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毛泽东为何要保留邓小平的党籍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
⊙ 作者：邓榕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导语：邓小平小女儿毛毛的这本新著，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迭宕起伏的政治历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记述和理性思考，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书中插有130多幅珍贵的照片，有许多首次发表的生活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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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邓小平
　　196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顾反对，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这就更让林彪、江青等人心存揣测和不安。
　　林彪虽已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但他深知，只要邓小平一天不倒，就威胁尚存。唯有置邓小平于死地，方可解除后顾之忧。林彪、江青等指使“邓专案组”加紧进行工作。
　　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邓专案组”，首要任务是尽快突击攻下邓小平历史上叛变自首的问题。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为加强“邓专案组”的外调力量，从驻京西宾馆的“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专案组”抽调人员进行补充。兵强马壮的“邓专案组”加快了活动步伐，四方八面搜罗取证。
　　赴陕西小组调查邓小平1927年初由党派驻冯玉祥部队时的情况；
　　赴上海小组调查1928年邓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和1930年、1931年两次从广西红七军回上海汇报工作的“临阵脱逃”的情况；并提审有关人员讯问邓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情况；
　　赴安徽小组查找邓1931年代表中央巡视安徽省委工作时有无“叛变”的线索；
　　赴江西小组全面调查邓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的活动；
　　赴广西小组查证邓1929年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活动；
　　赴湖北小组负责提审邓的弟弟、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
　　赴四川小组负责审查邓的家世及在家乡的“反革命”活动；
　　赴天津小组找人调查邓当年在冯玉祥部队的情况；
　　还派员前往广东、宁夏、湖南、辽宁、江苏等地找邓当年的老部下调查取证。
　　“专案组”人员“重任在身”，丝毫不敢懈怠。他们快马加鞭，不辞辛苦地到处调查取证，仅赴广西小组的三人，在不到两个月里，就跑了四个地区，二十二个县，提审调查了二百多人。
　　这是在外地。在北京，“专案组”也没闲着。1969年夏季，冒着炎炎烈日，专案人员整日奔忙，找在京的人证进行调查，滕代远、袁任远、莫文骅等老同志均受到讯问。在调查中，“专案组”人员面对的，时常是一些老同志、老将军。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共产党员，对于“专案组”用心险恶的查讯，有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回答，有的则干脆回避或不予理睬。当“专案组”人员找大将张云逸调查时，就被以“首长身体不好”为名吃了闭门羹。“专案组”人员也是急疯了，竟然在黄永胜和吴法宪的亲自安排下，不知天高地厚地找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进行调查。1969年7月20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德高望重的聂帅坐在一张藤椅上，对着“邓专案组”人员的提问，款款而谈。聂帅从青年时代起，从20年代初期留法勤工俭学时起，就与邓小平成为战友，相知甚深。让他谈邓小平，他可是知道得太多了。聂帅谈得极富耐心，一谈就谈了差不多四十分钟。他谈的内容，等于把他的老战友的履历，从头至尾地述说了一遍，至于“专案组”人员所要的“罪行”和“问题”，连只言片语也未涉及。最后，聂帅说了一句：“我身体不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之后，在秘书的陪同下，头也不回地走了。“专案组”人员听了半天，居然一无所获，不禁大为懊丧，悻悻然返回了他们在翠微路的办公室。
　　从1968年6月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邓小平专案组”为搜寻所谓邓“叛变自首”等罪证，先后派出外调小组九十三批，外调人员二百二十三人次，地域涉及十五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四十多个市、县，行程三十多万公里。仅在北京，就多次往返出入于中组部、中宣部、交通部、公安部、统战部、化工部、一机部、七机部、水产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办公厅、中央调查部、中办机要局、对外文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民航总局、中科院及其学部、宗教局、中央高级党校、中国历史博物馆、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农业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民革中央、秦城监狱等近百家单位。
　　邓小平革命历程这么长，工作过的地点这么多，涉及的面又这么广，全面调查起来，也真够不容易的。
　　可以说，“专案组”的工作是相当卖力的。但是，在辛辛苦苦反反复复大量进行调查后，他们在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写的一份报告中，不无遗憾地说：“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反复查档、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
　　在被认为最为要害的“历史问题”上，“邓专案组”希望落空。“专案组”没有找到历史问题，只好在“现行问题”上做文章。在以上报告中，他们写道：“邓小平伙同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反革命窃听，招降纳叛，包庇坏人、叛徒、特务等两部分罪行，已获得不少证据，准备送呈首长审阅。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里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罪行。”三天后，康生批示同意，并将此件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阅。
　　“专案组”在调查中仅剩的一个历史疑点，也就是邓小平的入党问题，不久也有了了结。在上述报告转到周恩来处时，周恩来在报告的下脚处批示：“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看到周恩来的这一证明时，那些“专案组”人员和他们的上司们，是何等的失望。
　　不过，“邓专案组”大张旗鼓的调查工作并没有从此偃旗息鼓。从1969年下半年起，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旨意下，“专案组”对邓的“现行问题”抓得更紧了。在秦城监狱，他们提审了彭真、刘澜涛、李楚离等，在小汤山监狱提审了安子文等，在京郊一个部队营区提审了杨尚昆，在总政西单一个小看守所提审了萧华，在北京卫戍区监护办公室提审了王从吾，在交通干校提审了钱瑛，还分别提审了潘汉年、刘晓、廖志高。他们到外交部找过陈毅，向对外文委屈武、萧三，一机部江泽民，总政军管小组傅钟，中办五七干校曾三、李质忠、邓典桃，中央高级党校范若愚，以及袁任远、张震球、邓存伦等人进行过调查。从现在看来，花了这么多的人力，走了这么多的地方，进行了这么多的调查，费尽心机地网罗罪名，最后落得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这个“邓小平专案组”，真正的可以说是白白地忙活了一场，或者说是忙乎乎地白干了一场，够冤的。
　　这个命运可悲的“专案组”干得冤，撤得更冤。
　　到了1970年，先是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批判了陈伯达，接着搞专案的大头目康生称病不起，而林彪集团又忙于和毛泽东进行较量。上面的大人物都在忙于他们自己的“大事”，“专案组”的工作顿显松懈，特别是“邓专案组”，到了下半年，简直就被冷落一旁。
　　总这样不死不活也不是个办法呀。“邓专案组”决定写个报告上去试探一下。1970年11月28日，他们以“贺龙专案组”名义，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到有关部门继续查找邓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等问题。吴法宪刚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不敢轻举妄动，他将此件批送周恩来和汪东兴。过了几天，“邓专案组”看到了这份转回来的报告。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周恩来的一段批示：“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邓专案组”可谓吃惊不小。“邓专案组”在一年多前就撤销了，可“专案组”人员竟然毫不知晓。这都是什么事儿呀！在这种情况下，“邓专案组”向黄永胜和吴法宪等写了最后一份报告，说：“如已决定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我们对邓的审查工作立即结束，是否也就不再送呈邓小平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的线索报告了？”这份最后的报告，竟然半月无人回复。1970年12月24日，吴法宪的秘书来到“邓专案组”，将全体人员召集开会，说：“你们送上来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报告，和总理对前一个报告的批文，首长们都看了。首长叫给你们说一下，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材料暂由你们保存，先等着吧。”
　　等是不用等了，“专案组”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使命结束了。“邓小平专案组”从成立到如今，不过两年半的时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撤销，不明不白地草草结束了，实在是时运不济，可怜可悲啊。
　　1969年4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维护和坚持他的反修防修的革命路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
　　此次会议几大成果如下：一、会议从政治上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把阶级斗争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以此为据再一次肯定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二、会议通过修改党章，正式明文确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三、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批“文化大革命”干将和造反派头头进入中央委员会，从组织上为实行“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做出保障。
　　会后，召开九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先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及林彪死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叶群等林、江两大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据了政治局半数以上的席位，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名正言顺地执掌了大权。
　　毛泽东此时一定认为，他亲自发动的这场震惊中外的“革命”大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地位，也应该说基本得到了确立。在此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也曾讲过，“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
　　真是差不多了吗？事实，离这个“差不多”，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由于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即存在着对运动的极大分歧和重重阻力，由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各种新的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各地各单位十分严重的派性及武斗远未平息，更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目标和错误的举措，使诸多问题和诸多矛盾纠合在了一起，好像一个巨大的多头线团，七缠八绕，拆也拆不散，解也解不开，怎能够以一次党代会了之？
　　毛泽东自己也曾问过，都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对于这一问题，别人回答不了，他自己的回答中，也显露了极大的矛盾。他说到1969年夏天就差不多了，但又说“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他说：“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他号召要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学校。照这样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将更加深入地继续进行下去。
　　毛泽东的思想与现实的极端脱离，他对形势极其错误的估计，以及对林彪、江青集团的重用，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对运动的驾驭和控制。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他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他所没有预见到的、更不愿意看到的混乱局面。
　　“文化大革命”到此，已经三年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才走了三分之一还不到，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
　　“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