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佛教的亮点（上）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5-9-22 08:44:00

源自：《南亚研究》 : 马维光*

　　尼泊尔曾是世界上唯一宣布印度教为国教的国家。现沙阿王朝开国元勋第十世普列特维国王以廓尔喀为基地，联合号称卡斯族的西部印度教上层（多数为从印度西北部平原和山区移居尼泊尔西部的刹帝利王族和婆罗门），组建骁勇的部族武装东进，于1768年攻克加德满都，进而统一尼泊尔，随即逐走西方传教士，宣布印度教为国教，禁止宗教改宗。1962年，印度教立国被正式写入宪法：尼泊尔是“印度教王国”，“其君主崇信亚利安文化和印度教”。印度教立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树立“君权神授”观念，国王是毗湿奴大神的化身，是民众的至高无上的保护神。国王和王室、皇家军队将领均为尊贵的刹帝利种姓，由皇家祭司婆罗门辅佐。这两大种姓的家族构成了王国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
　　正如先王比兰德拉所说，尼泊尔是南亚和中亚文化的交汇点。既有所谓亚利安人，也有蒙古利亚人。这两大人种又形成六十余个民族，既有源于古代吠陀经典的印度教文明，又有曾兴盛一时的佛教文化艺术，亦有诸如萨满教、苯教和原始崇拜的文化的存在。尽管在族群、宗教、文化上存在诸多差异，尼泊尔长期以来还是维系了不同族群和教派之间的和谐，人们对印度教为国教也从未提出过挑战。1990年，尼泊尔恢复多党制议会民主，但在削弱国王大权独揽的修宪过程中仍保留了有关印度教王国的条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实行多党议会制后，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政府频繁更迭，反政府武装势力不断发展。2005年2月，贾南德拉国王直接接管国家权力，引起反对国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4月国王被迫交权，恢复议会和政府。七党政府联盟与尼泊尔反政府武装达成八点和平协议。2006年5月18日，尼泊尔议会决定废除印度教为国教条款，宣布尼泊尔为世俗国家，粉碎君权神授说，国王实际上失去国家元首地位。这反映了尼泊尔广大群众对实行种族平等、政教分离的要求，也反映出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广大人民对沙阿王朝高种姓集团长期把持政权的不满。
　　尼泊尔佛教情况如何？是否像印度那样在12世纪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呢？和印度情况相反，中世纪印度佛教灭亡之时，加德满都谷地却成为逃逸佛教徒和佛教学者的避难所。佛教在尼泊尔不但得到保存，而且获得得发展，成为中世纪佛教继续发展的一个中心。14世纪孟加拉的穆斯林统治者曾短暂入侵加德满都谷地，对尼泊尔的佛教和印度教造成破坏。除此之外，在加德满都谷地和中部的一些山区，佛教与印度教并存，大多数印度教君主对佛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尼泊尔完全独立于印度穆斯林中央政权势力的扩张之外，自身更没有力量卷入印度北部政权和宗教的纷争。尼泊尔山区反而成为印度境内权力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印度教王公贵族的一个逃亡栖息地。古梨车人和古末罗人不得不离开故土北上在尼泊尔建立政权。据信，现沙阿王朝的先祖就是在中世纪由印度拉贾斯坦迁徙而来的一个信奉印度教的拉吉普特王族。
　　佛教是尼泊尔的第二大宗教，根据官方数字，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八，而印度教的人口接近百分之九十。尼泊尔的印度教和佛教均属密宗，崇尚女神和众多神灵的愤怒身，而他们的形象颇类似；个别神灵同时受两教信徒膜拜，而他们内心的认知理解却全然不同。在统计调查过程中，老百姓很可能误认或误说，再加上倾向性，统计数字的不够精确或有夸大在所难免。尼泊尔佛教界朋友自称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其他宗教影响甚微。尼泊尔禁止基督教公开传教，就是来尼泊尔办学的外国基督徒，虽然获得了“荣誉公民”等极高荣誉，但仍不可在校传教。穆斯林、耆那教徒和锡克教徒主要是印度移民。佛教可以说是和印度教一样古老。释迦牟尼诞生在蓝毗尼，佛教很快便传入加德满都谷地。谷地发现的最古老的文物为“神母”石雕像，难以证明古代印度教的存在。据称，有史可查的加德满都谷地的土著克拉底人，并不信印度教，而是有自己的神话和信仰。尼泊尔佛教虽也曾受到印度教的打压，但还是得以存活下来。尼泊尔的佛教现主要有三派──以加德满都谷地为中心的金刚乘、上座部佛教和北部的藏传佛教。尼泊尔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是与印度和整个南亚地区佛教的兴衰息息相关的。
　　佛教传入加德满都谷地
　　尼泊尔是佛教的发源地之一。释迦牟尼出生于其南部平原释迦部落古迦毗罗卫国的兰毗尼园。释迦族的另一个小国，即释迦牟尼之母摩耶夫人生身的拘利国，在迦毗罗卫国之东，其地位于今天尼泊尔南部平原一带。当时，印度恒河平原一带有16个邦国，主要有梨车〔梨车族人（Lichchawi）后入主尼泊尔，译为“李查维”〕、末罗〔末罗族人（Malla）后来入主尼泊尔，译为“马拉”〕、拘萨罗、迦尸、摩揭陀等。释迦牟尼在喜马拉雅山系最下层的朱利亚山脉下的迦毗罗卫故土决心修道，得道布道却在摩揭陀、迦尸等印度古国。他曾数次返回故里，传道和度化族人，最后圆寂于返回故里的路上，即末罗国的都城拘尸那迦。
　　那时，印度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国佛教协会刊印）中说，“婆罗门神权和种姓制度所支持的领主割据势力严重阻碍着灌溉系统的兴建和商业上国内外贸易的畅通。因此反对神权和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受到当时民众的拥护，尤其受到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商人们的欢迎”。雅利安人的游牧文明正在向恒河中下游扩展，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土著的农耕文明发生碰撞，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思想兴起与婆罗门教的吠陀典论学说展开斗争。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高善必（D.D.Kosambi）在其《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一书中写道，“……释迦族小部落。这一部落内部没有婆罗门和种姓，也从未有关释迦族人奉行重要吠陀意识的传闻。”“释迦族人所在弹丸之地原始蒙昧且无开发……”“但是人人从事耕作。”“释迦族的邻国拘利人……整体往往被算作统称为那加人的土著之列。”“……关于他（释迦牟尼）的相貌，我们所知的传闻无一可靠。”[1]由以上所论可见，两个释迦小国极可能是非亚利安土著部落。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还认为，“他的（释迦）王族不是雅利安种的可能性较大，而且佛经上不止一次说释迦牟尼的身体是紫金色，这可以为释迦族不属于白色的雅利安种的一个论据。”传释迦牟尼41岁时，其弟子富楼那尊者亲手所绘一正面头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面目呈现东方蒙古利亚人种特征。
　　释迦牟尼与孔子是同时代人。那时，南亚也处于类似中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潮活跃。佛教是沙门思潮──一种挑战当时婆罗门上层统治阶层的代表性思潮──反对吠陀经典的祭祀至上、种姓制度，主张平等、宽容和非暴力，是对婆罗门教的一种“革命”。这种新思潮得到广泛传播。公元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从战争中悔悟，皈依佛教，并大力提倡和极力弘扬佛教，使之远播海内外。但是，正如高善必在上述书中所说，“佛教从未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一样（在印度）成为国教……”。当时印度各种教派有数十种之多，佛教作为新兴的思潮与各派争鸣，并共存和发展。佛教是婆罗门教对立派。尽管佛教受到一些国王的礼遇，但是婆罗门教所代表的传统观念和势力根深蒂固，仍为大多数封建领主和权贵们所崇奉，再加上部落、种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等原因，压制佛教乃至出兵灭族的事件不时发生。
　　早在公元前1000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居住着克拉底人（Kirant）。公元前8世纪，一部克拉底人在尼泊尔地区建立王国，后自称尼巴尔人（Nipars)。释迦牟尼于雨季第六次在给孤园静修时正值克拉底第六代国王吉德达斯蒂(Jitedasti)执政。尼泊尔山区和印度平原间商贸不断。据佛经记载，早在释迦牟尼在世时已有弟子阿难随商人去加德满都谷地遭受冻伤，释迦获悉情况后表示，在寒冷的地方穿鞋不违教规。就在释迦牟尼圆寂前两年，即公元前546年，16个邦国中一向赞助佛教的憍萨罗国国王钵逻犀那恃多被子毗卢择迦篡夺王位。篡位后，他首先举兵去消灭释迦族。释迦族四处逃散。一部分释迦族翻越喜马拉雅山系最低层的朱利亚山脉，登上海拔1400多米的加德满都谷地避难。公元前250年，阿育王来到兰毗尼朝圣，并派出末示摩（Majjima）长老到尼泊尔传教。传说阿育王曾携女儿来到加德满都谷地建佛塔四座，但无史料可以证实。公元前185年，印度巽伽王朝暴力镇压佛教，释迦族人又一次大批移居加德满都谷地。现尚无婆罗门教在古代已在谷地传播的历史材料。随着佛教的传播和释迦族人的移民，加德满都谷地的信奉泛灵原始宗教的土著民族克拉底统治者和群众逐渐接受佛教。佛教在谷地开始生根，并占据主导地位；笃信佛教的释迦族也融入当地社会。
　　关于尼泊尔佛教历史的研究材料甚少。印度巴特那大学的讲师拉金德拉·拉姆（Rajendra Ram）将其学术论文整理出书，题为《尼泊尔佛教史（704-1396）》(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Nepal A.D.704-1396，Motilal Banarsidass，Delhi，1978)，提供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材料。现以这些材料为主线，扼要列述尼泊尔中世纪以前各个时期佛教演进情况，以求认识尼泊尔佛教的主要特点。
　　李查维王朝时期（200-1039）佛教继续发展
　　公元1世纪或2世纪初，克拉底的最后一个国王加斯蒂（Gasti）被李查维族（佛陀时代译为“梨车”）的国王加雅德瓦(Jayadeva)所击败，尼泊尔开始了李查维王朝时期。
　　李查维的统治者这时已改宗湿婆派，但对佛教的发展采取宽容态度。藏尼贸易主要由信奉佛教的尼瓦尔族经营，国家对边贸运输予劳役上的支持。佛教寺庙得到商人的资金，也得到统治者的赞助，于是得以发展。有的王子出家为僧，还有的成为托钵僧。尼泊尔佛教发展并向外传播。国王鸯输伐摩（Amsuvarman，605-621）将女儿赤尊公主嫁与藏王松赞干布，带去佛像、佛经和法师曼殊师利，将佛教传播到西藏。孟加拉亚洲学会1924年刊载的《尼泊尔文化史》专论称，7 世纪尼泊尔统治者信仰佛教。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那时，佛教与印度教共存，并行不悖。
　　公元5世纪的法显、7世纪的玄奘都见证了佛陀故国迦毗罗卫国惨遭破坏，荒芜衰败的景象。虽属听闻，未能实去，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泥婆罗写道：“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这一描述反映了当时尼泊尔佛教的真实情况。
　　教派众多，密宗渐占上风
　　已故国王比兰德拉认为，尼泊尔是南亚文化与中亚文化的汇合点。尼泊尔北部山区今天仍然保有萨满教和笨教的微弱存在，它们显系从中亚传来。尼泊尔更是藏传佛教发展形成的一个“中介地”。拉姆在《尼泊尔佛教史》一书中对各格时期的论述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西藏佛教形成的关键时刻，曾任印度那烂陀大学首座的寂护（Santarakshita，792-762）访尼期间被邀至西藏。其弟子莲花戒(Kamalasila，730-800)也是在尼泊尔熟悉了西藏情况后再去那里的。密宗大师莲花生(Padmasambhava，717-775）在尼泊尔住了四年，那里的佛教徒协助他研究了苯教的法术。他带尼泊尔的助手和明妃(Dakini)去西藏，在斗法和辩论中一举击败苯教巫师。三人往往被称为藏传佛教奠基“三圣”。他们对加德满都的“佛主宝塔寺院”（Bodhanath)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该寺可谓藏传佛教在尼泊尔的一个联络中心，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印度佛教日衰，密宗等各派兴起，也影响到尼泊尔。尼泊尔古代盛行神母崇拜。7世纪时，性力派兴起，佛教金刚乘的度母、本出佛、五坐禅佛、古七佛信仰和崇拜也传播到加德满都谷地。斯瓦扬布大佛塔佛迹是金刚乘佛教上述诸佛信仰在尼泊尔较早发展的最好说明，也是今天研究金刚乘佛教的少有典型例证。
　　8世纪时，易行乘(Sahajayana)曾风行尼泊尔。84个成就大师(Siddhacharyas)中数个出自尼泊尔。他们反对婆罗门教的说教和仪式，反对婆罗门的梵文八股，使用中世纪叫做阿波婆朗娑（Apabhrams）的一种俗语，编写一种韵体诗(Doha)和查利亚行歌(Charya Songs)，并编辑成《韵诗集》(Dohakosa)，向普通民众宣传通过瑜伽修炼来取得“成就”。他们认为取得“大智”是不可能的，反对偶像崇拜，对佛教金刚乘的形式主义亦持异议。他们的宗教观点含混不清，语言随意，盛行类推，常带双关。每一个大师都有自己的宗派徽记，尽管他们的思想相同，行动却不能一致。该教派在尼泊尔和印度东部一直流行到12世纪。至今尼泊尔民间仍流行神通成就大师的故事逸闻，查利亚行歌仍在佛教徒中间传唱，并成为今尼泊尔古典音乐的代表。
　　格拉克纳特派的兴起
　　9世纪时，尼泊尔兴起格拉克纳特（Gorakhanatha）教派，简称为纳特教派（Nathapantha）。据称，公元819年，即商羯罗回到印度逝世的前一年，他在复兴印度教的“胜利大进军”中从米提拉（Mittila）来到尼泊尔。他的复兴活动对尼泊尔的佛教造成冲击，打破了加德满都谷地佛教的封闭状态，“新”佛教徒产生并涌入，密宗发展，许多佛教徒加入了非佛教徒教派的行列。佛教圣贤鱼主（Matsyndranatha)，崇拜空行圣母(Yogini)，形成了坦陀罗密宗的性力派（Sakti）。弟子格拉克纳特初为佛教僧人，继承了师傅的衣钵，但他融合了湿婆教性力派的内容，形成苦行瑜伽（Hathayoga）和坦陀罗的一种混合体──瑜伽之道（Yogamarga），强调实践瑜伽的修行方法。他被佛教徒视为异端。他首创鱼主神像出巡的仪式，并在谷地的四个地方举行相关活动，目的在于取悦当时的印度教统治者。鱼主出巡是他与当时社会妥协的一个产物，但他并不同意商羯罗的吠檀陀不二论等思想理论，不支持种姓制度，而是继承了古代的群众“共和”思想传统。他还融合拉斯教派(Rasayana)，在民间推行草药疗疾，以服务社会。他用地方语言宣传自己的圣训（Sabadi)、苦行瑜伽修身法。尽管被视为异教徒，他在下层群众中却有很大影响。此时，在佛教的万神殿中出现了众多观音化身，统称为世主(Lokesvara)，与湿婆的兽主称谓相对应，被认为是谷地的最高保护神。佛教徒将帕坦地区的鱼主视为观世音的化身，四个地方的鱼主神像出巡就成为谷地重要的群众性宗教节日。公元900年格拉克纳特逝世，该教派开始走向没落。
　　佛教的复兴
　　公元940-1040年这一时期被视为佛教复兴的时期。那时，尼泊尔的社会宗教经历了一个融合过程。商羯罗和格拉克纳特教派造成思想意识领域的气氛紧张。佛教徒看似超脱，实则在积蓄力量。在印度东部和尼泊尔，神通成就派大师的力量仍相当强大，商羯罗和格拉克纳特教派尚不足以影响他们。西藏佛教徒常造访尼泊尔。尼泊尔佛教徒与迦什弥罗和波罗王朝的佛教徒保持来往。时轮乘(Kalachakrayana)在尼泊尔也取得一定地位。密宗金刚法师领导的各佛庙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尼瓦尔商人的赞助下，编辑和译出一些佛教密宗经典。成就派大师们开始打破婆罗门教的种姓禁忌，异端的格拉克纳特教派进一步把下层社会民众吸收进来，佛教寺庙和组织对奴隶、负债人和农民完全开放。尼瓦尔中产阶级商人往返印度和西藏，形成了新的社会价值观，促进了佛教的进一步传播。
　　国王贡纳卡马德瓦(Gunakamadeva，942-1008) 是加德满都城市的奠基人。他拨巨款修葺湿婆的兽主庙。他还恢复了鱼主出巡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不再由格拉克纳特教徒掌握，而是转归中产阶级尼瓦尔佛教徒控制。四个废弃了的格拉克纳特教派中心变为佛教中心，一些格拉克纳特教派的圣徒们改宗佛教，而鱼主亦成为观世音的化身。统治者接受了佛教的出家制度。1028年，统治者鲁德拉德瓦(Rudradeva)出家为僧。尼泊尔实行两教并行的体制。
　　西藏佛教徒与尼泊尔佛教徒的密切交往
　　西藏和印度的佛教学者经常通过尼泊尔交流。尼泊尔学者接纳许多来访的西藏佛教徒，他们的住宅成了研习佛学的学校。公元978-1026年，西藏僧人布拉格米（Bragmi）在尼泊尔和印度学习佛教，后成为西藏萨迦派奠基人。再后，藏传佛教大师米拉日巴访尼受到欢迎。他深入北部部族地区，对当地居民影响很大。西藏佛教学者和印度著名佛教大学学者保持交流，尼泊尔成为中间站，尼泊尔金刚乘祭司则发挥了桥梁作用。尼泊尔大师如马哈卡如纳（Mahakaruna）亦曾赴西藏传播佛教。阿底峡去西藏前，在尼泊尔受到国王的欢迎，并将王子收为弟子，传播了时轮乘，写成《菩提道灯论》（Charya-Sangraha-Pradipa），揭露和批判了盛行于尼泊尔的密宗的种种弊端。
　　印度教在印度北部复兴后的尼泊尔佛教
　　1097年时，尽管在印度比哈尔北部、米提拉和尼泊尔平原地区建立了印度教王国，而且尼泊尔曾遭入侵，但加德满都谷地的佛教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仍处于较好发展时期。密宗金刚乘性力派和易行乘的佛教艺术蓬勃发展。尼泊尔佛教密宗融合了大乘佛教仪轨，形成巨大神魔体系，自称金刚乘和金刚法师。拉姆认为，这是印度中观经咒派(Madhyamika Mantrayana)在12世纪与藏传佛教相结合的产物，在尼泊尔这个特定地区延续至今。在尼泊尔，产生了密教学者不二金刚（Advayavajra，978-1030），以其“空无论”(Sunyata)而著称。易行乘的神通成就派大师们，用地方语言写成的诗歌和吟唱，在大众中宣扬自己的主张，反对婆罗门的正统地位和种姓制度。波罗王朝衰亡后，在印度比哈尔、孟加拉和恒河流域，印度教王朝掌握政权，婆罗门教复活了正统礼仪、重新确认了种姓制度和家族谱系。尼泊尔虽受波及，但在突厥入侵前60年中，由于寺庙得到尼瓦尔族商人的资助和与西藏佛教徒的联系，佛教仍可生存。尼瓦尔族的商务活动仍在将印度和西藏的佛教联系起来。国王马纳德瓦(Manadeva，1136-1140)引退后在法轮寺（Chakravihara）出家为僧。被称为空行圣母的尼泊尔比丘尼普世巴(Pushpa)，访问西藏并受到信徒们的膜拜。
　　尼泊尔佛教徒继续为西藏抄写贝叶经。西藏经卷大部写于750-1250年间，在随后的1159-1400年间，仍不断由尼泊尔寺庙重抄，由此形成尼泊尔许多收藏经书的馆所。此时，尼泊尔有众多的金刚乘密宗佛教寺院，均设有进行宗教教仪式的密室。造像、绘画和手工艺十分发达，可销往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以两性交合象征精神至高境界的神灵造像，是尼泊尔造像艺术的一大特色。唐卡被尼泊尔人称为“波巴”（Paubha），据称源于9-10世纪的尼泊尔艺术家。
　　12世纪，尼泊尔西部卡萨(Khasa)部族在久姆拉（Jumla）以北的辛加（Sinja）建都立国，与拉达克和古格鼎立。据信，卡萨人是由印度北部移居而来的刹帝利，自称为马拉族人。卡萨国王崇拜观世音──一种金刚乘和藏传佛教的混合体。加德满都谷地的塔克里王朝和后来入主的马拉王朝（据信原为释迦园寂地拘尸那迦的古末罗人）对佛教采取宽容态度。尼印边境印度一侧，尽管发生了迅猛的婆罗门教复兴运动，对尼泊尔有所波及，但尚未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更不能触动深深扎根的佛教本身，威胁其存在。尼泊尔自给自足的佛教社会经济是稳定的。
　　尼泊尔成为印度逃亡佛教徒的避难所
　　1200-1255年，印度北方动荡不定，封建统治者软弱无力，宗教派系斗争加剧。1192年，德里被入侵的突厥穆斯林攻破，东印度岌岌可危。封建地主积累了大量财富，佛教寺院也成为大地主，僧侣养尊处优，盘剥农民。富可敌国的佛教寺院成了突厥入侵者东征劫掠的重大目标。那烂陀、超戒寺、乌达衍塔普里(Udayantapuri)、贾格塔拉（Jagattala，在今孟加拉国境内）等著名学府，悉被劫掠一空，学者纷纷逃亡。
　　拉姆在《尼泊尔佛教史》一书中写道，印度东部佛教衰亡的原因不仅在于突厥穆斯林的入侵，还在于当时印度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为宗教势力所左右，而佛教亦远非阿育王时代那样有生气。易行乘神通成就派大师们用韵诗和查利亚行歌宣扬佛教，过于简化教义，降低了佛教的地位。性力派密宗盛行，崇拜女阴力量与男阳力量的结合，而其哲理则沦为鬼神论──一种炼丹术与诡秘法术仪式的混合物。这种腐败的仪轨把下层妇女变成了上层人士和高僧们满足肉欲的工具，败坏了大乘佛教和密宗的名声，导致信徒改宗，人数锐减。这也是佛教在印度衰败的一个原因。
　　公元12-13世纪，米提拉及印度东部地区湿婆教派力量占据统治地位，推行种姓制度和印度教教规，迫使佛教徒改宗。但是，由于加德满都谷地印度教复兴主义势力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佛教依然有很强的力量。突厥人入侵，迫使印度佛教徒从东部和西北部的克什米尔等地逃往尼泊尔和东南亚国家。尼泊尔则成为一个缓冲地带。
　　尼泊尔成为佛经的保护国
　　公元1000年，造纸技术在尼泊尔成熟，进而传入印度，但在贝叶上抄写佛经仍然是首选方式。从印度逃亡而来的佛教徒不得不住在尼瓦尔普通百姓家中，因为寺庙有限，早已人满为患。在尼泊尔封建社会，人民大众成为典型的奴隶，为地主等有产阶级和正在兴起的商人阶层效命。为了在与婆罗门教的竞争中生存，佛教祭司古帕朱(Gubhaju)在诵经外，从降生到死亡的仪式均吸收了印度教的许多色彩，以保持自己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在山区部落民中，作为文化代表的佛教仍然表现为一支有实力的宗教力量。流亡的印度佛教徒在尼泊尔获得适宜的生存环境。
　　这些佛教徒不得不自谋生计。他们出卖带来的经书、手稿和文物。僧人、学者、工匠、艺术家重操旧业。有的还要到山区部落民中布道，那些久为社会遗忘的山民得到了精神慰藉。佛教呈现了繁荣发展的态势。
　　1200-1216年，尼泊尔出现大饥荒，不少逃亡的印度佛教徒因而死亡，其遗物遂为当地主人据有。留下的这一大批文化遗产，使尼泊尔成为佛教文献和梵文作品的宝库。用各种文字抄写佛经的职业由是兴起。佛教徒以拥有佛经为荣，它们成为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象征。佛教徒还将佛经翻译成尼瓦尔文和藏文，以示虔诚。尼泊尔掀起了一股收藏佛经的热潮，并成为北传佛教地区的佛学研究和佛教艺术的一个中心。这时，尼泊尔佛教因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而继续发展。藏族圣僧达摩斯瓦米（Dhamasvami，1197-1264）曾在尼泊尔住过八年，后又访问印度两年，时值突厥人入侵印度和佛教圣地。他在返藏后撰写的游记中记述了尼泊尔佛教的上述情况。据称，他的游记弥足珍贵，可与法显、玄奘所写著作媲美。
　　尼泊尔佛教的过渡期（1255-1361）
　　1255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人口死亡约三分之一。随后又发生大旱和大饥馑。1287年、1231年、1328年，西部的被称为卡萨的马拉族入侵，最后入主加德满都谷地，建立马拉王朝。1291-1314年、1324年，谷地复遭米提拉和比哈尔的卡尔纳塔人（Karnatas）王国入侵。谷地内的王族也发生权力之争。在这个动荡时期，佛教受到不利影响，但总的说来，宗教组织逐渐恢复正常活动。佛教仍然得到尼瓦尔族中产阶级和军事首领的支持，僧侣主持修复了寺庙，重建了收藏经文的图书馆，恢复了群众性宗教节日活动。佛教在尼泊尔重新取得显赫地位。
　　1346年，占领了比哈尔和孟加拉的突厥苏丹伊利亚斯·沙阿进军加德满都谷地。这个憎恶偶像崇拜的穆斯林统帅，下令将兽主神庙的湿婆林伽碎为三段。此外，斯瓦扬布佛寺、佛主塔、大金庙等佛教寺院悉遭破坏，一些古老的建筑亦未能幸免。遭到入侵之后，谷地的统治者才醒悟过来，推出其君主，解决内部的权力之争。印度教圣地由信奉印度教的王室出资修复，佛教圣地则由商人和僧侣修缮。1349年，伊利亚斯再次入侵，谷地再遭劫掠。这次，尼泊尔进行了有效的抵抗。此嗣后，由于德里苏丹图格鲁克废除了伊利亚斯的苏丹职位，尼泊尔从此再也没有遭受穆斯林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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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中国前驻尼泊尔文化专员
　　[1]参见高善必著《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第五章“从部落到社会”，王树英、刘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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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尼泊尔佛教的亮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