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完全放开生育意义重大

梁建章：GDP的4%～5%应用于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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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5-12-21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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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梁建章

　　“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梁建章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梁建章：全面放开二胎是个很好的开始，但仅仅是未来中国人口政策改革180度转弯的开始。即使现在生育率完全放开的情况下，也会远远低于一对夫妇生2.2个孩子的更替水平，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大概只有1.2左右，二胎政策可能会使每年多生两三百万，达到1.4,1.5的水平，即使完全放开，加上愿意生三胎的人，最多也只有1.5的水平。这个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在世界范围内看，也都被认为是超过低生育的水平。
　　未来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包括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会使更多人敢生二胎。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年轻人觉得政策很好，但没有能力去生二胎。房价高，入学难等等都是原因。所以，未来中国还需要很多配套的政策。
　　我最近也在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其他国家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最近一二十年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生育率非常低，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鼓励生育、鼓励家庭养更多小孩的政策，有一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了欧美的数据，大部分生育率比较低的国家（1.6以下的国家，叫做低生育率国家）都有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政策，基本上花GDP 1%到5%的钱用于支持家庭抚养小孩，当然他们也是逐步渐进的过程，一开始觉得花1%就够了，现在不断的加码，前几年情况不是太好。最近几年稍微可喜的有几个国家，甚至加到GDP的4%～5%，提供了非常好的育儿福利，5%能够达到一个月两三百欧元的水平了。最近北欧国家的生育率有比较大的提升，中国未来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力度。
　　另外一个成功的经验与入学相关，他们的义务教育都是12年，现在开始在学龄前提供越来越多的福利，入托入学变得非常方便。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很多优秀的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但是由于户籍政策的限制，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能够落户在北京，这些人都是精英，如果能在北京生活下来，能够交税，他们的小孩无论从公平角度来讲，还是从未来人力资源投入的回报角度来讲，都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能让小孩入学、入幼的环境。所以这是我们未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总体来说，人口政策和其他的配套政策是人力资源的投入过程，可以使得中国人才的规模优势、结构优势跟质量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未来人口政策需要考虑的改革方向。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作者：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

　　完全取消生育限制也无法阻止出生人口的锐减。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愿意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家庭少之又少，而全面两孩迄今实施已超过两年，堆积反弹效应趋于结束，而生育旺盛期的女性面临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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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完全放开生育意义重大
　　据彭博社报道，中国计划完全取消对每个家庭可生育子女数目的限制，正在讨论的计划生育替代方案被称为“独立生育”，允许人们自由决定生多少孩子。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中国最早可能在第四季度做出决定，但宣布时间可能会推迟到2019年。
　　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视人口为负担，严格限制人们生育孩子的数量，严厉处罚多生孩子的家庭。伴随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中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71年的5.8下降到1980年的2.24。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仅为1.22和1.18。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也远远低于预期。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上一年减少63万人。
　　毫无疑问，完全取消生育限制也无法阻止出生人口的锐减。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愿意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家庭少之又少，而全面两孩迄今实施已超过两年，堆积反弹效应趋于结束，而生育旺盛期的女性面临急剧减少。
　　2017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8.52%，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以上。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仍将进一步下降。中国目前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极高。在中国养育孩子，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还面临越来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对很多年轻夫妇来说，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更是难以承受之重。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完全放开生育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预示人口观念的根本转变，人口不再被视为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以及大力鼓励生育的起点。最近各地出现的“抢人大战”，也表明人口是资源的观念已被各级政府和社会广泛接受。
　　实际上，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在人口方面的理念早已经超越了计划生育思维。中共十九大报告有关人口问题的表述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是自十五大以来，在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去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提法，预示着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退出历史舞台。
　　今年3月，国务院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但部级机构已经删除“计划生育”了，而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提计划生育。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完全放开生育已经水到渠成了。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国家也曾实行过远比中国计划生育更为柔性的家庭计划。比如，韩国的生育率在1960年超过6，在1962~1995年鼓励少生后，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为此韩国被称为计划生育的成功典范。从1996年起，韩国政府转变生育政策，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继续下降，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韩国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至1.3。2010年9月，韩国宣布将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扶助托儿和育儿教育；70%的家庭将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但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新加坡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5.4。自1970年起，广泛宣传每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采取一系列奖罚措施抑制生育并提倡优生优育。其间，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7年的1.62。到1988年，在仔细检讨政策后，新加坡从控制生育逆转为鼓励生育，但效果差强人意。生育率在1988年反弹到1.96，之后整体上不断下滑，近年徘徊在1.1 至1.3之间。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极其困难。相比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
　　首先，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7年，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从1980年至2015年底也已持续35年，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节育措施更持久。在长期的生育限制下，中国生育文化所遭受的破坏更加严重。在中国城市，生育一个孩子已经成为正常的默认选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现象。
　　其次，中国限制生育的力度远比之前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更严厉。其他地方最严厉时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对三孩的惩罚不过是取消一些相关福利；而中国在城市里普遍只允许一胎，而农村一般也只是允许头胎是女孩的家庭生育二孩。对所谓“超生”的处罚是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以及开除公职等强制性手段。
　　再者，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降至1.6时就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果断停止节育，甚至立即开始鼓励生育。而近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的生育率平均不到1.2，就算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限制的强度也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曾实行过的最严厉的节育政策。
　　由于生活成本高以及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中国完全放开生育仍然远远不够，需要推出更多促进民生的政策，减轻育龄家庭的养育负担。比如经济扶助，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家庭，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并且，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量的幼托中心，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解决育龄家庭的后顾之忧。
　　人口是国力的根本，人口规模优势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唯有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才有可能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百年基础。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