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旅──瓦尔纳纪行

张晴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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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在保加利亚黑海城市瓦尔纳海滩上，两位小朋友在看天鹅戏水。
　　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应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IATC）之邀，我从首都出发，前往保加利亚参加历史悠久的瓦尔纳戏剧节（Varna Summer Theatre Festival）。
　　飞机抵达慕尼黑，我办理转机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七点半，欧洲的天色却宛如白昼。慕尼黑与国内时差为六小时，再次返回天空时，竟是朝着来时的航线回溯了一个时区。这段短暂的飞行还不到两个小时──去往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交通之不便利由此可见一斑。渐渐入夜，云海被染成金色。昏然间毫无睡意，伸手取了飞机读物，是一本英文版的保加利亚杂志，封面是某位参选的政治人物，信手翻开，读到编者满怀豪情追溯本国历史，卷首引了俾斯麦的话：保加利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的日耳曼人……
　　脑中保存的有关历史的记忆随之被点击打开。十四世纪起，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巴尔干半岛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长达五个世纪。沙俄想征服君士坦丁堡，首先是要打通黑海通往地中海。自彼得一世起，沙俄屡次对土耳其发动战争，顺便在保加利亚攫取了领土和特权。随着东方帝国的衰老和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巴尔干地区成了欧洲列强合纵连横的政治舞台，为此也得了“火 药桶”的外号。俄国与土耳其的第三次战争失利后，1886年，保加利亚大公在俄国压力下被迫逊位。沙皇企图迫使保加利亚推举出俄国中意的大公候选人，遭到失败，巴尔干形成了俄军即将入侵的“危急”局面──史称“保加利亚危机”。俾斯麦对保加利亚的评价兴许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说的。作为既不“神圣”也非“罗马”人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后裔，这位史上最著名的铁血首相利用巧妙的政治外交手腕，带领统一了的德意志在这场东西对抗的政治格局中崭露头角。
　　思绪回到今天，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历史似乎折回了原点。两次战败的德国两次崛起，而今还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中心。而我这一趟飞行，正是从欧盟地理、政治、经济的中心飞向它的最边缘──地处黑海西岸的港口城市瓦尔纳。
　　戏剧节组委会安排嘉宾们入住在一幢苏联风格的海滨高层酒店中。建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土木结构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至今仍矗立于一片片低矮的建筑群中。饭店内部装修陈旧，大堂循环播放着十年前流行过的英文歌曲。一个灯火通明的旋转步梯通向二楼的Casino，看着门口罗雀的样子。电梯最多可容纳四人。酒店的屋子很小却很干净，屋内唯一的电子设备是一台迷你电视──需要前台提供的遥控器方能开启。电视遥控坏了，也许是前台拿错了，或者电视早就坏了。他乡与故乡，时差不过五个小时，时光却仿佛倒退了二十年。是夜，恍若置身于一部独立制作的低成本科幻剧，不知今夕何夕。
　　天未亮，海鸥的叫声将我唤醒。推窗出去，便见一片青蓝的黑海，天水相连。据谷歌地图推断，一望无际的天边外，应是格鲁吉亚的巴统（Batumi）。瓦尔纳和巴统隔海相望。1920年，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青年斯大林曾在巴统地区组织过工人示威，这件事后来还被布尔加科夫写进了戏剧。巴统旧名科尔希达，是希腊悲剧中的女主角”美狄亚“的故乡，也是古希腊的阿尔戈航海家远征寻找金羊毛的地方。考古学家在利昂尼河谷的山坡上发掘出了大量金质的文物。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感情纠葛背后其实是希腊殖民者对东方掠夺的写照。公元前500年，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亲自参加的希波战争，最后以希腊的胜利告终，其影响的深远，一是战争结束后，提洛同盟转化为帝国，对内实行奴隶制民主在海外开始推行帝国统治；二是开创了东西对峙的格局，化作亨廷顿口中“文明的冲突”，一直延续至今。
　　九点半，我们在组委会的工作人员Asen的带领下，步行穿越市中心前往会场。沿途路过了中心广场，西侧是修缮过的古老欧式剧院，东侧是前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行政大楼，东西并置，各司其职。这儿离海边不远，海鸥和野狗四处觅食，动物与人各行其道。与爱琴海的岛屿不同，黑海边很少见到野猫。领队Asen说，因为海鸥吃猫──这个说法瞬间解构了契诃夫那出同名经典剧品。Asen英文很好，办事有效率，总是面带微笑。保加利亚男子的体型与俄国人相仿，外貌像土耳其人。他们的发际线很高，看看该国历史人物的黑白照，男子到一定的年龄，十有八九都是谢顶。
　　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的青年剧评人研讨在瓦尔纳的国家木偶剧院里进行。木偶剧院里的一位教授向我们展示了木偶剧博物馆内的藏品，讲解了剧院的历史和作品。身处于五花八门的古董木偶中，我兴奋得已经不知该往哪儿看了，只有不停地拍照、摄像。保加利亚各大城市都有木偶剧院，有点像中国的地方戏曲院团。瓦尔纳国家木偶剧院建立于1951年，创始人和灵魂人物是木偶表演艺术家 Georgi Saravanov。木偶剧从中世纪开始在欧洲盛行，由东向西进行传播。欧洲有漫长而悠久的偶剧传统，而东欧的木偶艺术堪称个中翘楚。木偶的繁荣与解放后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资助息息相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木偶艺术家们经常相互出访进行艺术交流，互相学习、借鉴。
　　木偶根据其操作方式分为手袋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类和皮影戏等等。手袋偶的制作和操纵技艺简单易学，仗头木偶稍微复杂些。仗头偶主要来自苏联。在木偶的头部、双手各装上操纵杆，头部为主杆，双手为侧杆。提线木偶（marionette）是最难操作的。Georgi Saravanov将提线偶的操作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此外，他还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机械木偶，将提线偶与仗头偶结合，意在模仿人体的一切细微活动。这样的木偶需要至少两人一合作操作。由于技术过于复杂，在他死后，这种木偶的制作和表演便失传了。在剧院创立之初，Georgi带领音乐学院毕业的年轻人，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改编演出了大量传统经典──主要是前苏联和保加利亚本土的民间故事，深受市民的喜爱。与新中国的戏曲研究机构一样，木偶剧院除了承担演出任务之外，还是市级艺研院，艺术实践和学术研究兼顾。当地政府利用木偶戏作为一种教育的辅助手段，木偶戏的演出越来越精良，逐渐成为一种艺术性极高的教育和娱乐项目。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木偶剧采取分级制：限制级的成人剧和老少咸宜的儿童剧，演出为不同年龄的观众服务，内容因人而异，各有侧重。
　　这次的行程安排了一出木偶剧的演出，由普罗迪夫的木偶剧院带来的《禁闭》（Immurement）。虽说是木偶剧，却是由演员裸露双脚演出剧情。《禁闭》是遍布东欧的民间传说，类似中国的河伯娶妻，大概故事如下：村子要修桥，村民们日夜劳动，每当快竣工的时候，便会功亏一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修建工人中的一位青年农民做了个梦──梦境中的鬼魂说话时几乎一动不动，看不出是演员戴了面具，还是一个木偶在表演。阴森而神秘的场面令观众看得几乎屏息。鬼魂发话说，必须献祭一个生命，桥才能完工。为了全村的利益，工作必须完成。于是，这位青年农民杀死了他心爱的妻子，因为她既不能参与造桥的工作，而且还没生育，没有孩子要看管。狭小的舞台上，水和石头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仿佛也是有生命的物体，目睹了这一场活人献祭。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剧团的创新能力，真人的肢体表演超过了木偶的运用。与其说这是一出木偶剧，不如说是一出形体戏剧。后来才知道，这个民间故事作为民俗，今时今日依然存在于保加利亚的偏远乡村，只是退化为了仪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这里的年轻艺术家们没有忘记文化根源，仍然在推陈出新地创作着新作品这一点令人感到钦佩。
　　瓦尔纳艺术节每晚安排了三场演出。我与同事们一起看戏；次日白天，我们就聚集在木偶剧院的一间屋子里，评论前一天晚上的演出。小剧场、大剧场、话剧、舞剧、保加利亚本地制作和外国剧团的演出，整体水平很高，也有不尽人意的。有意思的是：越是得奖无数制作精良有口皆碑的，越是虚有其表矫揉造作内容空洞。
　　瓦尔纳大教堂是一座美轮美奂的东正教堂，每夜有几百只海鸥在其上空盘旋。在这样的场所，贫穷而衰老的妇人伛偻着背，不需买票就能进入祈祷，祈求心灵的慰藉。这座教堂正对面就是资产阶级观众活动的世俗教堂──瓦尔纳历史最悠久的欧式剧院。是日，剧院中演出的剧目是由美国著名电影导演伊森·科恩（科恩兄弟中的一位）编剧的《几乎就是一个夜晚》（Almost an evening）。这是一出亵渎宗教的“元戏剧”（Meta-theatre）──自我反射式”戏中戏”。上帝上了台，与演员互相斗殴，口吐保加利亚语脏话，由于字幕问题，我们这些外国人不清楚笑点在哪，只能傻坐着。本地观众分成两类：有的笑疯了，有的不胜其烦、长吁短叹……不过，基本看不到提前退场的。光怪陆离也好，丰富多元也罢，不失为保加利亚文化现状的一种写照。
　　斯洛文尼亚Liubliana剧院的导演Jernej Loranzi带来了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这应是此次戏剧节中最烧钱的一部制作。大剧场的舞台上满是光鲜亮丽的演员，还配了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外加一位爵士女歌手。这般规模在我国的国家大剧院也许不算什么，但在经济不景气的东欧，算得上奢华了。在去年斯洛文尼亚的马尔博尔举办的戏剧节上，这出戏囊括了全部大奖，可谓载誉而来。不过，依我看来，这番荣誉大多归于文学。导演想处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关系，无论是花哨的表演、地板上翻滚的床戏和现场伴奏加唱的形式，都要刻意削弱文本的深度。与现实脱节的演出充斥了浅薄的摆拍，从而减弱了情感力度。卡特琳娜的爱和死都是出于无聊，一方面，她的情欲被鲜活的细节真实“表现”；另一方面，她的悲剧却被无动于衷地抽象“表述”。作为家暴的牺牲品，女主人公最后加入了象征“伏尔加河”的四重奏乐团，完成原文中跳河自尽的命运。演鲍里斯的男演员令人印象深刻，可惜最后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歇斯底里的表演，嘶鸣般的现场演唱放大了角色的痛苦，然而，“情绪崩溃”是胡椒，调味可以，撒太多菜就难吃了。不过中产阶级观众看到他们自己的痛苦被宣泄，心中还是相当感动。
　　瓦尔纳之行，除见识了东欧木偶之外，还收获了两出文献剧。首先是来自布拉格的一个小剧团，一出名为《云》的剧的演出。“云”是当地的一种传统点心。该剧传达了后冷战时期的捷克青年对父辈的怀念。对于主创而言，真相不是绝对的，它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于是，对记忆的表现成了这出文献剧的核心。台上只有一男一女两位表演者：男演员是音乐家和木偶表演艺术家出身，主要负责音响和多媒体制作；女演员是编舞出身，她一边配合同伴操作声、光、电设备，一边通过话筒对观众口述她的家族史。在东欧，这出戏的历史语境无须交代，但对我而言，这样的戏，无论是题材或形式都是新鲜的。二战和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史被浓缩进了一个捷克高干家庭的私人相册和日记中。女主人公的祖父是捷克共产党的开创者之一，她的叔叔作为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在“布拉格之春”中扮演了双重间谍的角色，周旋于杜布切克政府和苏联情报部门中间，最后被当局逮捕，家人也遭株连。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讲述者的口中却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没有感情色彩，也很少传达价值判断。曾经坚信共产主义的祖辈和父辈失败了，记忆留下来，成了无法忘却的创伤。女演员根据家庭成员的遭遇，表演不同的舞蹈。技术人员发明了一种定格摄像技术，将女演员的现场表演逐格投影在黑白的家庭相片上。于是，个人口述和现场舞蹈融入了历史影像，高科技手段沟通了生者与逝者。戏的结尾，女主人公念了一段祖父生前的日记。在日记中，他对儿子的处境表示痛心，但强调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自己对革命的信仰从未动摇……在今天这个理想被嘲讽的时代，这番话令观众心中无法轻易平静。
　　还有一出保加利亚本地制作的文献剧，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舞台十分简单，一块屏幕、一些生活日常用品作为道具，特别之处是使用了保加利亚的民族乐器和民谣清唱，一下子将观众带回到乡村久远的过去中，朴素而感人。戏中的四个演员看似业余，其实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这是个草台班子，大家在一块演戏只是爱好，各人还有其他社会工作：比如其中有个角色，是个热衷于包装保加利亚民间音乐的音乐商人，这个男演员演的就是他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锻炼了演员，反过来说，优秀的文献剧演员通常不会被识别出“表演”的层面。文献剧类似庭审，不在于突出表演的部分，而在于各类文献、证据的重量和双方论证的充分展开。最后，还是该有个结论，正如所有的案件都该被追问出一个真相。演出后我见到了这出戏的导演，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导演。她目前正在做的一个有关在首都索菲亚生活的中国人的文献剧。半年来，她一直想突破文化隔阂却屡屡受挫。我听后有点感慨：国内青年导演又会花多少时间去做社会调查呢？
　　瓦尔纳戏剧节除了安排演出之外，还有纪录片展映单元。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指环》的纪录片是其中之一。影片跟拍了加拿大著名导演Robert Lepage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导演这出戏的全过程。片中，纽约名流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花上千美元观看这一歌剧盛宴，殊不知这个演出在结束的前夜，一位在剧院工作了几十年的技术人员被导演亲自设计的、庞大沉重的舞台布景砸死了。当然，这是纪录片完成之后的事情。拍摄之时，这场人祸尚未发生。放映结束，毫不知情的观众仿佛看完一出真实的歌剧，对遥远的艺术家们鼓掌致意。
　　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组织的青年剧评人研讨分为英语组和法语组。英语组的七位成员全是女性，主要来自东欧国家。我们当中，唯一的男性是被我叫做“党代表”的英国人马克·布朗（Mark Brown）。他提出，首先应该讨论“为什么今天的剧评行业被女性垄断”这个问题。此外，他还提出了十条“剧评人守则”供大家讨论。马克来自苏格兰，喜欢爱尔兰人王尔德，经常蹦出妙语，类似“禁戏非戏剧的成功，而是新闻的失败”等等。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这个问题受到了国际戏剧批评界的持久关注。就在不久前，匈牙利青年导演罗伯特·阿尔弗迪由于表现同性恋等敏感话题被匈牙利极右政府罢免了他在国家剧院的职务。无独有偶，另一位罗伯特──格鲁吉亚国宝级大导罗伯特·斯特鲁拉也因批评萨卡什维利的亲美政策，被按上了种族歧视的欲加之罪，差一点丢了工作。
　　在保加利亚的最后一天，评论家协会的成员全体参加了有关“戏剧节的功能和剧评人角色”的国际论坛。与会者有七成是年轻人。我们中一位来自捷克的年轻剧评人在发言中提到共产党时期大家没有自由，遭到保加利亚一位年长女记者的反驳。她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反而有非常好的艺术创作，会场内不少人频频点头。诚然，“自由”和“艺术”的关系，是艺术节的永恒的话题，另外，东欧文艺界对文化冷战的高度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对“民主化”展开反思的成果。
　　活动结束的前夕，组委会安排了参观郊外修道院的旅行。保加利亚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东正教有不少苦行僧隐居在这样的山岩修道院中。陡峭的岩壁被修士们凿开，生活条件极其简陋，日常供给全靠外界用吊桶输送。这些人怀着伟大的受难精神，生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死后葬在他们苦修的岩洞中。白胡子导游向我们介绍了保加利亚人的宗教信仰：绝大多数是东正教徒，也有一小部分是奥斯曼时期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图11）我联想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巴尔干的冲突史──半岛上连年的战争有其深刻的宗教背景。罗马和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各统治了五百年，拜占庭帝国也曾利用东正教对抗保加利亚人本生土长的宗教，比如崇拜以骑马者为形象的马达拉骑士（Madara Rider），不过，东正教在后来的绝对优势应归功于沙俄的影响。
　　从修道院回来的路上，保加利亚剧评人Milena让我对当地的政治现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Milena是个东正教徒──东欧剧变后，过去的无神论者大部分信了教。有趣的是，我在当地遇到的东欧戏剧人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宣传的反感。华盛顿共识的宣传在东欧年轻人心中起了逆反作用──究其原因，看看瓦尔纳大街上年久失修、无人问津的私宅小楼就能略知一二。谈到今天的民主生活时，她说，保加利亚知识分子面临一个无奈的选择：在筐里的两个烂桃中挑一个相对新鲜的。政治体制的变革未带来经济发展，人民的幸福感也是遥不可及。于是，大家都回到了教堂中。然而，低度开发的经济也使瓦尔纳的历史人文景观以及自然环境得到了保护。当地物价不高，民风淳朴。与黑海对岸的格鲁吉亚一样，在保加利亚政治经济外交中影响最大的外国势力是美国。
　　六月十日，为期五天的访问结束，我和评论家协会的同事离开了美丽而宁静的瓦尔纳。飞机在索菲亚转机，众人话别，各奔前程。马克·布朗塞给我一份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小报，作为飞行中的消遣。对他而言这张报纸自然不是消遣而已。这位国际托派誓死捍卫的除了本地足球队之外，就是这份报纸上每期都刊出的党章。在瓦尔纳时，恰逢棱镜事件被披露，一次去剧院的路上，我们有过一番与艺术无关的谈话。他说：“美国已经不行了，还是你们中国人厉害，用几十年的时间把我们花几百年才干完的事儿都做了。我去非洲某某小国，看到你们的人在他们造政府大楼！”我毫不犹豫地答：“但是这招是跟你们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