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的和平民的：从两会代表说到广东乌坎村的新村委会选举

一：坐在人大会堂的两会代表能否担负顶层设计？
　　广东汕尾市乌坎村新的村委会选举结果出来的同时，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
　　两会代表有三大特点，就是官员多、明星热、平民闷。
　　官员多。本来两会就是监督政府、评价政府的，但是两会代表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各级各地政府官员，都在那里侃侃而谈。对于党中央的新概念、国务院的新数据，他们领会的最深，因为他们都开了党内会议了、知道如何统一步调了。党政不分嘛！
　　明星热。两会代表中的明星又分两种，第一是影视体育明星，他们在两会上制造了很多的媒体热点，他们是公众代表，一旦发言都会在道德、公益领域发言，以便引导公德、负起公众人物的职责。第二是专家学者，他们谈的概念数据，就不是党中央的政治概念和国务院的经济数据了，而是他们各自领域的专门概念，他们负责制造舆论热点，比如前几年的厉以宁、吴敬琏关于市场的观点。这几年国家实行国家工程、大手笔的财政刺激经济，就是由高铁工程的专家、保障住房工程的学者出面来大谈专门领域的众多数据概念，反正是把会议外的群众说晕为止。
　　平民闷。在两会代表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平民代表，但是他们都是所组代表团的下层，属于要服从团内省市领导的下层。他们既不会谈省市领导已经从党内高层会议中领会到的新政治概念和新经济数据的内涵，也不具有影视明星的风采和专家学者明星的学术通俗化轰动效果，他们的提案也好，发言也好，都是谨小慎微的小处着眼、大处空泛的表态式发言。显得较闷。
　　两会代表的表现与他们各自领域的政治来源有关系：
　　官员的胆子大、谈话锋利，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能量来源于党内高层的信息和信任，党内一层层的政治能量传递，使得他们在体现民意的会议中得心应手、气场很大。
　　明星的气场则来源于本来就是公众人物，已经在传播市场中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掌声，他们把政治娱乐化，反过来政治也需要这些明星来装点媒体的关注度。
　　反倒是本来就不多的工农代表、基层干部，显得很闷。对于基层群众的提案、意见，要么不敢提，要么不敢拔高、不敢闹出大动静。显得气场不足。
　　本来都是委员，都是代表，凭什么就是被监督的官员成了监督会议的主说、主讲？凭什么就是被监督的官员成了反客为主的、气场很大的主角。为什么到了两会上分组会议，发言还得按照省市领导的官级大小顺序发言。为什么来自小地方底层的代表委员，就不能把本地的小事情加以概念化、提纲挈领化呢？
　　现在，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下一步发展，它与政治的关系，遇到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新概念。那么两会代表够得上是顶层了吧？
　　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两会的代表能够担负得起顶层设计的职责吗？

二：广东乌坎村的村民自主选举的底层冲击意义
　　我们之所以把广东汕尾市乌坎村的村民自治选举看得这样重，就是因为在北京的顶层──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代表委员们之所以有上述表现根子就在于缺乏底层自主的政治来源。
　　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对于县区以上的人大会议的代表产生、工作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在宪法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都是集中体现在县区意义上的人大代表选举上。
　　但是中国的县区以下的公民权利体现，它的制度化、日常化恰恰是宪法没有规定因而需要在宪法原则上进行新的建设的地方。
　　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历次的宪法设计都没有涉及到县以下的村社和社区，这是因为，中国历来就有乡绅治理基层的传统。对于西方的现代政治学理论来讲，中国的乡村绅士治理，属于亚细亚特殊的政治传统，用西方中世纪政治的等级概念很难解释。所以。当马克思对于西方资本主义脱胎于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产生了简单对立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中，特别阐述了中国和亚细亚的特殊情况，说那里的社会主义规律的体现将会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辛亥革命中，康有为和梁启超仍然认为革命只是解决一时的问题，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的历来的乡绅治理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困扰的缘故，也就是怎样在来自西方的宪法概念体系中如何对待乡绅治理的困扰。
　　通过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社会的分析，提出东亚社会的底层就有共产主义的原始资料的公有制的遗留，因而就有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
　　与西方的中世纪的长子继承制度下的财产等级不同，东亚社会的村社治理保证了中国的多子分家制度造成的小块土地经营和财产集中的问题不至于发展到上层的国家层次。
　　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落到半殖民地，农村的土地集中不是被来自西方的长子继承制取代，而是被农村生产要素的资本主义市场所促进。因此，在近代现代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就被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所覆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革命运动，它之所以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它开始于土地革命，结束于土地改革。
　　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起家，在政治上对于农村的改造上就是一场阶级斗争，从而用党政体制的观念替代了中国的乡绅治理传统。但是，阶级斗争的理念毕竟不能把中国的农村社会带入现代化政治。因此土地改革以后的合作化运动就一直处于西方理论（马克思）或苏联理论（斯大林）和中国国情的挣扎对抗中。
　　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承包以后，农村的基层治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这是因为，中国的乡绅治理本质上是一种自治，是一种与国家集权互补的基层自治。对于这种亚细亚政治规律，就连马克思都认为用来分析西欧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不能简单解释和加以指导的。
　　所以，今天在与广东汕尾市的土地集约经营对抗中产生的乌坎村村委会，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这是因为，与现代城市对于乡村的挤压抗争中产生了基层意义上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政治能量来源和榜样的力量表明了基层代表和平民精英，也可以有很大的气场，可以把来自地方的小事情加以概念化、政治化和标准化、提纲挈领化。
　　如果说中国的高铁建设在实用意义之外，是为世界市场上的高铁市场建立了新标准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出现问题、需要政治标准进行更新时，也可以有新的创造性的标准进行新的推广，那么乌坎村做到了这一点。
　　说乌坎村建立了政治生活中的新标准，这一点也不为过。

三：政治上的突破是需要设计，还是需要底层群众的创造
　　下面是两段话，大家猜猜这里面的“我”是谁？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这个“我”，就是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的邓小平。虽然邓小平主张干部要知识化，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绝不是要实行干部工作中的玄虚化和非通俗的领导方式。
　　今天的形式主义泛滥、顶层设计的主张繁多，老百姓被大报告中的顺口溜、排比句、花样文章弄得郁闷无比，早已厌烦。
　　一方面是千方百计地许诺要在民生方面进行重大改善，声称民者可以没有住房但是一定有居所，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不公布程序方面平民的知情权保障途径和参与途径。那么大量保障房建设起来以后，这些保障房已经成为利益，它如何在社会分层已经很厉害的情况下，不被市场利益群体分化，不被腐败牵引。
　　所以，通过党的会议体现在政府报告中的那些概念、远景和数据，如果缺乏了程序和信息公开，就都是空洞的、虚幻的，难以落实的。
　　不解决底层群众民主参与的改革制度问题，今天很多的民生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而底层群众民主参与的改革制度问题，归根结底不是靠高学历、高知识化的高层领导们恩赐的，而是要靠群众的自主底层发动来进行自发的创造。

四：乌坎经验就是对人大会议制度实现互补的县区以下公民自治
　　要说现在的党内高层不关心政治设计，也不尽然。现在重庆的全社会唱红歌和动员干部下基层，已经发展到全国的宣传领域的走转改和重提学雷锋，这些动向都是代表了党内一些政治主张和社会上的老干部群体的呼声。
　　2012年的两会之前，对于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集中的提法以及雷锋榜样的提起，都可以作为下一步政治设计的基调。
　　2012年的两会期间，改革开放以前的干部廉洁和一旦腐败贪污的处罚标准很严，也是讨论的一个焦点。
　　学雷锋、唱红歌、走基层、听群众呼声、施加群众性的压力，对于今天已经渗透到医药代表、银行贷款程序等等广泛领域的贪污贿赂之风，能否有一定的政治效果呢？
　　我们认为，重庆推出民生重庆计划同时施加以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的做法，就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且影响到了党内高层的政治设计当中。
　　但是，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压力来自于一整套的基层阶级斗争理论，前面我们说过那是在历史上证明与中国的基层治理传统不相兼容的一种运动式治理。如果国务院关于民生工程的保障房建设和一系列权益重新分配，是建立在一场运动式意识形态压力之上的话，那么就是一种没有政治进步的民粹运动。
　　政治建设是一场艰苦的建设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基层民主的建设就是要实现县区以上的人大会议制度与县区以下的公民自治的互补。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支持广东汕尾市乌坎村的政治民主建设经验，支持基层群众在政治上的自发创造，而不应当把党内一些应和社会上的民粹想法的地方治理经验当做政治进步。
　　相反，任何应和民粹想法的自上而下的运动，都是一种倒退。
　　从根本来说，乌坎经验，是形成对人大会议制度互补的县区以下公民自治。
　　乌坎村基层选举的成功，是一种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