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是怎样变成的

⊙作者：黄艾禾

　　一个个不同的人群融进了汉族大家庭。边缘人群汉化的过程，常常伴随着认同危机──“歧视他者的‘汉人’，常也被自称‘汉人’者歧视。”
　　在汉民族西扩的过程中，羌人们面临两个选择：或是往西方撤退；或是留在汉区，最终同化为汉人。历史的进程，也是这么发生的。冉光荣、李绍明等所着的《羌族史》很清晰地叙述了这个过程。
　　春秋战国时，以羌人为主体的诸戎，还遍布中原各地，比如《左传》中就有记载，说卫庄公登上城楼便望见了戎人之区。但在战国之齐、晋、楚、秦诸强国的征讨下，中原的这些羌人后来就见不到了踪影，他们相继被华夏族同化了。
　　在汉以后，羌人与汉人的战争发生在西部，每次战争结束，汉人的策略是杀掉羌人中的不服者，将归顺者迁入塞内。这一批批的迁入者，后来也融入汉人之中。
　　这种同化过程，一般要经历几百年。而且，不像想象中那么和谐。迁入塞内的羌人，常受到汉人平民、豪强与地方官员的欺凌，他们还要为汉人出征，去攻打其他的羌人部落。在受不了各方的不公正待遇时，他们会相结出逃，造成“羌乱”。在东汉时，就有过三次大规模的羌人暴动。
　　在宋代的羌族聚居区，洮水流域珉县（今甘肃境内）的广福寺，有一座碑，名《广仁禅院碑》，是宋朝元丰七年立的。在碑文中，讲述了建立这个寺院的目的，那就是“用夏变夷”，用佛教来改变当地羌民的习俗。
　　这个碑文，还讲了历代统治阶级同化少数民族的其他办法，包括：军队、刑罚、赋役、派兵屯田、金帛奖赏、司法断案等等。汉族人对羌族等少数民族这样做，藏族吐蕃王朝对羌族也这么做。
　　姜炳章，是清朝干隆年间被派到北川县（当时叫石泉）任县令的一位地方父母官。结果，他在当地的县志中留下了大名。
　　在清代时，北川还属于是羌族的核心居住区，羌人们还相当“羌化”。清代的县令们，做的很大一件事就是让土着们去除“陋习”，比如，放弃火葬。或者不许他们祈祷山水之神。姜柄章曾写过一首“白草歌”，在这首被载入地方志的诗歌中，姜柄章夸耀他用儒家伦理教化土着，他说，听了他的说理后，“纷纷父老皆点头，赭汗津津额头流”，而他觉得，“人类虽殊人性侔，何但朝鲜风俗化箕畴”，他所做的，就像古时的商朝遗臣箕子教化了当时的朝鲜人一样，是在完成一个光荣使命。
　　读书应科考，在汉化过程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姜炳章就曾亲自为地方生童讲学。而对于受歧视的“番羌”而言，参加科考也是摆脱蛮子身份进入汉人社会主流的捷径。
　　不过真正让姜柄章进入北川史册的，是他对本地“大禹”历史文化的大力弘扬。他重修本地的禹王庙，又作《禹穴考》《石纽歌》等文章，强调石泉（即北川）是圣人大禹所生之地。按王明珂的分析，姜柄章的这些诗文与努力，“是以大禹记忆来强化一种以‘圣兴之城’为荣的‘北川人认同’”。也就是说，让本地的番民们逐渐边缘非汉族文化，学习、攀附汉人文化。
　　他的目的真达到了。
　　到了道光年间，县志记载，北川已“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到了民国时期，北川的羌人与川西的汉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如果按清朝地方官员的话说，他们由“生番”变成“熟番”了。
　　“生番”与“熟番”并存的地方，也正是汉化过程正在进行时的地方。王明珂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谓“一截骂一截”，即“熟番”，汉化得比较彻底的羌人，会自视已经是汉人，而认为在岷江上游的“生番”羌人才是“蛮子”。但是这些北川的羌人到了成都，发现他们仍被视为蛮子。王明珂把这种状态比喻为一段燃烧的木杆，一截已经汉化，烧成了碳；一截还没燃烧，仍是木头，还保持着羌族原态，而中间那截，正在燃烧，正在经历变化过程。
　　“事实上，在 ‘边缘’上大家都有认同危机，因此歧视他者的‘汉人’，经常也被自称 ‘汉人’者歧视。”王明珂如此总结。对于这种处境中的人，应该指责吗？“在这样的知识中，我们对歧视他者的‘汉人' 有指责，也有同情的理解，因为他们也被另一些 ’汉人‘ 歧视。”
　　千百年来，所谓北狄、南蛮、西戎、东夷，这些“非我族类”就这样一块块地融进了汉族大家庭中。根据复旦大学学者李辉、金力的研究，从中国人染色体上的证据可以看出，发生在公元265──316年、公元618年──907年和1127年──1279年（即魏晋、唐、元时期）的汉人三次大南迁，汉族男性与当地女性的通婚，改变了中国南方人的遗传基因，造就了汉族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大民族。
　　不知道，如果查一查我们自己的基因，会指引到什么年代，汉人的哪次迁徙，造成的哪次融合？在这个被时间层层抹平的过程中，又发生过多少波折与曲折，无人可知的辛酸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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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图，原图像素为17,400×9,300】2018-02-22 8:53:11，雪后的牛尾羌寨晨曦之三，神树林旁的羌寨还在梦中(全图)　◎摄影：雷康

羌族人口数量的变化
　　羌族自古以来，人口一直随着社会、自然环境的变迁呈波浪形变化。早期的羌族人口由于资料缺乏，无法统计，但可知其人口从宋代至清代中期是不断增加的。而明代后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有所消减。有关明代羌族人口资料，多为战争时期的估计数字。比如在今叠溪西面的杨柳羌，万历十八年（1590）“三千余陷新桥”。万历十九年，明王朝派大兵镇压，“总计擒斩一千九十七名颗”，按每户出一人计算，杨柳羌约3000户，合计15000人。
　　清代、民国时期的羌族人口准确数字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问题，因为当时缺乏明确的地域概念，同时人口资料多将羌族、藏族、回族、汉族混合在一起，要寻找确切的羌族人口数字很困难。据嘉庆朝《四川通志》记录，嘉庆十七年（1812）的人口统计，茂州141285人；汶川县118221人，两地区总共26万人，这里面包括少数汉族移民。统计数字说明，明朝末年到嘉庆十七年，经160年时间，羌族人口由15万增加到26万。
　　但1812年以后，羌族人口呈急剧下降趋势。其因素很多，除了耕地减少，疾病流行，还有自然灾害，比如1932年的叠溪大地震，死伤七千余人。而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羌族总人口仅3.5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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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局部4K细节，像素为3,840×2,160，建议用4K显示屏观看】2018-02-22 8:53:11，雪后的牛尾羌寨晨曦之三，神树林旁的羌寨还在梦中(局部)　◎摄影：雷康

羌族人口的地理分布
　　根据羌族的传说，他们原来最南分布到郫县（今属成都市）西门桥，东到江油（今属绵阳市）的“蛮坡渡”（漫坡渡）一带。而据现在较早记录，早在公元前111年，汉朝就在羌族地区设立汶山郡，统治北到松藩、南至灌县、西至黑水、东至涪江以西的地区，此外还有众多羌人分布在马尔康、小金、金川、壤堂、丹巴等地。
　　唐代，唐朝在茂县、黑水、理县、北川等地设立一些羁縻州，册封羌族首领任州刺史管理地方事务。同时，吐蕃向东入侵，统治了这一地区的羌人，吐蕃人与羌族融合为嘉绒藏族。元代，中央政府在北川设立石泉两土司，北川河流域全为羌族，是羌族分布最东界线。
　　而明代羌族的地理范围，据记载南至汶川与灌县交界处的灌口，西到理县，另外《蜀中广记》载万历八年，叠溪杨柳羌“纠松藩、白泥、黑水三千余番同陷新桥”，说明羌族亦聚居于黑水。
　　明清时期大量汉族迁入羌族地区，造成岷江以东、汶川以南及北川至茂县的大道成为汉区，威州、茂县、叠溪附近成为汉族的小聚居区。由于藏族向南发展，岷江上游松藩关内一带和理县西部地区也为藏族所居住。因此从清代到民国，羌族的居住范围大为缩小。
　　如今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