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教育哲与思：对当下思想理论界争论的问题的梳理

一：西方全球化体系崩坏带给中国的思想冲击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阵营崩坏，带给中国一次思想冲击的话，那么时隔二十年，一场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崩坏，同样导致了对中国人的思想的一次冲击。
　　思想的两次冲击的共同表现，就在于每一次冲击之后，都会有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人物出来，要对中国的改革问一个姓什么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发生了颜色革命，而同时，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潮流，风靡了从美国到英国，使得英国和美国原先的对大资本大托拉斯集团的严格监管体制被放弃，变成了鼓励建立大而不能倒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巨鳄。
　　依托跨国公司和利用互联网建立的大量金融垄断集团，美国和英国都发生了大量传统行业萎缩，旧式产业工人队伍缩减，工会力量消退等等经济结构转型的变化。
　　与之相对应的是，原先在西方国家中政府被迫向工人让步由工会力量主导的传统实体经济领域大幅萎缩，这些实体经济变成全球化的经济链条的一部分，大量转移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
　　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特征，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对于工会势力赖以生存的和传统的工人阶级聚集的传统行业，加以超越，对他们的传统诉求，例如保护国内市场、保护工人居住区的住房价格低廉等等，一律加以市场化的改革。就是通过建立新的服务业以转移旧行业萎缩后的就业人口，鼓励工人在学习新的就业技能；建立大的贷款银行，这意味着他们的住房也不能保障价格低廉，相反，鼓励英美的工人用贷款方式购买住房，等等。
　　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浪潮，是一个跨越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潮流。它带来的冲击，是依托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新技术浪潮，依托于全世界的思想和知识在互联网和知识爆炸背景下的传播的力量。
　　因此，在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冲击下，什么意识形态挂钩的理论家都黯然失色了，什么历史冷战造成制度围墙都倒塌了，什么东西方和宗教势力造成的对立，都显得不那么绝对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人物，就是这样一群在上述进程中被冷落被忽视的人群。但是一到历史机遇提供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表现一番。
　　今天，前苏联已经解体二十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颜色二十年。
　　在中国，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今天回忆起当初看到苏联老大哥共产党下台的景象，在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人物心中，也许会怀念一个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进程的终结，包括在英美国家冷战时期对于工人和工会的让步政策，都源于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包括东方建立在儒家社会基础上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式民主政权的原教旨解释的来源，也都是在于这个冷战背景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
　　今天，这个背景和来源已经消失二十多年了，这种怀念存在于原教旨主义的左派思想家的意识中。与其说他们怀念前苏联的带给他们的理论权威地位，不如说他们面对里根—撒切尔主义导致的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显得他们的理论观念的落伍和不符实际，他们心里的寂寞和不甘心。
　　1990年的时候，这些理论家们出来要求不但要批判思想领域的自由化，而且要未雨绸缪，批判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也就是在中国的领导改革的共产党，要在不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前提下，大胆迎接导致西方实体经济转移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世界潮流的时候，这些左派和理论家们，要出来捍卫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了。
　　那场争论的结果是什么，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
　　但是，时隔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暴露出产业空心化，金融大而不能倒的垄断集团的寄生性和贪婪，以及面对全球恐怖主义泛滥导致自由主义经济国家在政治上的监控公民自由和虚伪民主等等，都导致了中国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重新出来，要求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的道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失误，要算总账。

二：放开历史资料，证明中国改革根植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
　　如果说，199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原教旨争论，是被邓小平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集体记忆否定的，那么今天，面对重新挑起的社会主义原教旨争论，我们就必须唤起历史的记忆，来加以有力的否定。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是伴随着西方的实体经济转移和全球化链条的发展，这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邓小平关于抓住机遇的思想贯彻以后的必然历史结果。也就是说，从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认识出发，几任的领导人都是沿着邓小平所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集体记忆所确定的路线走了下来，没有走老路，是一个关键。
　　邓小平关于对于历史总结要宜粗不宜细的要求，表明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当时的政治条件是具备的，这个政治条件就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带给了党的各级领导，包括万里、习仲勋这些中央领导到省部级的很多同志，他们一种危机感和历史感。这种危机感和历史感，不需要把当时的历史资料公开进行详细的总结和提炼，这些工作重要但是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进行。当时国际提供的大规模世界经济结果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机遇，对于中国办经济特区、为全球化提供一整套法律法规和制度上的建设，都急需党集中精力到改革开放事业中。
　　但是，当时没有及时总结，并不表明历史不需要总结。并不表明当时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自己的经验中的理性部分，不需要提出来加以提炼和条理化制度化。
　　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党的很多领导同志的危机感表现在另一方面，比如彭真，他在作为人大委员长时期，就十分注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都是针对着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总结才做出的举动。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项淳一回忆说：“彭真出来后第一次找我，就对我讲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说，我们没有法制思想，国家主席、委员长想抓就抓，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发生，就要健全法制，制定法律。”彭真要做的事情是恢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从未真正得到贯彻过的原则。背后隐含的一个复杂问题是，如何处理执政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邓小平曾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发生。
　　1982年彭真在主持宪法起草工作时，特别主张“把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党要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写入宪法。他指出，党章这样规定，宪法也这样规定，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国家所没有或者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这个关键问题。
　　因此，改革开放时期三十多年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功用层次上，对于保证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贸易制度接轨，但是在深层次上，是植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教训的。
　　这就给了今天的人们一种启示，那就是为什么到了世界或者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发生危机，或者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就会出来挑起争论？正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总结不够，在党的历史经验方面，比如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灾难？如何防止这种党领导体制下的社会群体被少数人利用？如何防止再次灾难的发生？针对于此进行总结，都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必须对历史资料进行放开整理提炼，进行重新疏导和总结。
　　2002年，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时候，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哪些发生了改变，哪些没有改变，有人曾经进行过梳理。
　　梳理的结果，就是政治体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虽然改革是从底层的创造做起的并取得突破成果，但是，中国依靠从上到下的传递政治能量方式搞经济，这种从上到下传递政治能量方式没有改变。
　　进入21世纪，人们明显感到中国的改革已经变了味，主导经济从农民包产户、个体户和民营资本，变成了各级政府和垄断行业的领导。干部群体的片面追求GDP行为与分税制结合起来变成了很多地方干部完全不顾中央的对群众负责、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搞大量制造社会对立贫富差距的片面经济发展。这些都是拜中国目前毫无变化的政治体制所赐。
　　为什么“政令不出中南海”，为什么一些地区行业的领导干部周围成为腐败高发地域，甚至出了窝案？看看刚刚判刑死缓的刘志军，为什么把一个铁道部搞成了独立王国。看看王立军所跟的人所陷入的政治和经济窝案中，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公开与中央叫板？
　　还不是拜中国目前毫无变化的政治体制所赐。
　　看看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在自己任期末的一次记者会上的表态：“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虽然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尖锐的现实告诉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感就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同时文化大革命的阴魂还可以随时逼近我们这个已经高度普及了政治信息的民族。
　　从这一点来说，改革与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不同。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作为第一线的负责人，坚持从上到下的能量传递，坚持派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而身居二线的毛泽东则通过林彪和四人帮集团，搞密谋政治，公开的表现就是要支持革命小将、支持红卫兵，实际上是脱离了组织，搞了更高层次从上到下传递政治能量即搞起了公开与密谋结合的政治。
　　1966年10月，否定了刘少奇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毛泽东在动员老干部跟上革命小将的党内会议上说：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同志插话：“大权劳落”）毛泽东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明明是身居二线的毛泽东搞密谋政治，然后借群众之手、借少数密谋家的帮助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反过来却是毛泽东指责别人搞独立王国。
　　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在政治体制上，是有着共同之处的。这一点就是每当改革进程中，周围出现了社会主义事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波动的时候，中国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就出来表现的根本原因。

　　看看目前中国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出来的表现，与当年前苏联解体时的表现何其相似乃尔。
　　据凌志军《1991年“皇甫平事件”揭秘》披露，上一次大谈姓社姓资的时候就是前苏联解体，一些理论家出来要大谈一番。
　　──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在《当代思潮》之后，《高校理论战线》也加入进来，它说，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接着便张弓搭箭，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则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又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诸如此类的声音，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戗。那两年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
　　二十年前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的声音之所以吓人就在于改革滞后的政治体制，它原本就有的从上到下的政治能量传递，就像当初农民承包土地时想的那样，政策好是好，就怕上面变。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有过中国贫穷的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切身的痛楚的记忆，那么这种从上到下的政治能量就会保证掌握在坚持改革的人手上，而一旦有着风吹草动，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就出来了。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同样是为了中国的改革滞后的政治体制辩护，一个叫做周小平的人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叫做《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面对中国从2008年底出台四万亿政策，民营企业的地盘大量丢失，地方政府和垄断行业大发展是现实情况，如何总结这一段历史，是像温家宝建议的那样加大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把改革深入下去，还是对各地政府搞风靡一时的大举地方债的国进民退事实于不顾，仍然坚持对于民众发展权和知情权的剥夺呢？
　　周小平显然是后者，这篇文章公开站出来，为地方政府把科学发展观丢置脑后的行为辩护。
　　他认为温家宝所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社会的共识，都是催眠，而“身边的人一个个逐渐被微博催眠、被杂志报纸和畅销书侵蚀，一个个渐渐滑向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深渊”。
　　他写道：
　　──每当发生恶性案件，都会有人通过互联网无限放大，说成“体制问题、社会逼的、专政”。案件刚发生，就有各种造谣指责政府遮掩、说政府替凶手脱罪；案件侦查刚一结束就出现各种质疑，不管抓的是谁，都说是政府找的替罪羊。次次都这样，有意思吗？
　　──中国，就像一个饱受指责但自强不息的农村孩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对他的印象。一开始人们嫌他土、脏、穷，他自己也因此自卑过、犹豫过、哭过、闹过、愤怒过，但最后他安静下来，埋头做自己的事，不再关心别人说什么。6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娃都变成了城市新青年。这种巨变就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绝无仅有。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优秀，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优秀，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
　　──朋友，能望远的人才能登高。生活需要我们抬起头来做人，而不是鼠目寸光地只盯着一处肮脏。我们都有幸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逆袭。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了我们必须完成的特殊使命：那就是为我们这个饱受了百年污蔑的民族和国家正本清源。我的朋友，请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不要让子孙后代责怪我们今天的愚钝。
　　“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逆袭”──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周小平把中国的改革说成只是民族的复兴这样简单，而不是对于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标志的对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野蛮民族历史的否定。
　　在老一代领导和邓小平看来，中国改革首先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二十年前，上一次与原教旨主义理论家的较量，不是从理论上去争论，而是直接用舆论的力量加以人们经验上的认识。经验告诉人们邓小平哪怕已经退休，他的话还是管用的。
　　凌志军的《1991年“皇甫平事件”揭秘》写道：
　　──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显然就是在说这类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当年毛泽东的“大帽子”也没把他吓唬住，比较起来，眼前这些“大帽子”实在只是“小巫”。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苏联和东欧的确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群起，执政党也摇摇欲坠。那些人认定这是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结里。可是，在邓小平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不满。“4%、5%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他冷静地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基辛格在1989年11月邓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预言，中国还需要他发挥作用。这话可真是洞穿了中国政坛。
　　二十年前，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们对于改革进程的围剿被粉碎了，那么二十年后，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面临着动荡和重新调整，这也不能成为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们重新出来向改革叫板的机会。
　　相信党内的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的大多数同志，是不同意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认同于催眠的说法的。

　　可以找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林彪的讲话，他大谈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政变经，就连听完讲话的毛泽东也感到心中不安，写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那样的信。
　　这表明──没有法治和宪法保障的国家和政党，只能是在人治和人人自危互相猜疑中进行政治生活。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客观上接受了自己是改革的设计师这样一个党内描述和社会描述，就像他要保证毛泽东思想的正统地位一样，他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顺后一位。只有当实现在中国的法治轨道发挥作用，保证最终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的时候，才来仔细总结文化大革命，仔细认清毛泽东到底应当在这个体制中负什么样责任？
　　客观上，邓小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保证中共的从上到下政治能量传递体制在改革初期最大程度地保证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干部们能够从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创痛中经验中对于改革的自发性发挥到最大程度，这才有了习仲勋、任仲夷、万里、胡耀邦等一大批改革闯将与底层的改革众生相相伴而生。
　　但是，1990年代中国国内外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客观上中断了人们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探索。这一后遗症在后来中国的表现就是从微博上从网络空间中爆发的对于地方政府在对于GDP片面追求中的所作所为的声讨。
　　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周小平的文章，不从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上认识，反而认为是催眠。这不是对于改革进程的反面认识吗？
　　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东西，但是过去的经验表明，全球化中有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和空间。关键是不要较真什么姓社姓资。而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结合起来，走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的问题就是劳动价值理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论以及有关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如何与中国的现实结合问题，在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得很明显的中国经验中如何体现？
　　这一切都指向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感。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应当警惕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左派人物出来，为文化大革命辩护，为落后的体制辩护，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
　　对号称是青年作家的周小平的《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一文，同样是青年作家的王昭阳就有关于这个时代中国的下面一段对话值得对照来看：
　　──王昭阳：这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到底有多深我没发言权，但是我有发言权的一件事是，世界上很少见到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变化如此之大，财富如此之多，同时人又如此不满的一个地方。
　　──凤凰网文化：你为了说明什么？
　　──王昭阳：按道理说，中国十几亿人，国家这么庞大，不应该有一个自我身份的危机。现在是，我们很好，我们很有钱，可是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自己，总有那么一种情绪在里面。有时候我想，如果我现在是一个18岁的青年，生活在中国，我是很郁闷的。我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2008年金融危机的所有深层问题一项也没有解决，那些定时炸弹还埋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内，这是其一。其二，中国的整个底线和经济结构，是在国际金融体系这个游戏里捡了一个便宜，他这个小船架在这个大船上往前走。所以基本前提是大船还得走。如果大船真不走了，它的危机就要以各种方式传送到中国来，而传送的渠道肯定不会是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只能通过一是金融，一是财政，金融就是最后他体现到房价和物价，财政就是各级政府负债。
　　──发展是硬道理我希望不要再讲这句话
　　──凤凰网文化：5年之内？
　　──王昭阳：我想是在五年之内，当然历史是不可预测的，也可能发生一些其他因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你假设我的语言成真，那就要做好心理准备面对一个比较困难的生活前景了。这是很丧气的话，但是我要说。30年，还没有真正撞到墙，这个是大好事。但是这还有一个危险，就是等到撞墙的时候，那可真的是鼻青脸肿。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我希望不要再讲什么硬道理。
　　──凤凰网文化：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尤其是北京依然有大量赚钱的机会。
　　──王昭阳：对。你不留恋在北京的赚钱机会，你应该立刻就走。而北京的这样一种格局，比如一个品质很差的地方要这么多的房价，哪怕是白痴，他也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这个情况他要破局的，而且不要砸我手上，砸我手上就糟糕了，可以说现在人普遍是这种心态。当然，可以选择移民，这部分人在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问题将从他们的孩子开始，因为孩子将要面对一个我们同样面对过的局面：我是谁。
　　目前，改革人物和改革新意不再出现时候，作为青年一代的中国头脑，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相对于周小平的催眠说，王昭阳的“我是谁”提问，不是很有当前的时代感吗？
　　中国的思想界和理论界真的是应当回答“我是谁”提问，而不是简单判定网络上一切对于现实的质询态度都是催眠。
　　在回答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之前，先要弄清““我是谁”！
　　下面我们把温家宝过去五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列出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温家宝过去5年来两会记者会每次必提政治体制改革
　　──2008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2009年：我们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以为在当前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二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使政府的行政运转依法进行，并置于监督之下。
　　──2010年：我们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能使每个人也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
　　──2011年：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2012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