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贵州

⊙作者：王路平

　　贵州是我国西部的主要省份，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等诸多原因，佛教在贵州的传播和影响的历史面貌，至今仍鲜为人知。佛教在贵州历史上的传播情况如何？有哪些特征？它对开发贵州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给贵州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今天西部大开发中的贵州来说，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佛教在贵州传播的概况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为界，境内山峦重叠，自古以来为“西南之奥区”。春秋战国，其地、夜郎崛起，秦汉初置郡县，历魏晋隋唐及两宋皆有建置，元代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始为一省。清康熙、雍正年间，割四川、湖南、广西部分地方来属，贵州全省疆域才自此确定，至今未变。由于立省较晚，开发较迟，又地势险要，山重水复，与中原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佛教发展亦逊于川滇，中原佛教各宗之在贵州未如四川之典型，佛教与民族宗教文化之融合又不及云南之浓郁，总体特征处于川滇之间，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色彩，呈现出贵州自己独有的特色。
　　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季，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究其源流，唐宋元时多得自川滇及中原诸省，明清时期主要受益于西蜀，大乘各宗与时并传，终以禅宗为主流，义解译经偏少，感通神异卓然，台、贤、相、律寥寥，密教兴盛一时，禅、净则遍于境中。
　　两晋时期，佛教已影响贵州的西部、东部和北部。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是为佛教传入贵州之始。自此贵州乃有佛寺的兴建、佛像的铸造和僧人的活动。然其时佛教的传布仅限于黔北和黔东两个地区，以中原的大乘佛教为主流，以南诏佛教为支流，其因盖在于黔北、黔东与当时的西蜀、南诏和荆楚水陆相连，受到川滇以及中原佛教的强烈影响，且唐代朝廷在贵州设置的经制州多集中于黔北和黔东，中原汉族移民得以不断涌入这些地区，为佛教渗入黔北、黔东地区提供了有力的契机。
　　进至宋代，佛教遂渐传布贵州各地，一方面在黔北黔东地区，佛教仍以强劲的势头向纵深发展，佛寺遍布其地；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贵州和地传布渗透，贵州土官土酋开始热衷奉佛兴寺，如黔东南的向氏、黔东北的田氏、黔北的杨氏、黔中普宁州的孟氏，皆笃信佛教，大建梵刹，由是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亦始建有佛寺，住有僧人。这些皆为元明时期贵州佛教的大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至元代，贵州之地分属四川、云南、湖广三省，建立了土司制度，贵州因之一跃而成为西南军事和政治重地，佛教亦随中原文化深入贵州腹地。其时印度指空禅师在黔西弘法，江西人彭如玉于黔中传教，二者异曲同工，注重神通灵异，皆与黔地原始巫术相契，遂使佛教深入黔西苗彝聚居之区和崇山峻岭的黔中腹地，从而大大拓展了佛教在贵州传播的领域。
　　明王朝统一贵州后，贵州始成一省，贵州佛教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首先，贵州正式成为行省，实行土流并治政策密切了与中原佛教的关系。在明王朝倡教政策的支持下，贵州土司流官多崇佛兴寺，僧官始持教度僧，黔中僧徒士民乃大建寺庙，高僧大德亦联袂而起，遂使佛教迅速在贵州传播、繁衍。其次，明代通过“调北填南”，特别通过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人移入贵州。这样，一方面将汉族固有的佛教信仰带入贵州，别一方面又为僧深入黔境游方行化提供了生活物质基础。于是外来僧尼纷纷活动于穷乡僻壤，士民一时响慕成风。再次，明代贵州建省，乃大修驿道，遍立卫所，佛教在各府治卫所迅速蔚成大观。在贵阳以东，设龙里、新添（今贵定）、平越（今福泉）、五开（今凯里清平）、偏桥（今施秉）、兴隆（今黄平）、镇远、清浪（今镇清溪）、平溪（今玉屏）、铜鼓（今锦屏）、五开（今黎平）等卫，与湖广相通；在贵阳以西，设龙场九驿和威清（今清镇）、平坝、普定（今安顺）、安庄（今镇宁安庄）、安南（今普安江西坡）、普安（今盘县）、乌撒（今威宁）、毕节、赤水等卫，打通了云贵通道；又设都匀卫以通广西，这样就把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和贵州连成一体，由此形成了一条以府治卫所为通道的佛教传播路线，横贯东西，纵穿南北，使佛寺遍及各府卫。其中著名者有：贵阳的大兴寺、永祥寺，清平的圣寿寺，镇远的中山寺，麻哈的静晖寺，平越的三教寺，都匀的观音寺，安顺的圆通寺、石佛寺，新城（今兴仁）的护国寺，毕节的普慧寺，赤水的普丰寺等。此外，由于贵州地处云贵高原，石崖洞崖众多，号称“万洞之省”，故明代贵州佛教寺院道场多利用天然洞崖，依山而建，据崖而立，入洞而构，其中以贵阳的麒麟洞、安顺的石佛洞、兴义的大佛洞、湄潭的观音洞、施秉的华严洞、贵定的牟珠洞、黄平的飞云洞、镇远的青龙洞等最为著名，以至贵州的佛教洞穴石崖几为西南之冠。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自汉唐以来就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巫风盛行，因而备受明廷扶持的瑜伽密教一传入贵州，便快为黔地的官僧士民普遍接受，其密咒之法、祈禳之术，迅速在全省广为流播，盛行一时，故有明一代黔中佛事盛而僧人奇也。
　　贵州佛教经过元明的发展繁荣，至明季始呈鼎盛之局。万历年间，明神宗及其生母慈圣太后，复大倡佛教，全出现佛教复兴之象，流风所被，远及黔中。明末中原西蜀占乱，天下扰乱而贵州粗安，南明永历帝乃驻跸贵州，贵州遂成为南明永历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中原西蜀之禅师纷纷入黔，特别是临济禅宗天童圆悟一系的子孙更是人多势众，人才济济。他们在黔中创建禅寺，培养弟子，弘教开宗；南明亡后，士大夫又多逃禅出家，他们或著述直指心源，或咏歌超然物外，或祝发出家以全其志节，复大振黔中末世之宗风，遂使贵州禅宗佛教盛极一时，佛教寺院遍布各府州县直至穷乡僻壤，佛教典籍文化灿烂辉煌，明季贵州佛教之鼎盛，在贵州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随着贵州佛教的鼎盛，明末清初，贵州出现了以丈雪、语嵩、赤松、瞿脉、厂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佛教思想家，其人品学问、弘法业绩和佛学造诣，不仅彪炳黔省，冠映西南，即与中原诸佛学大师相比，亦不逊色。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佛教僧徒内部，而且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亦息息相关，其佛教哲学内涵十分丰富，心理分析相当细致，辩证法思想也非常深刻，从而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明代，随着贵州佛教的繁荣，特别是明季贵州佛教出现鼎盛，境内佛教名山纷纷涌现，随之兴隆繁盛，延至清代而不衰。著名者有：黔北的遵义金鼎山、禹门山；黔东的梵净山、思南中和山、铜仁六龙山、万山中华山；黔中的贵阳东山、相宝山、黔灵山、平坝高峰山、息烽西望山、贵定阳宝山、广顺白云山；黔东南的施秉云台山，黎平南泉山；黔西南的盘县丹霞山等。这些佛教名山，大多派属禅宗，与禅师开建或中兴有绝大关系，如：妙玄之与梵净山，白云之与阳宝山，不昧之丹霞山，自然之与高峰山，梅溪之与东山，赤松之与黔灵山，语嵩之与西望山，丈雪之与禹门山，无相之与六龙山等，名僧与名山可谓共传不朽！
　　迨至清代中叶，贵州佛教尚能称盛，然盛极之后难为继，晚清贵州佛教乃呈衰落之势。考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杂入外道，境内僧人多不愿深解佛经、研习佛学，却多在为修寺院、造佛像、治田庄、做法事而奔忙，由是造成晚清贵州佛教义学荒芜，戒律废驰，法系紊乱；另一方面，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庙产兴学”，贵州佛教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致使晚清贵州佛教一蹶不振。
　　入民国，随着全国佛教的兴盛，贵州佛教亦呈复兴之趋势。境中培育僧才的佛学院、宣传佛教思想的佛学刊物和书籍，以及联络僧尼居士的佛教团体，竟如雨后春笋，同时并兴；省内外佛教门交流亦日益频繁，名僧大德如太虚、印顺、虚云、广妙、天曦、昌明、圣露、果瑶、怀一等，纷纷宣教贵州，各宗同时并传黔中，居士佛教勃然兴起，佛学成为学术思想界的重要领域；现实生活的苦闷无着，战乱不息，亦使大批民众皈依佛门，由此而使贵州佛教迅速复兴，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佛教在贵州表现的特征
　　综观贵州佛教兴起、传布、发展、繁荣、鼎盛、衰落及复兴的全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贵州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是随着贵州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无论是佛教或其他宗教的演变，都要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这是一切宗教演变的规律。此外，贵州佛教还有三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诸宗并存而禅宗独盛。贵州佛教，以禅宗传入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史发展最久，其他各宗远不能与之相匹，故而独盛黔中。从贵州佛教兴起的实情分析，唐宋时禅宗应已传入贵州。从文献记载看，禅宗传入贵州自元代指空禅师始，迨至明季而鼎盛，延至清代而不衰。明万历以前，黔中禅宗灯系因史缺记载，难以卒考。万历之后，禅宗临济、曹洞二宗并传黔中，然仅临济独盛，卓然冠映黔中；曹洞子孙惟不绝如缕。故贵州佛教所谓禅宗独盛，实际上是指临济禅宗一枝独秀。[1]据《黔南会灯录》、《锦江禅灯》等史籍记载，贵州明季禅宗天童临济一派即有110余人，禅院达90余座，而洞宗仅有3人3寺而已。据《黔南会灯录》载，此3人皆为曹洞31世传人，乃湛然门下之第四代，其黔中灯系仅有一传。
　　湛然圆澄（1561-1626），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明万历十九年在慈舟方念门下得曹洞法印，是为曹洞第27代传人。湛然所撰《宗门或问》中有“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代比丘没用头陀圆澄”句，乃是以青原为第一代起算。其后历主绍兴广孝寺、径山万寿寺、嘉兴福城东塔寺、绍兴云门显圣寺、天华寺，前后20年，因住绍兴云门显圣寺，法席大振，故称云门系。其势力在江浙颇足与天童临济一系相颉颃。其法嗣著名者有百丈明雪（瑞白明雪）、石雨明方、三宜明盂等，月印、云栖为湛然再传。
　　淡云明光，楚南李氏子，在黔之安南（今晴隆）定头寺礼本然和尚披剃，后游滇至钟灵寺依月印受具戒，并请益发明，得月印洞宗法印，回黔住持安南定头寺。
　　弗会传知，蜀氏子，9岁寓黔之安龙礼极乘和尚披剃，后游滇至广南万寿寺，参本源和尚，复归黔依松岿天一和尚具足。月印于江浙回滇，驻锡中安南定头寺，乃往亲觐，月印一见器之，遂承法嗣。后辟安南金狮山洪音寺居之。
　　完真宗玄，西蜀简州人，自幼因研读易学而作出世想，后祝发大慈国寺，嗣法云栖门下，派衍曹洞。足迹遍江南，老而飞锡贵阳相宝山，年73而寂，灵骨塔于山中。
　　贵州明季曹洞宗除湛然圆澄灯系一枝外，还有永觉元贤门下的一枝。永觉元贤（1578-1657），号鼓山，福建建阳人，洞宗寿昌慧经法子，为洞宗第28代传人。明崇祯年间住福州鼓山涌泉禅寺，大振洞宗，开鼓山一派。据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方外》记载，是时家常愿如（字道明，蜀人），至福州“参鼓山觉，老人以嗣法属之”，是为洞宗29世传人。后入黔住黎平观音山及中华山（青云山），开黔中曹洞鼓山派。嗣其法者为黎平青云山佛日庵达真，为鼓山门下第三代，达真传黎平紫云山普觉，是为鼓山门下第四代，为洞宗31世传人。普觉之后无考，是洞宗鼓山派一枝在黔中见于记载者亦仅有三传。
　　除临济、曹洞二宗外，沩仰、云门、法眼三宗，宋代以后在中原即已不闻消息，贵州当然也不例外。然至清代贵州境内竟有沩仰宗传人，令人吃惊。据民国《续遵义府志》卷4载，佛仙寺，在遵义南30里土寨，又名土寨寺。寺创建于明代，名为“法华庵”。至清代里人申文选性嗜礼佛，乃将其田产施入寺中，即以僧绍法住持，绍法无徒，乃招沩仰正宗之僧佐之，而传至正葵增修殿宇，改寺名为“佛仙寺”，为沩仰宗道场。道光十二年举人祝文震《佛仙寺序》详叙其事：
　　忠里兰若佛仙寺，称巨刹焉。予肄业授徒虽尝寓此，而于寺之颠末实未能详。岁辛卯，寺僧改修正殿工竣，欲志其绩，并不没前勋。因据断碣兼本师承口授，详述源流，求予笔记。予始知寺创自明代。因居士申明详素重金仙，适与云游僧至耀言谈契合，遂谋创建。明详施山为基，敛金作费，与僧披荆平原，索 选木而建茅庵，故寺之原名本法华庵也。其初常住未有，至耀惟扃门募费，以供香灯而已。传徒绍法，景亦如前。继因申文选性嗜礼佛，始将尽有田业施入庵中，即以绍法住持。绍法无徒，招沩仰正派之僧佐之，传至正葵，清修减费，累积余金，始于庵后增修上殿，继又易修下殿，并建两廊。夫然后伽蓝宏骏，佛像庄严，院进阶梯，较前奚翅倍蓰。于是易庵名寺，榜以佛仙。此法华庵为佛仙寺也。顾上殿经楼高敞，兼以地势尤崇，飘摇易及，故不能如下殿历久。自明及清，化阅人世，而栋宇多倾，寺僧乃竭力鸠工，卑其故址，易岑楼而为巨厦，规模较阔，而坚固倍之。功成始求予序。
　　至于佛仙寺沩仰宗佐绍法和尚之僧为何为、其法系归属沩仰何人、传承如何等，祝文震序中没有说明，其他史志文献亦无记载，故难以卒考。
　　明清以来，黔中禅宗多与境内流行的密教、净土宗结合，形成禅密合一、禅净合一的特色。民国年间，随著名僧大德宣教贵州，密、台、净、相、贤等宗纷纷传入黔中，形成热门景象。然与中原佛教相比，诸宗除禅、净、密三宗外，大多是在民国时期传入的，不仅传入的时间较晚，而且规模亦不大，历史发展也很短，多为昙花一现而已。
　　二是佛道儒巫混杂合流。贵州地处西南边陲，是一个多民族省份。现在除汉族外，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壮、瑶、白等48个少数民族，计1124万余人，占全省人口总数3239余万的34.7%。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仅次于西藏、新疆、青海、广西，居全国第五位；少数民族人口占人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2.3%，仅次广西和云南，居全国第三位。境内少数民族分布具有交错杂居和成片聚居的特点，如苗族分布在全省各地，以黔东南寺区最为集中；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南和黔西南地区；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地区；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北地区；彝族、白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地区；水族集中分布在黔南地区等。全省设朋黔东南、黔南、黔西南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454个民族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55.5%。[2]在佛、道、儒三教传入之前，其地多属巴、楚，各民族信奉的是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巫教。《汉书?地理志》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可见其地巫教盛行之风。三教传入之后，为了在贵州生存发展，除了三教自身的合一外，还与当地原始巫教相互适应，互为消长，并吸收了这些原始巫教的某些神祇咒术、礼仪和民族信仰，不断充实和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成为适应当地民族的世俗化宗教，结果形成了以佛教为主体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格局。因此，贵州佛教文化中包容了极为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在贵州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历史上，贵州僧人住持道观，兴建宫阁，道士修建佛寺，供奉如来，屡见不鲜。如黄平玉清宫，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僧觉云建，祀奉玉皇大帝，其后该宫由僧人智聪、觉亮、了禅、如金等先后住持，始终无道士。安南（今晴隆）高真观（又名南观）始建于明初，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僧飞航重建，从明代直到民国末年均为僧尼住持。安南东观，旧名元帝庙，始建于明代，清雍正年间僧亮淳重建，改庙名元真观，从明至民国一直为僧尼住持。思南中和山华严寺，始建于宋代。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魏洪、冯静道、僧人正泰于寺内共建观音阁。盘县丹霞山为黔西南佛教名山，但却建有玄帝宫，明天启四年（1624年）僧人不昧复在山上建元贞观。
　　不仅如此，贵州境内佛仙鬼神合祀一寺一庙，习以为常；佛道儒巫并存一山一洞，竟成惯例，普通佛寺中亦多建有玉皇殿、灵官殿、关帝殿等。遵义李梓回龙寺，正殿内一楼从右到左的木刻神佛排列依次为：灵官、药王、女娲、太阳神、太阴神、文昌帝君、文文魁、武魁、送子娘娘、金霄圣母、碧霄圣母、送子观音、救苦观音、东皇太乙、川主、黄毛童子、七姓将军、黑神、掌刀将、土地、财神赵公明、牛王、雷主、山王、神农氏等26尊。二楼供奉“桃园三义”：中为刘备，左张飞，右关羽。三楼中间供玉皇大帝，左为地母，右为王母。泮水镇茶堰乡星龙寺，供奉神像从右至左，依次为：灵祖、药王、童孩、送子观音、地母、观音、如来佛、燃灯佛、牛王观音、龙女真人（观音战将）、王谷大神、子孙坛神、梓潼等。马蹄乡扶持庙供奉神像为：观音、两战将、药王、川主、土主、战将、牛王等。新蒲镇九龙乡屏风寺，供奉神像从右到左依次为：玉皇殿：灵官、马元帅；大佛殿：关帝、地母、四战将；观音殿：南海观音、送子观音、药王观音、救苦观音、黑神、川主；山王庙：猪神、牛王等。
　　黔东梵净山先后建有寺庙近百座，明清以来尤以五大皇庵和48座脚庵最为著名。其中除佛教寺庙外，还建有大兴阁、白神庙、太洞庙、文昌阁、火神庙、关帝庙、万寿宫、行司庙、太阳庙、三府庙、黑神庙、水府庙、龙王庙、玉皇庙、石方庙、水塘庙、土王庙等。这些寺庙中，除供奉有佛像外，还奉祀孔子、关帝、药王、文昌、雷公、圣母、阎王、土地、土王、土母、飞山公、二郎神、白虎（山王）、向（相）王、三王、武威菩萨、总管菩萨（李显忠）、四官菩萨（严、罗、唐、冉）等，山中神系庞大驳杂，各族皆有，各教杂处，其神祇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山中的佛教庙会亦可谓五花八门，有农历正月初一的弥勒会，正月初九的玉皇会，二、六、九三个月的观音地，其他还有龙王会、关帝会、土母会等等，名目繁多，但看得出在宗教信仰上，是以佛教为主的多元宗教信仰。贵州境内的佛教名山多有此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特征。
　　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贵州佛道儒三教对境内原始巫的适应和吸收，并不是表现为佛道儒巫的“诸教合五”或“水乳交融”，而只是对原始巫教的适应和让步，只是对原始巫教的某些神祇咒术、礼仪和民间信仰的吸收。反过来，境内原始巫教亦工未将佛道儒三教的思想和教义消化吸收，合而为一。这与藏传佛教的“佛苯融合”、云南佛教的“佛巫合一”，有明显的区别。[3]因此一般来说贵州佛教文化中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表现为多元杂交，但又杂而不交，显现聉民族性、地方性、多元性和混杂性的特色。这种特色，以贵州的镇远青龙洞表现得最为突出。在镇远 阳河畔中河山崖南北长达500米、宽约80米的狭长地面，建有大小各种寺庙40余处，始建于明初，主要有圣人殿、老君殿、吕祖殿、玉皇阁、考祠、朱文公祠、水晶宫、灵官庙、杜康庙、观音殿、大雄宝殿、杨泗殿、许真殿等，竟供奉着玉皇大帝、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尧、舜、禹、药王、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财神爷、地藏王、朱熹、雷神、雷公电母、韦驮、张三丰、燃灯佛、赤脚大仙、十八罗汉、十二圆觉、斗姥、吕洞宾、邱处机、杜康等几十尊释道儒巫的佛仙神鬼。按常规，这几十尊神像，属道教的应供在青龙洞，是佛教的应住在中元洞，归儒教的应祀在紫阳洞，为民间巫教诸多鬼神的则应另找去处。但在青龙洞则是青龙洞里有观音殿，紫阳洞中有老君殿，张三丰在中元禅洞中下榻，至于民间诸神更是在三洞中任意摆设香炉，财神爷跑到青龙洞，杜康神居住紫阳洞，王灵官在中元洞中当“护法”，各路神仙、菩萨长期杂居一处，相安无事。佛道儒巫混杂合流在青龙洞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
　　三是佛教寺庙建筑文化别具一格。由于贵州地处西南边徼之地，且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区，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和风俗文化较之中原诸省有所不同。与中原寺庙相比，贵州佛教的寺庙建筑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贵州地方的民族特色、山地特色和奇异特色。如著名的镇远青龙洞、平坝天台山伍龙寺、织金保安寺、黄平飞云崖、贵阳黔灵山弘福寺、贵定阳宝山寺、平坝高峰山寺、长顺白云山寺、盘县丹霞山护国寺等等，都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些特色。
　　因此，对贵州佛教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并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华佛教的传播历史及其巨大影响，全方位展现千姿百态的中华佛教文化，从面为深入研究中华佛教史提供具体的个案分析，为深入研究中华佛教文化作出贡献，而且有助于深入了解贵州佛教发展的轨迹和独特的形式，加深对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社会历史及其文化的理解。

三：佛教对开发贵州的贡献
　　贵州地区开发较晚，其地苗岭郁结盘纡，交通梗阻，文化落后，虽曾古通于庄，化于唐蒙，又经唐宋元各代中央政权的羁縻，仍属“蛮荒之地”，至明代始成一省，经济、文化乃有长足的发展，然很多地方仍为不毛之地，无人之区。明和中原西蜀的禅僧释子大量涌入黔中，他们在黔境大建寺庙，行化僧俗；开辟名山，弘宣佛法；同时他们还本着“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大乘佛教精神，刻苦自励，悲天悯人，救死扶伤，济贫助困，修桥铺路，植树造林，开渠灌田，安定社会，教化人民，由此不仅在当时的贵州社会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促进了佛教在贵州的广泛传播，而且对于化行边表、开发贵州、启迪人文，亦作出了杰出贡献。

　　1. 创建寺院，为学子提供读书讲学场地
　　元明以来，贵州初辟，多未设学，至明季贵州学校教育亦不发达，合全省书院学宫之数，尚不敌境内一府寺院之数，故禅僧释子创建之寺院，不仅是禅侣修行求法的地方，而且还成了儒生参究教乘，以讲心学的场所，实际上是为学子提供了读书讲学的场地，具有了学校教育的功能。且学宫书院多在城市，不在山林，潜修之士，多恶其嚣俗，而寺院则反是，即使在城市者，亦每居幽静之处，故学子亦多乐就之。
　　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十月辅臣张居正夺情，上疏劾之，被廷杖八十，谪戌贵州都匀卫（今都匀市），后官居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天启四年卒，崇祯初谥忠介。其为王阳明之三传弟子，学归心学。居匀六年，黔中学子从游者甚众，而其讲学则多在僧寺。《黔诗纪略》卷11有邹元标《观音寺杂兴诗序》，序云：“余就居湫隘，仅能容膝，都匀观音古刹，余每旦同二三子往焉。静坐中，偶兴到不觉成咏，题为寺中杂兴”。诗云：“病骨淹旬久，乏裁还尔思。残经谈去远，香积到来稀，默识同尼叟，忘言忆惠施。未须嫌寂寞，君学贵心期”。观音寺，在都匀城内，明洪武二十四年建，永乐间增修。独山余显凤，字德翥，寄学都匀，从邹元标最久，中万历七年举人，后官河南巩县知县。《黔诗纪略》卷11有其《过观音寺有怀南皋先生追次其韵示同游》诗云：“夫子谈经处，林岩皆教思。言归舍我辈，过此同君稀。东望邈难逮，索居无所施。澄观悟心理，千载若相期”。
　　麻哈（今麻江）艾友芝，字野史，万历二十五年举人。邹元标戌都匀，艾友芝率诸弟师之。后讲学麻哈静晖寺。静晖寺在麻哈城西一里，明永乐九年建。《黔诗纪略》卷11有艾友芝《静晖寺》诗云：“高楼卷幔得闲凭，山国秋容四面升。一室梵音传远磬，千峰寒影护孤灯。丹崖疑有长生药，破寺应无久住僧。人语忽然飘下界，始知身在白云层”。其后静晖寺易名回龙寺。旧志有人赋诗叙其事：“明贤讲学修文地，俗士崇虚改佛台。只谓佛儒同一理，静晖易名今人猜”。[4]
　　圣寿寺，又名胜寿禅林，在清平（今凯里市清平镇）城北，明天顺七年建，万历间重修。万历间，清平人宋五山先生书寺中。《黔诗纪略》卷7有孙应鳌《方五山胜寿禅林》诗云：“空城存古寺，寂寞已无僧。独有横经客，时分供佛灯。淡云盘老桂，寒日隐荒藤。斟酌谈时事，相看百感增”。
　　南泉山，位于黎平城南3里，海拔853米，面积43.4公顷。光绪《黎平府志》载，“南泉山叠嶂丛林，明建三寺于山，游人络绎不绝，为最名胜。山有八景：古松若虬、曲曲盘空、石龙吐水、双井霭雾、桂苑秋香、空中楼阁、孤顶浮岚、夕阳返照。有泉出大殿左侧，酷暑饮之极清凉”，故名南泉山。南泉山寺，明初僧建，毁于兵。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黎靖参将李思忠倡捐重建。寺有三殿：大佛殿，为第一层，门上有“雅若祇园”四字，内有前殿为观音殿，供观音，大殿为大雄宝殿，供释迦。第二层为灵官殿，殿后是天香阁、翠微亭、南泉亭。第三层为宝顶庵，供玉皇大帝。明末抗清名将郡人何腾蛟（1592-1649）少年时曾读书于寺中天香阁中，后人因之名阁为天香书院。
　　贵阳东册栖霞寺，始建于明初，明末郡人杨大宾曾读书于寺内。康熙《贵州通志》载：“杨大宾，字君山，新贵（贵阳）人，历官潮州（浙江吴兴）府丞，摄德清篆。值大旱，租赋无征，时功令严迫，大宾自刎，为民请命，幸未殊绝，寻以病卒。少时读书东山，后人慕之，题石壁曰：‘君山读书处’”。“君山读书处”在原寺弥勒殿左侧，郡人潘驯钦其节义，题壁以表之。
　　周起渭（1663-1714年），字渔璜，一字载公，号桐野，贵阳青岩骑龙（今属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六散馆，四十四年充浙江乡试正考官，四十九年参与张玉书等篡修《康熙字典》，五十一年升侍读学士，五十二年进詹事府詹事，被誉为“海内诗人”。青少年时即读书于骑龙石谱山上的龙标寺（又名石谱寺，俗名石脚寺）中。康熙三十八年，起渭自京师归里，写有《龙场屏山庵》诗：“龙场佛寺伴诸生，夜倚松杉各问名。我为看山来此地，传经还有旧阳明”。盖起渭游山至龙场（今修文）屏山庵，住寺诸生从起渭问学，起渭答之也。
　　玉屏紫气瑞雪寺，在城西，始建于明成化间；天启年间，熊明遇贬谪平溪（今玉屏），于寺中讲学，并建“鸿雪草堂”[5]。
　　熊明遇，字良儒，号坛石，江西进贤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天启元年官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天启五年（1625年），被宦官魏忠贤党所陷，调戌平溪，历时三年，其间修《平溪卫志》。崇祯元年（1628年）返京，任兵部侍郎，晋刑部尚书转兵中尚书。
　　安南（今晴隆）城南金钟山南峰寺，建于明；康熙初年，云南道台徐可善讲学寺中，后遂于此削发为僧，法名昔可，旋为该寺住持，增修玉皇阁，并于阁左厢设立书库书记，置多种儒家经典于内，专供当地学士读书之用。[6]
　　此外，如李渭讲学思南中和山寺、陈氏子弟读书平坝玉螺山寺、邱氏子弟读书贵定阳宝山寺等都是有名史实。明季以来，黔中人士多读书寺中，此黔省之风气也。据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记载，贵州寺院在南明永历时还有曾作过开科取士之贡院者：“顺治十一年（1654年），明永历八年秋八月，孙可望设科取士，以贵阳慧光寺为贡院，取中陈士其等五十四人”。由此可见，明季贵州佛门寺院，不仅是禅僧释子的修持之地，而且也是学士名流读书讲学、发展儒佛交融甚至当政者开科取士的中心场所。这对贵州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架桥铺路，发展交通
　　《黔南会灯录》载：明辉净月，成都赵氏子，生值世乱，随戎入黔，立誓施茶接待，数十余年，不改初志。又募修通滇大道，数百里。道光《兴义府志》载：庆如，府之天榜山僧也，以勉行方便为禅悦，尝平治天榜山石路百余丈。凡路之崎岖，辄募修之。嘉庆《黄平州志》载：平播桥在城东三里，万历中丞郭子章修，后圮。清乾隆初生员丁有光、善士杜之麟募修，复圮。乾隆五十六年州牧袁治、绅士刘琬西、僧人印元等募化重修。三巩桥，在北门外，广度庵僧福林募修。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方外》载：罗汉和尚，峒苗也。初为云台山厨下僧，汲水拾薪。备尝辛苦，目不识丁，于经典懵如也。忽遍游名山，自普陀返归，则字义了然，虽等韵诸书，莫不精通。明末，偏桥（今施秉）北跨虹桥圮，和尚誓欲修之，士农工商罔不发欢喜心。和尚随募随罄，囊无私藏。人俱呼之为铁罗汉。桥九空墩，以石为之，高丈余，覆以木板，中建观音楼，东西瓦屋若干，勾栏具备，焕然为一邑大观。民国《都匀县志·祠庙寺观》载，清康熙间僧文远，法名圆定，自削发以来，修张仙之殿宇，造头塘之石桥，建墨充之大观。郑珍《播雅》卷24载陈瑄《福寿桥记》，略云：遵义城东门外湘江上有桥，康熙十六年毁，二十六年（1687年）吴僧照彻至止，乃毅然任之。尽出衣鉢资以为众劝捐，不三年而桥成，宏阔加旧，坚实逾倍。当僧经理之初，或疑之，或笑之，或忌且谤之，僧一切不顾，以桥之成为止。盖以身殉桥，以桥为身，专精之至，又何难易之有！自是井邑增雄，云苞川络，僧贻利既靡有涯。僧因桥名为福寿桥，又名万寿桥，后人因桥乃吴僧照彻募修而名吴公桥。后因康熙三十年知府赵光荣又重修，又名赵公桥。
　　在禅僧释子弘法利生精神的影响下，黔中佛教信士亦多有捐资建桥铺路者。著名者当数朱表和葛镜。道光《安顺府志》载卢大济《重修广济桥记》，略云：广济桥，又名十朱桥，在平坝北门10里许，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右十百侯朱表所建。公自中年即长斋诵经，好善不倦，凡有利于人者，咸乐为之。夏秋间，溪积两山瀑布，涌溢怀山，往来行人，无从买一叶舟，覆没者多矣。公见而伤之，乃捐金鸠匠，按址于渊，梁而以行，舍危为安，实溪为陆，百年来徒涉问津者，咸利赖焉。据光绪《平越直隶州志》等史志记载：葛镜，平越（今福泉）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万历年间曾任云南兵备道等官，崇信佛教，热心公益，乐为善事。万历十四年（1586年）辞官回乡。十五年在杨义司大坡险隘处修建兴佛阁，阁四周砌石凳，阁后掘一井，供过往行人小憩饮用。又赴云南购回铜钟赠给月山寺，迎弥勒佛一尊供于兴佛阁内。城东南麻哈江，水急浪大，两岸陡峻，是贵州通往湖广必经驿道。过往行人赖于舟楫，每逢水涨，往往舟覆人亡。葛镜不忍见之，誓建桥其上。遂捐数年积蓄而建，然两建两毁，决心再建，对江盟誓：“吾当罄竭家产，以成此桥，如功再隳，将以身殉之耳”！并作诗以示宏愿：“亘石昨庆桥成关，江流湍急桥复圮。持一片心盟白水，桥不成兮镜不死”！随后变卖全部家产，捐资建桥，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葛镜经过千辛万苦，克服艰难险阻，总计花费“五六千金”，前后经历“三十年”，终将桥建成，而葛镜竟也积劳成疾，于桥成之翌年辞世。后人遂将桥名葛镜桥，俗名豆腐桥（因想入非非石大小如一，形似豆腐之故）。今存桥长51.4米，宽8.5，高约30米，三孔跨径，雄伟壮观。

　　3. 引泉开渠，兴修水利
　　据史志记载，明季黔中禅僧释子多有在境内各地挖井引泉、开渠灌田、兴修水利者。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方外》载，净月，顺治十八年游方过黔，住持大坡顶，地高而多石，行者病饮。净月寻得源头活水，凿椎壁，用粉石甃沟数里，从山间喷出流泉，可以灌田。知州林华皖为之铭曰：“浚水开田，十方饭粥。甘露醴泉，因时迸出。法乳恩深，天地方育。山德弥高，川流不息。济物利生，百千万亿”。毕节灵峰寺僧，因寺前田旱，石砌石沼于寺，建一石桥，开凿寺后山泉入沼，曲折流入寺前，灌溉田亩。又据今编《平塘县志》记载，心宗和尚，四川人，康熙末年云游至平州（今贵州平塘县平湖镇），见平州城外约4公里处的龙洞，常年有泉水流出，乃多次往返勘察，知水源可引到上梭和满先两坝上，使农田获得灌溉。遂亲扶杖，披荆斩棘，沿山腰劈石掘土，开沟引水，经数载终将洞水引到坝到，使两坝千余亩田土尽得灌溉之利。心宗寂后，葬于平州三元宫侧，后迁平州城西连邦坡。至今当地人民仍在纪念他，每至清明，仍有人为之扫墓。[7]

　　4. 植树造林，美化环境
　　佛门释子历来都把名山胜地作为佛教活动的场所，视为修持行道的理想境地，故明季禅僧释子多能开发贵州佛教名山，在山中植树造林，广种花木，竭力保护生态环境，细心管理花果草木。如梵净山，自明季以来，历代禅僧都在山中广植林木，栽种名花，并上书地方官立碑保护山中树林花果，禁止砍伐积薪。梵净山今天之所以有较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联合国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是与数百年来山僧广为种植和严加保护的努力分不开的。至于明季自然植柏千株于高峰山，两生按大乘经字数种树10株于西来寺周围，丈雪之开建禹门山，语嵩之开发西望山，赤松之开辟黔灵山等等，都是贵州佛教史上有名的史实。凡此种种，皆可见明季黔中禅僧释子热心美化黔中环境、造福黔中百姓的无量功德。

　　5. 救死扶伤，济贫助困
　　明季禅僧释子还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救死扶伤，济贫助困。有的为救治百姓病患而费尽心血，如把病者抬进寺院，亲自治疗，喂以药物，吮其疮脓，洗耳恭听其污物等等；或有病死者、被杀死者，他们又皆能主持或参与丧葬的料理。他们的慈悲、体贴、耐心的献身精神，给予患者以极大的心理安慰，对当地人民亦产生了良好的思想影响，人皆多因之信佛敬僧，故明季贵州佛教之盛，非偶然也。
　　道光《大定府志》卷37载，贞贶，字通晓本浙江人，少削发，精戒律，康熙初至威宁之涌珠寺，爱其山水，乃自结庵于寺侧，命曰半偈（庵）。居庵数十年，净业精妙，尝出治人，无不立验。道光《遵义府志·列传》载，实行，康熙五十三年至桐梓，遇人手足伤及疮肿，以手按摩，立瘥。问何术？曰：“无，仗佛力耳”。人称活佛。康熙《定番州志·仙释》载，汪和尚，不知何许人，本姓汪，崇祯间挂瓢于卧龙司菩提寺，不甚念经，惟好行善事。人皆呼为汪和尚。丁亥流贼屠定番州城，白骨盈城内外，人皆望而畏之，汪和尚独拾骸骨，掘大穴于东关外葬之，是为万人坟。所谓“丁亥流贼屠定番州城”事，即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孙可望部将艾能奇率兵进攻定番州城（治今惠水县城），明定番知州陈新第坚守三昼夜并箭射艾能奇，艾怒陷城，尽屠城中人，艾凯旋途中，亦因箭伤发作而死。道光《大定府志》载：大定簸罗箐有虎患，行者常罹其害，上龙寺僧如松悯白骨露墟莽间，时出收而掩之。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方外》载：碧云，童年祝发，戒律精严，终日不发一语，顺治十四年往来阡城（今石阡）乡中，以黄金济贫者。道光《兴义府志》载，广凤，安南南门外许雅关涌泉寺僧，置寺田，建茶亭三楹，施茶粥以息行人。

　　6. 安定社会，教化人民
　　在明清时期，佛教进一步与儒、道文化融合，在贵州培养了一批擅长儒、道学说，精通佛学禅理的佛教思想家，他们不仅给贵州的哲学、思想文化以很大影响，而且还对安定贵州社会，教化黔中人民，培养乡邦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遵义掌台山寺圣符和尚，足不出寺达30年，有时饥寒，啸歌自得。行文如烈马行空，游龙戏水，遵义兆甡及谈亮均得其诗文传授，遵义人才之开，圣符之功最巨。山晖禅师，被陈垣先生称为“山晖入黔，亦破天荒也”[8]。从明永历五年至康熙三年（1651-1664年），先后住持平越万寿寺、黄平长松禅院、瓮安圣恩寺，13年来以平越为中心，在黔东南一带广弘禅法。黔东南一带之有天童临济禅法，山晖功不可没。清代以前，黔东南一带，向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开发较晚。山晖在给罗世安书曾云：“黔州自生民以来，不惟不知圣人之道，亦不知道之题目，若非外护，安得说法几会如南方耶”！[9]沅州萧元会序《开圣禅院山晖浣语录》曰：“（师）髫年颖悟，志趣不凡，绝噬欲而究根宗，薄经生而穷性命。……手飞终绛雪，腹饱玄霜，万虑皆空，一灯独朗。犹自博极经史，淹贯百家，字妙钟、王，而三峡墨涛寒；诗羞李、杜，而八斗文渊洁。踞临济之席者，舍师而外，殆难先屈一指矣。岁辛卯（永历五年）锡挂黎峨，远迩欣慕。……（于黔）三辟法坛，延师振铎，供帐其盛，俦人毕集，诸所叩发，靡弗言下了了。闲即理涉深微，言难骤喻。师又广之以老庄，觉之以孔孟，再三开示以指归要道。……棒头喝底，聋瞆皆惊，无智愚贤不肖，咸复见其本来各具之圣心，而不专逊美于大人君子矣，其畴开之也哉”！《山晖语录》除有沅州萧元会序外，还有其渝州门人福慧序，其序云：“黔南一掌地，不惟地不生其人，而人不屑居于此，盖地愚而俗陋故也。……我长松老师手接报恩衣钵，远擅临济宗旨，既显扬于平越、黄、瓮之间，一时愿学于师者惟恐后，则亦犹达磨之来嵩少也。师临众妙密，不惮精神，必期学者尽趋佛祖之域而后已，乃亦不避言之多也”。山晖一入黔东南，即以临济神学广化僧俗，一改其地旧观，使之与全省天童一系临济禅宗佛教同步，是山晖为开教黔东南之第一人。
　　赤松和尚开辟黔灵山，创建弘福寺，传扬临济佛法，“缘契天人，化行僧俗”，把儒家的世俗道德（忠孝忍让等）宗教化，以佛法的名义出现，并附之以善恶报应的道德归宿，“是以宰官僧俗，信从者众，而遇合者多”。故不论文人学士，或是匹夫匹妇，甚至苗彝土民，只要他们受其影响的，“罔不倾心，皆知合掌”，[10]因而赤松禅宗佛法较之儒家世俗道德的简单说教有更强的束缚力和更大的社会效力。这不仅使得有些虔诚的善男信女洁身自好，而且对于百姓内部的安定团结，和睦相处，约束社会罪恶势力也都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明季禅僧释子弘法利生，热心社会公益的活动，深入黔中士民敬仰，以至境内士民亦闻风而从，致使一些府州之道德风俗为之一变，明季黔中佛化之深，于此亦可想见。

四：贵州佛教文化灿烂辉煌
　　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的代表了东方形上智慧，涉及到人类精神生命的根本，至今仍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如同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贵州佛教也是贵州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明季黔中出现的群星璀璨的禅门宗师，直接促动了一大批佛教典籍著述的产生，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贵州佛教文化。在客观上，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而且对贵州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藏经典籍遍布
　　藏经者，佛门之三藏也。三藏者，经、论、律是也。中国自唐以后，译述佛经，日增月盛，于是汇辑诸经，名之曰“藏经”。贵州之有藏经始于明永乐八年（1410年），是时贵阳大兴寺僧慧智赴京受贵州都纲职，请得《洪武南藏》一部归置寺中。迨至明季，或由朝廷颁赐，或由僧人请购，或由信众捐置，藏经典籍乃遍布黔中各大上寺院，名山之藏，更灿然大备。仅禹门一山，即有藏经四部，专建藏经楼，所贮胜于书院之藏书，则当时佛教之盛，非偶然也。兹据有关史志择其主要者考录如下：
　　1、贵阳大兴寺，万历年间有《大藏经》两部。一部为万历年以前朝廷颁赐。据嘉靖《贵州通志》载：“正统十年尊奉敕颁有大藏经典，共六千三百五十卷，以玉碗金佛镇之，……俱以千字文为号，每号或十卷或十二三卷，皆漆函绫壳牙笺”。这部藏经疑为《永乐北藏》，因所载卷数与《北藏》相近。《北藏》，永乐十九年（1421年）开雕于北京，正统五年（1440年）完成，共收佛典1621部，6361卷，637函，该藏为经折装，用千字文编号，多以10册（卷）成一帙，字体与版心皆加大，文字为赵体，工整美观，装帧典雅，传供颁赌钱名山大寺之用。另一部为万历三十年（1602年）寺僧法印赴京请回，康熙《贵州通志》载：“万历三十年，寺僧法印赴京请大藏经回，巡抚郭子章建阁贮之，南京（礼部）谕德黄辉题曰‘龙轮宝藏’”。道光《贵阳府志》载：“法印，字祖融，渝州人，七岁出家于大兴寺，万历间遍参天童密云、莲池、憨山诸尊宿，得其宗旨后诣京。师请藏经，遇光禄卿赵健于长安门，握手谈宗旨，不觉闯入禁禁城焉，为缇绮所执下诏狱。慈圣太后闻而释之，赐紫衣、金佛、玉炉，并令词臣书‘大兴慈圣禅林’题额，出全藏佛经赐之，使归黔。一日闻汲水声得悟，年八十七乃化”。《黔南会灯灵·祖融传》云：“祖融法印，蜀之李氏子，未详披剃，依华山三昧和尚圆具。明万历赐紫衣，住兴国终老，无恙坐脱，世寿六十三”。祖融法印所请之藏，当为《北藏》之全藏。万历十二年（1584年）神宗之母慈圣皇太后又续续刻36部，410卷，分作41函并入《北藏》，神宗又钦赐御制《续入藏经序》，故其《续藏》又称《万历藏》。故《北藏》全藏共有1657部，6771卷，678函。慈圣太后所赐法印者，即此全藏。
　　2、平越（今福泉）三教寺，在府城内，崇祯十二年（1639年）郡人樊师孔捐资从金陵购请藏经一部归，其子樊都建阁贮之。樊师孔，字淑鲁，平越城东街人，祖籍江西南昌府进贤县，其先祖樊永颛由川入黔，在平越为官，遂入籍。其父为霖，国子监助教、山西布政司参政。母刘氏，生子四人，师孔居长。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乡试中举，初任山西武定州学正，历官分守大同道、山西布政司参政、云南布政使，晋太仆寺正卿等职。生平好佛悦禅，清初，归林回籍，以诗文自娱。著有《听命堂集》、《好还纪略》、《冷况集》等诗文，惜多已散失。在《人生》诗中云：“不贪地位不忧贫，养拙藏愚春复春。浊酒随时消长夜，短歌乘兴过良辰。古来豪贵三台客，今日平芜一窑尘。世事静观惟自得，浮名何用缚吾身”。由此可见，其受禅学影响之一斑。年70卒，葬城南季旗屯。
　　3、镇远中山寺，又名中河山寺在府城东东岩上，嘉靖年间知府黄希英建，工部郎中赵之绪构藏经楼贮藏经。
　　4、思南观音阁，在府城中和山顶，万历年间郡人李渭于此讲学，前为普济亭，后为藏经楼，万历九年（1581年）建，巡抚郭子章书额“宝藏”，内贮藏经638函，计3335卷，僧碧空从金陵请至。明末因兵燹残缺，康熙四年经历陈援世补之。道光《思南府续志》卷3载：“观音阁，在城内中和山。宋以来曰华严寺，为宣慰司祝寿所。明嘉靖三十七年建大士阁，……其后为藏经楼，楼四楹，藏经六百三十八函，计三千三百三十五卷。明末兵燹，失函四十八，康熙四年经历陈援世出俸，遗僧了心就江南补足之。楼外“宝藏”二字，明巡抚郭子章题”。从该志所载函数看，观音阁中藏经或为《北藏》。
　　5、遵义陈堂寺，又名恒泽院，在遵义城西50里，崇祯十六年（1643年）陈应麟建藏经楼，贮万历间施寺大藏经。
　　6、遵义西来寺，又名松丘禅院，在遵义城里30，康熙初两生真从来开道场。康熙间两生法孙、藏天法徒明澄走京师请来藏经共676函，6950卷。道光《遵义府志?寺观》载：“内释藏为僧明澄走京师请于当事，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四王供施装造，奉旨赍来永镇山门者，共六百七十六函，通六千九百五十卷，后知府赵光荣募制经柜存贮”。民国《续遵义府志》载：“康熙末春颁佛藏北本贮寺楼，曾假元应、慧远两《音义》过录寺”，是知西来寺僧明澄所请之藏为《北藏》全藏，含《万历续藏》。寺中又有《一切经音义》两种，为唐僧玄应（清人作无应）撰，共25卷，本名《大唐众经音义》，又名《玄应音义》；一为唐僧慧琳撰，共100卷，又名《慧琳音义》或《大藏音义》。《续遵义府志》作“慧远”，传写误也。慧琳《一切经音义》，乃集当时佛经译著诠释之大全，网罗古训，音释梵经，摭拾广备，包孕丰富，堪称释经之精品。此书在中原久已失佚，不意清初黔中寺院仍备存之。
　　7、遵义禹门寺，有四部大藏经贮于寺中，为南明永历间丈雪所置。道光《遵义府志?寺观》云：“己丑（永历三年）冬（丈雪）再至，遂开道场，易名禹门寺，广建禅居，上下蜂房，各开户牗。禅和诸子，日至十百。北建藏经楼，贮四部释藏”。莫友芝《邵亭遗文》卷2《一切经音义序》有“假禹门寺《万历南藏》本，诸弟子，分校一通”句，可知禹门当年四部大藏经中有《万历南藏》。《万历南藏》即《嘉兴藏》，因万历年间在浙江嘉兴楞严寺雕版印行，故又名《万历南藏》或《万历藏》。南明弘光时（1645年）《嘉兴正藏》即已完成，故丈雪能在永历年间请置于禹门寺中。又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2有其《禹门寺置佛藏记》云：“（寺）旧有北本佛经全藏，同治以还，兵兴寺扰，经卷散轶不完。光绪七年，余奉使日本，遇坊肆间，有翻刻南藏本佛经全帙，遂以千金购制寄储，使与寺藏经楼之名相称。……经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总二百八十一函”。是知丈雪时寺中还有《永乐北藏》，清同治以后遂散失不完。故黎庶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花费千金从日本购《洪武南藏》归贮寺中藏经楼。其余两部，可能是《南藏》和《武林藏》。《洪武南藏》，洪武五年（1372年）在南京蒋山寺开雕，洪开三十一年（1398年）完成，共收佛典1600余部，7000余卷，计678函。永乐六年（1408年）蒋山寺失火，版遭焚毁。永乐十年至十五年（1412-1417年）复于南京重刻，全藏收佛典1610部，6331卷，计636函，板在南京报恩寺，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武林藏》，明嘉靖时为民间私刻于武林（今杭州）昭庆寺，板存昭庆寺，为方册本之始。部计有明一代所刻藏经有南北二藏和《武林》、《嘉兴》二藏，而禹门寺则全贮藏之，可见禹门寺藏经之富也。
　　8、贵阳黔灵山弘福寺，藏有《嘉兴藏》、《龙藏》各一部。康熙三十年（1691年）佛教信士陶净尚捐资，由赤松赴江浙请回《嘉兴藏》。《黔灵山志》卷3载：“有长者陶净尚捐资，请经一藏，阎大中丞与阎公彭夫人，暨中军叶公得禄、右军翁公国桢、城守翁公国柱、塘务曹公并众姓，捐置四大经龛，供奉（藏经）楼中”。同书卷10有《宗明净尚陶居士塔铭》：“居士乃楚之武陵人，赋性诚悫，言妄发。为商至黔，生理颇茂，赀累百金，持斋向道，妻死不复再娶。初至本山，即出银二十两买田一份于五里屯，供天王殿灯油之用。又复捐赀请书本藏经一藏于山供奉。因自备衣食住山阅藏，每日当以讽诵礼拜为课。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无疾而终，享年六十九，全身塔于本山”。此藏即《嘉兴藏》。《嘉兴藏》即方册本装，每版20行，分2个半页，每半页10行，行20字，仿黑宋体。清人常以“支那本”称之，在书口有“支那撰述”四字之故也。莫友芝《邵亭遗文》卷2《一切经音义序》有“贵筑黔灵山，更有支那本”云。另据《黔灵山志》卷11《奉颁藏经原行》载：“乾隆四年九月初三日，贵州布政使陈，奉总督部院张牌开：为知会事，准礼部咨，祠祭案呈，准总理藏经馆事务和硕庄亲王等摺奏内开：……臣等议得：京师所堪供奉藏经大寺庙二十八处，应各给发一部，其直隶各省所有堪可供奉藏经之寺庙，臣等派僧人超盛等选拟得共五十六处，每处亦应各给发一部，……请交礼部行知各该督抚，令其在京提塘领去赍送各该省遵照供奉。……相应行文贵州总督，于文到之日，令该省在京师提塘赴藏馆请领赍回，该督遵照原奏办理，转交该庙住持敬谨由贮供奉可也等因，咨院行司遵照查明，转发贵筑县黔灵山弘福寺住持，敬谨收贮供奉，勿违”！是时黔灵山弘福寺住持为赤松法孙、瞿脉法子参之德广，其所请领之藏为《龙藏》。是藏开刻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完成。主持刊刻的有和硕庄新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超圣（超盛）等。共收佛典1669部，7168卷，724函。装潢为经折本，因上下边刻龙纹，故名《龙藏》，完工后曾印刷100部，分赐全国各大寺院，黔灵山弘福寺所得即其中之一部。由此亦可见黔灵山弘福寺在清初佛教界的地位。
　　9、黄平僧赖空，于江西庐山购请大藏经一部携回黄平。嘉庆《黄平州志》卷12载：“浮屠赖空者，黄平人，姓赖氏，康熙时……杖锡走东林（庐山东林寺）购三藏书归，作楼贮之，暇则校正讹误，远近士大夫好禅及善知识者率来求观，皆供养之”。

　　（二）语录著述众多
　　明季贵州佛教语录著述众多，体裁广泛，有语录、灯录、疏论等，在明季中国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是研究明季中国佛教特别是贵州佛教的宝贵资料。
　　（1）语录
　　明季贵州僧人的语录几乎都是禅师的语录，约有40余种。
　　1、《丈雪语录》12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卷1收有住成都府白牛山雪居寺语录、住陕西汉中府静明寺语录，卷2收有住浙江嘉兴府青莲寺语录、再住汉中府静明寺语录，卷3收有住保宁府草堂寺语录、住顺庆府毗卢山鹤乘寺语录，卷4为住成都昭觉寺语录。
　　2、《象崖语录》4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重庆府忠州东山龙蟠、忠州楞伽山玉峰、酉阳白果山华严诸寺语录。
　　3、《燕居语录》8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贵州威清茅坡山云天，麦新（今贵定）太平，新添（今贵定）阳宝山，都匀观音，瓮安草堂沐昙、圆通，平越福泉，湖广武冈云山胜力诸寺语录。康熙三年（1664年）云山潘应斗序之曰：“今年春云山启灵，得燕居大和尚驻锡弘法，盖自无涯师寂后百年仅见此会。师提正宗，多方示诲，而相从高足咸具法器，集所为《语录》，梓若干卷，……若夫剖三教之同异，可以息诸家之争，而发明至理不离万缘世法，可以解偏堕之苦，盖师谈四子书甚确。昔固深于儒者，故见地圆通，而竖义轩豁，且沉雄浩瀚不减长公升庵，则又蜀之家风哉！卓越诸方，应有识者”。
　　4、《敏树语录》10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四川垫江县百丈、湖广施州卫万寿、四川彭水县太平、贵州石阡府三昧、遵义府海龙山古龙、四川万县慈云、贵州贵阳大兴诸寺语录。明崇祯时兵部尚书陈新甲序曰：“敏树和尚过宅，参请问宗门事，犹如雷霆大震，吓杀人间，一似儿子王奋迅惊群，哮吼一声，百兽脑裂，不第爪牙利害，抑且拈条白棒，验尽天下龙蛇，更越临济之上，及百丈黄檗之大机大用者也”。
　　5、《灵隐语录》3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贵州安顺静乐、募役司紫竹、云南云集、贵州窦堡观音诸寺语录。
　　6、《莲月语录》6卷，附《玉泉语录》2卷，共8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遵义府九青山东印、顺庆府南充县鹤鸣山保寿、荆州江陵柏子山青云、福昌山龙兴、鹤穴广嗣、郢州当阳县玉泉山景德诸寺语录。康熙九年（1670年）约庵道人李施博序之曰：“观莲师语灵，斩钉截铁，绝去廉纤，所为儿子哮吼，百兽脑裂，狐狼野干，尽皆倒退三千，逼真天童、双桂家法，自宜急登剞劂，以广流通，则见闻随喜者，将不惮千山万水，参请真正宗师，不至瞎却众生眼”。
　　7、《圣可语录》10卷，《嘉兴藏》中收入5卷，其中有住重庆府巴县华严寺以及重庆府报恩寺语录。
　　8、《山晖语录》12卷，收入《嘉兴藏》中。
　　9、《石谷语录》。石谷为遵义瞿昙寺僧，《山晖语录》卷12有《与雷水石谷禅师书》，不知是否即此人。寺在城南百里，明万历中建，《石谷语录》板存于寺中。
　　10、《绿萝恒秀林禅师语录》2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云南开化府专禅寺，沅江府万寿寺、皈依寺，绿萝山继祖堂诸寺语录。
　　11、《语嵩语录》12卷。
　　12、《赤松语录》5卷，收入《嘉兴藏》中。
　　13、《瞿脉语录》8卷，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瞿脉嗣法门人参之德广编刻，卷首有何素儒序，今存1-5卷。
　　14、《厂石语录》2卷。
　　15、《半月语录》
　　16、《嵩目语录》8卷。
　　17、《云腹语录》2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重庆府大足县悟灯、安顺府清凉、长寿诸寺语录。
　　18、《不厌语录》3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贵州兴隆卫龙山、遵义府南隅玉泉、重庆府华严诸寺语录。
　　19、《家常语录》2卷。家常，名如愿，字道明，家常其号，蜀人，住黎平观音山、中华山。
　　20、《达真语录》1卷。达真，家常法嗣也。
　　21、《紫云山语录》1卷，普觉著。普觉，开刹黎平紫云山，达真法嗣，晚归青云山祖堂。紫云山，在黎平城东南30余公里，高耸巍峨，主峰海拔1177米，山围60余里
　　有古刹12座。
　　22、《大慈语录》。大慈，名悟度，贵阳法云寺僧。
　　23、《述中语录》3卷。
　　24、《佛镜语录》。
　　25、《宗风语录》。
　　26、《一开语录》。一开，名宝林，开泰（今黎平）人。
　　27、《月幢语录》4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云南府石宝、安顺府静隐、黄平南明、安龙玉泉诸寺语录。姑苏徐士炜序之曰：“（天童）悟出破山明，明出丈雪醉，醉出幢师，一时济美，非闻知于隔世者可同日语。惟师浑身毒气，黑地昏天，倒历祖窠臼，断诸方命根，蓦与棒，热与喝，驱驰龙象，直指风规，尽丧于无面孔老汉手里，宜乎窟中狮子之谶，振起鸡足迦叶之风。一日获师《语录》，未展卷时，余拟为涂抹太虚，恐见异于木人。及读之，不禁白汗如霰，倏焉中毒，伸脚无畏床上，作驴年梦也。但涉见闻，失命丧身，凡具鼻孔者，珍重声前句子，免累吾师舌头拖地”。
　　28、《颖秀语录》。颖秀，名真悟，住安化（今思南）东山寺。
　　29、《圣图语录》。
　　30、《梅溪语录》10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安顺清源、忠义，普安绿萝、圆通，贵阳东山，安笼华光、吉祥诸寺语录。吴中蕃序之曰：“梅溪大和尚源承破老，拂受灵以，内外双融，权实互用，单提向上，普被三根，洵逆风之栴檀，而绝流之香象也。……既云不立文字，何为饶舌不休，得无以矛隐盾乎？不知正以楔出楔也。梅师契即此证彼之旨，抱自利利他之心，王舍城之结集，将以破愁闷于诸天，亦悲愍中之方便耳。显正乃可破邪，立真始能去妄。所谓一千四百余部不为多，一句也无不为少，其是也夫”！
　　31、《善权语录》2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贵州安南太平山万寿、普安松岿山普光、普安慈云山普祥诸寺语录。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吴之玮《松岿善权禅师语录叙》曰：“善权和尚者，履践纯实，行口相应，荷□□□月幢老人钵袋，披露胸襟，体用兼中，或与而夺，或纵而擒，怒骂嬉笑，无非妙用，遇缘而说，如药应口，称性而用，教活皆全，故使内外口向，远近风皈，真可谓末法时代振兴临济之道者”。
　　32、《善一语录》3卷，收入《嘉兴藏》中。其中有住习安天龙山普德、普安松岿山普光诸寺语录。
　　33、《普济语录》。
　　34、《天一语录》1卷，收入《嘉兴藏》中。
　　35、《藏天语录》。藏天，名明宣，绥阳人。
　　36、《虎丘语录》（又名《大冶语录》）。虎丘，字大冶，名道况，以寺为号。
　　37、《天隐语录》8卷。天隐，名印宗，一作道崇，字南滨，天隐其号。敏树法子。
　　38、《天语语录》。
　　39、《一庵语录》。一庵，名彻字，字月茎，一庵其号。
　　40、《掌山语录》。掌山，名圣符，字大友，掌山其号，即陈起相僧号也。
　　41、《语峰语录》。语峰，黎平南泉山寺僧。胡奉衡序其语录云：“语峰负颖慧之质，幼从空门受付嘱，有感于盲禅固陋之习，遍参尊宿，归而读书赋诗，沈潜探索。如是者十余年，人士钦崇。俾主南泉法席，余普阅其前后所刻诸什，皆幽闲恬淡，气畅笔走，久矣企慕其人。今年春，其徒为求序其《语录》以授剞劂，余于师之诗而知其深于禅也。余闻之禅以妙悟为主，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无取乎辟支声闻小果。诗家亦贵妙悟，昔人举大历以后作者比诸曹洞一宗，如是而禅与诗岂有二耶？唐之禅人，以诗名者皎然、灵澈，其所长尽于诗；贯休、齐己，其所长不尽于诗。尽于诗者以诗传，不尽于诗者则道法与诗并传。语师以贯休、齐己之修持而兼皎然、灵澈之吟咏，《语录》与诗均堪不朽矣”！胡奉衡，字平玉，字平舆，晚号石村逸老，黎平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人，选石阡教授，三十年（1691年）改湖北黄州教授。其《语峰语录序》必作于康熙年间，是《语峰语录》必在康熙年间已刊刻行世。
　　（2）灯录
　　明季黔中僧人所撰灯录凡两部，一为丈雪所撰《锦江禅灯》20卷，一为如纯所撰《黔南会灯录》8卷。
　　《锦江禅灯》20卷，康熙十一年丈雪撰，收入《嘉兴藏》中，书首分别有康熙二十五年通议大夫丈雪弟子幻庵居士胡升猷、二十六年四川昭觉寺住持彻纲、二十七年四川大圣大慈寺住持觉聆、三十二年圣可德玉的序，以及康熙十一年丈雪的《题辞》、《古今采摭》（引书目录）、《辩讹》、《校讹》（对《佛祖统记?西土二十四纪》等的辩正）、《凡例》，书末有荆楚弘（洪）山崇慧寺彻来耳的《后跋》。其书是一部地方性的禅灯录，它只收生于蜀地的（今四川省、重庆市和贵州遵义地区，清雍正六年今遵义地区才由四川改隶贵州）而在其他地方传禅，或者生于其他地方而在蜀地传禅的禅宗人物。因成都之南有锦江，故丈雪取以名书。所载上始于大鉴下第1世，下至大鉴下第40世。胡升猷序曰：“昭觉丈老得天童悟键锥、破山明衣钵，滴泪滴血，无法真传，为临济三十二世，中兴圆悟祖师之法席。三十年来，如涂毒鼓响，闻者咸失身丧命，劫灰扫荡。创建之余，汇集历代尊宿凡产自蜀，而阐扬宗风干异地，或产异地，而大建法幢于西川者，皆录其源流、行实、警语、悟偈，重训后人，名《锦江禅灯》，而以高僧神僧附焉，共二十卷”。该书所载最有价值者，是大鉴下第36世至40世。因大鉴下第36世收载的三锋藏法嗣2人，破山明法嗣87人，弘觉法嗣6人，浮石贤法嗣4人，林野奇法嗣7人，龙池微法嗣1人，皆为临济天童圆悟系第二代，他们与作者同属一系，同处一世，且作者与破山明法嗣中的86人（另一人是作者）又都是同门师兄弟，其中有10余人包括作者本人弘法贵州，法嗣遍布黔中，他们是象崖珽、雪臂峦、敏树相、燕居申、丈雪醉、莲月正、灵隐文、云幻宸、圣可玉、两生从、密行忍、竹帆波，以及相国吕大器居士，作者与他们的密切关系可以想见。因此，书中对他们及其法嗣的言语行迹的记叙，就比较真实和新鲜，这对贵州佛教史特别是明末清初贵州禅宗佛教的研究来说，就具有较高的价值。
　　《黔南会灯录》8卷，康熙四十一年习安天龙山如纯撰，收入《嘉兴藏》中。书首分别有康熙四十一年集山道人程春翔（字鸿七，贵阳人，康熙八年解元）、四十二年礼部尚书杜臻的序，以及如纯的《源启》（即《缘起》）和《凡例八条》。如纯在《源启》中说：
　　予行脚东南，经诸大刹，每于休夏之际披阅传灯，见古今尊宿名目多在江浙诸省，惟黔中未见片言点墨。不禁掩卷而叹曰：圣贤不择地而生，佛法遍一切处，何吾黔之独无也？是人与地囿耶，抑佛法有偏耶？予抱此念周旋烟水十数余年。及至归里，每思唐宋时所集者，盖谓吾黔宗教未讫，泯泯无传，因无论矣。若自明迄清，风声所树，吾黔宗教已广；且各宗亦有语录流行，卓然可观，较量诸省不相上下，何近代竟无传也？岂圣贤果择地而生耶？佛法洵非普遍耶？予是惄焉有感于斯也。但深究其源，总以关山迢递，邮简莫及，故令操觚者无由收集尔！予不敏，敬矢厥志，不惮寒暑，躬历诸郡，汇收全黔诸家语录，缀以管见，编辑成书，名曰《黔南会灯录》。窃欲就正明眼，刊送入藏，待后高明远达、公心普德者出，再行撰集，以资采收之万一，庶几后世披览无遗憾焉。
　　《黔南会灯录》是一部专记贵州禅宗的灯录，它只收明末清初在贵州一带传禅的禅师及少量居士。因明季贵州天童临济传灯一枝独秀，属于曹洞灯系的人很少，故是书所载上始于临济宗第32世，下止于第35世，是为破山系的“行、超、明、实”四辈，共计有百余人，而曹洞宗仅收有31世的3人（属云门湛然圆澄系第四代），全书之末有《续补》，收有续灯寂常、无暇性玉、竺崖心性3人。总计收录僧人114位，居士5位，全书撰录的特点是，在人物传的开头，先简明介绍其人的生平行实，主要活动，何时示寂，“世寿”多少，“僧腊”（受具足戒以后的僧龄）多少等；然后摘录若干段在贵州行化时所说的言谈语句，至于在外地说的则一概不收。
　　《黔南会灯录》较详细地记录了贵州禅僧的承传统系，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禅宗在贵州的流播情况，对研究贵州禅宗发展史、贵州禅宗思想以及贵州禅僧的活动，都有很大的价值。然如纯派属破山系，囿于统系之见，在《黔南会灯录》中，主要记载破山一系的禅僧，只字未提对贵州佛教有较大影响的山晖行院；对曹洞宗僧人亦只记录了三家，此实为是书的一大缺陷。
　　（3）著述
　　明季黔中佛教著述，在拙文《明清贵州临济灯系及其典籍著述》中已略述之，然仅限于破山临济一系，兹再补述之，以见全面貌。
　　1、《转识论》，如登撰。郭子章《黔记》卷54《方外·列传一》载：
　　僧如登，蜀人，万历己亥（二十七年──引者注）游于黔，阅藏于（贵阳）大兴寺，既精三乘，复谙六书。……著《转识论》，《论》曰：“元穷至理，秉握天然，心既刳多为少，事既变粗为细，缘生死，依涅槃，释烦恼为菩提转也。……转识为智，先净自心，自心清净，何识不转，何智不明……夫凡修观行，转阿赖耶识为一团一积一聚，为一聚已犹豫真如境智，故修习，多修习而得转依，转依无间，当言已断阿赖耶识，犹此断故当言已断一切杂染。问阿赖耶识，何也？曰心意及与识，总言识也。远离思想，法皆智也，得无思想，法则转识为智，此是菩提而非声闻，此言智之始也。人能转识为智，智悲双动，广大无尽，然后佛恩可报，圣果可期。如此用功，自念我与众生说如斯法，是名真度生也。……”予为序而刻之大兴。
　　由此可见，如登《转识论》一文乃为阐述唯识宗“转识成智”而发，此是最早有文献记载的贵州僧人宗唯识学也。
　　2、《楞严经解》、《心经解》，两生撰。郑珍《播雅》卷24载：“真从，字两生，四川永川人，破山明大师弟子。前世本一僧，名真从，每食豆腐，先于盘拈上一粒，念佛一声始食，众因名豆佛。邻家有丁姓休致者，乏嗣，供之年余。一日当妻临产，见豆佛至，直入室，迹之不见，随产一子，旋报豆佛寂灭，遂名子为两生。在襁褓即不食荤腥。寺有柜牢锁，失钥，及四岁，偶入寺，于壁隙取钥开之。后读书，颖悟绝伦。父命应试，逃出为僧。居原刹，仍名真从，字两生。顺治中来遵义，始栖茅衙寺，著《楞严经解》、《心经解》，人称讲经师。旋去成都（按：应为梁山）双桂堂，从破山参法，复来遵义开松丘禅院，有《和归去来辞》，字师文征仲（明），文效欧、苏。年八十，一日上座书四语，端坐而逝。”其示寂诗为：“八九功完，语不空传。虚空粉碎，优钵花鲜。”
　　3、《楞严经直解》，明季山阴人徐渭撰。
　　4、《丈雪纪年录》，丈雪门人彻纲等编。
　　5、《济世宗谱》，语嵩法子醒酒闲撰。
　　6、《东山志略》，谢三秀撰。
　　7、《东山志》10卷，清何德峻撰。何德峻，字鲁瞻，自号白岳，贵阳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官编修。其在《东山志序》云：“余东西南北之人也，而志东山有为也。山在东而余居亦东。山号栖霞而余亦隐沦此，即其生而同者矣。且余好懒，而山多野趣；余好石，而山多奇石；余性既奇僻，而山多幽邃；余性避轩冕，而山为冠盖驺从燕会之所不尝经，又非雪涯、甲秀徒供长官，照壁、黔灵绝少丘壑者比，所谓气类而情属者，端在斯焉。”
　　8、《黔灵山志》12卷，赤松辑。卷1《星野》，卷2《胜概》，卷3《寺院》，卷4《金像》，卷5《法语》，卷6《护法》，卷7《寺田》，卷8《源流》、《付嘱》，卷9《清规》，卷10《塔垆及铭》，卷11《艺文上》，卷12《艺文下》。有于准、陈起蛟、傅天培、何素儒、周起渭、刘子章、管竭忠等人之序。
　　9、《飞云岩志》8卷，朱定元撰。朱定元，字象乾，号奎山，贵州黄平人。生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卒于乾隆元年（1736年），享年81岁，康熙年间任贵州巡抚。其《飞云岩志序》云：
　　黄平之东二十里，有岩曰飞云，忽现奇观，适当冲道，卓哉！黔国之咽喉，夷穴之门户也。……自明迄今，叠被苗患，妖氛所值，罔不灰烬；月潭古寺独巍峨于兵戈扰攘之余，岂非山之灵、地之杰，而天有以佑之乎！余生长龙渊，密迩灵岩，深悉其裨益地方人民非一日矣！矧当圣天子宵旰勤劳，深仁厚泽，远播遐陬，黔中人文，云蒸霞蔚，日盛月新，又安知非灵岩先为之发其秀也耶？至于挺翠标奇，幻如天章五色，因风欲飞，名贤学士或存治化于记序之中，或寓振兴于诗歌之内，敷华（扌+炎）藻，俱有裨于世道人心，盖不仅风云月露、绘画山川、妆点太平而已也。

　　（三）诗文书画璀璨
　　诗文
　　明季以来，贵州僧人能诗能文者甚众，很多人都留有诗文，有的甚至有诗集。莫友芝《黔诗纪略》收策眉14首，天问18首，本谦5首，郑之珖1首，世空3首，大友20首，谈亮14首，大傲17首，孤舟1首，苗僧1首，圆智1首，利根3首，丈雪17首，两生1首，语嵩28首，大冶2首，天峰3首，如昆1首，眼石1首，绥阳西山寺僧1首。陈田《黔诗纪略后编》收希声1首，半月2首，休休1首，赤松2首，月茎4首，紫石僧1首，普觉1首，语峰1首，实灿1首，佛度1首，藏天1首，瞿脉2首，宏源1首，草庵1首，雪斋6首。郑珍《播雅》收丈雪45首，两生1首，大冶3首，天峰3首，半月7首，休休2首，月茎55首，紫石僧2首，藏天4首，总计三书共收僧诗300首，而利根、大错、无相、语嵩、大冶、天语、月茎、语峰、赤松、宝林、嵩目、雪斋、大友、天问、大傲等僧皆有诗文集。
　　1、《霜柏集》，利根撰，杨文骢为之序。
　　2、《梅花诗百首》，大错撰。
　　3、《秋柳诗四十首》，大错撰。
　　4、《龙山草》，铜仁六龙山莲池庵僧无相撰。
　　5、《语嵩禅师诗集》，语嵩撰。
　　6、《方外集》，大冶撰。陈起相《序》曰：
　　山水可琴，斗蛇可书，洴澼洸可封，而诗可禅，发可僧也。非种种错乱颠倒，解直未许，偶见人梦著。我观今人无弗诗者，类以诗为诗，囿四声八病，分寸不敢稍逾。一片灵光，打入畏缩苦趣。诗迨可雠乎？曷效为？意诗当不如是。私蓄此见有年，苦无从质正。一日走马虎丘谒冶公，俨然负溪囊觅句情状，促坐宵分，一语一粲，竟不及余以诗。余退后，冶过我于风雪中，又俨然灞陵驴背意绪。复连榻通宵而返，终不及诗。其以我为不知诗者耶？其以我为以诗为诗者耶？今年冬，会余将束装言别，始不惜《方外集》手侍者相示。空灵简远，字字消三日坐卧。世乃有此诗！诗始诗矣！总之，以全力分现，如大海水，不漏一滴。非从诗入，特从诗出，使余向来结想一朝而豁。乃知天地有一种自然元音，留在蒲团坐上，岂落雕虫伎俩！不但难作者，并难读者。持问冶公，诗，信可以禅矣！
　　7、《天语禅师诗集》，天语撰。
　　8、《一庵诗集》，月茎撰。
　　9、《竹窗集》，语峰撰。
　　10、《由行草》2卷，赤松撰。函瑛序之云：“黔灵老人以其绪余为诗歌，即事兴怀，超然自成一家，年所著作，久播名山大都。年来游西蜀，涉三楚，下江浙，谒天章，航南海，礼诸祖塔，灵区异迹，无不穷历。复由章贡而过彭蠡，沂九江至武汉，览晴川黄鹤之胜，得诗百余首，门人录而存之，名曰《由行草》。”
　　11、《草鞋吟》，宝林撰。
　　12、《嵩目诗集》，嵩目撰。
　　13、《雪斋草》2卷，性莲撰。性莲，字雪斋，章江（在江西境）人，乾隆、嘉庆间住持贵阳扶风寺。
　　14、《平水集》，大友撰。大友即陈起相僧号，其《平水集自序》云：
　　人身最无用者须眉，而处必不可去之位；人世最无干者金银，而操必不可无之权。静言思之，不觉失笑。例斯言也，不有制科之文乎？国家政治无关，士子品业无涉]；而上以是求，下以是应，遂为天壤必不容己之事，不更可笑乎！然犹曰：业之者之蒙其利也；非是，则无以进也。至声律之学，诚属赘矣，乃至达卿巨公，以及山人游客，例无不诗者；而坎壈抑塞如予，忧从中来，格格欲吐，亦遂不能无言。夫显者之为诗，敷扬盛名；山人游客，或因以为利，予不可以已乎？是又不然。譬之须眉、金银，均不可少，然在人，则各为轻重。彼陶朱、猗顿，能以金银装面，虽须眉未具，人不以为是失敬。若贫窭之子，即眉如尧，须如灵运，只觉面目可憎，况或少有未具哉！故以诗为名与利者，其诗工否可勿论，有时或不出于诗，亦如富人之须眉，原可或有或无也。予之有是集也，则窭者之须眉耳，予又乌能已哉！
　　15、《紫云休夏集》，大友撰。
　　16、《摩诘诗评》，大友撰。
　　17、《谷口集》，天问撰。乃郑逢元晚年归隐后所作，雍正中玉屏令东阳杜兆丰及邑子田榕序刊以传。
　　此外，贵阳青崖谷精寒山寺碎尘，天语之徒桂铉等亦皆为明季善诗能文之僧，惜所著无传。

　　书画
　　黔中禅师于修行之余，多有潜心书画以陶冶心志者，其中有名者如下：
　　破山、丈雪师弟书法体正力厚，取法二王。郑珍《播雅》卷24云：“今禹门存有住院时《（丈雪）语录》，皆于一大事，随指见月，坐断舌头；嘉兴张玉可为写真，犹悬堂上。其自书赞末云：‘夫是为三巫峰嫡骨，宗门作《春秋》之客，则固以祖师正法眼藏自任矣。’余于彼，教尝轻为易知，不足学，家近禹门，每过观旧遗释藏，环列一楼，而破雪师弟诸手迹，体正力厚，纯法二王，辄叹即渠出家之雄，已非不从积学可得，乃姚江、龙溪诸子欲以一良知良能尽圣人之道，恐真正学佛者亦不如是也。”破、雪师弟之工书，于此可见。
　　大错（钱邦芑），善诗文，工书画，草、隶尤精，今他山等处仍有其摩崖手迹。他山，位于今余庆县松烟镇西南约两公里之蒲村，为钱邦芑遁迹隐居处。他山岗坡平缓，柏树森森，景色秀丽。山之阴怪石林立，或孤峰峭拔，或数峰攒聚，或危崖耸峙，或洞穴玲珑，异态奇姿，美不胜收。石林中的题刻多处，均为钱氏手迹。“他山”二字刻于一巍崒陡立之石壁上，正楷竖书，笔力苍劲，每字约40厘米见方。其右转折处有有剔地摩崖一方，长约90厘米，宽60厘米，正楷竖行题镌“钱开少放歌处”，款“永历丁酉春题”。永历丁酉即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其时清王朝统治已达十数年，钱氏仍沿用南明年号，足见其心之所向。其余题刻，散见于峭石丛中，计有“石帆峰”、“翠屏”、“洞天”、“云房”、“云归处”、“留云峡”、“九面一峰”、“梅仓”、“回岚穴”、“藏书崖”、“霹雳崖”、“断烟”、“流云”、“米丈”、“应接不暇”等15处。皆钱氏审石度意，各以形态命名。人力天工，熔汇一炉。今他山石林摩崖为余县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两生真从，工诗文，擅书法，其书法瘦劲清丽，习文征明一路，亦自不凡。
　　恒秀发秀，开辟禅林，老犹学书，颇有劲力，尤崇尚怀素狂草，其《续集录》有《七十有二习草圣自叙》云：“恒秀家邻水，幼遇寇难，幸逃离乡井，得参侍诸师。壮而承嗣济脉，策杖游黔滇，开发四众，几建法幢。末创绿萝，不暇习翰，所以管城子素不相识。迄今已老，以重任授之诸子，闲居徵肇楼头，得阅草圣，是欲效颦，日习一二，未展斯贴之先，发一笑尔。”
　　语嵩传裔，书法造诣高深，六体俱能，尤工行草，为时人赞叹。《山晖语录》卷10有《见语嵩禅师题壁因韵赠之》诗二首以示赞赏云：“嵩公少未进钟王，此日翩翩远擅场。碑海芳名君已达，惭余老去困汙塘。”“泄泄风流一袋从，西山子弟解云龙。溪山老我满期头雪，尽日落败在学种松。”
　　清康熙间住安顺长寿庵可默和尚，善书，用笔飞舞，精华内敛，师法二王，安顺狮子林、东岳庙（东林寺）等门额多为所书。民国《续修安顺府志》载：东岳庙“庙门垒石砌成，中供三洞门，中门额曰‘万物资生’，左门额曰‘屏藩东土’，右门额曰‘响应南天’，皆可默和尚所书。”
　　世空，俗名谢国楩，好游山水，工诗文，小楷尤精，名重一时。隐居梵净山时，印江人多往就学。
　　休休，名福周，字了幻，又字师岩，号西崖，别名休休老人，能诗，善画山水，笔墨简洁，多闲适萧疏意趣。郑珍《播雅》卷24载：“相传其画能辟灾，前城中火，有田姓藏一墨鹤，火独不及，烟炽中，人见田屋上有鹤翔舞，若卫之然。”同卷载其与别庵（月茎）《出桑门关联句》：“犬吠隔林来（师岩），前村如可见。乔木势参天，青山拖白练（别庵）。卷舒云自闲，飞集鸟知倦（师岩）。携手出重关，咫尺分乡县（别庵）。”同卷又载月茎和尚《题休上人画》诗云：“目底胸中无一物，始有闲心到画轴。山水清幽本在君，非君不能为写出。笔端萧疏势绝伦，枝叶婆娑若有神。不许摩诘称前辈，犹疑虎头是后身。熟来求生稚求老，诗文亦每周此道。风神满纸吐云烟，观者须知勿草草。”由此可见人对基画的评价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