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从政治思想工作恢复过来的社会主人翁感

一：一连串的事故暴露的普遍性社会失责
　　从8月24日的哈尔滨桥梁垮塌事故到8月26日的延安特大交通事故，都引起了群众关于公共领域责任建立、运行和过程监督的广泛关注。
　　几万亿的投资，在哈尔滨几个亿的桥梁建设中就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在呼和浩特长途客运公司的管理中也是一个具体代表，我们的公众理当受益的普遍的工程和运输过程，为什么变成了危机四伏、过程惊险的人间悲剧了呢？
　　在这里面，由于桥梁的建设者、设计者和交通行为中的司机、调度员的中间环节消失，就剩下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来进行信息交换、查清原因、事后监督和责任认定。
　　自从四万亿财政投资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政府形象，人们很容易把这其中的经济行为与政治制度混在一起来理解。认为高速公路、高铁动车以及各种新路桥梁都与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就是人与物质的现代化结合的当然结果。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设施完成的同时，中国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单一的公有制结合，使得无论是公用设施的建设者还是参与者，都有一种社会主人翁精神。这里面所说的政治思想工作，指的是每一个公有制经济参与者，都在对自己的劳动过程负责的同时，也要对他人的连带生命财产负责，但是这里面的负责更加是一种强制的阶级观念、群体追责。
　　就拿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说，建国以后历次运动建立起来的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政治语言，客观上起到了在企业运行过程中就进行社会追责的过程。
　　对改革开放之前单一公有制经济管理还有记忆的人们都知道这句话──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是要批判的。新中国的劳动者在建立经济核算关系之外，首先要对阶级观念基础上建立的制度负责，也就是要对他人负责。这里面的“他人”是政治化了的。所以要对他人负责是带有强制性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建立的大量工业化企业和公共设施都是与上述政治工作灌输的强制责任结合起来的，所以以前的事故也有，但是在过程中就被防止和治理的事故更多。这在那些企业内部的大小事迹的表扬和对所谓坏人坏事的批评教育中，都有所体现。
　　改革开放之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我们看到，交通行业改制以后，人员减员增效；桥梁设计建设单位实行市场化体制多样化，招标中标过程繁多，但是这里面思想政治工作也被减员减去了。人员与工作、人员与企业的关系就剩下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了。而社会公众关心的生命财产责任呢？就到了无人关心的地步。
　　因此我们看到，花费巨资的政府工程变成了伤心桥、恶心桥；
　　几班倒的长途客运司机们眼里只剩下公司许诺的报酬，终至于酿成烧死数十人的惨剧。
　　只剩下政府在重大事故发生后，来与公众直接面对了。

二：政府主导建设的同时应当是社会责任建立
　　824桥梁垮塌、826交通事故中的相关劳动者和建设者，由于用工体制、报酬机制的不同，在责任的过程中消失了，因此只剩下重大事故事后的政府与公众简单面对。
　　这样的故事一再重复，在多年财政投入建设了大量的公共设施以后，这种情况就越发不能令人满意。
　　在高铁工程中、在桥梁建设招标中标中，由于不同体制单位的参与，背后利益交织，单纯物质交换原则早已代替了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建设结合的社会主义制度层面，变成了赤裸裸的物质刺激至上，软件管理中的中国特色──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了，因此导致四万亿也好，几万亿也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投入，因为几件事故导致丧失人心的结果。这自然是执政党在主导经济工作发展的硬道理中，所不愿看到的。
　　还是回到上述问题
　　──几万亿的投资，在哈尔滨几个亿的桥梁建设中就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在呼和浩特长途客运公司的管理中也是一个具体代表，我们的公众理当受益的普遍的工程和过程，为什么变成了危机四伏、过程惊险的人间悲剧了呢？
　　几万亿的投资建设成的企业也好、工程也好，应当是自然代表了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福址的形成，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其中的责任自我约束和过程控制应当是延续单一公有制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
　　这一点，不应当因为用工体制和建设部门的改制而有所不同。
　　但是，与过去几年单纯的物质建设宣传相比，对于改制以后的新体制企业单位和不同体制下员工的政治方面的宣传是非常不够的。
　　这是因为政治说服力的基础减弱了。
　　例如，通过不同的用工制度减少了员工编制，在招标过程中几家单位的互相攀比减少工程预算的招标，这样通过减员来增效，和减少工程预算，反倒增加了有关领导层的报酬，那可是几十倍地高于普通员工呀。
　　看到体制改革后领导拿大头，那谁来接受他的政治说教呀？
　　但是，在这种领导拿大头的改革以后，那种普通员工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简单应付没有互相的过程制约的情况就极为普遍。思想政治工作不得不减弱了。
　　这种情况下，巨量增长起来的公共设施运行怎么能让公众放心呢？

三：按葫芦瓢起来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几万亿的投资形成的各种公共设施和工具正在各种线路、各个区域运行，把这些不同参与体制、不同用工制度下的众多公共领域经济行为，都交给几个部门──公安、交通、安全、监察来进行事后管理，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广泛的提高社会管理成效的呼声了。
　　减员增效、在公共部门和经济行为中搞经济体制多样化，应当是有限度的。这限度就在于要让几万亿固定增产的形成和运行，要做到给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参与余地和平台，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的应有之义。
　　这里所说“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参与余地和平台”应当满足几项条件：
　　1）减员不能减到几班司机倒班拼命跑长途的地步；一个铁路动车只有一个司机用自动安全停车来控制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司机配置多一些，不光是在制度上加强人的相互监督和降低劳动强度，而且要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上进行平时的批评自我批评，以做到过程控制的目标。
　　2）国企和公司的管理层不能在所谓高效的基础上把薪金提得过高。薪金提到高过普通员工几十倍的程度，你还怎么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呀？设计单位为了竞标，让少数专业设计人员服从企业的利益，减少工程预算的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专业知识要与政治要求结合起来，白专道路提法，在历史上有过不好的作用，但是今天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应当逃脱政治的伴随。
　　3）国有企业和财政形成的固定资产，应当首先实行员工持股制度。如果中石油中石化用了很多的派遣工，让少数人得到利润内部分配的大多数份额，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容许的。如果铁路基层单位合并，造成铁路职工上下班跑了好几个省市跨度，没有了依托城市的归属感，那么铁路的改革也是不成功的。

四：从政治思想工作恢复过来的社会主人翁感
　　说到几万亿的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就不能不说到很多的民营企业，不能不说到他们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文化。
　　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例如深圳的华为、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在深圳市来说超过了市政集团的经济份额。他们的企业文化中，也有思想工作的内容。但是他们的员工思想工作前提是把人的个体放在第一位。注重的是个人在企业平台上得到最大价值体现和回报，当然也要有团队精神来融入周围。这里的平台是私人老板搭建的，当然要体现老板的意志。所以在这里就是众多员工帮助老板来实现企业家责任。
　　而在公共资产领域和运行企业中，由于这里的平台是公众的税收的再投入形成的，每一个员工都应当在对本单位的领导负责的同时，应当人人有一份企业家层次的责任感在里面。
　　例如，哈尔滨垮塌的那个桥梁的设计单位设计人员在进行造价设计和工程预算安排的时候，应当有政治思想的要求，那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法人一样地负起社会责任来；
　　呼和浩特长途客运公司的司机也是一样，在完成几班倒的业绩要求的时候，也应当把一旦出现事故的社会负面责任和赔偿当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把运输安全生产高度重视起来。
　　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之前的单一公有制阶段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应当很好的发扬起来。
　　政府部门面对几万亿投资形成的国有固定资产，它运行中发生问题，不应当做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和责任划分问题来进行管理，而是应当在进行减员和保持员工的政治工作参与余地之间保持平衡方面下功夫。
　　执政党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从近些年几万亿的投资形成的经济平台上如何继承和结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上下功夫，重新唤起国有体制中的公众参与和政治参与热情，使得最近这些企业资产运行中的内部人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得到遏制。
　　从这方面看，在8月24日的哈尔滨桥梁垮塌事故到8月26日的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的反思中，人们保持对于社会资产形成运行中的几次大事故的社会压力和广泛辩论是十分必要的，是有着背后的深层次动力的。
　　从长远来说，就是要在政治思想工作传统的重新提倡中，把失去了东西恢复起来，也就是恢复到过去的普遍看得到的社会主人翁思想和感觉，由她来保障我们的幸福生活的那样一种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