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回想过去二十多年,我似乎一直在与一个叫作TINA的对象作战。这里TINA不是某个年轻女孩的昵称,而是一位老女人的口头禅。这位老女人刚刚过世,即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她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铁娘子”的“铁”表现在对“别无选择”的信念十分坚定,亦或者可以说是僵化。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写这篇文章时,中国还没有发生当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但他已把正在进行改革的中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风波”发生后,福山更是把中国发生的事看成支持他论断的铁证。
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9-1991年,那时,历史似乎的确正按照撒切尔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
我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
回想起来,在九十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直到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到曾一度坚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也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全球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成为共识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我关注的重点是转型的方式。我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进入新世纪之初,我与朋友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如果我早期的研究偏重国家汲取能力的话,这时提出的“国家基本制度”内涵更丰富、更全面。这个研究群体包括胡鞍钢(清华大学)、周建明(上海社科院)、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朱云汉(台湾大学)、史天健(美国杜克大学)、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王希(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辉(美国兰德公司研究院公共政策博士)、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等。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我们进行了大量历史与比较研究。例如,以前谈汲取能力,我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我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由财政部长项怀诚作序,我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前后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
2005年以后,我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转型的方向,既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我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绝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绝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关于政治转型,我出版了《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0);并将会出版两本译文集,一本是《超于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另一本是《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所谓代议制民主是金丝鸟笼式民主,正面临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实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
总的来说,过去20年里,我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One no,many yese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美其名曰“宪政”、“普世价值”、“现代性”。因此,我的未来20年仍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