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按塞林格和潘建伟等对他们实验的理解,四个贝尔基的计数符合率都是0.25。但只有反对称的F(-,1,2)可以测量,其他不可以测量。然而按他们的“贝尔基测量规则”,对称的F(+,1, 2)表示两个光子进入相同的探测器,这也是可以测量的,为什么不测量?原因只能是,实际测量与他们的预言不可能一致,于是就被“省略”了。
4. 塞林格和潘建伟等对“量子态隐形传输”实验的计算不是采用量子力学的标准方法。按照量子力学的标准方法计算,两个电子同时出现在一个探测器,或对称的F(+,1, 2)出现的几率应当是0.125。但潘建伟等的计算结果是0.25,与量子力学的标准计算结果不一致,因此肯定是错的。
5. 塞林格和潘建伟等认为另外两个对称的贝尔基也存在,但不可以测量。然而在“量子态隐形传输”实验中,这两个基实际上不存在。因此实验中只剩F(+,1, 2)和F(-,1,2),它们的符合计数率应当都是0.5,而不是0.25。
6. 由于有两个对称基在实验中实际不存在,三光子波函数按四个贝尔基展开就成问题了,它不满足波函数展开的完备性。
7. 在“量子态隐形传输”实验中,如果令光路3的距离比光路2短,则光子3先到达Bob处,进入某个探测器,偏振状态被确定后,光子2才到达Alice处。也就是说光子3的状态与Alice的测量无关,并不是Alice的测量导致波函数崩塌,使光子1 的状态传输到光子3。如果不是这样,难道后来的Alice 探测还能改变这种结果不成?这种结果导致“量子态隐形传输”整个逻辑链崩溃,根本谈不上“隐形传输”的可能性。
8. 塞林格和潘建伟认为,他们的实验中只有一个贝尔基F(-,1,2)能被测量。由于Alice每次测量的都是F(-,1,2),她通过经典途径传达的信息也就毫无用处。事实上在Bob收到Alice的经典信息之前,光子3早就到达Bob处。Bob的偏振器已经与光子相互作用,并将光子发送到探测器d(1)或d(2)。由于光子3的信息早已被定格,Alice的经典信息完全是马后炮。
我曾在国内学术会议上见过潘建伟研究组的人,和其他单位搞“量子态隐形传输”的人。我问过他们前述问题,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连搞研究的人都这样,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潘建伟等说已经实现了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量子信息“隐形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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