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完全放开生育意义重大

晴晴妈妈 · 发表于: 2015-12-21 10:26:01

梁建章：GDP的4%～5%应用于鼓励生育

U2104P31T1D24045340F46DT20151219141224.jpg 保存到相册

“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梁建章

　　“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梁建章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梁建章：全面放开二胎是个很好的开始，但仅仅是未来中国人口政策改革180度转弯的开始。即使现在生育率完全放开的情况下，也会远远低于一对夫妇生2.2个孩子的更替水平，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大概只有1.2左右，二胎政策可能会使每年多生两三百万，达到1.4,1.5的水平，即使完全放开，加上愿意生三胎的人，最多也只有1.5的水平。这个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在世界范围内看，也都被认为是超过低生育的水平。
　　未来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包括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会使更多人敢生二胎。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年轻人觉得政策很好，但没有能力去生二胎。房价高，入学难等等都是原因。所以，未来中国还需要很多配套的政策。
　　我最近也在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其他国家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最近一二十年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生育率非常低，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鼓励生育、鼓励家庭养更多小孩的政策，有一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了欧美的数据，大部分生育率比较低的国家（1.6以下的国家，叫做低生育率国家）都有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政策，基本上花GDP 1%到5%的钱用于支持家庭抚养小孩，当然他们也是逐步渐进的过程，一开始觉得花1%就够了，现在不断的加码，前几年情况不是太好。最近几年稍微可喜的有几个国家，甚至加到GDP的4%～5%，提供了非常好的育儿福利，5%能够达到一个月两三百欧元的水平了。最近北欧国家的生育率有比较大的提升，中国未来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力度。
　　另外一个成功的经验与入学相关，他们的义务教育都是12年，现在开始在学龄前提供越来越多的福利，入托入学变得非常方便。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很多优秀的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但是由于户籍政策的限制，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能够落户在北京，这些人都是精英，如果能在北京生活下来，能够交税，他们的小孩无论从公平角度来讲，还是从未来人力资源投入的回报角度来讲，都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能让小孩入学、入幼的环境。所以这是我们未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总体来说，人口政策和其他的配套政策是人力资源的投入过程，可以使得中国人才的规模优势、结构优势跟质量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未来人口政策需要考虑的改革方向。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福正身有 · 发表于: 2018-5-22 11:30:00

⊙作者：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梁建章黄文政

　　完全取消生育限制也无法阻止出生人口的锐减。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愿意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家庭少之又少，而全面两孩迄今实施已超过两年，堆积反弹效应趋于结束，而生育旺盛期的女性面临急剧减少。

_6Qe-hawmaua6435446.jpg 保存到相册

梁建章：完全放开生育意义重大
　　据彭博社报道，中国计划完全取消对每个家庭可生育子女数目的限制，正在讨论的计划生育替代方案被称为“独立生育”，允许人们自由决定生多少孩子。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中国最早可能在第四季度做出决定，但宣布时间可能会推迟到2019年。
　　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视人口为负担，严格限制人们生育孩子的数量，严厉处罚多生孩子的家庭。伴随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中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71年的5.8下降到1980年的2.24。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仅为1.22和1.18。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也远远低于预期。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上一年减少63万人。
　　毫无疑问，完全取消生育限制也无法阻止出生人口的锐减。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愿意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家庭少之又少，而全面两孩迄今实施已超过两年，堆积反弹效应趋于结束，而生育旺盛期的女性面临急剧减少。
　　2017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8.52%，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以上。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仍将进一步下降。中国目前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极高。在中国养育孩子，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还面临越来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对很多年轻夫妇来说，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更是难以承受之重。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完全放开生育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预示人口观念的根本转变，人口不再被视为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以及大力鼓励生育的起点。最近各地出现的“抢人大战”，也表明人口是资源的观念已被各级政府和社会广泛接受。
　　实际上，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在人口方面的理念早已经超越了计划生育思维。中共十九大报告有关人口问题的表述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是自十五大以来，在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去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提法，预示着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退出历史舞台。
　　今年3月，国务院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但部级机构已经删除“计划生育”了，而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提计划生育。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完全放开生育已经水到渠成了。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国家也曾实行过远比中国计划生育更为柔性的家庭计划。比如，韩国的生育率在1960年超过6，在1962~1995年鼓励少生后，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为此韩国被称为计划生育的成功典范。从1996年起，韩国政府转变生育政策，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继续下降，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韩国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至1.3。2010年9月，韩国宣布将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扶助托儿和育儿教育；70%的家庭将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但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新加坡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5.4。自1970年起，广泛宣传每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采取一系列奖罚措施抑制生育并提倡优生优育。其间，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7年的1.62。到1988年，在仔细检讨政策后，新加坡从控制生育逆转为鼓励生育，但效果差强人意。生育率在1988年反弹到1.96，之后整体上不断下滑，近年徘徊在1.1 至1.3之间。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极其困难。相比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
　　首先，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7年，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从1980年至2015年底也已持续35年，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节育措施更持久。在长期的生育限制下，中国生育文化所遭受的破坏更加严重。在中国城市，生育一个孩子已经成为正常的默认选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现象。
　　其次，中国限制生育的力度远比之前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更严厉。其他地方最严厉时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对三孩的惩罚不过是取消一些相关福利；而中国在城市里普遍只允许一胎，而农村一般也只是允许头胎是女孩的家庭生育二孩。对所谓“超生”的处罚是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以及开除公职等强制性手段。
　　再者，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降至1.6时就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果断停止节育，甚至立即开始鼓励生育。而近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的生育率平均不到1.2，就算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限制的强度也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曾实行过的最严厉的节育政策。
　　由于生活成本高以及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中国完全放开生育仍然远远不够，需要推出更多促进民生的政策，减轻育龄家庭的养育负担。比如经济扶助，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家庭，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并且，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量的幼托中心，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解决育龄家庭的后顾之忧。
　　人口是国力的根本，人口规模优势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唯有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才有可能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百年基础。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华美达 · 发表于: 2018-4-24 20:03:03

　　4月24日消息，携程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一个国家老龄化指数越高，创业活力就越低。老龄化会导致企业创新活力下降，以及新的创业公司的减少。
　　梁建章指出，未来中国的人口预测不容乐观，“现在我们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生育高峰，未来这个生育高峰过了以后，育龄妇女就会快速的减少，更严峻的是她的生育欲望也会快速的减少”。
　　梁建章认为，中国生小孩的痛苦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其实一点也不夸大，中国的房价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育儿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妇女生小孩的机会成本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梁建章认为，未来完全放开生育以后，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也是全世界最低的，可能比现在的日本还要低。
　　对此，梁建章建议，政府应当通过补贴来鼓励生育，这是最直接的手段。“抚养小孩的成本就是那么高，必须拿真金白银，年轻的夫妇才会有这个动力去生”。

牛涨 · 发表于: 2018-3-22 09:43:00

　　△财经栏目王茜
　　板刷头、灰色衬衣、黑T和灯芯绒休闲裤，已知天命的梁建章，身上依然闪烁着IT工程师的风格代码。不过，无论是技术天才，还是携程董事局主席，都不是他在这场对话中的身份；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人口学专家梁建章教授。
　　从2011年开始，梁建章就通过各种公开渠道为提高人口危机的受关注度而奔走疾呼，他书里那句口号──“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让许多人记忆犹新。这些年，社会上渐渐有了更多声音同他产生“共振”。
　　近日一篇由他和黄文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撰写的文章《为什么在中国养育小孩是极其痛苦的事》在网络上被热烈讨论：文中提到奇缺的托儿所、高企的房价、严重的看护困难等等，激发了万千中国家长的共鸣。
　　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重要原因。”
　　梁建章提出了诸多破解低生育率的建议，既有来自经济模式的预测思考，也不乏天马行空的想法：拨出2万亿财政补贴二胎家庭，打破学籍户籍限制，放开冻卵、代孕等辅助生育，给非婚生子合法待遇，将高考提前到16岁让女博士早日毕业等等。
　　他认为，人口的前路充斥着各种不确实因素，但不是末路，希望仍在。
　　谈及自己的家庭，梁建章很坦诚：儿子即将成人，女儿刚满周岁。他希望子女们未来多生育，这对他们的人生是种收获。我问他是否会帮忙带孙辈，梁建章毫不犹豫，“会呀，我开一个公司帮他们带。”

梁建章再谈人口坍塌：二胎生育高峰早已经过去了
　　问：您一直呼吁大家重视本次人口危机，说中国正面临人口坍塌。中国古代也经历过多次人口危机，最后都恢复了过来。这次有什么不同？它的严峻性体现在哪里？
　　梁建章：这次跟以往都不一样，以往可能是因为战争、灾难，这次是人不愿意生了。二胎开放两年的数据已经很说明问题：生育高峰在2016年就达到了，而且比很多的专家预测的低得多。而2017年的新生儿数量比2016年还下降了，说明这个高峰已经过去了。
　　今后十年，如果在没有任何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我们说的这个人口坍塌，是肯定的可以预见到的，因为首先二胎的补偿生育（高峰）过去了；其次，随着城市化，人的生育欲望还会继续降低；同时，现在育龄群体主要是80后，今后十年会逐步进入育龄妇女主力军的是90后，而90后的人数比80后少了40%。所以即使不包括前面两个因素，光是育龄妇女人数就会下降30%到40%。十年下降这么快，那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坍塌，是个危机。
　　问：怎么去直观的理解这个坍塌？在您跟黄博士的文章中，数据图表显示，2070年之后，“中华文明”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将低于5%，甚至更低，这意味着民族将衰落吗？
　　梁建章：对，现在虽然说整个中国人口还是占世界的20%，但是因为生育特别低，在全世界可能最低的，新生儿可能只占世界的12%。而且每一代都会减少，现在的生育率是1.3，每一代都可能减少30%、40%。那过了2070年，就是两代以后，那就会减半。减半的话，就是真的会到5%。
　　原本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文明之一，历史上中华文明最兴盛的时候，（新生儿占全球比例）可能到了30%到40%。如果降到5%，那确实是中华文明变成了一个小众的文明了。
　　但不能说这个5%就衰亡了，因为5%还是一个大国，但是这个趋势是非常不乐观，而且5%不是说就是稳定了，如果说生育率不能恢复到正常的每个妇女生两个小孩的水平的话，那还是会继续往下走。
　　问：但现在也有相当多的人感受不到潜在危机的到来。
　　梁建章：去年新生儿的数字令很多人觉得人口崩塌已经是到来了，因为原来预测会有个生育高峰，那一下没有了，这生育高峰这么快就过去了。未来每年新生的人口数字可能以5%的这样一个速度下降，那其实已经非常有危机了。
　　当然了，你说对经济有什么影响，那我们现在所有人都一个小孩不生，可能经济还是照样正常运转，大家也没有感觉得到。但当几代以后，整个国家就衰败了。这个是可以预见的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我们每个人生活上不一定能够预见得到，但这是一个慢性病，慢性病一定要早治的。现在能够干预的，也是说我们把新生人口能够维持在稳定的水平。这些人（新生人口）未来会成为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或者是创新创业的，最主要的提供活力的人群。我们是要为未来去做这样的准备跟政策的改革。

二胎补贴多少才能拉动生育？梁建章：起步价2万亿
　　问：您提到，当前应该针对生育家庭实施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并重的政策，包括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6岁之前，每年十万的抵税额和一万的现金补贴。政府是否有能力这样做？
　　梁建章：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政府光这个措施可能还不够，可能比如入学的便利，或者是建托儿所，或减轻学生学习考试的负担，这些都有用。但是最直接的、最快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现金的补贴跟抵税。
　　这到底有多少呢？我们也计算过，在一个大城市，每抚养一个小孩到十八岁，家庭负担可能就要上百万，这个包括了各种直接的现金成本，也包括了比如说房子要买大一点，或者是妇女的职业生涯中断的成本。上百万政府没法承担，但至少需要承担三分之一可能才会（对提升生育率）实质上有效果。
　　这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中国很大一部分人是不交所得税的，那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一万块现金是不错；但对于在城市生活的白领，一万块钱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提出了十万块钱的抵税额，折算成现金，对他（城市白领）的补偿相当于两三万。那总体（抚养到18岁前）来说，可能是20、30万的总体补贴，实际上是跟他百万的抚养成本，也就是30%左右的补贴。就整个国家来算笔账的话，可能也就是在两万亿左右。
　　问：两万亿的财政支出？
　　梁建章：是的。其实理想状态是累进式的，第一胎就补贴很少，第二胎就补贴多一些，第三胎补贴更多一些。根据当前的情况，现在我们提出补贴二胎，那可能就是两万亿（财政支出）左右。两万亿占GDP的话，可能未来也就是2%。在很多国家，对于这些低生育补贴的国家来说也不算很高，有的国家是补贴2%，有的国家甚至更多，像北欧这些国家可能就补贴5%。
　　就两万亿来说，中国政府现在这个阶段完全是可以承受的，因为它现在的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说是教育的投入、对外援助，这些都是几万亿的规模。我觉得两万亿对于现在的中国政府是比较容易的。那未来就没有那么的乐观，未来如果是它老龄化继续严重，然后它有很大的支出需要去养老，那这块政府就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所以如果现在要做这个事的话，肯定是尽早能够把这个钱花出去。这对长远来说，不是说没有回报的，因为你劳动人口多的话，20年以后他（新生人口）会成为劳动者，他会贡献税收。所以这其实也是个投资。现在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去做这个投资的，可能比投资到其他的一些领域可能更有回报。人力资本的投入肯定是最有回报的。
　　问：如果实施该政策，如何保证公平？如何保障大量长居非户口所在地的务工家庭也能享受补贴？
　　梁建章：其实所有的这些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对小孩教育的政策，它都应该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就是生一个小孩，应该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享受到它的教育服务。小孩无论在哪个地方出生，都能够拿到现金的补贴，他的父母也能够拿到补税额。无论是你在户籍在哪个地方。我提的这个建议是全国统一的，所以也没有任何必要做户籍上的考虑，所以应该是可以普惠的。
　　问：如果您的建议能落实，它对生育率会有多大的提升？
　　梁建章：照其他国家经验的话，如果你花GDP的1%的话，也只能提高可能是0.1个小孩（指生育率提升0.1）。
　　要提升这个出生率，确实得花大价钱。因为确实是抚养小孩的成本很高。但这个是值得的，还是说你如果算一笔帐的话，你将来对这个小孩，算未来对国家的税收贡献的话，就光从税收贡献来说就是值得的，还不算对整个经济的活力，文明的传承这些的影响。
　　所以你拿GDP的2%，可能能够提升0.2（生育率）。0.2当然还是远远不够的，但这是个起步嘛。现在可能有些人提出这个方案需要这么多钱吗，国家有这么多钱吗？但是确实是，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数据来看，这都不算高，而且很可能是不够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起步。
　　问：您提到过的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如“把0-3岁的幼儿教育列入义务教育”、“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和“保障非婚生育小孩的平等权利”等非常令人鼓舞。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包括立法问题在内，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否有足够的财力和教育资源去实现这些建议，仍然是个疑问。您觉得这些措施有希望实现吗？
　　梁建章：对，这些政策的改革比直接给钱会更麻烦一点，需要一些更长的政策设计。但也没有那么难，基本的原则就是钱应该跟着人走。比如说义务教育现在是小学开始，未来我认为应该从幼儿园开始，甚至国家应该把托儿所费用都承担。但是这些都不应该受户籍的限制，应该跟着人走。跟着人走，通过中央按照人头来支付就可以，这也没有那么难。
　　问：那就是财政压力都在中央那里？
　　梁建章：对，中央现在是最有钱的，70%的税收都在中央财政。建学校、建托儿所需要有一个过程，没有直接的免税、现金支付那么快。但这也确实是要做的，因为未来的人才是流动的，你无论在哪里培养一个小孩，他都是为全国做贡献。
　　问：最后是地方政府去落实，那地方政府有没有这样一个积极性呢？您有没有和政府方面沟通过您的这些想法？
　　梁建章：如果是中央给钱的话，那地方政府的财力就不是个问题。我觉得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负担。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现在开始意识到人才是资源，开始引进人才，尤其是大学生。大部分地方政府愿意为人才提供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设施服务。这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对于留住人才都是有好处的。
　　可能在高考方面，还有一些户籍的问题，需要中央层面能够把户籍打破。当然不像是直接给钱那么容易，但还是应该完全可以做到的，就像其他国家一样，现在很多国家都不会有说有户籍的问题。

冻卵、代孕都应被接受梁建章指社会应包容非婚生子
　　问：对当前处于育龄阶段，但对于是否要孩子犹豫不决的年轻人，尤其是独生子女，您有什么建议？
　　梁建章：如果从数据上看，即使是独生子女，给足够的鼓励，他们也会愿意多要一些小孩。肯定还是需要提供实际的便利跟财务上的支持。很多国家会给予精神奖励，说你这个“英雄妈妈”怎么样，中国可能早晚也得走这一步。但是精神奖励肯定还是不够的，还是需要财务方面的鼓励，包括教育便利，包括房价能够便宜点，包括现金的补贴。
　　包括中国在内，东亚国家还面临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是单身的。但是单身的话，他/她生小孩就会被社会不接受。所以我们很多福利制度也不能歧视这样的单亲家庭，鼓励这样的人群，即使是不结婚，或者是离婚，也有机会可以生小孩。
　　问：网上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对于结婚意愿不强的女性，能不能让她们单独生育、抚养小孩。
　　梁建章：对，你说的非常对。非婚生育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北欧这些国家，占出生人口的甚至一半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群，要能够让他们生小孩。首先是社会的接受度，我觉得这还是会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多少年前，北欧的国家也是非常传统的，他们就转变过来了。但是从社会福利上，也一定要去改变。现在非婚生的话，你可能先户口都报不上。所以要设计不能有任何歧视性的政策，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就是对于一些职业生涯特别长、教育程度高的这些妇女，要允许她们采取冻卵、代孕这样的辅助生育手段，帮助他们稳定职业生涯的发展。
　　问：网络上有个热门话题──“女性文化程度越高，结婚意愿越小生育率越低”，对此您怎么看？两者有联系吗？
　　梁建章：对，从数据上来说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她是职业生涯发展的机会成本就会非常高，她如果生小孩，中断两年三年，这个成本非常高。另外她因为本身进入职场的年龄就够大了，她念完博士可能已经是25岁怎么样的，所以她的生育的时间少，她的机会成本也很高，所以她生育的小孩就会比较少。其实针对这样一些问题，通过辅助生育是最好的一种办法。
　　问：现在代孕在中国是违法的。
　　梁建章：曾经说是有一次会出一个法律明确禁止，后来我们也写了一些文章，他（监管层）就把明确禁止就拿掉了。所以现在应该说是一个灰色阶段。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是允许，尤其是美国，它是比较接受这样一种方式。
　　问：我问一个题外话，有很多人是担心，如果我们放开了代孕，会引起一些人口方面的犯罪问题。
　　梁建章：任何一个新技术当然都可能会有些风险，但这个（代孕）是几方自愿的，通过法律合同约定的。如果政府不规范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引起一些地下的问题。如果政府承认这几方约定的合同的话，就会把风险降到最小。像美国已经是走了比较长一段时间，因为它在法律上界定的比较清楚。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必要去界定这些，其实是在减少风险。如果你不界定的话，那反而可能会有些风险。

梁建章的天马行空：高考提前到16岁让女博士早毕业
　　问：如果说女生的受教育程度高真的影响到生育率的话，我们该不该鼓励女性回归家庭？
　　梁建章：这个让女性自己来选择嘛，我们还是要给女性充分的选择。当然了，应该公平，既然你生小孩是为社会做贡献，那政府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补贴，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些鼓励生育政策。
　　另外我曾经也提过，如果在教育方面能够提速，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段。让她不用学那么久才能博士毕业。
　　问：您觉得该怎么提速？
　　梁建章：我觉得其实高中阶段很有提速的潜力。因为我当年是少年班（复旦大学少年班），我15岁念大学，后来我就到计算机系了。我班上，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是比我大3岁的，有很多农村来的同学就是早上学的，只比我大一岁到两岁。
　　现在各方面的教育条件都好很多，幼儿园现在教的东西比原来早好多，各种科技手段，各种补课，但是18岁高考的东西还就是那么点东西。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是教育效率在孩子成长到18岁以前是下降的，而不是提高了。所有人在18岁就考那么点东西，限制了他前面教育效率的提升。所以完全可以高中读两年，初中读两年，高中初中加起来读四年就够了。
　　问：中学读四年，那就是要提前高考？
　　梁建章：对，我觉得应该取消中考，提前高考，那就可以使得整个的效率提高很多。
　　问：您说16岁左右就要高考？
　　梁建章：对。当然这个实现起来有难度。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完全可以做得到。
　　梁建章：希望子女多生养会开教育公司帮忙带孙辈
　　问：您在2011年就和李建新教授合着了《中国人太多了吗？》，呼吁大家关注人口危机。您是从何时开始留意中国的人口问题，并决心以此为研究方向的？哪些人或事影响了您？
　　梁建章：我是2007年念经济学博士研究创新的时候，研究世界各地，包括日本的人口跟创新的关系，发觉创新的重要性因素就是人口。当时是说人口的数量，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很重要。后来就看到中国的人口结构，虽然说当下很好，但是受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影响，未来会很糟糕。所以就觉得很紧迫，很有必要去改变当时还在实行的一套政策，就写了很多文章，从经济的角度、创新的角度去推动整个政策的改革，也就有了那本书。
　　问：当时想要找到同道中人容易吗？
　　梁建章：当时真的不多。一个是媒体觉得就是敏感话题，不能讲这个事情；另外就是经济界对真实的人口数据不太清楚。因为人口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统计局的版本，还是比较接近于实质的，但是计生委的版本就错误的估计了，有很多漏生的，或者漏报的。联合国的人口数字也是不太准确的，所以经济学家不知道真实的人口数字。
　　有一部分人口学家知道真实的数字，但他们又缺乏经济上的认识，认为人口少并不一定是那么坏的事。但人口少，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儿，所以就有这个脱节。我觉得很有必要确实从我的角度，尤其是企业家，声音比较大，来把这件事情能够说清楚，能够分析清楚。那后来就很快，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问：大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梁建章：对，学术界基本上就能够达成共识，说这个数字是怎么样，对经济的影响怎么样。当然人口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了。
　　问：那您现在乐意于把自己定位为企业家，还是经济学者？
　　梁建章：我当然是个企业家。但是希望也在人口政策方面有贡献。我在回携程之前，还在北大兼职经济学的教授，也教过课。但是回到携程来做以后，就没有太多时间去做新的研究和去教课了。当然我现在还写很多关于政策的文章，主要是基于我以前做的一些研究。但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推动的事情，人口政策可能是我认为中国经济里面最大的一个隐患吧，所以还是非常值得去花一些时间去推动这个政策的改革。
　　问：最后有个私人问题，就是您对您的下一代有什么期望，您希望他们多生育吗？如果要生的话，生几个？
　　梁建章：我女儿现在一岁，儿子已经是17岁了。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多要一些小孩了。虽然养育小孩的负担很重──金钱的成本对我们来说不是太重要，但是有很多精力的成本，但是同样小孩也会带来非常多的乐趣，对整个你的家庭和整个你的人生都是很有收获的，所以我希望他们多生几个小孩。
　　问：那您会帮忙带吗？
　　梁建章：会呀，我开一个公司帮他们带。
　　问：您是说教育类的集团？
　　梁建章：对，我自己做一些投资，但是我只是对教育、对人口方面相关的做一些投资。未来肯定不光是要政府主导来建这些托儿所，民间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注：梁建章个人近期投资了社区共享育儿平台“摩尔妈妈”）。

〓　相关链接
　　二胎时代：缺位的幼托靠政府也要靠民间
　　2017新出生人口同比减少63万生育危机是否存在？
　　人大代表：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生了应尽快放开生育

台北人 · 发表于: 2018-3-11 08:43:00

源自：经济观察报

　　调整人口政策还该做点啥
　　汪晓慧
　　在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的议案建议全面放开三孩。他持续数年关注人口问题。按照朱列玉的分析，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余年，如不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增加人口，中国将会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
　　2014年开始，我国各省陆续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当时，一个比较流行的预测是，2019年中国将迎来全面二孩时代的生育最高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却显示，2017年，人口出生率同比下降了0.52‰，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2016年，即全面二孩政策的当年是2000年以来的生育高峰，出生人口1786万，比2015年多出生191万人。
　　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2017年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辩论生育人口
　　而近两年的数据，让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的生育高峰已经过去。在人口领域不断建言的梁建章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2019年不会迎来生育高峰。
　　梁建章和黄文政曾撰文称，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二年的2017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开启下一次下降，这一轮下降将持续十年。
　　梁建章的理由是，育龄妇女人口以每年平均3-5%的速度下降。同时符合“补生”政策和生理条件、并且有意愿的妇女会尽早生育。叠加因素下，中国生育率的总趋势将呈下降态势。他的数学题这样算：2015年起，90后开始接替80后成为最佳生育年龄段的主力军。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总数是2.28亿，90后是1.74亿。80后和90后人数差5400万，保守推算女性差2500万人。以20-29为最佳育龄，这一进度会走十年，即到2025年，总的育龄妇女下降30-50%。
　　关于80后和90后育龄妇女趋势的预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警示生育水平的下降对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有好处，但也没有必要渲染和夸大人口危机。要把基础的人口数据和预测方法搞准。”他提供的算法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粗出生率和年末总人口以及出生性别比推算的80后和90后出生人口数分别为2.2253亿和2.0966亿，相差1289万。90后比80后下降了只有5.8%。90后出生的女性比80后出生的女性少739万，下降了7%。“未来几年育龄妇女下降主要是高龄育龄妇女的下降，而年轻育龄妇女的下降并没有如此严重。”黄匡时说。
　　关于人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梁建章和黄文政称，生育状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少有二十年的滞后，加上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化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还是会相对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悬念。
　　梁建章担心的是，按照现在的生育趋势，中国人口在2025、2030年会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人口问题同样会导致社会的创新活力下降。

鼓励生育全面开放派
　　“要达到像美国那样的水平，就要看创新能力。年轻人口规模与市场规模会变成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是不是能够解决人口不断减少的问题就是关键了。”梁建章告诉记者。
　　倒推的逻辑下，梁建章认为，现在是逆转生育率的关键时期。梁建章认为，需要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从2017年算起，如果现在多生一个，到2040年，这些孩子正好大学毕业开始工作。”
　　那么，现在是否到了“开放三孩”的窗口期？
　　2017年，一孩出生量下滑与众多90后口口声声扬言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选择相印。最现实的原因是，生活成本与养育成本太高。对于大多数刚步入职场的85后、90后而言，首先对高企的房价望而却步，养活自己都压力山大，养育小孩更是不敢想。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中，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每年的花费约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
　　作为鼓励开放生育的呼吁者，梁建章建议“立刻实施的是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并重的政策，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者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另外，还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尤其是用于托儿所的建设。还要放开城市的土地供应的限制，从而缓解一二线城市房价的上升趋势。

强调更重服务保障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回复笔者称，“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全面两孩政策后特殊情况的再生育政策都比较宽松。应该说，满足了绝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很大。目前很多地区的群众面临着二孩生不出，没人带，养不起的问题。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是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相协调，做好计划生育妇幼保健的相关服务。”
　　贺丹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强人口变动趋势的监测，做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的全方位评估。人口变动是一个长周期的变量，有自身的规律。生育率走低和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必然规律。由于技术进步的扩散和新技术的加速发展，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个人口结构快速变动的过程。未来的人口竞争力，更主要会体现在人口健康素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上。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主要挑战由总量压力转到结构性矛盾。我们还是处于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机会窗口期，要积极主动应对，也没有必要过度的焦虑。”贺丹称，她认为要告别人口数量情结，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新增人口的服务保障上，把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家庭和谐幸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

去哪里 · 发表于: 2018-2-27 15:03:00

源自：新浪综合

　　梁建章：为什么在中国养育小孩是极其痛苦的事

作者|梁建章黄文政
　　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95万元，约合9000美元，在全球排在大约第70位左右，但得益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坐二望一。虽然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但因为1960年代中期的生育高峰导致了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生育反弹，中国出生人口的萎缩是台阶性的。上一次出生人口的雪崩发生在1990年代，而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二年的2017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将开启下一次雪崩。但在这两次雪崩之间，出生人口则相对稳定。尽管出生人口在未来十年将经历又一次雪崩，但生育状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少有二十年的滞后。再加上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化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还是会相对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悬念。

PDmE-fyrwsqi6365366.jpg 保存到相册

梁建章

q4S7-fyrwsqi6365397.jpg 保存到相册

黄文政
　　中国的发展不仅表现于量的稳步增长，也表现于质的快速提升。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技术水平也在突飞猛进。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不仅在低端和中端，也在越来越多的高端领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在互联网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更是处于第一梯队。尽管中国的科技水平总体上落后于美国，但得益于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口规模，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七年居全球第一，创新创业活动极其活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在大幅改善。2017年中国零售总额有望超过美国而居全球首位，正是这一转变的最好注脚。可以说，中国处于两百年来的盛世。
　　但这个盛世能够持续多久呢？由于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年轻人口的不断萎缩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而之后人口总量的雪崩将有可能导致整体国力的坍塌。

中国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是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极高。
　　这首先表现于高昂的养育成本。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每年的花费月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实际上，这种昂贵的养育模式与少子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这样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就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却步。
　　在中国养育孩子，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还面临越来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所以，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选项只有两个：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可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或者说没精力来帮着带孩子，尤其是二孩更难获得来自祖辈的帮手。所以很多父母在自己坚持工作的情况下，就只能雇保姆或月嫂。可近几年，月嫂工资薪资猛涨，与香港的菲佣薪资相差无几。
　　对很多年轻夫妇来说，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更是难以承受之重。2017年，北上深平均房价突破6万元，厦门、广州跟随其后，均价达到3万元，而三亚、杭州、南京、福州、天津则突破2万元。房价如此之高并非因为土地不足，更非建筑成本高昂，而实际上是城市化模式的问题。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高价拍卖土地获取巨额收入来支持城市发展，这相当于让新增购房者通过支付高额房价一次性承担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负担。这种模式在城市化初期非常有利于资源快速聚集，但不可持续。特别是，新增购买者往往是年轻人或外来者，而高房价恰恰在抑制城市中这些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
　　如果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额外的住房面积和看护成本，在一二线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就超过百万，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
　　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重要原因。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生育率不到0.8，处于全球最低之列。2018年1月发布的《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2016-2017）》显示，北京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距较大，虽然58.6%的北京居民理想子女数为两个，但仅有10.8%的北京居民实际生育两个孩子。虽有意愿但决定不生二孩的原因是经济压力大、教育和医疗缺乏保障。
　　高昂的养育成本严重抑制了生育意愿在次背景下，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人，远远低于卫计委和大多数人口专家的预期。2017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8.52%，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以上。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仍将进一步下降。况且，由于生育旺盛期女性面临锐减，出生人口在未来十年将会断崖式减少。现在生育一孩的主力是90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生儿在1990年代快速减少，从1990年的2800万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500万。从2015年开始，22-31岁女性在十年内将减少超过40%。因此，现在开始的出生人口萎缩实际上在1990年代就已经确定了。这个萎缩可以从近年新婚人数每年减少7%～8%上得到佐证。而2017年，15-49岁育龄女性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2-31岁女性减少600多万。
　　从全球来看，中国未来的人口萎缩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整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5%，但目前每年新生儿仅占世界12%。到2050年前后，中国届时每年出生的800万人将只占世界的5%。在强劲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生育率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乃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跌破3%。如图1，即使现在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可能衰微。

ovTp-fyrwsqi6365447.png 保存到相册

　　注：中华文明含中国大陆和港澳台，1950年前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1988），之后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假设立即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其他国家1950年前来自Maddison（2008），之后为联合国人口署中方案预测。

要逆转这种人口颓势，需要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家都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发放经济补助和提供育儿便利。对生育家庭的经济补助往往是累进制，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比如：法国孩子出生首先可获928欧元奖金，0~3岁每月有185欧元补助，3~20岁每月有65~231欧元补助，每月还可获得169欧元的额外补助。德国孩子从出生到年满18周岁，或19~25岁未正式工作或在读，可申领儿童金补贴，金额随通货膨胀调整，目前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可获184欧元，第三个孩子每月获190欧元，第四个孩子起每人每月获215欧元。

我们认为可以立刻实施的是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并重的政策，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者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或者补贴，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实行。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我们建议政府以这些方式转移给家庭的支付大约以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为标准，而孩子抵税所减免的金额以每个孩子累计到10万元封顶，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这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建议比起其他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要保守不少，以后可以根据情况逐步加强。另外，还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尤其是用于托儿所的建设。还要放开城市的土地供应的限制，从而缓解一二线城市房价的上升趋势。
　　总之，中产家庭都生不起两个小孩的“盛世”是不可能持续的，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不能出台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政策，避免出生人口的雪崩，那么中国经济在二三十年后很可能步入萎靡甚至停滞的状态，并有可能最终陷入持续性的萎缩之中。届时，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老化、经济活力大幅下降，规模优势将逐步丧失。

⊙　作者简介
　　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黄文政：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

去哪里 · 发表于: 2018-2-8 09:43:00

源自：新浪综合

　　梁建章：中国应该实行哪些鼓励生育的政策

作者|梁建章黄文政
　　中国从2016年元旦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该措施并未改变出生人口数下滑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不仅比2016年减少63万，更是比卫计委之前的最低估算还要少300万，甚至低于卫计委之前对政策不改变情况下预测的出生人口。
　　在2017年出生人口中，一孩人数724万，占42.02%；二孩人数883万，占51.25%；三孩及以上人数为116万，占6.73%。由于任何一个女性一定是先生育一孩才会生育二孩，而部分生育一孩的女性不会生育二孩，所以在育龄女性年龄结构大致稳定的情况下，二孩数量会显著少于一孩。因此，目前二孩多于一孩只是因为全面二孩政策释放了生育意愿的堆积势能，以及生育二孩的育龄女性较多。
　　但随着堆积势能的释放，生育二孩的主力将逐渐由目前生育一孩的女性来承担，而目前愿意生育二孩的夫妻又不足50%，再考虑到未来几年中国育龄妇女数量每年减少500万左右，一孩出生人数也会相应的逐年减少。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如果没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年出生人口在未来几年大概率会降到1400万以下，并在十年左右时间降到1000万以下。
　　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对生育家庭的经济奖励，往往是累进制，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奖励金额一般足以让新生儿父母维持足够体面的生活。但生育率处于极低水平的国家，即使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限制生育政策执行最为严厉和长久，鼓励生育则最为迟滞。可以预见，中国提升生育率也比其它国家更为艰难。因此，中国需要尽快推出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的政策。其宏观目标是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附近，促进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造福全体国民。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此，我们提出以下鼓励生育的建议，具体分为七个方面。

1）取消任何生育的限制。
　　鼓励生育的前提是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开生育，不需要办理生育审批，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超生开除”等处罚措施。例如，《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对其超生职工应当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类似这样的规定应予废除。

2）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6岁之前，每年10万元的抵税额度。
　　随着中国变得富裕，特别是少子化促使养育奢侈化，中国社会养育孩子的费用节节攀升，让许多家庭对生育二孩望而却步。目前大城市抚养孩子的每年平均花费可能超过两万元，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和精力投入。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头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实行，而孩子抵税所减免的金额以每个孩子每年累计到10万元封顶。
　　此外，还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对多孩家庭购买汽车减免使用税。韩国政府在2010年审议的《地方税法修正案》规定，养育3名及3名以上未满18岁子女的家庭及养育者，在购买汽车时将享受减免使用税及登记税的优惠政策。

3）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6岁之前，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
　　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我们建议政府以这些方式转移给这些家庭的支付大约以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为标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1年至2016年这6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出生1668万人，二孩占比不超过50%，由此可以计算得目前6岁以下的二孩儿童不到6000万人，因此每年政府用于辅助养育二孩的支出总共不超过6000亿元，不到GDP的1%。相比之下，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4%。可见，本文建议的财政补贴的力度比起北欧和西欧等低生育率国家的补贴力度还是偏低的，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开始，以后逐步加大补贴力度。

4）全国建设十万个幼托中心，把0-3岁入托率提高到50%。
　　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卫计委的数据显示（ 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7-01/10003632.html），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约十万个幼托中心。

5）把0-3岁的幼儿教育列入义务教育。
　　研究显示，对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为此，我们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另外，目前我国的幼教师资缺口比较严重，需要提高幼师待遇，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幼教行业。按照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全日制幼儿园的教职工与幼儿的比例需达1:5至1:7。然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幼儿园教职工为381.8万人，师生比约为1:12，若要达到1:7的目标，需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中国幼儿园的教职工配备标准离要求仍相差甚远。（ http://m.xinhuanet.com/hn/2017-11/26/c_1122011770.htm）

6）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
　　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却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了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的困难。重物轻人的城市化，更让许多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虽然很多外地户籍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缴税，但他们的孩子却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福利。其后果是，不少到了结婚生子年龄的年轻人，面临着要么离开城市、要么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两难选择。不少人也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养育小孩。
　　我们建议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只要是中国公民就可以在任何城市获得义务教育，让外来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并让他们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园、入学，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措施。

7）保障非婚生育小孩的平等权利。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提升，很多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导致各国的结婚率在逐年降低。尽管北欧国家的结婚率低于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但由于大约有40%～60%的孩子来自婚姻以外，所以北欧国家仍能维持比东亚国家更高的生育率。
　　毫无疑问，我们并不鼓励非婚生育，但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也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因此，我们建议在法律和法规上去除任何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约33%。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并且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如果不尽快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未来出生人口将不可避免出现断崖式坠落。

红英 · 发表于: 2018-1-28 12:35:00

　　当地时间1月25日，携程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人口经济学者梁建章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受邀出席主题为“增长的责任中国助力世界的未来”的午餐会。梁建章在演讲中指出，中国人口问题存在三大隐患：少子化、城乡流动障碍和应试教育困境。
　　梁建章表示，中国的人力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人口规模最大，而且中国人勤奋好学。但目前对人力资源的认识上还存在很多误区，政策上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同时他也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大力鼓励生育，让农村小孩进城尤其是大城市，以及尽快推进自主招生改革。

Kap_-fyqzcxf9160430.png 保存到相册

与梁建章一同受邀发言的嘉宾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英国国家学术院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等。
　　鼓励生育抑制少子化趋势
　　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最宏大的经济变革。随着改革开放，数亿人口从贫弱转向富裕；中国人均GDP快速增长，有望在未来10-20年内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梁建章分析称，创新仰赖人才储备和人力资本，中国从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受益匪浅，并将继续从中受益。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拥有世界19%的人口，但是新生儿却只占世界的12%。严重的少子化将导致严重的人口年龄的“倒金字塔”结构。预计到2030年，25岁至35岁的最佳育龄女性数量，将以惊人的速度大幅萎缩。届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和1990年代初的日本一样糟糕。
　　因此，他建言中国应尽快抑制少子化的趋势，放开二胎只是第一步，还远远不够，未来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且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对多孩家庭的财政补贴，强化托儿所、幼儿园建设等。

Pd3W-fyqzcxf9160637.png 保存到相册

取消大城市限制弥合城乡鸿沟
　　梁建章在演讲中指出，第二个问题是提升农村教育。如果占比一半以上的农村小孩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那么中国未来的人才质量和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但依然无法解决农村学生数量绝对减少等问题。
　　农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2017年仅为8%，农村很难为大批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大量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工作，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大约有2.7亿农民工，由于城市对流动人口生育的歧视，很多打工者子女被迫与进城的父母分离，导致数千万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有研究表明，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特大城市的规模还是偏小，而非偏大，吸纳和接收外来人口的空间广阔。梁建章建言，中国的特大城市应该取消限制人口流入的政策，城市政府应积极加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基础教育投入，消除对外来劳动力的限制，吸纳更多劳动人口就业和居住。
　　梁建章说：“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就是城乡差距。只要我们从政策上鼓励农民工进城，消除他们的孩子在城市上学的各种限制，就可让农民工的下一代获得更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增加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
　　解放孩子强化创造力教育
　　作为经济学者，人口年龄结构和创新能力的关系是梁建章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又一领域。在近期出版的专著《人口创新力》中，梁建章也分析、阐释了创新的来源和创造力培养的问题。
　　梁建章认为，创新力的教育薄弱是中国当前城市教育的最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西方的教育在知识的广度、探索精神和交流能力方面占优。而东方的教育在知识的深度和工具的掌握方面具备优势。东方代表性的“应试教育”在以大量练习为基础的学科方面，体现出了效率和优势。
　　“但是，中国的创造力教育依然会卡在高考问题上。普通高中必须要求学生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备战高考，这导致素质教育领域的任何改革只能是徒劳。”梁建章分析称，中国当前教育中过于集中和标准单一的入学测试，不仅造成学习时间上的浪费，也使得中国家庭在金钱、精力方面付出巨大代价。
　　对此，梁建章建议，在国家统一考试之外，废除单一的高考招生制度，各大学各专业可通过考试成绩、学校表现、课外项目等多重指标来综合评价学生。在这样的模式下，有天分的学生在兴趣导向下充分发挥其专长，同时通过适当降低录取标准等方式，最终让大学教育惠及弱势群体。

华美达 · 发表于: 2018-1-19 09:56:00

　　梁建章：出生人口雪崩要为孩子减税和补贴

⊙作者：梁建章、黄文政

　　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整整63万。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比如，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而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而最新的数据表明，出生高峰在2017年就过去了，2017年出生人口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200万。
　　我们之前的预测是，出生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高峰，当年出生人口有望超过1800万，但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在之后十年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萎缩。但现在看来，出生人口雪崩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更早，也更加迅猛。
　　出生人数大大低于预期背后是生育低迷，而生育意愿如此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目前在大城市，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平均每人每年要花大概两万到三万元的费用，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和精力投入。
　　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
　　在养老社会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在社会道义上也是公平的。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因此，公平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
　　那么，政府是否有财力承受这种养育扶助呢？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只占公共财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税的方式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国家财政影响非常有限。实际上，中国民众的整体税赋放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算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相对于民众享受到的公共福利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降低税赋并补贴家庭应该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长期来看，对孩子的补贴本质上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也就是未来的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许多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在法国，政府就长期采用这类方法鼓励生育，而且还对生育八个以上孩子的母亲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实际上，法国的生育率远高于中国。受到长期低生育率的拖累，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如何提升生育率成为日本社会的难题。而根据今年1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日本小镇Nagicho在推出生育补贴等鼓励生育措施后，生育率从1.4提高到2.8。这个消息给深受低生育率困扰的日本社会透出了一线生机。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者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或者补贴，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实行。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我们建议政府以这些方式转移给家庭的支付大约以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为标准，而孩子抵税所减免的金额以每个孩子累计到10万元封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1年至2016年这6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出生1668万人，二孩占比不超过50%，由此可以计算出目前6岁以下的二孩儿童不到6000万人，因此每年政府用于辅助养育二孩的支出总共不超过6000亿元，只占GDP的1%左右。相比之下，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4%。
　　目前中国老龄化还只是刚刚开始，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雪崩，最终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财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当其时。
　　不久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改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将从35%降至21%；而个人所得税的大部分税率也有所下降，其最高税率从39.6%降至37%。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税改法案也自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特别关注；该法案会对中美经济互动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中国是否也需要减税成为财经界的热点话题。我们认为，应对美国减税方案的最好方式，就是减免养育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短期可以提振中国的内需，长期有利于提升过低的生育率，进而维持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

⊙　作者简介
　　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忘伤 · 发表于: 2016-1-6 11:26:00

U2104P31T1D24119654F46DT20160105192344.jpg 保存到相册

　　“第七届中国商业领袖论坛暨2015‘倾城之心’颁奖盛典”于12月17日在上海举行。上图为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CEO梁建章。（图片）　　“第七届中国商业领袖论坛暨2015‘倾城之心’颁奖盛典”于12月17日在上海举行。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CEO梁建章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梁建章：跨境电商，实际上是实现全球贸易化的第一步，就是物品的充分流通，但这个已经到了极限。为了进一步让全球更繁荣，要让人员、资金、服务产品充分流动。服务全球化的过程可以增进人员的流动，你的品牌要开到其他国家去，人员要过去，也要用当地的人才，当地的人也会过来进行投资，贸易会加速流动，人员的流动会更加多，我希望未来携程的生意更好，创新也会更快。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把其他人的想法拿来重新组合一下，就是一个新的想法，这就需要人才交流。
　　我一直认为人口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人才要充分流动起来，才能够加速创新。为什么人才流动能加速创新？人要跟更多的人接触，让更多人的想法能够创造、融会贯通，把这些聚集起来就有更好的想法。创新创业有一个规模，我认为服务领域更要有规模效应。制造业的产品现在全球化，一个小国可以将产品卖到全球去，但是一个服务产品必须依托本地的市场，因为人员流动不方便。所以服务品牌要在本地市场做成功，就像我们互联网要先在本地做好，新开发的技术才比较容易拓展到全世界。人口的规模、市场的规模、人才的多少实际上是对经济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创新领域有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果把横坐标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口，纵坐标作为一个城市的人口，这明显是正相关的关系，要发挥出一个国家综合人口、人才多、市场大的优势，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方式，城市应该聚集更多的人口。世界上人口越多的国家，城市越大人口越多，是正相关的关系。
　　另外人口结构也是问题。同样一千万人，一个都是五十多岁，一个都是二三十岁，年轻人会更有优势。中国现在人口很年轻，但是未来中国人口会比较老，比较了各个国家的数据可以看出，越老的国家，创业活力就低，所以人口规模和年轻程度以及创新很有关系。
　　中国现在已经放开二胎，但其实远远不够。现在有很多人放开了也不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成本太高，二是教育很麻烦，以及女性工作的压力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必须有各种其他的配套措施，才能使人口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是指每个人平均生两个小孩，要达到这个水平就要做到提供财政补贴、提供更好的教育便利、提供更好的福利。
　　补贴是不是公平？补贴其实是公平的，现在的社保是所有的年轻人贡献的，年轻人贡献的社保用来养所有的老人，包括那些没有小孩的老人，这个贡献是统筹的。现在都养一个小孩，未来为社保多贡献了15%左右，所以你补贴15%也是公平的，这其实是相当大的补贴力度。补贴是不是有效果？其实很多国家，尤其是低生育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2的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政策。补贴率越大，生育率越高。所以我的建议是，中国也大幅度提高补贴力度，通过减税的方式──免所得税、社保，补贴5%左右的收入给抚养小孩的家庭。如果一个国家本身财政老化，补贴力度就没有这么大，这样就会造成生育率低，小孩就少，财政更加恶化，陷入了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要做更多的财政补贴，让更多的人敢于生二胎，不至于跌入生育率陷阱。
　　第二个是教育的便利。中国现在有很大的问题，这和城市化也有关系，中国现在城市太大了，尽量把人往外赶，这些年轻人肯定是有能力来生活，但他们的小孩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因为城市规划不考虑这些人口将来可以留在城市里，这些人拿不到户口就回去了，或者他们拿不到户口就生很少的小孩。所以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欲望非常低。所以，怎么样提高教育的措施，是我们提高生育率必须要做的事情。
　　最后要说非婚生育的问题。为什么说“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如果按照计划生育的政策，他是报不上户口的，这当然是个玩笑。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正常家庭”，或者是“非标准家庭”，因为非婚生育的小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这部分小孩就非常少。
　　所以，如果中国未来要实现经济持续的繁荣，尤其是创新力保持旺盛的话，必须维持一个更替水平。现在我们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只有1.4，这是完全不可持续的。维持更替水平，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的，我们希望不光是全面放开，还有各种配套的政策，提供大力度的财政补贴，包括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为在城市里的非户籍人口提供很好的教育便利，还有产假，包括其他妇女或者小孩的各种各样合法权益保障，才能使我们生育率恢复到更好的水平，使我们的经济长久繁荣下去，谢谢。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免费注册

[生育] 梁建章：完全放开生育意义重大

相关帖子 »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