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纯：一位被湮没的成都文史大家

⊙ 谢天开
　　李思纯，字哲生（1893～1960），四川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著名历史学家。1919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勤工俭学，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归国后，任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1953年为四川文史研究馆馆员。与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为挚友。著有《李思纯文集》（四卷，巴蜀书社，2009年5月版）。
　　李思纯在文、史、哲、政、法、新闻、外交翻译都下了很大功夫，尤其以史学，诗词见长；从空间上横跨亚、欧，从时间上纵历清末、民国、开国后十年三个时期。他有史笔，也有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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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少年都不贱
　　1919年夏，由李劼人介绍，李思纯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分会，这群志同道合者们还合影了一张照片，上面有：李劼人、李思纯、胡少襄、彭云生、何鲁之、李小舫、孙少荆、周晓和（周太玄的哥哥）、穆济波九人，都为当时蜀中的青年才俊，大家每周六聚在一起，还创办了分会的周刊“星期日”。他们或游浣花溪，或登望江楼，要么共同研究英、法外文，要么议论循环送阅的书报和来自北京总会的讯息，一起饮茶、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少年中国学会早在“五四”前一年就在北京筹备。发起人有王光祈（字润愚，四川温江人）、周太玄、李大钊、曾琦等，后来毛润之也参加了，为当时中国规模与影响最大的社会学术团体。王光祈作为灵魂人物，高超纯洁而严于律己，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富有改造社会的理想，有理论和实践精神，而被推举为筹备主任，后为执行部主任。
　　李思纯与王光祈是老朋友，他们同为《川报》《四川群报》的记者（王氏当时为驻京记者），在旅欧前，他们在上海半淞园、黄家阕等处多次晤谈、交游，后来又在柏林交游一年有余（王氏先读柏林大学后去波恩）。二人在“学会”中都属无派见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国家主义派，只是王氏的理想言谈，有安那其主义倾向（即无政府主义）。时人多以王光祈留德十八年研究音乐而不归以为憾，李思纯则反思其事，认为王光祈在国外研究的学术成绩比在国内大。
　　1919年11月，李思纯与李劼人、何鲁之、胡助等四位成都分会会员邀约联袂同往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他们在上海合影留念，李思纯（哲生）梳着分头，系领带，还执一根文明手杖，样子很酷。
　　其实李思纯是流着眼泪出国的，因为没得钱！他的父亲只是个滇省边县候补县令，辛亥苹命后候补资格自然取消了，家境相当困顿。李思纯便有“海棠花下破衫来”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窘况。由于李思纯曾为《四川群报》的记者，出国时，幸得张君劢的资助，谋得《时事新报》驻欧通迅记者一职，让留学费用总算有了一些着落。
　　李思纯在法国生活很艰苦，经常穿的是粗麻花呢制的西服。冬天巴黎很冷，他住寓所无钱生火炉，冷极了竟捡报纸烧火取暖。他的寓所又是一批留学生的巴黎通信处，倒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蔡和森、蔡畅、王若飞、徐悲鸿、李璜等。
　　李思纯先后在里昂、蒙彼里埃、巴黎求学。留学期间的交往圈主要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21年3月底，李劼人在阿尔卑斯山的小镇拉密尔养病期间，还专门写了《致李思纯先生》函告情况。李思纯后人现存的102张明信片中(当时交流时尚明信片)，有胡少襄所寄9张，许德珩所寄3张，李璜所寄1张。
　　作为“少中”巴黎分会的活跃分子，李思纯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国语问题的我见》、《信仰与宗教》、《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著。他还醉心于翻译法国诗歌，如将著名的《恶之华》译成中国古体诗形式，这让他成为中国二、三十年代译介法国诗歌最多最有影响的译者之一，他的译诗观与译诗方法在当时具有创新色彩。1925年归国后，他曾将其法兰西译诗结成《仙河集》，附印于《学衡》第47期。集子里共译诗69首，代表法国自中古时代及现存的诗人24人。每一诗人都由译者略述其人格作风及生卒年月。又于每首之前，仿诗经小序体作一短句说明诗意。
　　1921年，《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期曾刊出《少年中国学会消息》记载，1920年暑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即于是年夏在巴黎举办周日谈话会：李思纯、何鲁之、胡少襄、许德珩、曾慕韩、李璜、李劼人、周太玄、赵世炎等九人参加。李思纯讲《英国文学发达之概略》、周太玄讲《古生物学上的物种起原[源]和变迁》、李璜讲《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曾琦讲《社会学的分类》、李劼人讲《旅法华工会之现状及其将来》、胡少襄讲《理化学之革命》。大家聚首时每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后则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当时李思纯他们这一群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初到法国之时仍旧禀承“少年中国学会”原旨：“振着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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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贯中西兼文史
　　李思纯就读巴黎大学文科三年，从师瑟诺博司教授研究近代史及历史方法。后在自《序》里说：“朝夕挟书册以从，聆听讲课，后来转入柏林，居康德街一小楼，日长多暇，乃译成《史学原论》一书。”这一书是由瑟氏与朗格诺瓦（法兰西国家藏书楼主任），二人合著的。他们都是法兰西负有盛名的史学家。李思纯对他们推崇备至，谓“是书以1897年8月出版于巴黎。书虽稍旧，然远西后出谈历史方法之书尚未有逾此者”。
　　1923年，回国的邮轮上，李思纯译完了《史学原论》的附录，首次翻译该书介绍至国内。
　　李思纯留欧四年余，节食省用，还买了几百本外文书籍，如霍渥儿特《蒙古史》及有关中亚，印度等史书。这为他作为史学大家垫下了深厚功底。
　　在学术专著方面，1926年中华书局刊印了李思纯的《元史学》，得到王国维、柳诒徵、陈垣、朱希祖几位专家学者的寓目，厘正伪误（见《元史学自序》）。
　　1936年，在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里，李思纯以学贯中西的史学功底，饶有兴趣地完成了自己两部关于地方知识的《成都古迹考》与《成都大慈寺考》的专著，其史料之宏，用力之深，考证之精，视角之新，在研究成都城市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而这两部研究成都地方史的专著，至到70年后才作为四川大学“国家文化基金研究项目”正式整理出版。这是作为历史学家李思纯对乡梓的最大贡献。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印了李思纯《江村十论》一书，是学术论文十篇集成，如《说歹》、《说站》、《唱喏考》、《说外族王号异译》诸篇与元史有关。此外有《说斗将与“兵器》、《说殉葬》、《说民族发式》、《唐代妇女习尚考》、《译经工序考》、《灌口氐神考》，则有关通史、民俗、社会习尚，以及少数民族之研究。
　　1963年，中华《文史》第三辑刊出了李思纯《学海片鳞录》一卷，为读书札记，内容精粹。足见读书渊博，功力深厚，识见不凡，发人之所未发。
　　在文学诗词方面，李思纯在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他还以诗文投稿《学衡》。他的译稿《法兰西诗歌集》（即《仙河集》）也刊出部分，《戈歌鱼麻古读考》一文亦刊出，他不是《学衡》派，但是个赞助者，是凭着自己爱好古典文学和珍惜传统文化而写稿的。
　　李思纯在与友人交往，多以诗词唱贺。其最早之诗作见于1912年。后李留学法德，亦随时作诗记物，并投《学衡》发表，吴宓与其成为至交与此关系极大。吴氏自编年谱对此有详细记述。1923年9月，李氏归国时方与吴宓晤面，吴记述说李思纯“能诗”，在留学法国期间就常为《学衡》“投诗”。他对李诗十分欣赏，并说：“今年六月，君归国，困居上海，寄来《东归旅程杂诗》三十七首(刊载《学衡》二十一期)。宓七月初，即去函定交，邀君来南京住宓家。……并介见梅光迪君等，梅君引为同志、同道，即荐于学校，聘哲生为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法文》及《法国文学》教授。”
　　李思纯在与友人交往，多以诗词唱贺。其最早之诗作见于1912年。李思纯在留学法德时，亦随时作诗记物，并投《学衡》发表，吴宓与其成为至交与此关系极大。吴氏自编年谱对此有详细记述。1923年9月，李氏归国时方与吴宓晤面，吴记述说李思纯“能诗”，在留学法国期间就常为《学衡》“投诗”。他对李诗十分欣赏，并说：“今年六月，君归国，困居上海，寄来《东归旅程杂诗》三十七首(刊载《学衡》二十一期)。宓七月初，即去函定交，邀君来南京住宓家。……并介见梅光迪君等，梅君引为同志、同道，即荐于学校，聘哲生为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法文》及《法国文学》教授。”
　　作为兼新旧文人品性的李思纯，可谓万里游历万里歌。李思纯的诗词手稿，曾在上世纪那场浩劫中被抄失！但佚存还多（清还）。如诗近千首，词近百阕，自署《岫云庐诗词》。他曾为蜀中学界耆老赵熙的弟子，故词作亦臻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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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皆非涉政界
　　书生涉政终为蹙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大会。作为川康代表李思纯于1946年5月和11月两度赴南京。李思纯亲历会场所记下的种种细节，反映的“制宪国大”情况有相当准确度。这就是作为历史学家李思纯的《金陵日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其中可以窥探出民国一代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十年的一段心态史。
　　第一次在南京期间，蒋介石于6月特准川康代表组织赴台湾考察，李氏不感兴趣，“思虑再三”而“表示不愿参加此行”。
　　11月，李思纯再赴南京出席国大，似乎看透了当时的家国大势，其心思并不全在于国大会事，而作为个人游历交友与谋业挣钱的机会。在预备会期间，他即与另一代表贺自昭应浙江大学校长邀请赴杭州讲学游历三日。从其日记所记会事中亦可看出其11月赴南京出席“制宪国大”似属谋业行为之一。12月25日制宪三读会结束，当天中午“领得十二月公费三十万元”。(《金陵日记》1946年12月25日)当时参会代表每月津贴为30万元，李氏与会两月共领60万元。会后，李氏即赴浙大授课两月，领薪则从8月算起，“共计在浙大领得二百七十四万余元，每月平均为四十五万余元”。(《金陵日记》1947年1月15日)
　　李思纯赴在预备会期间，还有赴浙大讲学三日之行，似与也与半年薪水有关。李思纯把赴南京出席国大作为一种挣钱机会，一点从其此前的活动中似可以得到印证。
　　李思纯在国大会外活动的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会晤文人与朋友。此间访晤人物众多，皆为社会名流，即有邵力子、余中英、林虎、于右任、刘文岛、余大维、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杨森、唐式尊、梅贻琦、陈寅恪、陈登恪、傅斯年、李济、竺可桢、任鸿隽、陈长蘅、章士钊、顾颉刚、常乃悳、朱经农、方东美、陶希圣、牟宗三、贺麟、谭其骧等政界与学界人士数十人，旧雨新知不亦乐乎。
　　在《金陵日记》中，李思纯记载相聚唱曲较多。国大结束后在杭州讲学期间，2月16日访谭其骧。两点钟“偕季龙伉俪及佘坤珊夫人赴湖滨西湖饭店，参预昆曲会，为杭州战后第一次聚集，定名曰‘西湖曲社’”。多人唱曲十余种，八点方散。可见当时学人雅兴之高，且透露出抗战后，在短暂的太平光阴里，江南民国学人时常有此等雅集相聚。

人间旧好胜新知
　　1943年夏，一代史学宗师、人称“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同时为成都燕京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聘，经历乱世流离之颠簸，来到了风光旖妮成都华西坝，一时心境大好，赋诗道：“浅草方地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不仅于此，这里还有他乡遇知己多年好友，其欣慰之情不难想象，李思纯便是其中一位，他在抄赠李思纯的一首诗中即有“人间旧胜新知”的表达。
　　三年后，1946年，李思纯在南京出席国大期间，交往最亲密者要算陈寅恪。6月16日，李思纯访陈寅恪。当日记言，其至陈寅恪处不久，交通部长俞大维亦到，三人共“谈数小时”，其间“寅恪告余，新得一联语云‘托命非驴非马国，处身不惠不夷间’。余为大笑”。
　　陈寅恪此时正患眼疾，聚谈之间仍有如此兴致，且谈论中，陈寅恪嘱咐李思纯要“常往谈，以解寂寥”。后李思纯返川，陈氏又托李氏过渝时往其家代转问候。李思纯到陈家转告陈氏关怀后，陈寅恪的胞弟陈登恪一家还留老朋友李思纯午餐。陈登恪也曾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留学德国时，李思纯就常与陈寅恪、陈登恪兄弟在康德大道街头的咖啡馆里清谈，他们之间也有许多龙门阵要摆，且相聚唱曲。以此足见李思纯与陈寅恪、陈登格兄弟二人关系之深，已至亲如一家(《金陵日记》1946年6月25日)。
　　李思纯与陈寅恪的交情是从1922年开始的。李思纯因法国物价太高而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就读，因无官费、少家济，加之四川时局恶化，战祸又起，一年后，他写了《柏林留别陈寅恪》诗后就回国了。然而，在柏林结识陈寅恪是他一生的幸事。陈先生长他三岁，尔后竟成知交，这是两人有着共同人生经历、有着共同冶学兴趣。
　　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坝成就了名动学界的《元白诗稿笺证》；而李思纯则在1936年完成了纸贵一时的《江村十论》，这两部史论学术专著都是研究历史文化的。另外两人甚为喜欢诗词唱和，至到上世纪50年代他们还彼此写信，寄诗，互通肺腑之言，至此李思纯与陈寅恪前后相交达四十余年。后来李思纯的孙女李婉德在整理其书房时，还曾发现了数通珍贵的陈寅恪所赠诗稿。
　　1944年秋，李思纯另一位至交吴宓也来到了华西坝。吴宓为古典文学兼外国文学名教授。
　　两人在学术早有交往。1923年10月李思纯在《学衡》第22期发表了《论文化》一文，而成为介绍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最早的学界人士之一。因此，1928年1月吴宓为张荫麟所译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作“编者识”说道：“吾国人士犹鲜知有斯宾格勒者，仅本志第二十二期李思纯君《论文化》篇中曾略及之。”
　　吴宓为性情中人。在《吴宓日记》记载：1945年1月3日，在这天下午三点之前自己的日程是安排得很满的，可是当他归家时，看见李思纯留下的相访不见的便条后，写下“专候两日，极盼欢叙之纯来过（留柬），因之，甚懊丧。”可见二人交往之深。
　　按吴宓自述，他与李思纯交情因爱其诗而始。李氏归国后在东南大学的一段经历亦因诗而成。李思纯能与《学衡》结缘，尤其是与吴宓成为挚友，是以诗会友的结果。然而，在上世纪六十年艰难岁月里，吴宓在接到李思纯家庭生计告急书信时，还从自己本来就微薄的薪酬中拿出部分接济老朋友。这样文人相重的情谊成为肝胆相照与相濡以沫的文人交往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