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乡试诗命题与杜诗的接受

八神 · 发表于: 2020-1-17 16:54:07

源自：《江海学刊》2019年06期 : 刘美艳

　　科考试诗起源于唐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代科考也开始试诗，乡试诗歌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近年来对科举文献的整理、研究逐渐深入，清代试帖诗也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研究多集中于试诗制度的形成、试帖诗选本的编纂、试帖诗的创作方法及审美原则等方面，对诗题的研究较少。目前清代会试诗题略受学界关注，乡试诗题的研究尚鲜有问津，值得深入探究。
　　杜甫诗歌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学界对杜诗在清代的接受已作了不少研究，但从科举角度出发的则很少见。本文以《清秘述闻三种》中所收的1036 个考题及《清代朱卷集成》中补入的 23 个考题，共 1059个考题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乡试诗命题与清代杜诗接受的关系，以期为杜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命题中杜诗的独尊地位与清代诗风
　　对于清代试律诗的命题，清人商衍鎏有如下论述：
　　出题必有出处，或用经、史、子、集语，或用前人诗句，如“馌彼南亩”之用《诗经》，“同声相应”之用《易经》，“射使人端”之用《淮南子》，“十日一雨”之用《京房易候》，“扪虱而言”之用《晋书·苻坚载记》，荷盖、苔钱、松针之用《格物总论》，“春城无处不飞花”之用韩翃《寒食》诗句，举例一端，可概其余。清代乡试诗命题大抵如此，大部分考题依经据典，据现存考题统计，共计121 例考题出自经部，史部 46例，子部 36 例，渊源于集部的考题最多，共计 834 题，另有22例考题出处不明（包括随意命题以及即景之题）。现存考题，涉及先秦到清代的文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然而，命题次数在 30 次以上的文人作品屈指可数，杜诗却出题81例，居历代文人作品之首，可见，清代乡试命题中对杜诗的重视。命题中重视杜诗的缘由，无疑值得深入探究。
　　清代官方的态度，对科场命题有直接的导向作用。清军入关后，经过顺、康、雍三代的发展，国家已空前强大，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专制逐渐加强，儒家诗教居于独尊地位。诗学倾向于雅正诗风，强调文化为政治服务，康熙皇帝曾谕礼部、翰林院曰：“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唯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乃为有用。其他异端诐说，概不收录。”并在《全唐诗》的选编中弘扬“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曰：“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乾隆皇帝也推崇雅正诗学，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皇帝谕内阁诸臣曰：“原任刑部尚书王士祯，积学工诗，在本朝诸人中流派较正。”并在《唐宋诗醇·序》中言：“有文醇不可无诗醇，且以见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风雅之正则也。”
　　乾嘉时期的诗坛领袖多贯彻官方的义旨，倡导雅正之声，粉饰盛世太平，沈德潜在《试体唐诗·序》中言：“至有唐用以取士，则先王之遗意犹有存者。而必限之以声律，束之以偶比，盖所以纳天下瑰伟闳达之才于规矩准绳之内，使平其心，和其志，以形容盛德而润色太平，非苟焉已也。”其“格调说”，为清代官方雅正文学的代表，强调儒家诗教，推崇汉魏盛唐，以唐诗为宗，尤注重声调雄浑的盛唐之音。他在《说诗晬语》中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上溯风雅传统，发挥诗歌的政教作用。继沈德潜的“格调说”之后，翁方纲的“肌理说”即是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学的方法入诗，集金石、考证为一体的学问诗，内容上归于儒家教化之内，缺少诗歌艺术。
　　杜诗无疑是符合官方诗教观的，沈德潜曾评论杜诗说：“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契，生平抱负，悉流露于楮墨间，诗之变，情之正也。”从儒家诗教出发，对杜诗肯定态度。
　　《唐宋诗醇》以官方的立场扬杜，莫砺锋先生认为《唐宋诗醇》有明显的崇杜倾向，《唐宋诗醇》选编杜诗时，推崇其中符合“温柔敦厚”诗教的部分，对钱谦益原注中有违清廷统治的话语，作了明显改动。翁方纲尤为注重杜诗，其《石洲诗话》卷一说：“杜公之学，所见直是峻绝。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树道教，全见于《偶题》一篇，所谓‘法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经训，为风、骚之本，不但如后人第为绮丽而已。”认为杜诗体现了风、骚的传统，为儒家诗教的外化。因此，杜诗本身的忠孝之旨决定了其在乾嘉诗坛的地位。
　　“性灵说”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禁锢，是对乾嘉主流诗学观的改变，虽不推崇杜诗，也不否定杜诗的价值。
　　《随园诗话》卷一四中言：“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 此种风义，可以兴，可以观矣。”一改君主社稷为重的观点，强调杜甫与朋友、妻子、儿女间的普通情感。赵翼在论杜诗时说：“其真本领仍在少陵诗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此非性灵中本有是分际，而尽其量乎?出于性灵所固有，而谓其全以学力胜乎?”认为杜甫思想深厚，运笔豪劲，因而抒发情感能够达到别人不可及的深度，并认为杜诗所得成就源于天分，性灵使然。“性灵说”的提出以及诗歌俗化、市民化的倾向，打破了诗界“雅正”的追求，但从“性灵”的角度对杜诗予以肯定性阐释。
　　道咸时期，诗坛风尚转而崇宋，以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为代表，宗法宋诗，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论诗多以苏轼、黄庭坚为宗，上溯杜甫、韩愈，诗歌创作尤推郑珍，钱仲联评价说：“子尹诗盖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而又诗中有我，自成一家面目。”郑珍诗歌博采众家之长，首崇杜甫。相较于宋诗派，“同光体”诗人取径颇宽，论诗以元祐为宗，上及元和、开元，如陈衍所言：“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确立唐诗经典地位的前提下，师法宋诗，甚至上溯晋、宋颜延之、谢灵运、陶渊明等人，虽不专宗杜诗，但杜诗最先开启宋诗风气，其地位自是不必言。
　　清代主流诗风演变，如陈衍所言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前有王士祯、沈德潜，后有祁寯藻、曾国藩。王、沈生际承平，宜其诗之为“正风正雅”。祁、曾身逢乱世，诗为“变风变雅”。杜诗集正变于一身，如《原诗·内篇上》中所评：“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杜诗首先开启宋诗风气，清初田雯言：“今之谈风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韩，海内俎豆之矣。宋梅、欧、王、苏、黄、陆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宋代诗歌，无论是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还是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歌，无不是从杜诗、韩诗变化而得，而韩诗又从于杜，清人宗宋，实则是宗杜甫、韩愈开创的宋型诗，虽具体师法对象有所不同，但只要宗宋，必然会肯定杜诗的地位。因而，无论诗坛宗唐还是宗宋，杜诗都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如今人所评：“至于杜甫，其诗风格多样，为百代师，宗唐祖宋者无不推为至尊。”清代诗坛对杜诗的推重，是杜诗在乡试诗命题中居首的主要原因。
　　命题对杜甫巴蜀诗歌的重视及清人的接受倾向
　　清代乡试诗命题，据统计，共选入杜诗51首，涉及杜甫东都、齐赵、长安、秦州及出峡之后的作品。
　　所选杜甫各地诗作，以巴蜀之作居多，占所出杜诗考题总数的约56%，足见乡试命题对巴蜀之作的重视程度。其原因，无疑值得深究。
　　所选巴蜀诗作，包含成都、梓州、阆州、夔州等地的作品，多描写蜀地的自然景物，如《狂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阆山歌》《草阁》等。杜甫巴蜀诗的写景艺术颇有成就，宋人葛立方评曰：“然自唐至今，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清人在命题中，侧重选择写景之句，或为清幽静谧的草堂，如咸丰八年戊午科四川考题《赋得万里桥西一草堂（得西字）》，道光元年辛巳恩科四川考题《赋得浣花草堂（得诗字）》及光绪五年己卯科四川考题《赋得竹寒沙碧浣花溪（得溪字）》，涉及草堂的地理位置，浣花溪畔翠竹掩映、沙色洁白之景。所选写景之题，多气格清旷，如道光五年乙酉科四川考题《赋得天虚风物清（得秋字）》，道光十二年壬辰科四川考题《赋得澹云疏雨过高城（得清字）》，咸丰二年壬子科河南考题《赋得露下天高秋气清（得秋字）》及同治元年壬戌恩科宗室考题《赋得渚清沙白鸟飞回（得飞字）》，或为河流缩水后的清拔阔远之景，或为山城雨疏云淡之态，或为秋露之后空阔清新之感，或为秋日沙滩凄清空旷之境，格调清旷，色调偏冷，感触细腻，体现出清人在命题中对“清”的追求，如李宗昉所言：“尝谓诗之有律，犹文之有法。文贵清真雅正，试律尤贵典显清灵。”
　　特征。或是峥嵘劲峭的蜀山，如诗句“千崖秋气高”被命题六次，分别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贵州，嘉庆二十一年丙子科广西，道光五年乙酉科贵州，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广西，咸丰二年壬子科云南，及光绪二年丙子科甘肃考题，可见，清人对此题尤为偏爱。“千崖秋气高”为崖壑交错、秋气纵横之景，雄放之外，颇见凄然，王嗣奭在《杜臆》中评曰：“起来二句，笔力雄壮，而别景已觉怆然。”或是雄奇壮伟、惊心动魄的蜀水，如同治六年丁卯科四川考题《赋得巫峡秋涛天地迥（得秋字）》，为波涛汹涌，怒折天地的巫峡之景。施补华曰：“入蜀诸诗，作游览诗者，必须仿效。盖平远山水，可以王、孟派写之; 奇峭山水，须用鑱刻之笔。”在王孟清丽明秀的山水书写外，开创新境界，彭端淑在《题杜工部草堂》中也说：“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直言杜甫对蜀地山水的刻画之功。
　　巴蜀诗作，纵意所如，浑然天成，不见雕琢痕迹，杜甫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晚节渐于诗律细”，仇兆鳌解释曰：“律细，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手纯熟。熟从精处得来，两意未尝不合。”清人对杜甫挥洒自如的老成境界颇为赞赏，如嘉庆十三年戊辰恩科宗室考题《赋得野云低渡水（得低字）》，出自诗句“野云低渡水，檐雨细随风”（《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杨伦《杜诗镜铨》评论曰：“诗之豪放不必言，通首格律甚细。”瑐瑦光绪十七年辛卯科四川考题《赋得峡云笼树小（得云字）》，出自“峡云笼树小，湖日荡船明”（《送段功曹归广州》）之句，仇兆鳌评曰：“三峡山高，故云笼树而小。洞庭湖阔，故日荡船而明。”写景锤炼精工，心思细腻。《旅夜书怀》中“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四句，语言精警，对仗工整，工细雄浑相间，足见功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一己之经历，思及天下困穷之人，内容深沉，章法变幻，情绪辗转于幽愤激昂之间，极具感染力，为千古共鸣的佳作，《杜诗集评》卷五引吴农祥评语曰：“因一身而思天下，此宰相之器，仁者之怀也。中间夹说无衣受冻，故结兼言之。针线之密，不可及也。”嘉庆十八年癸酉科山东考题《赋得红见东海云（得红字）》，为杜甫独创句法。
　　杜诗的艺术成就，与其诗思的细腻密不可分。命题所选诗句，同为写月，境界也有所不同。如乾隆三十年乙酉科云南考题《赋得万里共秋辉（得清字）》，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四川考题《赋得月彩静高深（得楼字）》，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恩科四川考题《赋得赏月延秋桂（得延字）》，嘉庆五年庚申恩科四川考题《赋得新月动秋山（得秋字）》。诗句“月涌大江流”出题三次，分别为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江南、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江西及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湖北考题。这些以月为意象的诗句，或写月的清辉普照，或写深夜月出的深邃静谧，或写香气弥漫之夜的清美圆融，或写秋夜山月的清寒幽远，或写月影映江、月随江涌的阔大气势，杜甫思力的深厚，可见一斑。正如清人所言：“学杜诗不可泥于黄涪翁、刘须溪之见，涪翁专乎生涩古奥，须溪独主僻险奇峭。不知杜陵此种笔墨，散见于篇什，以振作其平弱，错综其板直，故某篇间或点缀一二语而自不觉也。……学杜诗，当从其细腻熨贴、老气无敌处着意索解，乃见其自然工夫。”其自然工细的诗作，始于成都时期，夔州时期有所继承。
　　此外，清人还注重选择杜甫晚年的组诗及长篇诗作，如《秋兴八首》选入其二、其五，这组诗歌为老杜艺术巅峰之作，沈德潜《杜诗偶评》中评论曰：“怀乡恋阙，吊古伤今，杜老生平，具见于此。其才气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夔府书怀四十韵》艺术成就可谓登峰造极，诗歌从安史战乱写起，往事历历在目，战争的苦难，生活的艰辛，仕途的坎坷，困穷的惆怅，思想博大，情感深沉，学力深厚，对仗整齐，语言典雅，章法严谨，是杜甫才华、学识的综合体现。彭端淑推崇杜甫夔州之后诗歌，他说：“工部至夔州后诗，年愈老，识愈精，阅历弥深，而笔力弥健，不独《秋兴》、《诸将》等篇，为前此未有。”赵翼评论杜甫夔州之后诗曰：“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意味悠长; 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认为杜甫夔州之后诗歌多意兴衰丧，但也认可《秋兴八首》。
　　综上所述，清人多推崇杜甫巴蜀诗作，在具体命题中，各取所好。偏爱山水的，以自然之景为题。崇尚诗艺的，择其工细之句。关心国事的，从时政角度命题，如同治三年甲子科广西考题《赋得政简移风远（得风字）》。重视人才的，从用人角度出题，如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广东考题《赋得攀桂仰天高（得香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四川考题《赋得每依北斗望京华（得心字）》及同治三年甲子科顺天考题《赋得一洗万古凡马空（得龙字）》等，或以桂枝的难以攀折，比喻仕进的艰辛; 或直抒对京城的怀念，寄托恋阙之情; 或以骁腾待驭的骏马作比，喻人才的杰出; 都体现出科考的用人之意。此外，所选考题还注重对官员品行的考察，如嘉庆六年辛酉科四川考题《赋得清高金茎露（得金字）》，以承露盘露水的晶莹比李十五秘书品行的高洁;同治六年丁卯科福建考题《赋得冰壶玉衡悬清秋（得秋字）》，以冰壶玉衡的清澄作比，言裴施州的品质高尚;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四川考题《赋得正直原因造化功（得功字）》，以古柏的笔直挺拔，比人的正直。虽取舍不同，又以自然景物之题为重。乾隆时期，三晋著名布衣诗人张晋言：“杜陵诗法老宗工，今古骚坛一举空。莫道后人工变化，有谁能出范围中。”王闿运也推崇杜甫入蜀后诗，他说：“其五言由秦入蜀诸作皆可观。入湖南以后，多泛响矣。”清人大多推崇杜甫巴蜀诗作，但因流派的不同，侧重点又有所不同，诚如今人所评“宋诗派则主要倾慕杜甫夔州以后那种苍老健硬的作品”。
　　江浙考官对杜诗的青睐及清代的研杜风气
　　清代乡试以杜诗命题的考官，大多为进士出身，且多通于诗歌创作，甚至还著有专门的诗集，如叶观国著有
　　《绿筠书屋诗钞》，吴芳培著有《云樵诗集》，赵来彤有《澄怀园诗集》等。有的考官诗文、书法皆通，如翁同龢、王维珍、林召棠、李宗昉、何淩汉等，其中王维珍为“葛沽四大书家”之一，以书法著称，又精于文学创作，其笔下有不少反映现实的诗作，著有《莲西诗赋集》;林召棠著有《心亭居诗文集》;李宗昉著有《闻妙香室文集》。陈同礼、余集工诗擅画，余集著有《秋室诗钞》;黄钺诗文书画皆通;王赠芳虽宗宋儒，也擅长诗文创作，《清史列传》中称其诗：“不拘体格，不主门户家数，以性情酝酿出之，缠绵恺恻，粹然有德之言。”著有《慎其余斋诗集》。
　　考官中不乏崇杜之人，如李德仪能背诵所有杜诗，如所评：“诗话：小黁熟精选理，以词赋擅名，散馆试《乾清宫赋》列第一，为时传诵。潘文勤称其能背诵少陵全集，无一字遗忘。咸丰中，入直上书房。集中多与诸邸唱和之作。”瑑瑧道咸时期的“宋诗派”对杜诗也多宗崇，所选考官，程恩泽、曾国藩即为“宋诗派”的代表人物，程恩泽论诗以韩愈、黄庭坚为宗，追求诗歌的险怪奇崛，上溯杜诗;曾国藩论诗最推崇黄庭坚，却也崇尚杜诗，其在《致温甫弟书》中称：“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道咸时期的“经世派”也崇尚杜诗，黄爵滋论诗宗法黄庭坚，也推崇杜诗，《晚晴簃诗汇》中称“诗循杜、韩正轨，纵横跌宕，才气足以发其所学”;孙锵鸣也为经世派人物，诗歌成就高，孙诒让评价曰：“诗古体渊源少陵，近体似东坡，词喜稼轩、白石，尤华妙精深。文则兼涉众家，渊懿清雅，出入唐宋。”孙毓汶著有专门的研杜之作《迟庵集杜诗》。考官陈宝琛为“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其诗虽学王安石，但深谙杜诗，诗歌创作中常引用杜诗，或化用杜诗，如其诗歌《荫坪叠落花前韵四首索和己未及今十年矣感而赋此》（其一）中“恨紫愁红又一时，开犹溅泪落滋悲”之句，“溅泪”即出自杜甫《春望》，“忍覆长安乱后棋”之句，化用杜甫《秋兴八首》（其四）中“闻道长安似弈棋”之句。
　　另外，还有一些考官，虽不擅长诗歌创作，但也都精通文墨。其中，有擅长书法者，如邹梦皋、黄轩、平恕、戚人镜、柏锦林、晏端书、李文田、吴宝恕等;有工于绘画之人，如戴兆春、王泽、翁心存、沈兆沄等;有长于目录学的彭元瑞;有通于经史的学者，如胡长龄长于经学，潘祖阴、黄群杰、丁仁长博通经史;有理学家，如李棠阶、孙诒经等;丁守存通天文、历算，善制造; 有精通印学的黄经，杨庆麟不仅承家学治印，还长于绘画、收藏;此外，还有清末维新派人物，如李端棻。
　　这些各专所长的考官，为什么会在命题中不约而同地选择杜诗，为此，笔者进一步统计了考官的籍贯
　　清代乡试诗命题，各省乡试考题由考官所出，顺天乡试除外，考官分正副主考，乡试的省份各一人（道光之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笔者对《清秘述闻三种》以杜诗命题的考官籍贯进行了统计，宗室及顺天乡试考题为钦命，不计入。将考官籍贯在5次及以上的省份列出，可见尤以浙江及江苏籍居多。
　　而清代江浙之地，是杜诗研究最为繁盛的地区，有的学者还对各省研杜的家数作了统计，其中，以浙江、江苏二省为重，不仅研究者众多，且有代表性的杜诗注本。以杜诗命题的考官籍贯及杜诗研究繁盛之地，都为江苏、浙江二省，这是偶然，但是也有某种必然联系。
　　据统计，江苏籍考官，各府所出数量不等，苏州府有10人，常州府6人，扬州府4人，淮安府、江宁府、镇江府各 1人，明显以苏州、常州、扬州三府人数居多。而清代江苏杜诗学研究，又以苏州府、常州府、扬州府称盛。就杜诗注本而言，苏州府以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与朱鹤龄的《辑注杜工部集》为代表，钱注本诗史结合，以诗证史，注杜简明扼要; 朱注补钱注之不足，注重杜诗的编年，保留钱注之精华，详释典故，考证今事，二者都影响深远。此外，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杜工部集》，以考据学的方法研究杜诗，注重文字的校勘，较为客观，《杜诗镜铨》多征引此书;沈德潜《杜诗偶评》多选佳作，精简适当，流传广泛，影响较大。常州府杜诗研究，以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与杨伦的《杜诗镜铨》为代表，前者体现出浓厚的忠君思想，但在地理考证、诗歌评点上较有见地; 后者以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为底本，编年校对详细，注释评点简洁精当，集仇注以来注杜的精华。此外，李长祥、杨大鲲的《杜诗编年》，顾宸的《辟疆园杜诗注解》，邵长蘅所撰《评杜诗钞》及蒋金式的《批注杜诗辑注》较有影响。扬州府相对逊色，大致有汤启祚的《杜诗笺》、郑沄校刻的《杜工部集》、乔亿的《杜诗义法》以及朱宗大的《杜诗识小》等。
　　浙江籍考官，据笔者统计，杭州府7人，嘉兴府 5人，绍兴府 4人，湖州府、金华、温州各 1人。观清代浙江省杜诗研究状况，以嘉兴府居首，有代表性的为朱彝尊的《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査慎行的《杜诗抄》、江浩然的《杜诗集说》、刘濬的《杜诗集评》、沈曾植为赵次公《杜诗注》残本所作的题跋以及王国维的《批校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可谓名家辈出，其中朱彝尊、查慎行、沈曾植、王国维等大家都参与其中，可见，此地评杜风气之盛，其中朱彝尊的《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较有价值，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及刘濬的《杜诗集评》多引此书。杭州杜诗学也较为兴盛，多集杜之作，如王延祚的《病余集杜诗》、王余高的《退庵集杜诗》、陈本的《集杜少陵诗》及施学濂的《耦堂集杜》等，此外还有杭世骏抄《杜工部集》、梁诗正的《笺注杜诗》及梁同书的《旧绣集》等，尤以施鸿保的《读杜诗说》较有价值，此书旨在纠正《杜诗详注》之误，并引入赵次公、王嗣奭、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等多人的评论，对杜诗的一些特征进行了阐发。相较而言，绍兴杜诗学颇显衰弱，如倪会宣著有《杜诗独断》，顾廷纶撰有《少陵诗钞》，其子顾淳庆有《杜诗注解节抄》，此外还有宁锜所撰《杜诗摘参》，邢树抄《杜工部诗集》，王霖撰《弇山集杜诗钞》等，但成就都不甚突出。
　　清代乡试以杜诗命题的考官，多出自杜诗学繁荣的江浙之地，这并非巧合，出于江浙之地的考官，明显受到此二地杜诗研习风气的影响。而江浙文人推崇杜诗，与其世运遭际密不可分。明清易代，江浙地区激烈抵抗清军，情绪激昂，态度坚决。降清后，又受清军的屠杀凌虐，杜诗成为士人的情感寄托，清人借杜诗或伤国乱，或寄故国哀思，抒发身逢乱世的慷慨之声，如清初李长祥注杜就有寄慨之意。乾嘉时期清代官方高压文化政策的影响，考据学盛行，江浙之地以“吴派”为代表，考据学无疑促进了杜诗学的繁荣，清人也多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杜诗。道光时期，外敌入侵，江浙一带，较早受到侵扰，士人宗杜热情高涨，经世派多学习杜诗，从杜诗中寻求寄托，钱泰吉为曹培亨所作《跋曹孺岩先生集杜诗册》中云：“自来集杜诗者，文信公最著。盖蒙难抗节，慷慨悲歌，与少陵忠君爱国之心异代同揆，信可谓诗史矣。然惟五言集句二百首，不及他体。近时梁山舟学士，各体皆备，《频罗庵集》脍炙人口，不以书法掩也。”所论文天祥集注，体现乱世安身立命之旨，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战争不断，清人饱受家破人亡及颠沛流离之苦，极为关注杜诗，甚至将杜诗融入诗歌创作。清人将杜诗抬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认为可与六经媲美，如龚鼎孳在《杜诗论文·序》中称：“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前乎此者，于此而指归; 后乎此者，于此而阐发。文无奇正，必始乎经; 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间也。”清人学杜，极为普遍，无论宗唐派，崇宋派，桐城派、经世派，无不以杜诗为尊，甚至渗透到书法、绘画等领域及日常生活中，杜诗融入了清人的内质，与其精神、血肉相存亡，因而，身兼各长的文人在命题中自然择取杜诗。
　　总之，清代乡试诗命题中杜诗的独尊地位与杜诗本身的忠孝之旨、清代官方对雅正诗学的推崇以及清人对杜诗的崇尚有关; 命题中又倾向于其巴蜀诗作中描写自然景物之句，尤以其所开创的奇峭险峻的蜀地山水描写为重，偏爱浑然天成的工细之句，并对其艺术上登峰造极的组诗及长篇诗作也有所选择;以杜诗命题的考官，多出自杜诗学繁盛的江浙之地，清人在命题中以杜诗为题，是杜诗研究繁荣的风气所致，而对杜诗的推崇，与其遭际世运极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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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清代乡试诗命题与杜诗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