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世纪老人的宪兵生活

　　1、广安受训　　1944年5月，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巴山南麓的群山万壑；干焦的小麦举着可怜的穗子，点火就燃。我行色匆匆地跋涉在曲里拐弯的山路上，老家的三间茅房已被甩到几重大山的背后，那地方属于四川省巴中县佛楼乡第八保（现在的平昌县土垭乡时轮村三社）。国民政府宪兵第九团（团长蔡隆仁，湖南人）来巴中县平昌区征兵，我根本没有想到参军，但看看脸露菜色的乡邻、枯瘦的老婆和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咬咬牙报了名，携带一丁点干粮，一步一步地向数百公里外的巴中县城走去。　　那一年，我已经25岁。　　身高体壮，念过小学的我，符合征兵的基本条件，经过简单的体检就通过了。一个礼拜之后，部队给我和一起入伍的20多名老乡办理完迁移手续，就通知我们向宣汉县城进发。我打量着军服笔挺的长官和满脸土气的新兵，默默地想：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原来，巴中县报名参军的人太少，部队在宣汉盘旋三个多月，又招收了20多人，方才开拨广安县虎峰场集训。那是一个设在乡场上的部队简易训练场所，我们刚到就投入到平整土地建造训练操场的劳动中。我们从小就和土地打交道，活儿干得很快；训练场刚刚建好，上面却发来通知：将虎峰场训练基地移交给青年军，第九团转移到广安县安居镇训练基地。由新兵组建的宪兵第九团全部驻扎在安居镇，看来在虎峰的劳动纯属临时抓差！我被分派在第五连，全连共130余人，连上设连长、指导员、执行官和排长。　　在整整一年紧张的集训时间里，我们系统地学习了内务规则、宪兵时务、政治时务、警察时务、外事时务、司法时务、法学通论等多门课程，完成了军事体育、步兵操典、实弹射击等训练任务。每天天不亮，部队的军号就吹响了，我们便开始了紧张的忙碌，起床、叠被子、洗漱、徒手操、队列训练，然后吃早饭，饭后短暂休息，跑步到操场进行体能训练。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晚上要学习到九点之后才能睡觉。训练是相当艰苦的。我曾看见团部关押着几个逃兵，伙食标准被降到最低限度，还被戴上脚镣打扫营房。在一次野外拉练中，我掉队了，累得喘不过气来，真想开溜，但一想起团部那几个逃兵的命运，只有咬紧牙关硬撑下去。　　在室外课上，我们学习了单双杠、木马、摔跤、捕绳术、射击、夜间训练、紧急集合等等，学会使用中正式步枪、手 枪（德国早的驳壳枪）和机枪。后六个月室外课减少，主要学习文化课。每个科目结束都要进行严格的考核，不合格者被加大训练强度，一直训练到合格为止。我们先由班长带领进行单人训练，合格之后集结起来进行班教练，合格之后再进行排教练。　　在部队，体罚战士是常有的事，集训期更是如此。有一次集合，领队下达口令：向中看齐！站在正中的我却向右摆了头，邱排长（湖南人）上前猛地一拳，我当时疼痛难忍蹲在了地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恢复。后来在上海昆山医院作X光检查，医生说肋骨上有两块黑斑。　　一次夜间紧急集合解散后，我们的步枪枪托在石街上碰撞出“啪啪”的声响，排长又命令紧急集合，顺手拿了一根楠竹片，对一排排的士兵挨个抽打。我在排尾，当竹片挥舞过来，我本能地一偏躲过了，排长气急败坏，变本加厉地使劲抽打，我被打得鼻血长流。班长白鑫峰立即站出来高喊：“报告，他流鼻血了！”排长方才住手，白班长迅速扯了一团棉絮堵住我的鼻血。　　第二天排长见了我，假惺惺地问道：“怎么会打到你那里呢？今天你不用出操，就在营房休息。”谁知道那一天连长来宿舍查操，得知实情后，叫我去团部医院看医生，并命令我别人问起时只能说是摔伤的。团部的医官果真问到，我说了实话，医官很生气，迅速向团部做了汇报，排长和连长都挨了批评。　　部队驻扎在低矮的平房里，米和煤都需要自己到镇上去挑，这些我都不在乎。虽然这里只吃两顿饭，但毕竟每人有1.5市斤的粮食，一个星期就有一次牙祭，和缺衣少粮的农村老家相比，已胜似天堂了。并且还有不菲的津贴，这些钱足够娘儿三对付着捱过饥荒的年月。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宪兵是特殊的兵种。从课堂上我们也知道一些关于宪兵的权利和职责，比如享有军检、免费乘车，违纪后加倍处罚等条例。而让我体会最深的却是一件小事。　　训练就要结束时，从其它部队调来一位排长（姓吕，江西人，大概象现在的实习）到我们连队，排长还带着老婆。他顺手抓差叫我去铺床，我就去了。排里的几个班长却不依，将排长叫出去，质问道：“你有什么资格叫他铺床，宪兵能给你做这种事情吗？”排长争辩一句，几个班长拥上去抓住他，如果不是房东劝阻，那排长可能有一顿好揍。　　部队也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最受欢迎的是篮球运动，各连之间经常开展比赛，而最常见的文娱活动就是唱歌。总之，条件是艰苦的，生活是枯燥的。　　训练结束的前后，团部传达下来日本投降的捷报，八年抗战终于划上了一个胜利的句号！部队上下淹没在欢乐的海洋里，连队杀猪宰羊，举行了盛大的欢庆宴会。兄弟几个却很沮丧，本来以为是去前线抗日的，这下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还干什么呢？　　2、“接管”台湾　　没容我们多想，第九团立即开赴重庆。在重庆住了一晚，我所在的班和另外一个班外加上团里的几个军官暂时留下，说是有重要任务，而大部队乘坐轮船向南京进发。　　留下来的两个班迅速配备了全新的呢绒军官服、皮靴和手 枪。正在陶醉在新式装备的云里雾里，我们立即被军用卡车载到飞机场，列队等候在一架军用飞机面前。只见一个面皮白净的高级官员带着一位漂亮的小姐走了上来，微笑着和我们打打招呼，从容地登上了飞机。“我们要去执行一次特殊的任务：警卫中央郭秘书长和她的女儿（做日语翻译）到台湾完成接收任务，同时收缴日本军队的武器，守卫军火库。虽然是第一次执行任务，但大家是第九团挑选出来的精英，希望不要辜负党国对各位的信任，出发！”　　由于都是第一次乘坐飞机，我们死死地扶住椅把，随着飞机拉升到高空，我们的心揪得紧紧的。“台湾到了！”，从夜空向下看，台湾就是漆黑背景上的一颗明珠！明珠渐渐扩大，成为众多的星星点点的灯火，这是1945年冬天台北的夜空啊！三个月的时间里，象这样悠闲地欣赏台湾夜景的机会在没有过了。　　我们一行26人分别驻扎在台北市中心的三个地方。日本人留下的枪支、弹药、被服、摩托车等军用物资堆积成小山一般，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东西从各存放点收缴过来，运送到库房里面，还要分别负责各自仓库的守卫。　　1946年初，宪兵第四团开赴台湾，接管我们在台北的所有防务。本来我们可以直接收编到第四团驻守台湾，但排长邹同云坚决反对，于是，我们匆匆作别刚刚熟识的台北，飞往南京市。　　3、击穿“美龄”号　　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刚刚搬回来，南京市百废待兴。街上随处都可以遇到日本人，披着破旧军装的、穿日本和服的、着西装的，他们正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待撤退回国的航班。城市的秩序很乱，而作为既是城门又是轮船码头和火车站的下关，那种混乱的局面简直无法形容。　　我们最初进驻军事委员会，任务是守卫那里的办公楼和器材设备，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堂堂的军事委员会只有处于市郊的几间空空如也的平房，在我们守卫期间根本没有人前来办公。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调防美军司令部──首都饭店。全排30多人都驻守在那里，负责首都饭店大门的门岗执勤和库房守卫。由于美方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物资都由本国运来，他们就在饭店的后院用一快巨大的帆布搭设了一个临时库房。悬挂美式牌照的吉普车和卡车进进出出，运送着各种物资。　　两个多月后，我们几个被抽调去守卫颐和路6号一座三四层高的楼房，那是马歇尔将军的办公地。不久我们又到了宪兵司令部，那是一座两楼一底的西洋楼房。在宪兵司令部执勤时，我亲眼看见他们将三名宪兵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那情形令我触目惊心。　　一个多月后，我等6人又调去马歇尔公馆担任警卫。秋季的一天，我正上岗，一两黑色的福特轿车停在面前，我急忙上前询问，一个副官模样的人下车说：“是白部长！”我急忙提枪立正、敬礼，国防部长白崇禧从车中钻出来向我点头示意，带着副官匆匆走进大门。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等人也曾来过这里。　　我们的警卫范围还包括公馆对面，法国梧桐掩映下的一座小平房，那是马歇尔和重要客人举行小型聚会的地方。有一次，宋美龄和马歇尔一道笑容可掬地朝小平房走去，我执行巡逻任务。透过玻璃窗，我隐隐约约看见两人亲密地交谈着，前面的墙壁上放映着美国影片。原来他们在看电影，前方炮火渐浓，而他们居然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后来我们去了明故宫军用飞机场，守卫飞机场的一共三个班，连队配发给一支美式冲锋枪，让我们班担任机场的巡逻检查，班长是四川广安人文吉祥，另外两个班守卫机场的两个大门。　　一天正上岗（我们是两班倒），忽然听见一声枪响，我们急忙冲过去。班上的士兵苟栋元（四川巴中县人）正傻呆呆地坐在地上，旁边放着那支美式冲锋枪。原来苟栋元躲到飞机下面玩冲锋枪，枪走火了，将飞机腹部击穿一个洞。这飞机可不是一般的飞机，它是停放在专用机库里的，蒋介石的座机──美龄号！我们都吓傻了，下岗后将情况报告给连长，连长跑来查看之后，说：“谁也不许说出去，我自会想办法！”他及时找来机械师，将被击穿的飞机铝板换下来。大家守口如瓶，还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在机场呆了一个多月，我得了痢疾，到汤山医院住院治疗。本来七天就痊愈了，我却在医院里死缠硬磨地住着，谁想去过那单调的宪兵生活呢？三十多天过去了，团部来了一个军官查看我的病情，我说病还没有好，那军官根本不容争辩地催促办理了出院手续，将我赶上一辆汽车，一起乘车回去的还有团上的另外三四个士兵。他们或许也是像我一样被“请”出医院的吧。　　4、于佑任题词　　原来，部队又要调防了。第九团驻守京沪铁路沿线，第五连在连长殷朝治的带领下到了昆山县城，我们班（第五班）驻守昆山县汽车站，负责车站守卫和车辆检查。　　有一天，打着联勤总部和救济总署招牌的150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昆山县，它们要远征宝鸡。150辆汽车，怎么查，只有走走过场了。谁知道第二天的《昆山日报》刊登了反映我们检查不力的文章，那题目也很幽默──“过了很多车辆，不知装的什么药”。在这期间，我又大病一场。我向连里要求去上海的医院医治，连长说上海乱套了医院都胡来，叫不要去，还亲自为我找来一个私人医生。开始我步行到诊所诊治，医生亲自为我熬药。后来病情严重了，只有乘坐黄包车去，最后我卧床不起，医生只得上门为我医治。三个月过去了，那位民间医生和我成了朋友，我的病终于痊愈，而医生却分文未取。但我却记不起来他的名字了，他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个好人。　　病好后，第五连被解散整编，我被分到第四连第四班，连长叫舒拔续，湖南人，班长还是河北的白鑫峰。当第四连进驻苏州城外的军人监狱时，我们都纳闷了：小小的一个监狱值得这么多宪兵把守么？　　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才渐渐明白了我们的“责任重大”。在执勤中，我先后看见了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张绍龙将军等四个囚徒，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却被蒋介石关押在这里！四个人关在同一个房间里，每日有两次放风时间，他们的情绪都很低落，整天忧心忡忡的。张绍龙先生的夫人沈静来探望过，但也无济于事。　　我们调防上海之后，对四位高级将领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在苏州的日子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值得一提。考试院的副院长叶楚沧先生病逝，我们抽派去护卫他的灵柩，驻扎在苏州的一个寺庙里。当时，考试院院长于佑任先生也住在庙中，我读过于先生的文章，知道他是一个书法家，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在身上。机会到了，我远远地看见于先生，中等身材，白须垂胸，便疾步跑过去掏出笔记本请先生题词。于先生略微思忖，随手写下：“军人模范，于佑任，某年某月某日”。　　叶楚沧先生灵柩安葬的那天，于佑任先生由两个人扶着，神情黯然忧伤，缓步行走着，他在哀悼好友，或许也在思索着民族的前途命运。　　5、整顿上海　　1947年8月，我们被匆匆招回，与第九团一道赶赴上海市。　　原先驻守上海市的是宪兵第23团，后来23团被解散整编。事情还得从京都戏院说起，那时候上海戏院的秩序很不好，安排有警察和宪兵执勤。那天晚上，一名宪兵带朋友免费进场看戏，遭到警察的阻拦，双方发生争执，宪兵恼羞成怒，拔出手 枪将那警察当场击毙，宪兵却称警察开枪打死了他们的人，于是23团出动两个排将京都戏院团团包围，双方发生枪战，刚刚招募的警察哪敌得过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宪兵。当时，警察被撂到了好几个而宪兵毫发无损。上海市警察局迅速对剧院周围戒严。一辆执行巡查任务的巡逻车（上面乘坐了美中各两名宪兵）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强行通过，执行戒严任务的警察以为又是一队闹事的宪兵，遂开枪射击，车上的宪兵被击伤。国防部来人调查，美国宪兵据此说是警察先开枪射击。而警察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此事一直得不到解决，越闹越大，上海的局势一度十分紧张，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马处理此事。结果，第23团被解散整编，团长撤职，却调国防部任职，死伤的警察按规定予以抚恤安置了事。宪兵在蒋介石眼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我们驻扎在上海市四川北路，主要任务是在街面上巡逻、检查，整顿影剧院的治安秩序。这时候，宪兵的威望和权利才真正地体现出来。　　我曾带兵到上海的电影院、戏剧院独立执行勤务，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在上海市郊区的一个戏院执勤的情景。那时候上海市郊区集结了许多前线下来的伤兵，伤兵常常强求免费进场、无缘无故地闹事，一些地痞流氓跟着起哄，戏院的秩序混乱到极点。那晚戏开场之前，又有许多人喊叫着向里面冲，我掏出手 枪向天上鸣放，大声吼道：“哪个敢不买票，老子就开枪！”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伤兵乖乖地退到后面去，戏院立马秩序井然。我知道这不全是我的作用，而是依仗了宪兵特权的威力。　　我还被安排去守卫一栋被国家没收的房子，房子很大，应该叫作豪宅，里面有四川老乡邓锡侯送的匾，可惜我已经记不得房子的主人。　　1947年5月1日──5月20日，尽管上海历经战火的洗礼，但那届世界性的运动大会还是如期举办，我们被安排到江湾体育场执勤。虽然与现在的运动会比较起来，那是多么的寒伧和简陋，但参加运动会的有来自美国、菲律宾、英国等各个国家的运动员，上海市中区至江湾的马路上，40辆公共汽车循环地奔驰着，在运动会期间任何人都享有免费乘车的权利，一时间，江湾体育场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爱好和平的人们享受着难得的热闹和欢乐！　　5月21日，运动会结束，部队放假，我一个人去看大海。先搭乘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然后步行15里来到大海边。大海无边无际，海潮铺天盖地地一波接着一波，而我满眼里都是一路上见到的伤残军人和住满这些军人的破旧的帐篷。大海的波浪啊，你何时能够冲走世上不休的征战和民众的苦难！　　1948年8月，第九团转移到安徽省，整编成一个独立营，直属宪兵司令部。独立营共四个连，500多人。全连只有我和龚美仁（湖南人）抽调过去。第九团就这样不复存在了！需要说明的是，宪兵和其他部队建制有些区别，宪兵司令部下辖24个团，每团3个营，共1000多人，每营有9个步兵连、1个特务连和1个通信连（其它部队还有工兵连、骑兵连、炮兵连、担架连、辎兵连）。在安徽集训三个月，独立营奔赴南京市，我所在的第三排分配到国防部，其它连队分别安排到总参谋部、“五院”、银行等地。　　国防部在中山路，我们负责那座大楼的安全守卫。国防部各机关干部的家属都分别转移到台湾和重庆等地，大楼里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根本没有心思办公，各办公室纷纷议论著北方的战役和国内的形势。记得有一天我听见办公室的人讲，运输大队长杨森押运的粮食在长江下游遭到白崇禧的拦截，双方争执不下，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调解。　　6、伤心逃亡　　1948年腊月12日，蒋介石到中山陵检阅驻南京的全体官兵，还带去了一大卡车银元。在简短的训示之后，发饷开始。那时候，世面上流行的共有四种银元：“大头”（铸孙中山头像）、“小头”（铸蒋介石头像）、“川版”（四川铸造）、“龙头”（铸有龙形图案）。发银元的军官头上顶着装有混合几种银元的箩筐，随手摸两个发放以示公平。据回来的士兵说场面很壮观，可惜我当班没有到现场，两个银元还是别人代领回来的。从那次发饷，我知道我的宪兵生活接近尾声了。　　1948年腊月16日，排长卢定一（江西人）告诉我们，大总统下野，李代总统上台，局势不好了。南京市的部队越来越多，老百姓人心惶惶，各大部的公务人员如座针毡，我们早已看在眼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铺天盖地地在士兵中间传播。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蒋家王朝行将崩溃。　　我早已厌倦多年无聊的军旅生活，在局势动荡风雨飘摇的时刻，漂泊在外的人会倍加思念远在家乡的亲人。连队的管理也不如以前严格，士兵有了很多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在一个晚上，我乘人不被溜之大吉。除开一件军大衣、一叠用积蓄下来的银元换取的纸币，我再没有带走什么。那浪费了近五年大好时光的宪兵部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　　从下关上船，到武汉，再转船到重庆，可以说颠沛流离。在船上，那件特别显眼的宪兵制式军大衣，让我很快地结识了某部的一位姓张的师长和宪兵第20团团长的家眷，我们都没有告诉对方此行的目的，但彼此应该心照不宣；由于大家都是四川老乡，一会儿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大年三十的晚上，船上传来喜庆音乐和喧闹，离乡背井的我一个人偷偷跑到甲板上，望着滔滔长江水黯然神伤。五年的宪兵生活，我收获了什么呢？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我却孓然一身飘泊在外。正潸然泪下，张师长悄无声息地走过来，轻轻拍拍我的肩膀邀请我去餐厅，老乡几个默默地坐着，共同把盏，度过一个伤感的年三十夜，大家惺惺相惜，唏嘘不已。　　正月初二，到达重庆，没有返家的汽车，我滞留于扬子饭店近十日。后辗转达县，正月十三方才到家，家中的茅房几易其草仍然破败不堪，最小的女儿都能跑前跑后地帮娘做饭了。　　2001/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