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艺术史叙事的空间、地理与话语

八神 · 发表于: 2018-8-20 14:58:00

源自：《当代文坛》2018年第2期

⊙作者：支宇王永涛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艺术史都由基于不同空间和地理的区域艺术史所构成。然而，区域艺术史如何叙事？如何在一个宏阔而漫长但又不失文化逻辑线索的背景下勾勒出区域艺术史的面貌、特征和形态？换句话说，全球化彻底改变了艺术史叙事话语的今天，一个基于某一特定“空间”与“地方”的区域艺术史叙事如何可能？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摆在中国艺术史家面前的重要理论问题。新世纪以来，不同地域的文化史、文学史和艺术史工作者开始探索和构建自己的叙述视角、重心和话语。作为第一部对巴蜀艺术进行断代性、多样态研究的区域艺术史叙事著作，《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对于我们回应上述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世界著名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在《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1974）这部著作中深入阐释过人类的环境感知、生存态度与价值理念对“地方”的依存与互动关系。在段义孚看来，“空间”意味着“自由”、“无限”，也意味着“陌生”，甚至令人感到“恐惧与不安”。当一个“空间”被主体所认知，也就是说，当它通过感知从一个陌生而异已的空间转化为熟悉和亲切的空间时，它就会转化为一个具有文化意味和生存感觉的“地方”。显然，这一原则正是一个民族或文化体系所生成的“地方认同”的逻辑起点。在《空间与地方：一个经验的视角》（1977英文版）中，段义孚进而联系文学艺术来深化这一观点，他指出：“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将亲切经验表现出来，这里所说的亲切经验包括了地方经验。”⑩他引用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的《坛子轶事》（Anecdote of the Jar）一诗来分析文学艺术对空间感知和地方认同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诗人通过把一只坛子置放于宽阔而广袤的田纳西州的一个山岗上，从而将一个陌生、荒凉而凌乱的“空间”变成诗意盎然的“地
　　方”，一种文化的意味与属人的秩序与性质得以产生──这正是文学艺术重构空间关系、生产地方认同的精彩个案。
　　从这个角度看，巴蜀艺术同样是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空间转化”与“地方经验认同”的话语形态。作为中华文化生态系统中一个独特且重要的分支，巴蜀艺术因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在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文化表征。从中华文化史看，巴蜀艺术的发展相当充分，所涉及的面很广，从文献到考古，从音乐到绘画，从戏曲到舞蹈，从宫廷到民间，真可谓无所不包。它不仅在与周边区域文化的流变与碰撞中形成了自身多元共生的艺术体裁与形态（如花间词、《目连戏》等），而且还时常为其他区域文化空间积蓄和输入着再生性力量（如南宋末巴蜀文化向东南地区的传播）。在巴蜀文化的演进历程中，以官方为主导的宫廷艺术形态不断发生变异，并在民间艺术、乡土艺术和市民艺术的交织过程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多重性质。这一历史进程最终铸造了巴蜀艺术特有的以“通俗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属性。然而，对于层次丰富、种类纷繁的巴蜀艺术，我国艺术史界的研究还极为缺乏。虽有著作致力于巴蜀艺术某一个门类的挖掘，但大多数著作仅满足于在巴蜀文化史叙事框架中论述巴蜀艺术的概貌。现有文献表明，中国艺术史学界一直缺乏一种从整体上关照巴蜀艺术的思想视野和叙事话语，这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巴蜀文化生态及进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与研究。
　　关于艺术史叙事话语的性质与特征，西方著名艺术史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教授唐纳德·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在其主编的“牛津艺术史”丛书《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中这样写道：“艺术史是制度与专业相互联结的网络之一，其全部功能是构造一个可置于系统观察之下的历史过往，以古为今用”。⑩这不仅是西方艺术史叙事实践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提供了我们建构中国区域艺术史叙事话语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即要通过构造一个“系统”，一个将“制度与专业相互联结的网络”来串连“历史过往”，并实现今古互参和古为今用。
　　201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苏宁研究员的专著《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2015年10月出版），该书是国内迄今唯一一部对巴蜀艺术进行断代性、多样态研究的区域艺术史叙事著作。该书的出版极大地拓展了现有巴蜀艺术史叙事只重某一艺术门类而忽略其它艺术样态的理论视野。作为一部断代性区域艺术史著作，《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在历时性上有意识地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宋元明清时期，从而得以在共时性层次上为我们展现出巴蜀艺术众多的艺术样态：从曲子填词、说唱艺术到川戏，从巴蜀杂剧、绘画到石刻以及音乐等。通过文本横向面上的展开，《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为我们建构巴蜀艺术史叙事的空间、地理与特征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话语框架。正如苏宁所说：“作为一部巴蜀地区的阶段性艺术史，我按照历史顺序，还原巴蜀艺术历程，勾勒巴蜀艺术发展历程，挖掘巴蜀艺术特征，力争写出巴蜀艺术独特成就和价值。”⑩
　　《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以扎实的材料占有为基石，以宋元明清巴蜀艺术的历时性演变为线，以曲艺—音乐—美术—石刻艺术的共时性相互穿插为面，运用多元共存的观照视野以及实证主义的叙事策略对巴蜀艺术进行了一种独到的美学阐释与艺术史叙事。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巴蜀文化作为长江上游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几千年传承接续，源远流长，以其鲜明的文化属性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在中华文化的生态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由于生成于特殊的地理空间，巴蜀艺术在宋元明清时期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多元艺术的积淀地和交汇地，而且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最终锻铸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西南地域的空间属性和地方经验如何在巴蜀艺术史叙事中得以显现？作为断代艺术史，《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特别重视将巴蜀艺术放置在中国文化史每一个发展时期的中心与边缘、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背景中进行显现。比如在阐释宋代巴蜀艺术的审美特征与整体结构时，《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写道：“巴蜀独得天时地利之便，避开战争，自守西南，到宋代其繁华可谓壮观。”⑩这样，巴蜀艺术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包容性特征以及丰盈绚丽的文明图景得以在这部区域艺术史叙事文本中鲜明地呈现出来。

二
　　《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以严谨的史料为依据，通过细致的分析与充分的论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建和新意的学术观点，对今后的巴蜀艺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巴蜀艺术本身是一个系统较为众多，层次极为丰富的文化体系。《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对此的分析与叙述严丝合缝，堪称深入全面。例如在论述巴蜀艺术中的曲艺时，本书深入而翔实地叙述与分析了“曲子填词”、“说唱艺术”、“三弦唱赚”、“皮影戏”以及“傩戏灯戏”等这些具有四川地域特色的通俗艺术样态如何从民间涌现又被正统文化所吸纳并最终融入巴蜀艺术生态体系的历史过程。在分析宋代巴蜀地区说唱艺术勃兴的原因时，《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提出三点原因：第一，“是唐宋五代梨园教坊在社会动荡之中解散，众多乐工散落民间，客观上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第二，“勾栏、瓦肆的兴起，为说唱艺术提供了演出场地，也为说唱艺术的兴起注入了必要的元素。”除外之外，《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还指出：“不仅有以上两个原因，巴蜀地区还未受战乱影响，大批艺术人在五代之时来到蜀中避乱等得天独厚的原因，从而使巴蜀说唱艺术与其他艺术一起在宋代蓬勃发展起来。”⑩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将宋元时期的“瓦肆勾栏”以及清代的“会馆与戏楼”等民众日常节日娱乐生活的空间场景也列入了巴蜀艺术史叙事的范围之内。“四川戏曲的繁荣与明代戏台万年台的大量修建有关，比较典型的明代戏台如犍为县罗城戏台，为广场式过街戏台，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建筑水平，在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⑩通过严谨的文献梳理与考证，苏宁发现了这些建筑空间与巴蜀艺术文化属性和审美特征的共生性关系：与其说它们是巴蜀曲艺艺术展示的平台，不如说这些建筑空间本身就是巴蜀艺术润泽的产物。
　　此外，苏宁还在该书中为巴蜀戏曲艺术设置了单独的章节。通过对“戏出一棚川杂戏”、“宋代采红莲舞”、“麦秀两歧”等戏剧进行的专题化梳理，《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为我们呈现了宋元时期戏曲艺术逐渐走向兴盛的清晰历程。不仅如此，该书还精心选取清代花部戏和川剧这两种巴蜀特色鲜明的戏曲样态作为个案，通过对其兴起历程的开掘多维度地揭示了移民文化对巴蜀戏剧“五腔共和”以及川剧演出形式的内在影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巴蜀戏剧史叙述的“文人对川剧剧本写作的介入”和“川剧的流派发展”等等主题。应该说，该书为这些既往巴蜀艺术史叙事未曾给予深度关照和学理探究的艺术样态准确地锚定了它们在巴蜀艺术史演进序列中的历史位置。凡此种种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和准确地认知巴蜀艺术，而且还标志着巴蜀艺术史研究的重大转折与深化。从这些层面上讲，《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在区域艺术叙事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为我们今后构建中国艺术其他区域的艺术史叙事话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
　　在“多元共存”思路的引导下，苏宁还在《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中致力于从流变、碰撞与融铸视域为外来移民带入巴蜀的不同文化艺术寻找共通的主题。苏宁首先找到的是唐末五代两宋时期“官方艺术与民间艺术的合奏”所形成的艺术世俗化倾向。从安史之乱诸多艺术家入蜀到官方教坊艺术融入民间艺术，从宵禁制度的取消到瓦肆勾栏的兴起，在作者看来，正是这些时代因素的催化，巴蜀文化与艺术才得以有契机在世俗化的主题下进行整合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其次，作者还深入探讨了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巴蜀艺术变迁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进而指出，川剧与“五腔共和”是这一时期移民文化对巴蜀艺术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正是明清时期大规模移民文化的入川才激活和铸造了巴蜀艺术的通俗化特征，这一理论视角从不同区域文化融合的角度奠定了这部区域艺术史叙事的多元话语属性。在史实的运用上，《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征引材料繁多而翔实。书中有关巴蜀艺术的材料，从画论、论文、专著，艺术史、诗歌乃至历史、文学，该书作者都尽可能做到钩沉稽古，发微抉隐，严谨求证。
　　2015年10月10日至20日，美国著名华裔艺术史家巫鸿应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的邀请专门设置了一个总题为“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的“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在四个专题（即“礼器：微型纪念碑”、“墓葬：视线不及的空间”、“手卷：移动的画面”和“山水：人文的风景”）的讲授开始之前，巫鸿对讲座主题所涉及到的“比较”问题进行了专题说明。他不仅介绍了他所任职的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所发起的持续性研讨计划──“全球古代艺术”（Global Ancient Art），而且还就“全球艺术史”（Global Art History）与“地方艺术史”（Local Art History）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他认为，“全球艺术史”与“地方艺术史”不应该是对立的，“全球艺术史”也不能代替“地方艺术史”。“实际上，从艺术开始发生到现在，它的发展与特定地区的文化、社会及政治总是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目前的‘当代艺术’在全球的共时性发展开始改变这种历史逻辑，但是这种艺术还很新，对于艺术史研究的整体影响仍然需要等待历史的检验。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全球艺术史’和‘地方艺术史’的一种有机互动、相辅相成的结构。”⑩在这里，巫鸿处理的是“全球艺术史”与“地方艺术史”的关系。事实上，他在“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整个讲座中的艺术史叙事逻辑对中国文化史景观中的区域艺术史同样具有适用性。具体到“中国艺术史”与“地方艺术史”的关系上，“中国艺术史”与“巴蜀艺术史”同样“不应该是对立的”，“中国艺术史”也“不可能代替”相对应的“巴蜀艺术史”。从这个逻辑看，《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确实很好地在“中国艺术史”背景中处理了整体艺术与区域艺术在艺术史叙事空间、地理与话语上的关系问题，从而为其他区域艺术史叙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个案与书写范式。

■　结束语
　　宋元明清的巴蜀艺术史是中国总体艺术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原汉族的文化视野看，巴蜀艺术明显具有区别于文化中心的边缘气质。西南独特空间位置与文化地理传统奠定了巴蜀艺术的基本面貌，而基于漫长历史的跨区域文化交流与融合又让宋元明清的巴蜀艺术史呈现出层叠而多元的话语肌理。如果再加上多元民族共生的人类学角度，一个更加复杂和宏阔的中华艺术史图景将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仍然不失区域艺术史叙事话语的明晰性，它一方面对宋元明清巴蜀艺术进行了学理上的梳理与阐释，另一方面又全景式地勾勒了宋元明清巴蜀艺术演进的历程与自身特有的地域属性。这样，中国艺术史学科领域中的不同区域艺术史都可以在《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文本中获取微观与宏观相互结合、空间与地理穿插交织的入史方式、叙述技术与话语策略。

※　注释
　　①段义孚：《空间与地方：一个经验的视角》，王义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页。
　　②[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易英、王春晨等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9页。
　　③④⑤⑥苏宁：《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第16页，第22页，第158页。
　　⑦巫鸿：《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8页。引者注：引文中“艺术”一词原文为“美术”，为保持书名及全书内在逻辑一致性，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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