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黔西北苗族的宗教文化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4-7-14 10:44:00

源自：乌蒙论坛 : 叶章龙

　　导语：本文主要叙述了黔西北苗族宗教文化的发展轨迹，论证了苗族文化在黔西北的古今表现形式和从准宗教文化形式接受西方基督教后脱变为正式宗教的发展过程。
　　【关键字】黔西北苗族宗教文化
　　黔西北苗族支系较多，进入毕节地区的方向、时间、方式都有所不同，生活习俗在各支系间有一定差异，宗教文化观念也就存在着一些差异。毕节地区苗族的宗教变化从古到今总体上是循着一条从原始的、自然的准宗教现象到外来宗教影响，接受外来宗教而从原始的、自然的准宗教现象到有部分苗族的宗教信仰变为基督教，部份还继续表现出原始的、自然的准宗教现象与基督教并存的状态。进入新的社会制度后，由于受到社会进步的影响，在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原始自然的准宗教现象逐渐消失，基督教逐渐成为苗族人民的主要宗教信仰。
　　一、原始、自然、泛神的准宗教观念
　　原始、自然的准宗教现象，从不具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就开始形成。毕节地区苗族在漫长的迁来和生存繁衍过程中，一直都把原始、自然的准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份，延续着、传承着、伴随着毕节地区苗族的社会步伐。原始、自然的准宗教表现为自然崇拜、鬼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同时表现出泛神的宗教观念，宗教活动贯穿于整个民族风俗和社会生活之中。婚娶、丧葬、节日、生产、庆典、祭祀、禁忌、战争、迁徙、结居等都有准宗教的仪式。准宗教活动的典型形式就是巫文化，并以此作为毕节地区苗族在宗教文化上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
　　（一）自然神灵崇拜
　　宗教是人类对自然和人生探索的产物，宗教的产生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探索的结果，是人类的先民对生存的时间空间作出的解释。苗族以其独特的想象，认为万物有灵，逐渐形成了以巫文化为主的自然宗教。在《国语·楚语下》中有“及少嗥之衰也，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的记述，《汉书、地理志》中有“苗人崇拜神巫，尤其于古”的记述，足以说明发展线索。
　　自然神灵的崇拜，即各种自然物，由存在着的自然物体、自然力、自然现象都可以想象出神灵来。而这些存在着的自然物体、自然力和自然现象一直没有一个统驭众神的至上之神，象佛教的如来佛主、道教中的太上老君、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安拉。因此，苗族的“万物有灵”泛神观，仅可称为“准宗教”。毕节地区苗族的自然崇拜神灵有两个方面。
　　1、自然精灵崇拜
　　自然精灵即各种自然存在的物体、自然力及自然现象的精灵。苗语中没有“神”这个词，只有“鬼”，所以苗族人把祭神说为祭鬼。在大自然的万物中有山鬼、水井鬼、树鬼、雷鬼、灶鬼、河鬼、岩鬼等，在苗族人的准宗教意识中“树大有神，石大有鬼”，不可轻视。这些精灵都让苗民赋与了人性，但一般没有可供奉形象，而总是将精灵和具体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相联系。它们常常在人的眼前若隐若现，神秘莫测。在人们心中，他们的本性是恶的，时刻都有可能被人触犯，人若将其触犯，便将遭受灾难，人们对这些自然精灵始终在心里敬畏着，当有病有灾难时就要进行祭祀。人们认为有病有灾就是因为这些鬼受到人们的冒犯，祭祀它们是为了让它们离开人们的躯体，或祈求它们原谅对其冒犯。这种被迫的祭祀由专门的巫师（苗语叫“迷拉”）进行。
　　2、自然神崇拜
　　自然神是在自然精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超自然力的高级形态之一，是自然物、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神化，既有人格，又有神性、神职。在苗族的精神世界，自然神的本性是善的，一般情况下是保护人，为人排忧解难、消灾降福的。祭祀自然神一般都有固定的时间，如有重大事件或天灾人祸就要举行祭祀，希望得到保佑。如在黔西化屋苗族中，对他们最善意的是树神，在苗语中称为“背生”。神树每个村寨都有，就是在苗寨周围选择一株高大或奇特的常青树为神树。每年二三月，苗族村寨的男人们要在神树下举行祭祀活动。祭祀由寨老主持。祭祀用猪、羊、鸡等，烧香化纸钱，念祭词，祭祀完后就把血祭后的牲畜洗净切碎，混煮一锅大家共食。喊神是祭祀中对待神灵的奇特方式，祭师或寨老在此时要代表苗民们呼唤迁徙途中的每一位神灵驾临，向他们祈求丰收和平安；呼唤恶鬼们来赴盛宴，不要给人们带来灾祸。当着神树，主持人还趁此场合和大家立下乡规民约。妇女（特别是产后未满月的妇女）是不能进入神树林的，要进入神树林拾柴或拾蘑菇之类的，只有男人才能进。禁止任何人在神树下搬弄石头、割草、拾柴、乱走动。
　　威宁、赫章一带苗族崇拜的自然精灵有太阳神罩史处格米爷觉啷努、公山神招米色和母山神招婆、门神闹阿仗、火星神啷孤、灶神科阿座，树神倒啷等。祭拜自然精灵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在赫章，山神、树神的祭拜有固定的时间、地点、有统一的仪式，在赫章的许多苗寨里，现今仍保留着神树、神林、遮天蔽日，不许任何人畜进入，更不准砍伐树木。每年古历龙月的第一个龙日，为操川黔滇方言的苗族祭神树日，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为龙月、蛇月、马月祭神树。在黔西县一带苗族自然崇拜的神灵中，世间的一切都是天上来的，但有益于人类的东西都是人类的祖先讨来的，而对人类有害的如天灾人祸、病魔死魔却是天神甩下来的。如在黔西化屋，若逢连续几个月不下雨，苗民们就要用狗、羊、香蜡纸烛到河边或大塘去求雨。苗民们最崇拜雷神，他们认为雷神专门惩治那些做了坏事的人，如有忤逆不孝，道德败坏，暴殄天物，行凶作恶，甚至浪费粮食等，只要做了坏事就要遭雷劈。雷神在苗族心中既无形象，也不享受太多祭祀，却有着至高无尚的尊位。
　　（二）灵魂崇拜
　　由于原始人类对人自身的朦胧认识，认为人的躯体内有灵魂主宰着，人死亡是灵离开躯体而他往。苗族信鬼尊巫，认为生存繁衍中的一切活动都由鬼神左右。只有神灵保护，恶鬼才不能捣乱。他们把鬼神分为善恶两类。一般认为，善鬼能赐福于人，恶鬼则总是与人作祟兴灾作祸，所以要特别小心，敬而远之，采取各种办法讨好鬼类，使它们不作恶于自己而作祟于敌人；也采取通过巫师以巫术对他们加以约束或惩治的方法，以禳灾除害。人得了重病，不去求医问药，而是去请巫师占卜，杀牲供奉，祈祷病愈。苗族人认为，人的灵魂有时不附躯体，常到阴间去游荡，如果魂在游荡中被恶鬼引诱而去，或者厌世而想返回祖先居住的“东方”去寻找乐土，人就会面容憔悴，软散乏力，发烧聚热，病痛时来。灵魂被鬼摄去或出走，称为“落魂”，受到惊吓后身体有不适，也认为是“落魂”。无论谁“落魂”了，都要请巫师来给“招魂”、“叫魂”、“送鬼”。对病重的人，家人要去请“迷拉”来跳神作法叫魂，作法时边吹口哨边唱“之麻歌”，有的还用“师刀”（法器）助兴吼跳。有的巫师跳神到兴酣时，两手不停地拍打双膝，表现出自己的灵魂到鬼神的住处去的样子，去与鬼勾通。有的巫师在施法术时，会有绊倒的动作，倒地后手脚快速抖动，直到进入癫狂状态。在巫师作法时，主人家要把鸡的内脏先抓出来放在凉水中，这叫“剖胎”，巫师作法到满头大汗昏迷时，在场的旁人就要往其脸上喷几口凉水，使之醒过来。
　　（三）祖先崇拜
　　祖先是与人们有着血缘关系的鬼魂，对后人充满了善意，保佑后人兴旺发达，因而苗族人从来都崇拜祖先，希望祖先的灵魂常来眷顾子孙，给后人带来财富和好运，把一切灾祸和恶运驱散。
　　苗族人对自己的祖先十分虔诚，顶礼膜拜，认为祖先的灵魂始终是与活着的人同住的。苗族人崇拜的祖先有两类，一类是创造了苗族的英雄鼻祖，历代杰出人物，一类是自己这一宗族的历代祖先。共有的英雄鼻祖有伏羲、女娲、蚩尤，特别是蚩尤，从来都最受苗族的尊崇。
　　在毕节地区流传着用“母猪鬼”祭祀苗族共同祖先蚩尤的准宗教现象。在苗族中一代一代地流传着蚩尤与炎黄大战于“涿鹿之野”的故事。在祭祀共同祖先时，都是集体活动，要杀母猪来祭祀，大家围坐于火堆旁，聚精会神听祭师唱近于讲涿鹿大战故事和英雄史诗式的古歌，叙说始祖蚩尤及其部落的英勇善战，战争的雄浑悲壮。整个祭祀过程表达了苗族人对远古祖先的怀念，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溯苗族的迁徙过程及历经的千难万险。往往这样的祭祀活动能起到教育后代，凝聚人心的作用。
　　在祭祀本宗族祖先时，是以户祭祀。祭祀家族祖先是有时间的，一般是逢年过节，一家人有大事，首先要祭祀祖先。特别是从大年三十至正月初三祭祖较为隆重。大年三十早上先用竹技打扫室内室外墙上灰尘，边扫边念咒语。在三十晚上用好的肴馔迎接和供奉所有祖先，对他们一年来的保佑示谢，请求来年继续保佑子孙。从大年初一至初三，为了祭祀祖先，陪伴祖先，不得下米做饭，不得洗衣物，不能扫地，不得往外倒拉圾，不能争吵，更不能随意哭泣，用这些方式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大方六寨苗族崇拜祖先，认为人活着只有一个灵魂，老人死后有三个灵魂。把尸体埋葬后，三个灵魂一个留在家里保佑其子女，一个守住他的坟墓，一个长途跋涉回到始祖居住的地方，在那里等待投胎转世。六寨苗族盛行祖先崇拜，认为村寨兴旺，人丁发达都是祖先保佑的。无论大小事，逢年过节，尤其是重要节日，一定要先敬奉祖先，这已成了六寨苗族的习惯礼仪。
　　（四）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宗教的最早形式之一。大多数图腾标记为动物，其次为植物，少数也有其他物种。图腾崇拜是氏族社会在对自然力或自然神进行崇拜中常与图腾观念相连的崇拜；崇拜图腾物种，有时也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黔西北苗族也同其他民族一样有图腾崇拜。
　　黔西北苗族图腾崇拜物有其共同性和在不同的支系有着其物种个别性。其共同性就是有共同的图腾崇拜物种，其个别性是各个支系还有其崇拜物。黔西北苗族的共同图腾崇拜物有两种：木鼓、葫芦。其中木鼓是人造物，葫芦是自然物、是植物。而在两种崇拜物中葫芦和木鼓都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的“洪水滔天”的传说有关。
　　木鼓和葫芦的崇拜：苗族故事传说中，在远古时代，洪水淹没了大地，万物遭劫，有苗族兄妹带着种子躲进了大木鼓，随水飘流。洪水退去后，兄妹俩从大木鼓中出来，大地上没有了人烟，兄妹俩结成了夫妇，在大地上重新播撒种子，繁衍了苗族。这个传说有一说是躲进了大葫芦里。鼓在古代苗族的生活中是圣物，其作用很独特，可以作为信息联络的工具，可以作为鼓舞士气的军乐，可以为娱乐、祭祀的乐器，同时也是财产和权力的象征。鼓，在平时绝不允许任何人乱击、乱摸，就是在举行宗教活动使用鼓之前，也须由巫师念咒语，先行祭祀后才能使用。
　　黔东南还有蝴蝶的图腾崇拜：这一图腾崇拜是由古时苗族的枫树崇拜而来，传说因枫树的叶片很美，美丽的蝴蝶是枫树所生。蝴蝶生了十二个蛋，其中一个就是苗族的祖先。苗族的服饰特别地表现了这一图腾崇拜来，尤其是苗族女性的服饰更是如此。黔东南苗族女性服饰在花纹色彩图案中暗藏着许多民族迁徙，开拓、生存、繁衍、创造、发展等符号，一般人不易看懂，而在制作这些符号时，都留下了模仿蝴蝶的绚丽多彩，对称花纹的意向。黔东南苗族以其审美意蕴和图腾崇拜相结合，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图腾特色。
　　由于黔西北苗族迁徙来路不同，支系较多，呈现出多源合流的状态，除共同的图腾崇拜外，还有各自的图腾崇拜。在金沙苗族中，有以凤凰为图腾者，有的以虎为图腾，熊姓、项性、罗姓人家不许讲虎和伥鬼的故事，逢年过节要丢肉到山上供虎吃，不准打虎，甚至把虎画供在神龛上，讳称虎的名字叫“秤”。
　　二、浸透苗族社会活动的巫文化
　　巫文化起源于早期原始社会，主要载体是巫术，作法以“超自然力”对客体进行影响或控制是其主要特征。一般有专职的行巫术者，即巫师，他们被认为具有这种“超自然力”。黔西北苗族中自古以来巫文化盛行，巫文化浸润了生产、生活、风俗、礼仪、婚丧嫁娶、社会交往各个层面。
　　（一）巫文化从医开始
　　中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医学从巫术开始”，当代史学家谢华认为在古代中华民族中，苗族最先信奉鬼神，崇拜巫述。《说文解字》：“醫，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毉。”《康熙字典》对“毉”的注释：“与醫同。”还引用《扬子·太玄经》：‘为毉，为巫祝。又同瑿。’”《吕氏春秋》：“巫彭作医，巫咸作筮。”王力的《文言词典》中说：“‘醫’ 医疗。也指医者，同‘毉’”这是“醫”的别体字，与“巫”是一回事。在《广韵》中“‘毉’与‘醫’同”。由此可见，巫文化是发端于医病，在古代苗族中，巫医是不分的。本来苗族已在古代首先发现了中草药及针石等治病医术，但医术一直都是在巫术的神秘面纱掩饰下进行的。往往在苗医给人治病时，要采取巫医并行的方法进行，始终以“神药两解”的方式治病。苗族的医生同时也是巫术和巫文化的继承和传播者。在西汉刘向的《说苑·辨物》中有这样的记载：“吾闻上古之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近人刘镜如在《中医史话》中说：“苗父……是苗黎族的巫师”。苗父行医，用刍草扎成草狗（行巫术的法器），面向北念咒语，只念十个字就治好病，这就是以巫术治病。虽然后来中医从巫医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之一，但是我们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存神炼气铭》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还能窥出巫文化的气息来。
　　（二）巫文化浸透了生产生活各个方面
　　巫文化从开始形成到整个发展过程，渗透于黔西北苗族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大到迁徙、战争、节日，小到衣食住行。每逢花坡、花场，总是以巫祝方式贯于始终，遇到天灾就要以巫术的方式祈祷禳灾。有时还以巫述诅咒别人。震动清朝咸同年间的黔西北苗族大起义，就是以巫文化鼓动起来的。起义领袖陶新春假托他的母亲是“仙姑下凡”，要来到人间拯救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说他母亲有一把扇子，可以算出官军的人数；有一条红巾，可以抵挡官军的抢炮；用“王仙姑降仙说法”的方式，让周围的人都来领取仙符，聚集了十万之众，发动了这次大起义。巫文化在丧葬和医药方面表现得较突出。纳雍苗族的丧葬仪式式是，人死后要马上捏死一只小鸡，接着就是入殓后使用竹卦、大鼓、捏鸡、打牛、“指路”、“解簸箕”等一系列的活动规划，都是典型的巫祝形式。在威宁、赫章一带，打猎活动中也表现出巫文化形式来，苗族猎人在狩猎前要先测梦。如果梦见猎到野兽或人们高歌欢庆之类的好事，则被认为不吉利，就改变日期；如果梦见死了人或有悲伤的事，则认为是吉兆，便可出行。大方苗族自古以来就对医病有“神药两解”的传统，病体长期不愈，叫做“恶鬼缠身”，要请巫师“跳神”，病人饮食不下，神经衰弱等，叫“落魂”，突发急病昏死则认为“撞鬼”了，要做“竖筷子”、“倒水饭”等巫事。在黔西铁盔苗族中，盛行着一种叫“解阴索”的巫俗，巫师在“解阴索”时以其法术令人感到阴风惨惨，毛骨悚然。
　　（三）巫文化的专施性和全民性
　　巫文化以巫术为载体，多数情况下是由巫师和祭师施行巫术，巫师有男，也有女。一般情况下巫术都是家传，巫师掌握有独特的巫术，巫术在不同的地方有其不同的表现状态，有的巫师掌握的绝技令人瞠目。在苗族中巫师一般都称为“迷拉”，迷拉施行巫术就叫“跳神”，在跳神时有多数迷拉都很投入，有不少时候都要施法到“神来”的状态。此时，迷拉有的倒地抽搐，嘴歪眼斜，口中念念有词，语不成调；有的则是表现十分痛苦，好象在和一种邪恶力量纠缠在一起，势必分出胜负；有的到施术酣烈时进入昏迷状态，此时在场的人要口衔凉水喷在迷拉的脸上，令其苏醒过来，这时迷拉会说他几乎和鬼怪同归于尽，但还是战胜鬼怪了，而有时觉得驱“鬼”没有把握，就说是鬼怪的法力太大，无法降服。巫师们有不少身怀绝技，而绝技绝不外传，只传给儿子中的其中一个。有的巫师在跳神时用光脚掌去穿烧红的铧口，旁人闻到皮肉被烧焦的味，看见焦烟冒起，巫师却若无其事地一边穿着铧口，一边口中在念咒语。还有“上刀山”，“捞油锅”等绝技的表演，经常用来昭示巫师的法力高强。巫师施法因人而异，各人的“道行”有多高表现有不同，施法没有统一路数，各显其能。
　　在苗族中间，巫文化除有巫师专施巫术外，在村寨和村民中间流行巫文化。村民中间流行的巫文化基本上没有巫师的法术技能，仅是代代相传，无选择地传承的近乎游戏性质的带有巫文化性质的活动，这些活动大都程序简单，没有“技艺”水平，一看就懂，一做就会，经常表现为群体活动，具有娱乐倾向。“扫寨”就是一种常见的较大的集体性巫事活动。扫寨也称“洗寨”，“扫火星”，一般在村寨中疾病流行时或认为有灾难将要降临时举行。疾病流行时，由巫师用草绳串若干染有狗血的木片，横放在村前村后的路上，并杀牺等献鬼，以示驱走村中的恶鬼。火灾是火鬼星作祟，要防患于未然，就只能驱除火鬼，就要扫寨。扫寨有不定期或一年一次两种形式。扫寨时一群青年挥舞刀棍，跟着一位头戴铁三脚，蓑衣倒披，脸上涂着锅烟的巫师，到每家每户内外去吆喝吼叫，驱赶火鬼。全村驱毕，家家户户都将灶里的火扑灭后，牵一头老牛牵到村外去宰杀敬鬼。当日，家家户户都自带炊具到村外去做饭，都必须吃干净做的饭，待天黑尽才许回村进屋，当夜也不许生火。次日天明，派一青年到未扫寨的邻村借火种来，全村人家才能生火，黔西铁盔苗族的做法稍有不同，各地做法大同小异。在黔西县的沙井乡、兴仁乡，织金县的大坪乡、志强乡一带，流传着一种叫“隔鸡”的巫事。苗族人认为，若有某人常遇到危险和遭到不幸，是因为撞上了山鬼，不及时“隔”掉，将会带来生命危险。“隔鸡”就是用一只开叫过的红公鸡，通过一定的方法，把附在人身上的恶鬼“隔”掉，让鸡带走。这种巫事不须巫师，由村中懂规则的人进行即可。此外，苗族人中还流行很多简单易行人人都会的巫事，象“打醋坛”、“倒水饭”、“叫魂”、“竖筷子”。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不断进步文明，巫文化日显式微，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三、西方宗教的传入与黔西北苗族宗教信仰的改变
　　苗族是一个农耕民族，但又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迁徙和农耕之间是十分矛盾的。为了寻找一块可以安居乐业的土地，他们形成了分散，再分散而从东往南的几千年的迁徙，化整为零而又由多分支迁徙最后各支系又聚集在一起，形成了黔西北苗族的多支杂居态势。在苗族中，一直延续了几千年来各个支系的准宗教现象，使得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受压迫、受歧视群体。形势使得苗族渴求有一种力量把他们凝聚起来，反抗来自各方面的压迫和歧视，寻求解脱，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传入黔西北地区，苗族就群体接受了基督教。
　　（一）基督教的传入和发展
　　基督教于19世纪末传入贵州，传入安顺府。当时的大定府平远州（织金县）与安顺府毗邻。1899年，英国基督教安顺内地会牧师党居仁到平远熊家场传教，熊家场白马洞的苗族李静中（教名李约翰）也挤在人群中围观。因李静中的苗族服装引起了党居仁的注意，党居仁与李恳谈并邀约他到安顺去学道。不久，李静中与另一名姓李的人一起去安顺见党居仁。两人在安顺学道半年，之后又带了许多苗族民众去安顺学道。同年秋，党居仁来到白马洞，建立了以苗族为主的教会组织──白马洞教会。这是基督教进入黔西北地区的第一站，从此，基督教的活动在此拉开了序幕。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基督教内地会、安息日会在织金苗族聚居的海玛冲、旮旯寨、来昌、白马洞、大格支、东支、麻窝地等地建立了教会和教堂，并组成了“锡安教区”，苗族信徒发展到一千多人。1954年，安息日会在织金珠藏偏坡寨召开各教区代表会议，决定改称安息日会为“基督教锡安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被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合法宗教组织。
　　在基督教传入织金后，第二站就是与平远相邻的大定府大兔场（今纳雍县）。英国传教士党居仁于1900年到1916年间两次到纳雍传教，并先后派遣李静中、杨庆安、杨锡光等在平远入教的教徒到纳雍传教。基督教陆续在纳雍境内设立了十余处教会，修建了五所教堂，创办了教会小学，信徒达近千人。民国时期安顺内地会派出以德国传教士鲍爱宽为首的“西差会”（姊妹会）到大定城设立总堂，接管内地会在纳雍境内的各教会，又增设了多个分会和教会点。20世纪30年代，大定把所辖范围的教会划为中、北、西三大教区，纳雍境内为西路教区，下辖12个支堂，在阿叽咪设教区总堂。同时在纳雍境内设立9所教会小学。以美国传教士汪和仁为首的基督教美国复临安息日会“贵西区会”于30年代从毕节方向入纳雍，在安乐坝和七甲弯子设立教会，由祝耶西、李摩西、祝大卫等具体负责，修建弯子寨教堂，举办教会小学。
　　新中国成立后，纳雍有不少教会停止了活动，有许多教会负责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教会则摆脱了“西差会”的控制，走独立办教之路。这些独立办教的教会，信徒已发展到1150多人。
　　1951年，各教会在纳雍维新中坡召开三百多代表参加的“三自革新运动大会”，通过了《纳雍县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和《向毛主席致敬信》，当年《新黔日报》作了全面报道并发表评论说：“纳雍县少数民族十一个基督教会召开了全县三自革新运动大会，会议坚决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的爱国行动，是完全正确且必要的。这不但已得到广大非教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并将会得到尚未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的教会的推崇，为各地教会学习。”1954年，在咪布（羊猫寨）召开有800多名教徒参加的大会，成立了全县统一的教会组织，选举总负责人。1956年至1958年，教会活动出现混乱局面，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给社会造成混乱，受到制止。
　　20世纪六十年代，纳雍基督教会受各次政治运动冲击。一是把16个教会合并成四个，缩小活动范围；二是把基督教当作“四旧”和“牛鬼蛇神”，迫使其转入地下活动。八十年代，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督教会又恢复正常活动和规范化管理。从1980年到1982年间，经县人民政府行文批准，开放12处教会。1986年到1990年成立了全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两届“两会”，制订了《章程》、《决议》，由县人民政府行文认可。到1990年，全县有教会堂口12处，教点40处，信徒5099人。先后退回恢复教会房产多处，由政府拔款维修和新建房产15所。同时，对宗教界人士进行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并在经济上给予适当补偿，还先后三次召开了宗教界劳动致富人士表彰会，表彰了基督教人士和群众48人次，4个先进集体，维护了基督教会的合法权益。
　　基督教的传入在威宁县具有特殊性，是苗民们自己去“找”来的“救世主”似的宗教。基督教传入威宁虽然稍晚一点，但在威宁的发展却显得与众不同。1903年一个叫李马太的苗民基督教信徒从郎岱回威宁祭祖，带回了英藉牧师党居仁在安顺传教和消息，极力推崇党居仁“救苦救难”的举措，称党居仁为“苗王”，这个消息浃日之间便传遍威宁苗族地区。此后，威宁的苗民就陆续到安顺找党居仁，不辞艰辛地到安顺做礼拜。由于威宁到安顺路途遥远，在威宁信徒的请求下，党居仁于1904年在威宁建立了基督教堂。当时党居仁的威宁──安顺往返有武装护卫，很气派，俨然是代表官方来威宁办教，闻者都称“洋官”或“苗王”。从此基督教就在威宁苗族中快速传播。
　　1904年7月，经党居仁介绍，威宁四个苗族青年到云南昭通找柏格里牧师求道，柏格里热情接待了他们。1904年秋天，柏格里正式走进威宁苗族山区传教。1905年柏格里在石门坎组织苗族信众兴建礼拜堂，学校、住宅及医院，于是一个以石门坎为中心向邻近的滇东、黔西、川南辐射的“基督教圣道公会西南教区石川联区”开始形成。到1915年柏格里成为该教区的负责人，所辖区域有支堂约50个，信徒达约六万之众。到1905年柏格里到威宁石门坎建堂传教时，黔西北地区的苗族已普遍接受了基督教，到20世纪20年代整个地区已是教会林立，教堂教点如雨后春笋遍布于深山荒野。柏格里选择偏僻荒凉的石门坎作为传教的地方，是因为这里在黔西北地区无论是地理、气候、生产生活条件都比黔西北的其他地方相差甚远，但柏格里在这里传教的十年，基督教却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到新中国成立时，柏格里虽已逝去35年，而基督教的传播使苗族的巫文化准宗教现象逐渐消失，宗教向现代文明一步步趋近。在传教的同时，为苗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使苗族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从而发展了教育事业，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苗族社会的变革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基督教的传入首先是在当时的平远州，然后是大定府、黔西州、威宁州，发展以纳雍、威宁为典型，其他县大同小异。到解放初期，各县都相继宣传脱离与外国宗教的联系，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此时，基督教徒在苗族中已近四万之众。经历数次政治运动，基督教在黔西北的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西四县得到一定的恢复，在东四县多数没有恢复。目前全区基督教徒约十万人，其中苗族信徒约六万人。
　　基督教的传入，是黔西北苗族一项重大的宗教变革，使苗族从原始的准宗教现象一跃而有了正式的宗教信仰，由有宗教信仰走向了现代文明。
　　（二）基督教在黔西北的传播特点
　　基督教主要由一个人首先传遍黔西北地区。二十世纪初，在安顺府传教的英国基督教牧师党居仁以英国基督教内地会的名誉，首先在平远州（今织金县）传教，然后逐年把基督教传遍黔西北的各个县，从1899年开始，到1904年的赫章葛布“龙年得道”，党居仁把基督教传遍了黔西北地区。这时英国基督教安顺内地会的势力遍布整个黔西北。但党居仁一直没有在黔西北的任何一县长留，都是把大本营设在安顺。
　　基督教组织分割势力范围和变换组织形式。党居仁首先受英国内地会的差遣，把基督教传遍黔西北，大约用了五年时间。接着就是英国牧师柏格理从1904年受英国基督教圣道公会差遣到威宁传教，用了十年时间，把基督教遍传于以威宁石门坎为中心的川、黔、滇边陲地区，形成了与内地会相抗衡的两派教会势力。由于两会教政、教义、教制有别，经上海英领事同意，党居仁代表内地会，柏格理代表圣道公会，于1914年召开大松会议，解决势力范围问题，与会华人仅二个。会议拟定了以威宁勺甫梁子为界，东南面属内地会，西北面属圣道公会。1931年，圣道公会分设男女二部，男部称偕俄会，女部称美以美会。1932年两部合并，改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
　　基督教在黔西北地区传播快速延绵不蓑。从党居仁到黔西北传教到新中国建立前外国传教士全部撒光，基督教在黔西北，特别是在苗族中传播很快，不到五十年时间，便传遍黔西北，更应注意的是从最偏远的地区开始传播，五六年时间里，信徒就达四万之众，有不少人家是全家信教，到黔西北传教的外国教士有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数得出名的约百人，而外国传教士培训的中国传教士约上千人，其中苗族传教士占中国传教士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经数次社会变革，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苗族信徒已达约六万之众。
　　（三）基督教给黔西北苗族社会带来的影响
　　1、基督教顺利传入的原因
　　黔西北苗族迁入较早，而在黔西北历史上是一个长期遭受压迫剥削的民族，社会地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十分低下。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压迫剥削而在文化意识上也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和思想意识，使得他们想在宗教领域去寻求解脱，寻找自由，平等，寻找保护，寻找救世主和脱离深重苦难的良方。而基督教正是这样一种在黔西北应时应境而来的宗教。当基督教传教士们宣传“天下人都是兄弟姊妹”，对“天堂”和“末日审判”的教义加以详尽描述，再加上传教士们那种谦和的态度和颇能诱惑人心的殉道精神，“赎罪”的作风，以及他们直接站出来为苗族民众申诉冤屈，打抱不平，维护苗民权利和利益，甚而资助苗族民众，为其打赢官司。这些举措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诱惑力，使得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感受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把传教士奉若神明。如当苗民们第一次接触到传教士党居仁时，党居仁因称苗民们为“兄弟”，他们便倍感温暖。当苗民们猎获的野猪被强占后，党居仁帮他们索赔，他们把党居仁说成是“苗王”，是自己的领袖。以这样的面目来传教肯定是效应极高了。而柏格里在威宁石门坎十年，逝世后被称为“人杰地灵”、“指路明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出版了以《苗族救星》为书名的柏格里传记及其他读物。由此可见，基督教的传入正顺应了苗族那种社会地位，生活状态，思想意识的需要，犹如干柴遇火种，其势不可阻挡。
　　2、基督教传入给苗族社会带来的影响
　　基督教的传入是二十世纪黔西北苗族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使苗族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迪而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
　　首先，在基督教的教义揉和下，苗族以地域为单位形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基督教团体，以团体的形式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和反抗来自各方的压迫剥削。往往在一个地域内反抗斗争的力量不够时，还可以联络另一个或几个地域的团体来进行反抗斗争，维护自身利益。
　　其次，基督教的传入，使长期处于偏僻的深山荒野的苗族打破了封闭的格局和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同时，由于教会之间的来往，增加了苗族各地域之间的交往和与外界的接触，开阔了眼界，回看到自己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信仰基督教后，在黔西北的许多农村苗族聚居地，不再看到跳迷拉，请神送鬼等巫事活动，办丧事也采取了基督教的方式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把苗族社会生活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三，基督教的传播必须有其载体。要使信徒接受教义，要有文化，传教士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不可或缺性，因此，走到一个地方在建教堂时必须建学校，在基督教传入黔西北苗族地区后，在建教堂的同时教会学校也遍地开花。这些学校所设课程都是新的内容，除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外，还增设了地理、自然、英语、美术等课程。基督教会办学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传教，而客观上却造就了一大批苗族知识分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威宁石门坎传教的柏格里，经努力，为苗族创造了文字，这在黔西北苗族乃至中国苗族的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壮举。
　　四、柏格里与石门坎文化
　　塞缪尓·柏格里，英格兰人。出生下层社会的一个宗教世家。从小就受到“福音”、“圣光”的薰陶。经其主动申请，他作为基督教英国卫斯理宗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差遣员”，于1887年东渡到中国。柏格里在云南省昭通传教十五年，但收获不大，总共仅有信徒30人左右。1904年经安顺传教士党居仁的介绍，威宁苗族到昭通找到柏格里学道，而后人数骤增。1904年秋，柏格里第一次踏上威宁的土地，开始到苗族山区传教。1905年，柏格里向大官寨（今威宁松山）土目安荣之索得石门坎方圆六里的一块地皮，组织苗族群众兴建礼拜堂、学校、住宅、医院，开始了他在石门坎十年的活动。
　　柏格里以石门坎为中心，向邻近的滇东、黔西北、川南苗、彝等民族传教，广收信徒。他布道时不辞艰辛，穿苗服芒鞋，学说苗语，与苗族群众同吃同住，反对对苗族的歧视，还送医施药，免费为苗族群众治疗，深得苗族群众信任。到1915年，他已成为“基督教圣道公会西南教区石川联区”的负责人，所辖支堂约50个，拥有信徒6万之众。
　　柏格里在传教的同时，还不遣余力地兴办教育和其他事业，到1912年，石门坎的教会学堂──“光华小学”已发展到高级、初级男女两部；1915年光华小学已有学生约四百人，设有教堂、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等，该教区石门坎以外的数十个分堂都附设有光华小学的分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柏格里在汉族人李司提反，苗族人扬雅各等的帮助下，经苦心研究，创造了被称为“老苗文”的苗族文字。他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
　　1915年9月，光华小学流行斑疹伤寒，柏格里夫妇在悉心照料患病师生时，不意操劳中他本人被传染，旋即因病逝世，终年51岁。
　　出生于19世纪中期英国下层社会的柏格里及英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一批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侵略者和他们本身阶级矛盾的产物，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当然是不能否认的，然而他们本身的阶级性又赋予了这批人与同时代带着流血和野蛮性入侵中国的外国人不同的反常性，并促使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外因的重要作用。柏格里从到石门坎到逝世，没有改变传教的初衷，但却在传教中和当地民众共同创造了偏处中国西南一隅的穷乡僻壤的石门坎文化。石门坎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由柏格里为首的传教士们把西方先进的文化传播给石门坎各族民众特别是苗族而形成的文化。石门坎文化使当地苗族人民的世俗生活由愚昧状态以超常速度跨入近代文明行例。因此，石门坎被外国人称为“海外天国”、“苗族文化复兴胜地”、“西南苗族的最高文化区”。
　　石门坎文化的形成主要是以西方文明取代了社会民族歧视，原始的泛神准宗教现象和苗民旧有的习俗。其主要载体是建教堂传教、办学校兴教育、办医院引入西医、办邮政代办所通邮，创造苗文、以苗文译《圣经》使传教更便捷，提倡文明生活习俗等。
　　柏格里不是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入黔西北的人，但他却是传教士中最有作为的一个人。一个人将西方现代文化传入中国偏远的西南一隅的石门坎而使这个深山皱折变成世界知名的地方，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柏格里在石门坎不仅只传教，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西方文明，在那个时代以前，中华大地已有许多人走出国门去向西方寻找文明，而石门坎人、石门坎的还生活在蒙昧之中的苗族人却遇到柏格里送来了西方的文明，在足不出户的状态中接受了西方文明，这是一种幸运。柏格里在把西方文明不远万里带到中国来时，却在较发达的地方，在比石门坎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到处碰壁，而在西南大山里的石门坎这个条件差得无以复加的地方开花结果，这也是柏格里的幸运。他在这里传教，创造苗文，和苗民们共同创造了石门坎文化，这些成就，没有殉道精神，没有大师级的知识水平，没有超人的智慧是难以办到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格里是从天国取来文明火种的人，是传播文明的殉道者，是语言大师，是具有大智大勇的拓荒者。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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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陶氏兄弟与猪拱箐》毕节地区政协工委·毕节地区苗学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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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论黔西北苗族的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