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入川从成都四圣祠开始

　　1892年，英国人启尔德在成都四圣祠北街开办了诊所，这成为西方现代医学进入成都的肇始。
　　1896年，成都惜字宫街创建了四川最早的女医院──仁济女医院。
　　1913年1月30日，成都仁济医院正式开院，医院设有病床120张，在当时，它的医技力量和设备在四川是一流的。

⊙作者：雷文景／文

探访四圣祠北街
　　我注意到，在2001年成都市政府公布的首批22处文物建筑当中，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附近的四圣祠街即占了五处。这五处建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皆与西方人有关。无论建筑形式和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内涵，都深深地烙上了西方人的痕迹。
　　成都被西方人所注意可以追溯到清朝的同治7年，那一年为公元1868年，有“街头传教士”之名的英国牧师杨格非和另一位牧师伟力深入四川考察，二人几乎走遍了四川，成都作为四川的重要城市，一定是二人重点考察的对象。之后，一些具有医学素养的牧师先后来到成都传播西方思想。从此，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城市之中，开始弥漫着些许西方人的世界观。同时，西方科学，也像微弱的烛光一般，在古锦城的一角摇曳闪烁。1892年，英国人启尔德在成都四圣祠北街开设诊所，这成为西方现代医学进入成都的肇始。
　　岁月如驹，112年之后的8月，我前去探访启尔德所创医院的旧址。那一天，成都闷热难耐，我被流行性感冒传染，正服用着罗红霉素和青霉素Ｖ钾，我骑着一辆被百年前的成都人叫成“洋马儿”的自行车，从落虹桥街进入了四圣祠北街。
　　这是一条偏僻的小街，它处在宽阔的武城大街旁边，显得平凡而陈旧。它在二医院巨大的现代建筑映衬下，透着几许沧桑与寒酸。我来到街上的时候，路面正在进行挖掘工程，不知道要铺设电缆还是管道，在工程的铁皮挡板上，挂有“教堂入口处”的牌子。一眼望去，路旁有一座基督教教堂肃然伫立着，它的旧式西洋风格惹人眼目。
　　我知道，启尔德与这座教堂大有关系。1895年5月8日，中国人与传教士发生摩擦，成都百姓围住教堂，嘈杂纷然。启尔德从教堂走了出来，他手持洋枪，两次鸣枪想要驱散众人，无奈人群越聚越多，以致后来酿成四川民众捣毁30处基督教教堂的“成都教案”，清朝政府为此赔付了10余万两白银。
　　正是这位启尔德，开创了成都现代医学的先河。
　　启尔德开办的诊所以后逐渐扩大，名为四圣祠福音男医院，后来更名为仁济男医院。一则史料说，该医院创建于四圣祠北街12号。今天，当我在夏日里找到当年的旧址时，街名未变，牌号亦未变，但当年那幢有着华丽西洋情调的大楼却不见了踪影。在它的旧址上矗立着一幢七层高的大楼，这里已是成都第二人民医院的职工宿舍。一位先生告诉我，以前的那座大楼非常宏伟，在上世纪90年代初被拆掉了，未拆之前，时不时有老外来到这里寻幽探古呢。启尔德四川现代医学的先驱奥马尔·基尔伯恩（Omar L. Kilborn 1867～1920，中国名字启尔德），加拿大人，传教士。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医学博士，华西协合大学创建人之一。
　　1891年，作为加拿大志愿队的先遣队员，启尔德横渡太平洋来到中国上海，一年之后，他与妻子再从上海逆长江而上深入到四川成都，夫妻俩在四圣祠街租用了几间民房，创办了福音堂和一个小诊所，这所小小的夫妻店即成为了成都现代医学的源头。
　　这所起初只限于给传教士、信徒及少数市民诊病的诊所在启尔德的经营下逐渐发展起来。1905年，四川地方政府的官员决定补助1500多万两黄金给诊所，启尔德用这笔钱于1907年筑起了一幢四层楼的医院大楼。1913年1月30日医院正式开业，设有病床120张，在当时，它的医技力量和设备在四川是一流的。同时，该医院也成为基督教英美会四川各教区医院的中心。
　　从1904年开始，启尔德还参与筹建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医科，他创立的四圣祠福音男医院以后长时期成为华西大学医科学生临床课的教学与实习基地，大学的教师和医院的医生可在两处互相兼职。
　　值得一提的是，启尔德一家人皆与成都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他们刚到成都的那一年遇上霍乱流行，染病身亡。他的第二个妻子启希贤也是一位医学博士。1896年，她在成都惜字宫街创建了四川最早的女医院──仁济女医院。1920年，启尔德逝世。一年之后，他在成都度过少年时光的儿子启真道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再次来到成都。启真道后来成为了华西协合大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长期担任医学院院长，并将之建成了国际一流的水平。此外，启真道的两个妻子、启真道的妹妹、启真道的女儿也都在成都从事过医疗及护理工作，一门三代7口人为成都的医疗事业做出了让人难忘的贡献。
　　作为在四川传播现代医学的先驱，启尔德的事迹被记录在中外有关史书中。西方人称颂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一位悉心的管理者、一位口才绝佳的演说家。

西医初来敲盆拉客进医院
　　公共卫生学鼻祖陈志潜先生曾经回忆起他在成都度过的少年时光，有两件事让他终生难忘。小时候，他有一次得了痢疾，久治不愈，家人便在他腿上拴上鞭炮，然后将之点燃。鞭炮的爆炸声吓得陈志潜满院坝乱跑。迷信的人们说，这样能够驱除病魔。
　　另一次，陈志潜偶然见到洋人开设的诊所，在那间整洁、清爽的房间中，他第一次看见身着洁白衣裳的医生和护士以及闪亮而奇妙的听诊器，从那以后，他便立志学习西医。
　　然而，那时候大多数成都人对西医却是持怀疑甚至惊惧态度的。对于几千年以来依靠中医中药诊治疾病的中国人，他们对深眼高鼻、一头金发的洋人所带来的西方医学总是有些古怪的想法。
　　有一个传说在当时的成都被讲得活灵活现，说是洋人的药片之所以有疗效，那是他们将拐骗的中国小孩的眼球挖出来熬制而成的。而另一个传说更为离奇。有一年，成都大旱，百姓当中便有传言，说是某人于某时在东门干涸的河床中听见了犀牛的怒吼：“洋人在时，天是不会下雨的！”
　　要进行医学教育离不开解剖，启尔德与他的同事曾为此事大伤脑筋，要找一具完整的尸体谈何容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它始终占据着成都人的脑袋。据说，第一具用于解剖的尸体的来历颇具戏剧性，那是在1914年的秋天，一具尸体被人悄无声息地放在了华西大学医科楼的门口，对这来历不明的“宝贝”，启尔德与他的同事们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不安。最后，他们还是壮起胆子将之解剖了。
　　后来，经四川军阀同意，第二具尸体被送来。这是一具犯人的尸体，但是已经身首分离，洋医生们感到惋惜，因为他们认为这毁坏了解剖体的重要部位，其价值降低了。这时，那位奉命送尸体的军人出了个“高明”的主意，他热心地说，他可以去找另外的人头来代替。这种发生在近一百年前的“笑话”反映了当时洋医生们所面临的真实状况。
　　一方面，启尔德要与中国人沟通，另一方面，他又对医院现在的技术力量和医疗设备而感到担忧，他面临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
　　当1913年四圣祠福音男医院宏伟的四层楼房建成开业时，成都市民大都对那幢华丽气派的洋楼大感兴趣，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对那里面的医疗技术仍惴惴不安，愿意到这里来诊病的成都市民寥寥可数。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冷漠的成都人的目光笼罩着医院。
　　西医进入成都的日子是如此的落寞。启尔德不甘心，他雇佣了三个中国人，每人手持一个铜盆，一个棒槌，于是，近百年前的老成都人听见了一阵阵棒槌敲击铜盆的声音在落虹桥，在书院街，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响起来。就像贩子贩卖货物一般，这所成都的第一家西式医院竟然不得不用这种古老的方式为自己做广告。

造福成都的名医
　　据史料记载，善于吸纳西方科学知识的康熙皇帝对西医情有独钟。西药常被他以天子之名赏赐给王公大臣。然而，自康熙驾崩，西医在中国又销声匿迹了。
　　当西医在清朝后期伴随着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它又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途。在成都，由洋医生们开创的西方医学经过百年的发展，今天终于走进了每一户寻常百姓家。西医西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烟的岁月，似乎像锦江流水一般飘逝而不可追寻，当年仁济医院的大楼虽已烟消云散，但在四圣祠北街14号，仍保留着一幢由加拿大人建筑的楼房。此楼为砖结构，大屋顶，小青瓦，一楼一底，风格为传教士们惯用的中西合璧式。该楼即是这条街上的五座市级文物建筑之一，现在是二医院设备科的维修车间。
　　迈上幽暗而逼仄的楼梯，在二楼宽大的走廊上，在这里上班的一位先生向我介绍了外墙上两匹非常独特的墙砖，只见砖上面镌刻着“民国十一年壬戌建”的字样，其中一匹砖的刻字是倒着的，让人费神半天方能看清。
　　1924年，仁济医院安装了成都地区第一台50毫安的Ｘ光机。华西大学教授、加拿大人胡祖遗时任医院的外科主任并兼管着Ｘ线临床诊断工作。到了1937年，医院除设置有Ｘ光室及医学实验室，尚装备有孵箱、显微镜、紫外线治疗机、电疗机、冰箱等设备。
　　在医院的历史上，抗战时期无疑是它浓墨重彩的一页。那时候，一大批中国名医聚集蓉城。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内迁成都，他们与华西大学协商后，于1938年7月1日组建了三大学联合医院。四圣祠男医院和女医院成为联合医院的主体。启尔德的儿子启真道担任联合医院总院长。中国名医戚寿南出任四圣祠医院院长，另一位名医董秉奇任外科主任，后来成为人大副委员长的名医吴阶平也曾在此施展过他的高超医术。一流的医生，一流的学术水平，成都成为抗战期间中国西方医学的中心之一。
　　1946年，四圣祠医院改为慢性病医院，到1950年，由成都市军管会接管，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野战医院受命筹建了川西二医院。至1952年，更名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医院改为慢性病医院的同时，医院的一批医护人员和设备及病员合并到了华西大学附属医院，它即是后来的“川医”，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今天的成都人提起这两所医院，有几人不是耳熟能详呢？有多少成都人在这两所医院降临人世，又有多少人在这里解除了肉体的痛苦！
　　在成都人学习西医的曲折漫长的历史中，一些刻苦研究西医并取得不凡成就的成都人的名字应当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杨嘉良，一位贫苦人家出身的娃娃，他是中国著名的外科专家，四圣祠医院的第四任院长。在国际胆道外科史上，是他首次发现了胆道蛔虫病。
　　杜顺德和陈序宾，二人堪称成都儿科双杰。杜顺德，人称杜爷爷，这位美国彭省大学医学研究院的医学博士，在中国首次发现了蚕豆病和痹子病。他对新生儿破伤风的治疗方法挽救了成千上万婴幼儿的生命。陈序宾，华西大学医科第二班毕业生，二医院儿科主任，他在老成都开办的“序宾儿科诊所”是成都第一家儿科专科医院。
　　此外，中国口腔学第一位博士黄天启，西南妇产科学先驱乐以成，开办成都第一所私营医院的萧露加以及曹种梁、吴和光、杨振华、冉瑞图、曾子耀……他们作为成都人学习西医的佼佼者已经被无数解除了病痛的患者所铭记，同时，也被中西文化交流史所铭记。

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还有翁之龙,成都皮肤科的先躯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