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多重建构及其逻辑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常士訚

---

　　[提要]在民族国家建构上，中西方各有不同的发展逻辑。文章从比较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特点，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贡献了中国方案。文章从传统与现代，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统筹全局与协同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特点和基本逻辑。
　　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群体生活在一个边界和主权之下，共同组成了政治共同体①。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共同体如何建构？其建构的一般逻辑是什么？学界对此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近代以来，受西方民族国家、公民国家建构的影响，各种学说不绝于耳。西方学者盖尔纳和安德森把现代社会视为唯一能够产生政治自觉的社会形式，把民族身份认同看成是这种社会自觉意识的一个关键环节；民族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历史主体，现代性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首要前提。[1]（P.51）史密斯在分析现代民族时指出，现代国家的成功在于族裔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两种要素之间形成某种共生关系，当两种关系出现不平衡时，则导致国家失败[2]（P.118）。格罗斯主张将公民身份作为联系不同种族的基本纽带，他指出：“民主国家需要有一个公分母，一种超越种族的忠诚，这种忠诚将各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集团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个得到所有居民或绝大多数居民认同和热爱的整体。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超越了族属认同的认同。这种共同的认同就是公民身份，甚至有希望获得公民身份、变成一个公民的意向。”[3]（P.180）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支持的共同体，又是一个处于现代世界体系影响和作用下的共同体。在连接内外环境挑战面前，这一共同体的建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逻辑，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体建构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传统与现代结合：自觉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也是一个自新的进程。面对内外压力和挑战，中华民族在“天天进行复制、复原民族的本质”[1]（P.30）的同时，也在不断回应外部的变化中进行着自我更新和改造，从而延续和发展了这一民族共同体。
　　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比较，世界上的印度、埃及和巴比伦三大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曾由于外族入侵并取代本土民族的统治出现了民族文化的中断。而中华民族在自然的发展进程中，内部不同民族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各个民族相互学习和借鉴，不断推进自身文化的提高和发展。同时，彼此的文化镶嵌和重叠，编织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和文化之网，共同促进中华文明向前发展。不可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各民族群体之间也曾发生过战争，但正是在这种特有的交往方式中，各民族也增进了相互了解，有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传统民族观念。从秦统一以来，古代中国虽然出现过政治分裂时期，但“大一统”的传统长期延续下来，王朝政权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发挥了内聚作用。比起欧洲国家来，“对于中华帝国统治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要创立一个与其他政治对手竞争的全新的国家，而是不断重建和改造它的农业帝国。对传统中国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外力入侵，而是内部瓦解。因此，维持和重建国内制度，既是国家的主要考虑，又是其行政力量投入最多的部分。”[4]（P.7-8）古代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但这些民族来到中原并非是要“分裂中国，而是占领中国。金、元、清政权都采用了中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不仅接受汉人，还对其进行同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华帝国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延续的文明而存在”[4]（P.7-8）。正是历史上不同民族的交往，一方面汉文化以其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同时其他民族的文化也逐渐进入到汉文化中。各民族的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正是在这种民族交往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广袤疆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5]（P.19）。
　　近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下，西方殖民主义者犯我中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由此也极大地唤起了各民族成员的共同意识。各派思想家和先进人物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践，全面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各民族平等思想，由此赢得了各民族的信赖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共同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了新的征程。
　　比较而言，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奠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体系。在这一以资本为基础的体系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6]（P.255）。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物，同时受到资本增值规律的影响，它在重新塑造新的民族的同时，也在不断瓦解着旧的民族，或者使不同民族群体陷入到矛盾、冲突和战争之中。西方学者蔡爱眉通过对现实的揭露，指出资本扩张给世界带来了“集体仇恨和种族暴乱”[7]（P.11）。李峻石的《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折射出民族和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是资源的争夺[8]（P.3）。这些分析从不同角度揭露了资本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指出现代世界体系内部并不公正与安全。
　　资本来到世间，分清利益是要旨。“边界”确立也就成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划“界”而治的传统奠基于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指出：“财产可以在某一方面[在应用时]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划清了个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也就可以改进了。”[9]（P.54）经过罗马公法和私法之分的努力，这种“划界”意识代代相传，遂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发扬光大。无论个人、国家还是民族，一切均以边界划分为特点。边界里为“我者”，边界外为“他者”。从利益冲突的角度看，“每个他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外在性’”[10]（P.239）。由此，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各有自己的范围和“主权”。因“划界”而“治”，“他者”既可能成为“朋友”或“伙伴”，也可能是潜在的“对手”或“敌人”。不同身份的人要共存，或异中求合，通过“契约”建立“共同体”；或通过某种“权威”将不同身份的认同纳入统治之中。
　　与之不同的是，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不是传统中华民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其他民族共同体形成经验的移植，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自我发展。对于一个遭受过西方列强蹂躏的国家来说，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建立民族国家不仅依然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而且基于私有财产保护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共同体依然为各种利益纷争所纠缠，极易被外来列强各个击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内部复杂、利益多元的国家来说，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强中华。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其他一切爱国人士，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政权力量，彻底消灭了在中国行之上千年的私有制，进行了私人工商业改造，建立了以土地、矿山、河流、海洋、滩涂、森林等重要战略资源为重要内容的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民族冲突产生的经济根源。同时，通过一系列的重要举措，党和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治愈了战争创伤，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了现代国防力量，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安全保障。正如习近平同志总结指出的：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11]（P.12）。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中，把不同民族群体置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并非一帆风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我国各民族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等社会形态皆存在于不同民族之中。为了实现这些民族的社会跨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政策，通过多个层次的谈判和协商，顺利地实现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较短时间内，将56个民族全部纳入到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在世界上为断不少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多见。

二：多元共存与同心圆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
　　在对当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的解释中，不少西方学者或从自由主义角度或从民主的逻辑解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前者源于近代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其观点为不少西方学者所接受。今天西方不少重要代表人物如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英国学者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和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金姆（Robert McKim）等人的论著仍然从这一角度探索民族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在这些理论中，自由主义的“权利”价值观构成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按照这一价值观理解，个人是基础，即使处在不同民族群体中的个人依然有着基本的人权和公民身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由于个人与一定的民族群体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因而群体成员的身份在法律上也得到承认和保护。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中，民族群体的身份并不是唯一的身份。按照塔米尔的观点，个人可以选择这种“集体身份”。伴随着权利意识的增强，自由主义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民族群体的自治权利甚至“自决权利”。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由不同民族群体或宗教群体组成的国家中，个人是基础，并藉此来处理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比较，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采取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下，全局或整体是首要的，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具有优先地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和政治保证。追溯以往，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国家领土受到蚕食，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政治保障。有了这一基础，不仅使生活在大陆的不同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且也使被西方殖民当局占领的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台独”势力也受到了有效遏制。经过近代百年沧桑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巨变，现实经验表明，没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没有民族发展的基础和未来。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内外复杂压力，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首要内容就是“国家利益至上”[11]（P.19）。这足以表明，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对于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国家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和而不同”的理念中，“和”与“合”有着根本的不同。一些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注重了后者，即多元之“合”。在这种“合”中，以“异”为本质特征的“多元”是基础，它们各有自己的“圈子”，每个“圈子”对内追求同质、对外采取排斥态度，“我者”和“他者”泾渭分明。而“合”就是在各自保持边界的前提下，不同政党和不同族群间在对抗中汇合到一起。显然，这种“合”带有难以克服的脆弱性。与之比较，“和”更注重“和谐”。和谐中不仅有“合作”之意，而且更含有相互承认、信任、互惠之意。在这种“和谐”中，存在着多元自我利益，但利他的价值取向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如此，和谐中的全局和整体思考构成了一种基础，对调节和谐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矛盾”有着制约和引导的作用。基欧汉曾区分了“和谐”与“合作”两个概念，他指出：“和谐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为者的政策（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他人）能够自动地促进其他行为者的目标的实现。”[12]（P.62）不过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和谐”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践。在此前提之下，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奋斗成为当前民族工作的主旨。
　　“和而不同”讲“和谐”但并不排斥“差异”。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一种财富。不同民族群体各以自己的特点贡献于全局和共同体，同时也以各自的文化特色共同创造着中华文化。然而仅仅强调文化差异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引导，积极影响差异的生成和发展方向。通过这种影响寻求最大公约数和凝聚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之基。其中文化认同是最为深层的认同，这是民族团结之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魂。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各族人民的人心相聚、精神相依；没有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就失去了中心和方向。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出现了共同体危机，人们也由此对政治共同体的建设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其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相互依存的观点尤显重要。中国学者徐勇教授指出：“作为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民族-国家是具有领土边界的行政实体。没有民族-国家提供的领土平台，主权在民和人民权利就没有实现的基础”；“没有民主-国家，民族-国家的生长和持续地构建也缺乏制度保障，因为国土、人民和统治权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处于奴役并对同质的合法性产生动摇，就会对国家产生离心力”[13]（P.12）。不过需要看到的是，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并非无矛盾的对接。民族-国家的复杂性与民主-国家的复杂性纠缠在一起，甚至在一些国家表现为相互背离。前者由于内部异质性民族群体存在使民主政体建设举步维艰，甚至使国家陷入危机之中；后者将民主简约到选举上，同样难以获得不同民族群体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建构上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有效地克服了不少多民族国家建构上的离心倾向。就民族区域自治而言，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享有最高的权威，同时各个民族区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享有自治权。由此保证了国家的完整统一，避免了苏联的悲剧。就民族自治地方而言，这种自治地方不是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的“民族自治”的地方，而是该区域内所有民族群体共同生活的区域，各个民族对该区域的共同事务都有参与的权利。在保障中央权力的同时，民主原则也运用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中，按照宪法和政治制度，各个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拥有者，都享有平等地参与国家共同事务的权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超越了西方对抗性民主和“选票民主”的局限，发展了各个层次的民主，如协商民主、民主监督、民主程序等，通过不同的渠道将不同行业的人员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来。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体系，实现了人民有序参与国家事务，从而保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各项事业建设的高效和统一。

三：统筹全局与协同治理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运行机制
　　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由于构成其整体的民族群体状况不同，决定了统筹全局和协同治理原则在实现“共同体建构”上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
　　什么是共同体？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所谓共同体就是“社会中存在的、就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等）（或相似性的）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14]（P.1）。共同体有不同的形式，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是共同体的最高形式。它可以是单质的民族群体，也可以由多元异质群体组成。今天世界上单质民族的国家不多，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众多，就是单质度高的国家也接纳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要建立这样一种由多民族群体组成的共同体，就需要超越狭隘的民族群体主义，站在国家全局角度来处理国内不同民族的共存和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诸多如“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方面的部署，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首先是建立在“总体”布局安排上的。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民族汇聚起来奔向共同目标，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近代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均按照西方民族国家方式来组织国家，以为或是通过同质性的民族建构或是通过竞争性民主就可以实现国家的崛起。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学者选择了“公民国家”、共和主义或市民社会等理论路径，主张在内部的组织原则上，通过引进多党竞争、多数人民主的原则来推进多民族国家“整合的革命”②。然而事与愿违，竞争性原则在不少国家导致政党的一切活动均以获得选票和实现本党利益为中心，甚至为了获得本选区的选票而枉顾国家全局利益和人民的需要。由此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四五年一次的权力角逐，国家政策难以延续、治理趋向低效甚至导致国家虚弱或崩溃。美国学者亨廷顿讲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效果时指出：“在一个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和不能发展这些制度的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混乱。”[15]（P.193）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乱象。这里有两个重要机制值得强调：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群体根本利益上的激烈对抗和社会断裂；二是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11]（P.13）；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心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1]（P.1）。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实现了独立和解放，而且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巨大转变。
　　近代以来，不少国家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层出不穷，“长战争、短和平”[16]（P.27）几乎成为不少国家的常态。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不少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提出了诸如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民主转型、权力分享等方案。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上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发展理论，而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建设，解决了各个民族参与国家治理等方面的制度问题，通过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治理”概念虽然出现在当代，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中却蕴含了大量的治理思想③及其文化传统。在先秦时代，“治”和“理”只作为单字，但内涵丰富。“治”字从“水”，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治水传统。中华文明发源于长江和黄河流域，远古王朝的发展与此密切关联。据统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决堤泛滥总计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4]（P.5）。由于黄河的多次改道，河水泛滥，需要有力的治理方式来应对频繁的水灾，因而在治水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堵”，即通过修筑堤防，“堵塞”洪水；另一种是“疏”，即疏浚河道而治水。两种治水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人们对“治”和“理”的理解。在中国古代语境中，“治”的涵义有：（1）管理，如治国、治家。《旬子·君道》：“法者治之端也”；（2）旧称地方政府所在地，如郡治、县治等；（3）合力有秩序，与“乱”相对。如《旬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4）修理，整理；（5）如治河等。此外，还当惩处，如治罪。所谓“理”是指梳理，如理顺关系。治、理两字放在一起，即治国理政。
　　今天，“治理”一词虽与古代的涵义存在很大不同，但它又继承了古代传统的智慧，与西方对“治理”的理解更是也存在差异。西方学者对“治理”④的解释更多地带有“多中心”的自由主义特点。当代中国所说的“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社会不同群体有序参与国家事务的治理活动。在这种治理活动中，顶层设计、统筹安排构成了治理的突出特点。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11]（P.17）。在这样一个战略布局中，理想和目标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如果说西方的政党在为选举和本党利益而斗争，那么中国共产党则在为中华民族复兴砥砺前行、不懈奋斗。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教授指出，这是一个“负有使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基础，就是看有没有实现这个使命，具体来说就是向老百姓承诺的要做的事情，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17]。在这样的“使命”下，中国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都要进行统筹安排、顶层设计。同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并按照新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通过相应的制度规范，发挥各个层次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协调各方力量，从而把不同民族群体组织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伟大工程中去。
　　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P.9）这一论断既是对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定位，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涉及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改革开放40年来，虽然国家的整体水平有了巨大改变，但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固和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要解决这些“不平衡”矛盾，就需要协同治理。在此方面，国家做了总体布局和安排，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坚持文化自信，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等。这些安排对解决“共同体”内部的不平衡矛盾，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协同治理中，如何面对不同民族群体权利的要求是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方面，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促进民族群体权利意识的发展，民族群体的民族意识自然也会增强；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价值追求。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矛盾的存在是自然的、长期的。在此方面，国家通过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承认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权利要求，并努力通过各种法治建设来保障民族区域或民族地区各民族的权利。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权利”的实现从来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基础。在实现民族区域和民族群体的权利上存在诸多复杂问题，它们密切交织，既有特殊性的方面，也有共同性的方面；既需要在目前予以解决，也需要放在未来条件成熟后加以解决，这些都需要通过国家的统筹安排来解决。如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离不开交通、电力、师资培训、教育资源诸多方面的发展。而且不同地区状况有别，仅靠地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支持和帮助。

四：内外环境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复兴
　　当今世界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不是孤立存在的。面对内外环境的挑战，它一方面需要多民族国家内部的自身团结，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与发展的环境，可见内外环境相互联系。不过在利益的驱动下，不少国家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绝对安全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使对手陷入不安全或绝对不安全的状态中。这种基于零和博弈原则下的民族国家建构在以邻为壑之时，也使自身自绝于世界。与之不同，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和谐的国际环境密切联系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同志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理念。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俄罗斯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空间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8]2017年1月18日联合国在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专门就《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19]（P.537）。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1]（P.9）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也就是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条件。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中，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呼声和力量在增长；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不断滋生，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持续蔓延，人类面临的种种威胁有增无减。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着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也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和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需要高扬和平合作旗帜，在参与国家秩序的建构中积极影响国家间关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中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
　　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共同体。生活在这一共同体中的不同民族不仅在参与中国的建构中实现着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在参与世界的发展中不断地提升和发展着自我。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版图上生活着56个民族，其中不少民族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西北等地区。虽然他们远离富庶的中东部地区而地处边缘地区，但与周边国家有着更多的往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原则，把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和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与周边国家和世界的交往和交流中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自我，并由此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上的不断进步。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化中，各个民族与国家发展才能同步，各个民族的平等也才有了新的基础。

■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当代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共同体建构有着很大不同，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基于共享、共建、共治理念基础上的共同体，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这种建构逻辑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当今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1]（P.184），中华民族也是如此。在这一共同体内部，不仅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整个世界命运共同体密切相联。在处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究竟是按照西方利益-功能主义路径，以“边界”划分为起点，采取零和博弈还是采取正和博弈的规则，结果大不相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是建立在合作与共享的理念基础上，不仅以此来处理个人、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以此来处理中华民族与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今天世界差异的存在是永恒的，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处理这些复杂问题上，如果指向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他者的利益，是不可能得到长远发展、实现长久利益的。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赢。显然，在当今世界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和实践逻辑超越了西方以“边界”为特点的民族国家的建构逻辑。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超越和发展，而且也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新的话语、新的贡献。

※　注释
　　①这里说的政治共同体不是单一民族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是由不同民族群体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目前在西方学者如林茨著、孙龙译《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页）中采用了“国家-民族”的概念。拉丁美洲基本上是多种族的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以国名称民族，如巴西人、古巴人等。
　　②在此借用了美国文化学家格尔茨的概念，目的是改造和变革“原生的情感和纽带”。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
　　③“治理”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特色之一。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系统的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实际紧密联系，主要解决统治者‘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务实性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也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所谓“政者事也”，“治者理也”。参见徐大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34页。
　　④“治理”（governance）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意味着对船只的驾驶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长期以来，治理和统治（government）交替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参见王鼎《英国政府管理现代化：分权、民主与服务》，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90页）。对治理的概念西方有不同的解释，国外学者克赫（Beate Koch）认为，所谓治理就是“将不同公民的偏好意愿转化为有效的政策选择的方法手段，以及将多元社会利益转化为统一行动，并实现社会主体的服从”（参见Beate Kouch，Rainer Eising，The Transformation of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nion，London：Routledge，1999，p.14）。彼德（Guy Peters）认为治理是在多元行动者合作基础上，为实现管理社会的一种运行过程，即代表了这种倾向，表示在政治系统的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对政治或公共事务做出有效的安排，以达到维护政治秩序和维护正义价值的目的。可见，在西方学者对治理的理解中，治理主要是从民主化或新自由主义角度理解的，过于强调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而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存在着高度异质化状况，如果采用这样一种认识，容易弱化国家的作用，甚至使国家走向败政和乱政。在中国，治理不是非中心的或是弱中心的，而是有中心作用和领导的，有社会参与的一种有序活动。

§　参考文献
　　[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2][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4]燕继荣等.中国治理：东方大国的复兴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5]国家民委文宣司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文章评论集[Z].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美]蔡爱眉.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M].刘怀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8][美]李峻石.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M].吴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1]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Z].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12][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3]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
　　[14][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6]TedRobert Gurr，Peoples versus States：Minority at Risk in the New Century，United States，Institute of PeacePress2000
　　[17]郑永年.十九大打开了中国和世界的新未来[J].南风窗，2017（22）
　　[18]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EB/OL].新华网，2013-03-24，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4/c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