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福
随物细看石钟山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通才,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写散文,他笔力纵横,挥洒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写诗歌,他诗意醇厚,格调清新,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开创了豪放词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书法,列于宋代四大名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他还是文人画的开先河者,尤善画竹。就是在文艺创作的理论上,他也见解独特,颇有见地。首先,他主张“随物赋形”,无论写诗作画,物是第一位的,有物才有形。“形”,即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变化、情态、特性。既然“物”是第一位,要把它能动地表现好,就有一个观察必须深透的问题,于是他又提出“观物须审”,即观察事物必须十分仔细周密的主张。只有洞察幽深,才能抓住本质,传神达意;反之,错误、偏颇、肤浅就在所难免了。比如,五代前蜀成都著名画家黄筌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被苏轼看出了毛病: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书黄筌雀》
飞着的鸟:“无两展者”,这是仔细调查核实的结果。黄筌的问题是“观物不审”。没这个前提就不能“随物赋形”,也不能“造其质”。要避免主观臆造,这就必须“务学”:专心致志地“神与物交”;这就必须“好问”:不耻下问,尊重吸收群众的智慧,做到“其知与百工通”(苏轼语)。苏轼律己及人:爱挑剔别人,有时含讥带讽,近于苛刻。据《苕溪渔隐丛话》转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有言,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这是怎么回事呢?
宋朝诗人王祈有一次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念给苏轼听,当念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时,对方忍不住大笑起来,说:“诗虽好,但经不起推敲。若把两句连结,这千口叶,万条竿,岂非十竿共一叶了吗?谁见过这样的竹呢?”
王祈如梦初醒,始知自己只求字面功夫,而忽略了客观实际,以致贻笑大方,乃“观物不审”所致。
苏轼的挑剔对象并不止于同代画家、诗人,即使是历史上的名家名作中已成定论的著名判断也逃不过他的批评,典型的例子是在《石钟山记》中“笑李渤之陋”、“叹郦元之简。”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已46岁的苏轼再次被贬官,调任湖北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1084)六月,他又被移官河南汝州,此时长子苏迈恰好受命到江西德兴做县尉。父子同行到达江西湖口县城时,听说著名的石钟山就在离县城一里远的鄱阳湖东岸。一生与山水结缘的苏学士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大好机会。此前,他当然读过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代文学家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对其“以声定名”的考察结论,有所怀疑,就想亲自察看究里。苏轼父子趁夜里月色明朗之际,乘小船来到山前陡峭的石崖下面,抬头看到高达千尺的石山矗立两旁,阴森森地像猛兽恶鬼样扑将过来。漆黑恐怖的洞穴中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他们不恐惧,不后退,大胆地循声追源,仔细地触摸视听,认真地探索考察,终于对石钟山的“声音定名”说提出了较有力的佐证,不久就有了《石钟山记》的千古名篇。苏轼在文章中指出,先贤郦道元对石钟山以声音定名,虽“与余同”,但言之过简,原因是“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之”;而对李渤之说,那就很不客气了,嘲笑他浅陋,原因是仅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然不明真相。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与他“观物须审”的理论是一致的。自《石钟山记》一出,其就被视为一篇融叙述、描写、议论于一炉的游记体说理散文的典范,被选入《古文观止》作为范文必读本推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还被选入高中课本,迄今依然。
苏轼的《石钟山记》把石钟山写大了,人们知道江西有石钟山,确很少知道其所在地在鄱阳湖畔的湖口。而围绕石钟山的定名,历来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更给石钟山增加了几分神秘感。卷入这场千古争讼的,有文人学者,达官显贵,还有戎马倥偬的纠纠武夫。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端,不肯苟同。郦道元、李渤、苏轼及后来一些文人学士都主张以声定名,但由于考察的方式方法不同,前人总不免被后人讥笑。苏轼的“以声定名”说,无非多了些亲身考察的实据,但仍被后人质疑。如明代的罗洪光,清代的曾国藩、彭玉麟等都主张“以形定名”。三人都曾亲历其境,身经目睹,得出的结论是石钟山“全山皆空,如钟覆地”。他们又笑苏轼“过其门未入其室”,是“笑李渤之陋而不知己之陋也。”这次轮到后人笑苏轼了。今人博采前人之议,认为石钟山“既有钟之形,且有钟之声”,这是《地理知识》一书中《湖口石钟山》一节里的结论。这“形声俱备”说颇有道理,不信,你乘船环石钟山一游就明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四川老乡苏轼宣传石钟山是功不可没的。当地人民为纪念他,特地在山上修了“怀苏亭”,亭内镌刻苏文忠公像,长衫宽袖,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像后碑上刻着清代书法家翁方纲手书的《石钟山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