘地三尺,把一切可抄的如金银物饰、钞票字画、书籍、家具、衣料、钟表┄┄席卷一空,才呼啸而去、转移到另一家。未被抄家的市民也如惊弓之鸟,把家中图书及“封建文物”当废品卖掉、毁掉。抄家物资大多放在公安局和各大学。作者曾亲眼在成都工学院(2000年后并入四川大学)中看见，抄家物资密密麻麻放满许多大房间，里面金银财宝，珍珠玛瑙……啥东西都有，使入油然联想到“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强盗宝洞……这只是成都抄家成果的一个小小角落罢了。

                                 

文化的破化是空前的，每天无数汽车、板车拖着各类书籍送进纸厂化浆池。一位造纸四厂的熟人后来对我讲，他当时亲手把一本又一本的图书化成纸浆，连他这个大老粗都有“遭踏圣贤”的“作孽”感觉!宗教更遭到彻底破坏。全国道教圣地、成都青羊宫只剩下空空敞敞的大殿堂。昭觉寺弄得破垣残壁,后来成为动物园,和尚成为养兽工,作者熟知的元清法师就曾养水兽多年。位于南门外石羊场(当时改名为“红旗场”)的著名藏传佛教圣地近慈寺,1966年8月25日被成都15中学(当时改为抗大附中)红卫兵破坏。当时庙内僧人还有50多名,被迫烧毁大量佛经(许多是藏密孤本秘笈),反被扣上“毁灭罪证”的罪名横招毒打。峨眉山的寺庙也遭浩劫,和尚们东躲西藏,后来被赶到山下报国寺里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些人则被迫还俗或逃亡.。全省各地宗教庙宇、石刻造像、经书典藉破坏惨重，—言难尽。

活人被破“四旧”,死人也不得安宁。许多死去多年的“有问题”的人被掘墓暴尸、鞭尸。埋葬于武候祠旁南郊公园内原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四川旧军阀刘湘之墓被破坏挖掘为典型事例。8月23日这一天,成都东方红中学(16中)和水力发电学校等红卫兵，手打鲜红战旗高呼呐喊地同园内“革命职工”一起,连夜折腾一个通宵,乒乒乓乓硬是一锤一锤地砸烂钢筋混凝土、开棺暴尸。红卫兵为壮“破四旧”声威,给省市委打电话要求派报刊、电台记者现场摄录开棺鞭尸的“革命大批判会”..........

(二)“破四旧”中的荒唐和“红色恐怖”

“破四旧”所表现出来的荒唐和野蛮,非亲身经历者难以置信。那时，成都东门大桥、春熙路、东郊等路口要道上,红卫兵及造反工人等设卡。他们手握大剪刀,来往妇女经过关卡则被吆喝停步。如有长辫子、梳刘海、花波浪┄┄等所谓“资产阶级”发式,红卫兵们扯住头发咔嚓、咔嚓一阵乱剪。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衣服、裤子样式稍为特殊,也一阵乱剪.。关卡上一片惊呼呐喊、呼爹叫娘的哭闹声;如要逃跑,红卫兵则穷追不舍,逮住了惩罚更厉害。常可见头发剪得怪模怪样、衣裤剪得稀烂的妇女含辱哭喊而逃的狼狈景象┄全省各地都是此种情况。令人不由得想起300多年前，清兵入关时的“留发不留人”强剃头恶行......闹市中贴出告示：“为杜绝收听敌台，抵制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台湾蒋匪帮和各国反动派的毒害，收音机一律拆除短波！”市民吓得不得了，纷纷给收音机作“短波切除术”。当时不少人因为“收听敌台”罪名而遭大祸。

成都还一度掀起“行人、车辆靠左走”的荒唐闹剧。文化宫、人民南路等交通要道上,许多人手持小旗、手握指挥棒嘶声吼道:“我们要坚决造‘黑公安’的反,他们要‘行人靠右走’,何其歹毒!是要中国人都当右派!我们革命造反者绝不答应,要‘行人靠左走’哪个不靠左走,就是存心当右派, 就他妈地砸烂其狗头!“结果开汽车的司机、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都被搞昏头,不知所措,你躲我让也难免碰撞┄┄不到半天就交通堵塞,几乎弄出人命,这场“破四旧” 荒唐闹剧才草草收场。

“红色恐怖”恶潮更可怕。对所谓“黑五类”份子及其子女残酷迫害、污辱。如9月10日,成都大学红卫兵把“黑五类”拖上大街游街示众。红卫兵们费了很多劲,把批斗者中的女人头发只剃半边(所谓“阴阳头”),或将四周头剃光,只留头顶一团高耸;男人头发也剪得乱七八糟,并戴上一公尺高的黑色“高帽子”;男人女人耳朵上都悬挂墨水瓶作“耳环”,每人各提着破盆烂锣,边打边叫:“我是黑帮,臭不可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以上情景当时随处可见,或更恶劣...........

（本文作者：郑光路 ）

待续：

这时全国的大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一看〖网易〗“１９６６年中国大事纪”后再说吧。

1966年中国大事记

一月

1月28日，中国导 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二月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三月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但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五月

5月3日──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六月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七月

7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国战略导 弹部队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第二炮兵。原炮兵副司令员向守志将军出任第二炮兵首任司令员。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八月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8月16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北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

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遭受林彪、“四人帮”摧残迫害，投湖自尽，终年67岁。老舍原名舒庆春，又名舒舍予，满族，北京人。

十月

10月8日，中国制成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0月15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十一月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化大革命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十二月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

12月16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5岁。马连良，回族，北京人。

12月23日，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2月26日，中国研制的中程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28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氢 弹原理试验。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资料源自：新华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人民出版社） (本文源自：网易 )

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戴“高帽子”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现象。

一条江 发表于 2011-11-8 01:33

我觉得应该是反右或四清运动时期，那几张领袖照片都比较年轻，不像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悬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