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稿中关于四川的红苕

清代诗稿中关于四川的红苕说薯琐记 文/彭雄　　近读清人无名诗稿，有咏《薯》一诗，作于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前后，作者佚名，诗曰：“异种来倭岛，延生自嶺南，蔓随薑母茂，味比芋魁甜，行旅疗饥便，高年软食堪，朱门梁肉厌，惜此未曾谙。”古人吟花咏物诗多，歌赞薯则鲜闻，读后忽忆家乡旧事，感慨良多。 吾乡四川仁寿，旧称“苕国”，家父幼时，顿顿红苕稀饭，往往苕多而粥清，某日因私吐苕于地，遭自家犬“斑竹儿”狠咬其腿。（今虽年近耄耄，齿印依稀犹存）家犬咬小主人，鲜有发生，况“斑竹儿”与父日久情深。数月后，邻村闹狐仙，请祖父往，祖父携父并带猎 枪一支。（祖父一生两好：打猎、抽鸦 片）狐仙隐现于一阁楼中，闻其声，半似人语，自言毛公山上修炼得道之狐，能幻化异术，这家人之长工曾救其性命，今特来报恩云云，正言语间，狐仙疾声呵令道：“心诚娃儿跪下！（家父小名“心诚娃”）某月某日余变你家狗咬汝，还记否？汝无功坐食，不知稼穑艰难，安可糟践粮食？汝不改过，吾将以五雷轰之！”并历数家中隐私，件件真切，众人闻言大惊，齐跪，头如捣蒜。此１９３１年前后事也。　　１９６１年３月，家乡青黄不接，二叔来蓉，言祖父得肿病，哭乞父亲分点粮食救命，父言机关干部每月仅十九斤半，自身难保，何有余粮？遂在黑市购得红苕二十斤，由二叔带回。一来一返，二百来里地竟走三天，回家一看，祖父已无福消受矣！每叙此事，父无不泪如雨下。　　薯，俗称红苕，椐《本草拾遗》载：“储，一作薯，又名米薯，以其皮间有红色者”。《山海经》郭注云：“储，薯语，有轻重耳”。《山海经》成书于汉代（西汉）以前，是中国最古之地理书，可知薯至少有二千多年的种植历史，余犹记１９７６年回乡避地震，课余上山种薯事，此物宜高沙地，茎长数尺至丈许，节节生叶，四五月剪而插之，三叶为一株，相间尺许，栽后茎蔓渐长，宜随时翻覆,勿令浮根入土，结实有皮白心红者，又有皮红肉白者，投之入灶烘，弟兄分食，味可代米谷。　　前诗中有“异种来倭岛”，言番薯引种于日本国，而民国《南川县志》又有一说，“番薯本产于交趾，（今东南亚一带）粤东吴川县人林怀兰携种以归，遂蔓延全国，粤人立番薯林公祠以纪念之云云”。大凡古籍上说产于“交趾”，皆源于北宋《太平御览》卷九七四，果部“甘藷”条目，引《南方草物状》云：“民家常以二月种之，至十月成卵，大者．．．．．．其味甜，出交趾”。真正的土生甘藷今已不复见矣。今日所食者皆为番薯。番薯味虽薄于甘藷，而硕大倍之，农家竞种，喜新而弃旧，此亦为物竞天择之一证也。　　番薯传入四川，约在清早期。明末清初，川内历遭兵燹，人口锐减。椐《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全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至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七），设每丁合五人，亦不足十万。康、雍、干三代，政府召民入川垦荒，迁入者多为湖、广、闽、赣等诸省，召之不足，继之强迫。各地移民，背井离乡，自然带有粮种，大约番薯由此而入川。番薯命贱,沙土而宜栽，无肥亦自成，想必为当时新移民之主食。民以食为天，食以薯为重，救人活命，番薯可谓功德无量矣！康熙十四年（１６８５）至干隆五十年（１７８５）一百年间，四川人口猛增至八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十七人。又过了五十五年，即《薯》诗作者出生前后的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四川人口又激增至四千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五人（椐《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１６２页）再后至亿，人口之爆炸，亦或是薯之过？成都古籍书屋供稿

红苕花在此

[番薯命贱,沙土而宜栽，无肥亦自成，想必为当时新移民之主食。民以食为天，食以薯为重，救人活命，番薯可谓功德无量矣！康熙十四年（１６８５）至干隆五十年（１７８５）一百年间，四川人口猛增至八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十七人。又过了五十五年，即《薯》诗作者出生前后的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四川人口又激增至四千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五人（椐《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１６２页）再后至亿，人口之爆炸，亦或是薯之过？]

四川的人口多,原来如此哟.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那现在河南人口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