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让周恩来读《史记》

⊙作者：朱永嘉

　　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聪明智慧，也都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典故中来的，故他在讲话中，经常喜欢引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来教育我们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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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3月郑州会议讲话时，为了解决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纠正左倾错误，他讲了曹操听从郭嘉的意见，先打吕布，后打袁绍，并且推荐大家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郭嘉劝曹操急攻吕布，他认为袁绍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故见机迟，因而应集中力量消灭吕布以后，再来对付袁绍并不为迟。曹操接受了郭嘉的建议，先消灭了吕布，然后又在官渡取得对袁绍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是用袁绍的“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所以失败的教训，来教育我们的干部，那样的话就见事迟，得计迟往往丧失战机。他说：“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不要寡断，能够当机立断；端不可以多，但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他还强调“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后来，在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工作方法的十六个问题》中，就有二条，第一条是多谋善断。其实多谋就是发扬民主，多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善断就是集中统一，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二个侧面。当机立断，那是要善于判断形势，抓住时机，争取胜利。因为机不可失，贻误了时机，那就机不再来了。在当时所以强调这一点，那是因为共产风的结果，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瞒产私分，如果不及时狠刹一下共产风，当时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强调“当机立断”。曹操所以能取得胜利，他能抓住形势，当机立断，先破吕布，后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还有后来曹操在征讨袁尚和三郡乌丸时，认为乌丸“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猝）然击之，可破灭也”。而且他还强调，“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接受郭嘉的意见，“乃密出卢龙塞，直至单庭”，打败了乌丸，北方边疆从而稳定下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以后，就怀念起郭嘉来了，当时郭嘉已经去世，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至于“善于观察形势”那一条，便是“当机立断”的前提。至于“留有余地”与“波浪式前进”，也是由多谋善断派生而不可或缺的部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讲那个故事，是把古今沟通起来，读史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毛泽东同志这些谆谆教诲，对我们处理当今国际国内重大事务，还是非常有益的。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讲民主集中制时，还讲了一个典故。他讲刘邦与项羽，一个是刘邦与郦食其的故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其事云：“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纵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旻，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这是说明刘邦虽然先踞而后恭，最终能够接受正确的意见，这是刘邦取胜的原因。项羽则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他身旁有一个长者范增，提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他都不能接纳，结果陈平用了离间计，把范增活活气死，而项羽最后落了一个霸王别姬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批评一些地方的第一书记，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而是霸王，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如果这些同志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用历史典故来生动地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都喜欢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自己寻找有益的启示。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以后，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到了武汉，他在那里读《南史·陈庆之传》，毛泽东在那篇传的天头上，批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武昌。”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时的将军，南北朝对立，北魏比南朝强。当时毛泽东关注的不仅是《南史》的陈庆之传，他还关注韦睿传，韦睿也是梁武帝时的名将。他在此传的批注中写了：“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他在这篇传上，作了许多批注，若“躬自调查研究”、“以众击少”、“机不可失”、“以少击众”、“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仁者必有勇”、“不贪财”、“将在前线”等，这些都是赞扬韦睿善战、廉洁、谦让、团结友军的赞语。在《南史·曹景宗传》上，他亦作了批注，称“景宗亦豪杰哉”。曹景宗善战，但亦贪财好色，梁武帝用其能战，非用其贪。毛泽东在批注中称：“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郎亦用此等人。”这是战争时期如何用将。《孙子兵法》云：“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将领亦各有特色，军队亦各有长短，如何用长舍短，使诸将协同，才能辅国于周全。《孙子兵法》上还讲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譁，此治心者也”。故两军相争，谁心理上占优势，谁便能取得更加有利的条件。
　　那几年的中苏论战，我们便是在心理上争上游。如果心理战你崩溃了，那面临的将是兵败如山倒。故在心理战上，千万要认真对待。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读《南史》这些人物的传记，是因为这时南朝处于齐、梁交替时期，梁武帝如何识将和善于用将，通过善用这些能战的将领扭转北强南弱的局面。毛泽东读这些传记时，是思考如何应对珍宝岛战役以后，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百万的局面。那年的8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华北、西北地方的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作好最坏的打算，但还是要争取避免战争的可能性。直到10月21日，中苏开始边界谈判，局势才缓和下来。1969年6月以后，他读《南史》那些将领的传记，是总结梁武帝如何善于调兵遣将，扭转北强南弱的局面。毛泽东选择这些传记，当然不是第一次读，过去都读过，是因为形势相关，他挑选出来再读。如今再回顾这一段毛泽东读史的历史对我们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仍富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林彪事件以后，1972年3月，毛泽东重读《晋书》，他选择了《晋书》中四篇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要政治局同志一阅。这是与淝水之战相关的人物传记，这一战役，东晋以少胜多，打败了苻坚百万大军。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起过，要大家如同谢安那样冷静沉着地应对北方边境的百万大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也讲了谢玄是能征善战的勇将，在淝水之战中起了关键作用，讲了桓伊善于团结人，能调和君臣之间的矛盾，而刘牢之则是反复无常的反面教员。毛泽东还经常推荐一些传记给政治局的同志阅读，如他曾推荐《史记·郑当时传》给总理看，关于郑当时，史称：“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在太史公曰中引翟公言，“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人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总理看了，说自叹不如。实际上这是告诉总理，既要提拔新人即新干部，也不要冷落了如邓小平同志那样的老干部，这就为许多老干部复出创造了条件。同时还告诉我们，维护党的团结，便是维护党的生命。
　　毛泽东运用这些历史典故来教育干部，都是因事因时信手拈来的，并不是临时去找的。这是他长期阅读中国古籍，阅读二十四史，阅读《资治通鉴》达十几遍，在这个过程中积叠下来的文化素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他都读过许多遍，他在晚年对《晋书》尤为关注。他还阅读大量古典文学作品，诗、赋、词、散文、小说，他都非常熟悉，许多唐诗和宋词他都背得出来，所以才能运用自如。1975年5月3日的深夜，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还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他让叶剑英同志背诵辛弃疾的那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对这首词非常熟悉，词的最后一句是“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曹操的话，要后继有人啊，寓有深意。社会主义事业和江山的传承，何尝不是如此，如何才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我们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通晓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我们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文明，但不能数典忘祖，冷落了我们优秀而又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

　　毛泽东特别关注中国动乱分裂的历史。1971年林彪突然出走，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最为沉重的打击。中共九大党章上钦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落得如此不光彩的下场？对毛泽东来讲，他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一个明白的交待，而且这个交待必须说得过去。而且林彪一死，接班人成了空缺，原来的交接班打算全部落空，身后之事还得重新盘算。而这时北方边境又有苏联陈兵百万。为处理好这些麻烦透顶的事，心力交瘁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提升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要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还对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毛泽东传》）从《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在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重大问题。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那样的顺利。
　　虽然如此，当毛泽东心中有难消的郁闷，仍然习惯于从史书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1972年10月1日，毛泽东通过姚文元向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布置大字本古籍的校勘注释任务，首次布置的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要求将四传标点简释，合订为一册，上送毛泽东。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学者感兴趣的是，毛泽东选读这四篇古文，而且还要政治局的人都读，究竟是为什么？毛泽东要用传记中的哪些事情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对这些问号的破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在这个重要时刻的心态。
　　毛泽东是影射史学的高手，善于以古代之矢射今世之的。但是历史和现实总要有某些相似之处，方可给咏史的人抒发机会。因此，不妨把这四篇古文所记事件的背景作简略介绍：东晋在北方苻坚百万大军压境，江南处于弱势，如何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在国家危难之际，谢安出山，率侄子谢玄迎战苻坚于淝水，最终使东晋政权稳定，得以偏安于江南。王、谢两家是东晋的名门望族，是东晋政权的顶梁柱，一直维持到南朝结束，到了中唐时，当然都已经衰落了。当时面临各种危局，谢安这个人临危不惧，对朝廷大局的稳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谢安字安石，是谢尚的堂弟，童年时就神色沉敏，风宇条畅，受到东晋名臣桓彝的称赞：“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及长，官府召用，称病不就，与王羲之、高阳等交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谢安隐居会稽东山，放情丘壑，每出游必以妓相随，后人称之为“东山之乐”。善清谈的简文帝司马昱能猜透谢安的心思，说：“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朋友们为谢安对官府的屡召不应，深为感叹地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可见人们对谢安所寄予的期望，恰如当时期望于周恩来。周恩来读《谢安传》不会不注意这两句的，读了之后又该作如何想呢？
　　简文帝病逝，东晋政局不稳，形势动荡，谣言四起，人人自危，这是老皇帝病逝时都会有的局面。桓温移兵新亭，大陈兵卫，将要篡东晋政权，召谢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王坦之很紧张，问计于谢安，谢安说：“晋祚存之，在此一行。”既见桓温，王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而谢安则从容就座，问桓温：“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也？”公然指出壁后有伏兵。使桓温图谋篡权的阴谋消弭于笑谈之中。
　　谢安为中书令（也就是宰相）后，不久苻坚便率众号称百万，驻扎于淮水、淝水之间，京师震动，谢安的侄子谢玄是带兵作战的统帅，去问谢安用兵之策。“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然后出山墅，亲朋毕举，两人下起了围棋。谢玄的棋艺好，而“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冷静是安定危局的一着高棋，唯其如此，方能沉着应对。
　　现在要说说谢玄了。谢玄字幼度，深为谢安所器重。谢安曾经戒约子侄，说：“子弟亦何缘人事，而正欲使其佳？”那意思是说子弟跟父兄有什么关系，父兄一定要使子弟好？诸子侄没有人能对，谢玄对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听了，甚为高兴。谢玄少年时像纨绔子弟一样，好佩紫萝香囊，谢安对此有些担心，但又不愿打击侄子的爱好，遂以戏赌取得，即以火焚之，谢玄从此就不再佩香囊。谢玄和谢安一样，虽有经国才略，但是对官府屡召不仕。后应桓温之召才出仕。
　　苻坚侵犯东晋边境时，朝廷求文武良将镇御北方，谢安推荐了谢玄。郗超平日虽与谢玄不相友善，还是有所感叹地说：“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大家都不以为然，郗超说：我曾经和谢玄在桓温府中共事，见到他使用人才的情况，虽屐屐小事，也各得其所。这是称赞谢玄的用人之道。
　　谢玄从戎，率军盘桓于边境，多次与苻坚周旋作战，最后相遇淝水之上，苻坚驻扎寿阳（寿县），列阵淝水，使谢玄军队无法过河北上。谢玄派使者去见苻坚之弟苻融，说：你们远涉我境，临水布阵，看样子是不急于作战，请你向后退却，令将士作战，我们放松马缰观战，不是很好吗。苻坚得到苻融的报告，同意谢玄的要求，本想后退时趁着晋军过河，“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道而杀之”。苻坚军队后撤时，阵容大乱，谢玄与儿子谢炎及桓伊以精锐八千渡淝水。苻坚中流矢，苻融阵亡，军队溃散相互践踏，投水死者不计其数，淝水为之不流。残余之部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即出自此处。
　　淝水之战打了胜仗，捷报传到谢安那里，他正在与客人下围棋，把看完了的捷报放在床上，“了无喜色”，下棋如故。客人问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下棋结束，回到内室，谢安欣喜如狂，连木屐的齿条被门槛碰断了也不知道。《谢安传》的作者不无感叹地写道：“其矫情镇物如此。”谢安以冷静稳定大局，从容指挥将帅，各当其任，大家才能沉着应战，争取战争的胜利。而且谢安为人宽容大度，心里能容纳人。这也正是毛泽东对政治局成员的期望。
　　毛泽东要中央政治局成员读《谢安传》时，真有点像一位教员，不但选定和印发教材，还在会议上向大家讲解，当讲到中苏的关系紧张时，他对着周恩来等人讲：你们要冷静沉着地应付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军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啊！在会上，毛泽东还讲了谢玄是能征善战的勇将，在前方起了打败苻坚、取得淝水之战胜利的关键作用。毛泽东第一次让周恩来等读这几篇史传，是要大家对苏联陈兵我国边境要有高度警惕，也是他对稳定国内局势的必须。
　　周恩来领导了“批林整风”，对林彪极左路线的批判，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周恩来传》），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毛泽东传》）。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说：“是极右。”（《毛泽东传》）周恩来批极左思潮受挫，接着就是“批林批孔”，再加一个“批周公”。在中美建交的某些事情上，毛泽东又批之为“投降主义”（《毛泽东传》）。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只能忍受下来。
　　毛泽东要受了委屈的周恩来读的《晋书》四传中还有《桓伊传》，只有读了此传的人，才能品味出毛泽东的心境来。
　　桓伊也是东晋大家族之一。桓伊字叔夏。父名景，有当世才干。桓伊能文善战，在淝水之战中有战功，封永修县侯，进号右军将军。但他秉性谦逊，虽有战功，而始终不改变。而且好音乐，善吹笛子，为江南第一人。他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注：蔡邕为东汉著名学者，避难会稽，宿于柯亭。仰观橡材，知有奇响，取以为笛，发音嘹亮）。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性格放诞不羁，应召去京都泊舟清溪，两人素不相识。桓伊路过此地，王徽之要桓伊下车为他吹笛子。桓伊一声不吭，下车为王徽之吹了一曲《梅花三弄》，吹完就走，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并不因为王徽之的不礼貌而生气。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
　　谢安的女婿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行为很不检点，引起谢安的厌恶。“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引起了孝武帝和谢安之间的矛盾，常弄得谢安局促不安。有一次孝武帝在宫中举行宴会，谢安与桓伊都出席了，孝武帝要桓伊吹笛助兴。桓伊奏了一曲之后，便自我推荐还会弄筝，于是边弹边唱。席间，他又说现在如果有一吹笛人伴奏更妙啊！孝武帝要一御妓吹笛伴奏，桓伊不要，说他有一个奴仆，能配他弹筝。于是把奴仆找来，为桓伊伴奏。桓伊边弹筝边唱一首怨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唱得声节慷慨，俯仰可观。这是桓伊以音乐歌曲，来借题发挥，有意调和孝武帝和谢安君臣之间的关系，意思是对孝武帝讲：谢安忠心耿耿，不为人所理解啊！当时谢安在席上激动不已，泪水直淌，衣衫皆湿，一肚子委屈全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桓伊传》中写得极为生动：“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
　　这首怨诗是曹植的《怨歌行》。曹植是魏明帝的叔父，和周公与成王的关系相同。史载太和二年明帝幸长安时，洛阳发生谣言说皇帝死在长安，从驾群臣要迎立曹植。这件事使曹植更被明帝猜忌，因之作诗感叹为臣的难处，虽忠心耿耿，但不被理解。诗的首句出自《论语》，定公和孔子讨论一言能否兴邦的问题，孔子说：“为君难，为臣不易。”
　　这篇古文的意思，是讲大家要善于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从当时中国的局势来讲，“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三驾马车统领中国，毛泽东总揽全局，林彪主管军队，周恩来具体处理国内外大事。林彪的出走，三驾马车失去平衡，要收拾国内的烂摊子，主要依靠周恩来。“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的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难免有种种不协调之处，执行者对决策者的理解难免有差异，何况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看法，对此毛泽东也心中有数。因此，为了统一意见，共渡难关，毛泽东借助这个古代故事的意图也就显现出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言下之意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已至此，风吹雨打，我们又都是风烛残年了，为臣有难处，为君亦有难处，彼此要多作谅解啊。
　　这只是毛泽东期望周恩来鼎力相助、扶危定倾的一个方面；他还有敲打警诫周恩来的另一方面，那就是让周恩来和政治局的成员读《晋书》中的《刘牢之传》。
　　刘牢之字道坚，其曾祖及父亲都是朝廷大将。刘牢之的相貌是“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沉毅多计划”。但他的性格则是摇来摆去。他是谢玄的部属，是一位善战的勇将，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功劳，后来成为京口北府兵的将领。他镇压过孙恩、卢循的起义。但是，他在东晋多个势力集团中间，倒戈来倒戈去的，所以当时人们批评他说：“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他后来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自缢而死。“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三次要别人读《刘牢之传》。1970年8月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向林彪，毛泽东批评他说：我这边船还没沉，你就老鼠搬家，跳到别人的船上去了。并要他读《刘牢之传》。第二次，即是1972年，毛泽东要周恩来等初读《晋书》四传时，其中就有《刘牢之传》。1975年，毛泽东重读《晋书》，并旁批曰“1975.8再阅”。8月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即接到任务，注释《晋书》中王敦、沈充、桓温、王弥、苏峻等人的传记，其中又有《刘牢之传》，这可谓是他第三次要人读此传记了。借助这位倒戈将军的典型，是要对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们有所警告，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用心之所在。
　　这几篇传记各有各的功能，毛泽东把它们编成一组，有正有反，让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阅读，以“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为鉴，可谓用心良苦。读了这四篇传记的人，是否能从中鉴出什么来呢？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在那份国民党造谣诬陷他的所谓“伍豪事件”他自己的说明报告上，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在极端病痛中还喊着：“我不是投降派！”可见毛泽东用“为臣不易”相宽慰，并没有能解开周恩来内心深处的耻辱之结。毛泽东以史制人也就失去了效应，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食古不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