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辞海》怎样搞“与国际接轨”

看《辞海》怎样搞“与国际接轨”

──评2009年修订版《辞海》（彩图本）编者对词条的删改（之二）

陈守礼

有人借口说工具书是中性的，说“辞书”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

但是，笔者在《辞海》中却查不到有“工具书”这个词条，只有《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全文如下：

“【工具书】专为读者查考字义、词义、字句出处和各种事实而编纂的书籍，如字典、词典、索引、历史年表、年鉴、百科全书等。”（见《现代汉语词典》第379页）也没有写到“工具书是中性的”。

有人坚持说：“工具书是中性的”。这就是说写历史人物词条，对人物功过是非是不作褒贬评价的，写历史事件等也一样。

还有人进一步说，百科全书对人物条目“只有极简单的纯客观的身份陈述”、“没有任何的主观评价和颂扬”。（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辞海》编者自称就是按这个“原则”“与国际接轨”的。

然而，由于编者的立场、价值观不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问题的词条，就会把能反映人物或事件本质的“主要事实”该写不写，却把可省略的“次要事实”作为“主要事实”来写，结果就会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问题的“主要事实”与 “次要事实”错位，是非被颠倒。显然，这决定于编者的立场、价值观。

关于《辞海》“与国际接轨”的问题，1999年版《辞海》的主编夏征农在其《公开信》中是这样说的：中美“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部辞书时，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有过《协议》：写历史人物“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的写法来写。《公开信》明确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这意味着我国的《辞海》也要像中美合编辞书那样，按美方的意见来改写。这就是《辞海》搞的“与国际接轨”。下面举例评析。

（一）《辞海》编者怎样删改“历史人物”词条，搞“与国际接轨”：

一、编者写历史人物反革命领袖【蒋介石】词条全文如下：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乳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1907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次年去日本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在沪军都督陈其美属下任沪军团长。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参与护国战争。在上海赋闲期间，在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1923年，被孙中山任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赴苏联考察。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1927年在上海市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使国共合作破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和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抗战时期，任国民党总裁，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多次掀起反共高潮。1943年9月再次任国民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一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一面部署内战。1946年命令向解放区进攻，同时操纵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任‘总统’。1949年反共内战失败后辞去总统职务，后去台湾任‘总统’和国民党总裁。表示要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1954年12月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坚持一个中国，始终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著有《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等。”（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601页，1999年版第732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1087页）

必须指出：2009年修订版编者在【蒋介石】词条中虽然也写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四一二”对共产党员和无辜人民大屠杀的反革命罪行只字未写，同时与《辞海》观点相呼应的报纸则及时发表文章说：“‘反革命’与‘革命’一样，本都是中性词汇。”（《南方周末》报2009年9月10日F34版《60年消逝词典之政治词语》）这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也就“本”无所谓是与非、功与罪。

同时，编者把1979年版原写的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受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指使”，“对中国红军发动五次‘围剿’，”“不断制造军阀混战”，抗战期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胜利后“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等等能反映蒋介石本质的“主要事实”罪行都删除、否定，把蒋介石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都删除掉了。蒋介石就被写成了一个无罪无错的“历史人物”。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 “三座大山”的代表。可是，编者却把反映蒋介石本质的“主要事实”罪行都删除、否定。这在表面上似乎无褒无贬的写法，实际上，抹杀蒋介石的罪行，便是对他作了一个“无罪无错”的评价和美化。

二、然而，编者写历史人物革命领袖【毛泽东】词条却又不同了。

2009年修订版《辞海》彩图本编者对毛泽东写了一系列的错误 ：

1.写毛泽东犯了“轻率发动大跃进”的错误；（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454页，1999年版第1761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1532页）

2. 写毛泽东犯了“轻率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同上）

3. 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同上）

4. 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会后在全党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同上）

5. 写毛泽东犯了在“62年8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同上）

6. 写毛泽东犯了在“63年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同上）

7. 写毛泽东犯了在“66年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上）

此外，编者还要更多地突出毛泽东的所谓错误，还在另一些词条中“做文章”：

8. 在【中国共产党】词条中，写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产生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见同上第1532页）

9.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词条中，写毛泽东犯了“对当时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的错误；（见同上第0762页）

10. 在【胡适思想批判】词条中，写在毛泽东发动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犯了“对胡适思想全盘否定，将学术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问题，对后来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的错误。（见同上第0915页）。

11.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词条中，写1955年胡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人民日报》发表有关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按语”；写此属“错案，1980年9月平反”。（见同上第0915页）

编者把反动阶级、反革命领袖写得毫无错误，更无罪行，对人民革命领袖则写了那么多的“错误”，形成的对比是何等鲜明！自称“纯客观”不作“评价”的编者把有罪的写成无罪，把有大功的写成有错，这样写的本身难道不是颠倒是非的一种评价吗？

必须指出：1999年版《辞海》把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删除、否定，已售出数十万册。对这个否定毛泽东的身份的大错误，不仅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曾向《辞海》“提出严肃批评……要求重新印刷该书，进行说明，消除影响”。（引自高为学著《“不逾矩”论集》第408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辞海》负责人也承认词条写得“不完整”、“有缺漏”，并承诺要“──改正”。（见《解放日报》2000年2月8日）然而，之后《辞海》没有“重新印刷该书进行说明，消除影响”，只是在后来增印的五万册中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份，其他大量错误都未改正。现在，却又说“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出于‘非常无奈’”。（见邓艳玲文：《辞海尚未出版先挨批判》载《扬子晚报》2009年9月19日B7版）这就预示：等到出现某种气候时，《辞海》再修订仍会贯彻美方的立场、价值观，清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意识形态”，现在还只是处在“意识形态教条的打破”阶段（同上《南方周末》报文中语），还没有到完全清除阶段。

（二）《辞海》编者怎样删改“历史事件”词条，搞“与国际接轨”：

一、看编者删改【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词条。1979年版全文是：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加紧反革命活动。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冯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不仅不加强工人阶级的武装，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反而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7月15日，汪精卫即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

（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3页，1999年版第16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1767页）

（笔者注：文中用粗体字加横线的部分是被编者删除、否定的内容。下同）

在这里，主要评1999、2009年修订版均把“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删除、否定。只保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镇压工农运动”一句未删除。

编者删除、否定的恰恰是反映反革命派本质的“主要事实”、罪行。

必须指出：“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不仅是个“血腥口号”，并有按这个指导思想实行的事实，这是真正体现反革命派本质的“主要事实”，却被编者删除、否定了。一向自称“字斟句酌”的《辞海》，这样删改这个词条就把反革命派的“杀”人，写成了只是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枉杀一人”，更未“大批”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就完全抹杀了主要事实、颠倒了是非。

这就使后人看不到蒋、汪“反革命政变”残暴的“反革命”本质，无从了解真实历史，接受历史教训。

二．再看编者删改【肃清反革命运动】词条。1979年版写的全文是：

1955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一项政治运动。在“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份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指导下，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在社会上也给残余反革命分子一次沉重的打击。到1957年春，肃清反革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上述词条的内容，除了“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一句话被保留之外，全部被1999、2009年修订版编者删除、否定；然后，编者在改写的词条中增写负面的内容：“但打击面过宽，造成不少冤假错案。”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99页与1999年版第1938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2166页）

应该指出：肃反的方针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生命负责的精神，在运动中也是认真贯彻的，“运动”是“取得了重大胜利”的。这个基本的“主要事实”却被2009年修订版编者删除、否定；编者在删除这个“正面事实”后，增写“负面事实”，1999版写“运动有斗争面过宽现象，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2009年版更甚，改写为：“打击面过宽，造成不少冤假错案”。

请问2009年修订版编者：你们认为“肃反运动”是正面效果为主还是负面效果为主？“肃反运动”是应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

实际上，如果真正客观地写这个历史事件，是应充分肯定“肃反运动”的方针、指导思想的正确，运动不仅仅是“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更主要的在于运动使人民群众得到了教育和锻练，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警惕性，这就使社会上敌视革命的和对新社会不满的分子都受到震慑，这个“重大胜利”使社会得到了稳定。虽然在运动中也难免有少数人被错整甚至被错关、受到不同程度的冤枉，但是“有错必纠”，搞错了的给予纠正，好人还是好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否定“肃反运动”方针的正确性和正面效果以及“肃反运动”的必要性。

实际上，如果真正客观地写这个历史事件，是应充分肯定“肃反运动”的方针、指导思想的正确，运动不仅仅是“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更主要的在于运动使人民群众得到了教育和锻练，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警惕性，这就使社会上敌视革命的和对新社会不满的分子都受到震慑，这个“重大胜利”使社会得到了稳定。虽然在运动中也难免有少数人被错整甚至被错关、受到不同程度的冤枉，但是“有错必纠”，搞错了的给予纠正，好人还是好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否定“肃反运动”方针的正确性和正面效果以及“肃反运动”的必要性。

我们只要对比一下这两个“历史事件”词条的删改，就明显看出：编者对反革命派是删除、否定他们“宁枉杀千人”的“主要事实”，写他们“屠杀”的只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没有“枉杀一人”；同时，编者对革命派是删除、否定其“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及其“取得重大胜利”这个“主要事实”，增写他们是“打击面过宽，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没有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结果，就把“反革命派”和“革命派”的是、非、功、罪，作了一个颠倒。

我们看了以上两个“历史事件”的词条，就可看出：1999、2009年版《辞海》编者都是表面上说“工具书是中性的”，对“历史事件”的“是非功罪是不作褒贬和评价的”，实际上，编者根据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删改词条，把有罪的写成无罪，有功的写成无功而有错。这样删改的本身难道不恰恰是对“历史事件”作了颠倒是非的一种评价吗？

请问2009年修订版的编者：你们是否认为只有这样删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词条，才算取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才能符合美方的立场、价值观，达到“与国际接轨”的标准？

（三）《辞海》编者怎样删改“社会问题”的词条，搞“与国际接轨”：

编者也是按美方的立场、价值观来删除所谓“意识形态”内容：

一、删改【同志】词条。1999年版、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均把1979年版写的“同志”是“我国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删除、否定。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96页，1999年版第236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2276页）

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人们彼此不可能以“同志”相称，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 “同志”是一个多么亲切的“称呼”啊！这不仅是个“称呼”，而是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同志关系的体现。

这个“称呼”虽属于美方不同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否定这个“称呼”，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平等互助的同志关系”。在改革开放后，比如“老板与雇工”之间是不再彼此以“同志”称呼了，然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人、农民、一般工作人员和七千多万共产党员之间难道也失去了“同志关系”、不能再以“同志”相称呼了吗？请问：自称“反映时代”的《辞海》为什么要删除、否定“同志”这个“称呼”？难道我国已经不属社会主义社会，大家都不再“同”“社会主义”之“志”了吗？

二、取消【批评和自我批评】词条。1979年版的全文是：

“中国共产党根据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增强党的团结、人民内部的团结，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因而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后来，党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71页，1999年版第812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1722页）

编者既否定了体现我国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关系”的“同志”这个称呼，进而又把在平等条件下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基本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词条也取消。可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能废弃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基本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强党和人民内部的团结呢？

三、取消【团结──批评──团结】词条。1979年版的全文是：

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763页，1999年版第918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2299页）

编者把“同志”称呼、“平等互助的同志关系”否定后,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也删除、否定了，最后，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应加强党内和人民内部“团结”这个目的也删除、否定了。

显然，这样删改、取消词条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团结──批评──团结”是“正确方针”。（《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28页）

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邓小平还多次强调“团结──批评──团结”是我们一贯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见《邓选》第2卷第15、45、392页）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和“团结”的重要。

请问《辞海》编者：你们凭什么把“同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都作为已经“过时、无用”的词汇词条而加以取消？

实际上，人的行为都是由思想指导的，犯错误、犯罪都有个发展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的同志关系,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基本方法”解决好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才能搞好党风和社会风气。

四、删改【妓女】词条。

【妓女】词条被两次删改如下：

1979年版写的：“妓女，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女子”。

1999年版改写为：“妓女，卖淫的女子”。编者把“旧社会中被迫”删除、否定。

2009年修订版又改写为：“妓女，以卖淫为生的女子”,编者已更进一步，把“卖淫”写成是女子谋生的一种自由职业了。

（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099页，1999年版第1329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1034页）

赞同《辞海》“与国际接轨”的先生发表文章说：1949年前的《王云五大辞典》写“妓女，卖淫的女子”是对的，却被1979年版《辞海》否定，改写为“妓女，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女子”就不对了，这是被“强加”进了“意识形态”内容，现在《辞海》取消“意识形态”内容，又改回到1949年以前的写法就对了。

1999年版、2009年修订版编者都主张“与国际接轨”，都认为应改回到1949年之前的写法，所以都删除“旧社会中被迫”这段词语。

这样，《辞海》就不分新社会与旧社会，不分被迫与自愿，肯定妇女的身体是商品，把“卖淫”变为妇女谋生的自由职业，“卖淫嫖娼，买卖自由”，成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也就为领执照合法开妓院，发展“性”服务产业，创造GDP铺平了道路。可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能顶半边天”的中国妇女的尊严又怎样体现呢？

综上所述,1999、2009年版《辞海》编者就是这样删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问题的词条，搞所谓的“与国际接轨”。我们相信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绝对不会同意《辞海》搞这样的所谓“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

（四）必须批评、必须纠正《辞海》搞的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

为什么必须批评和纠正《辞海》搞这样的“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如果用一句话来说，这是违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政策的。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轨”是什么？是“轨道”、“道路”，这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同时要搞清楚“与国际接轨”的“国际”是什么样的“国际”呢？

一、看美国统治阶级的主要谋士托夫勒是怎么说这个“国际”的。

托夫勒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贸易总协定（即今之世贸组织）组成统一的世界贸易体系，从1944－70年基本上控制了各国的贸易。”（托失夫勒著：《第三次浪潮》第11页）

这个所谓的“国际”就是美国“控制了”的亦即“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的经济秩序。我们能自投罗网与这个“国际”“接轨”，去受它的“控制”吗？

二、看邓小平对“接轨”问题是怎么说的。

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邓选》第3卷第311页）

显然，如果我们去与上述“国际”“接轨”，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邓小平说这不行，并要求“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

现在，《辞海》修订版坚持“与国际接轨”，这次又取消“约七千个词条”，又把【共共产主义世界观】、【人民军队】等被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词条取消了。但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拥护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不怕压力，不会同意“取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去与“资本主义”接轨的。

三、看我国党和政府一贯的立场、态度。

早在1995年5月2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和中国政府所作《今后1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若干原则问题》的政策性《报告》中，就再次明确讲了我国党与政府的立场、态度：

《报告》说：“在文件中不要使用国内外经济体制接轨这一用词，因为所谓接轨，实际上是指改变我国的轨道，把它接到西方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去。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制度不一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要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同时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更谈不上“接轨”了。（见《学习研究 参考》杂志1996年第7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

由此可见，在“经济体制”等方面，也不能“改变我国的轨道”去与西方世界“接轨”，更何况“意识形态”。这是个原则问题，而且是基本原则。

四、看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再次重申我国党与政府的立场、态度：

党与政府面对“与国际接轨”的这股错误思潮，我们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2003年9月1日又发表《答记者问》，它答道：

“在涉及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和基本生活方式等问题上，我们是不能随意使用‘与国际接轨’一词”的。在贸易领域中，适宜使用“国际通行做法”、“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等提法，因为“‘与国际接轨’不是一个规范的术语”。

《人民日报》《答记者问》同时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同样不存在‘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也不宜使用‘与国际接轨’的提法。”

这就说得非常明确具体了。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立场、态度是不会动摇的。因为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去“与国际接轨”，那就等于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就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历史。这是绝对错误和不能允许的背叛行为。

由此可见，2009年修订版《辞海》坚持搞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的错误，必须受到批评，必须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