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论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圆满落幕

又亮又热 · 发表于: 2021-12-22 20:14:30

源自：新浪读书

　　12月4日至5日，来自北大、清华、复旦、人大、浙大、华东师大、中大、澳门大学、深大等逾20所高校、逾50教授在云端线下，在北江边的一个小岛上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胜的同一本书，论道中国“工夫”。
　　这场由中山大学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岭南书院（江心岛书院）联合主办的“工夫论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持续了一天半。包括开幕式和两场大会报告、两场分组报告、以及圆桌论坛。
　　长江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在评述时说，陈立胜从西学到中学的学术经历，“从现象学到儒家”，从中西交融的视域出发，试图回答“在东西文明的背景下，怎么进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复旦大学吴震教授则看到了作者正试图构建一套“修身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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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论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

“讨论势必推动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当天的开幕式上，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春健简要介绍了本次会议筹办的缘起。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近年发表的以《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2019）、《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2021）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工夫论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关注与认可，而围绕此系列成果的讨论势必会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起到推动作用。
　　张伟教授首先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对陈立胜教授工夫论研究作出评述，认为“从现象学到儒家”、中西交融是陈老师的研究特色。陈老师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关于体道的工夫论、修身学，还包括对道体本身（如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的研究。此外，现象学、希腊化以来的西方哲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心理学等也在陈老师的研摩范围之内，并沉淀于其中国哲学之研究。由于此一中西交融的视域，陈老师的工夫论研究对西学研究亦有助益。而通过体道看修身哲学的研究方式，对在中西文明互鉴背景下理解中国哲学具有重大意义。中山大学的中西哲学研究素有一种相互切磋的自由氛围，形成了“心性现象学”和“做中国哲学”两个研究方向，而陈老师的研究是这两者的融合，并试图回答“在东西文明的背景下，怎么进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这一问题。
　　吴震教授指出，陈立胜教授的著作是对儒家修身传统和工夫论的连贯性与系统性研究，这些研究都有着诠释学层面的突出特色，对于当今中国哲学的重建具有刺激性的启发意义。吴教授言及，在中国哲学尤其儒家哲学复兴的时代，有一种将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观点，立胜教授是否也有构建一套“修身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念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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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论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现场

这是工夫论领域“既有深度又具广度的最好学术成果”
　　在当天的大会发言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在题为《与陈立胜教授一起思考儒家的“修身”问题》的报告中认为，《从“修身”到“工夫”》一书对于修身之学有系统性的思考，这一思考不仅具有历史的纵深，而且具有文明论的厚度。这无疑是学术界迄今为止在儒家修身学或工夫论领域的最具系统性也最具理论性、既具有深度又具广度的最好学术成果。当天的两场大会报告分别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方向红教授、《学术研究》杂志社副主编罗苹女士主持，共有来自浙大、清华、华东师大、中国社科院、中大五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七位报告人发言。
　　浙江大学哲学系彭国翔教授以《儒家传统的静坐功夫论》为题，认为静坐在整个儒家功夫论中并未被作为根本性的功夫实践，主流儒者大都对之有自觉的限制意识。相比佛、道以及亚伯拉罕传统静坐实践和理论，儒家静坐功夫的特点在于：（1）以唤醒人心中“我固有之”的道德意识、情感与法则为首务，（2）使之在实际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发挥主宰作用。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文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比较视野中的儒门工夫论研究》，内容主要是对陈立胜教授《从“修身”到“工夫”》一书的理解和提问。唐教授首先高度评价此书：（1）相比之前学界关于工夫论的历史片段性研究，本书对工夫论问题进行了非常系统、整体性的刻画；（2）有着很清晰的主线──“独知”，和陈教授前著《王阳明“万物一体”论》，构成了对良知学两端的深入研究。其次，唐教授也向陈立胜教授献疑：（1）此书对现代新儒家在修身学中的地位有所忽视；（2）将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观点用于论述古代思想是不合适的；（3）第三章应考虑三种目光如何综合；（4）对“天理”的论述较少，有以阳明学统摄修身学的倾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的论题为《NBIC时代的修身问题──陈立胜教授提出的一个课题》，是对陈立胜教授《从“修身”到“工夫”》一书导论末尾所提问题的展开。方教授解释说NBIC是指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资讯技术、认知科学（人工智慧）四位一体的“人类增强技术”，进而提出三点思考：（1）迄今“增强技术”尚不涉及“人性完善”问题，技术思维将“变化气质”问题转换为人工智能完善问题。（2）NBIC时代，传统意义上的“修身”可以终结，因为“增强技术”将使人类及其造物变得合乎理想的“完美”。（3）NBIC时代，传统“修身”之学遇到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完美的人造物（人工智能）与越来越少的人类。
　　在第二场大会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丰研究员进行题为《从〈儒行〉到〈儒效〉：先秦儒学的发展与转折》的报告，通过对《礼记·儒行》的思想史研究得出三个结论：（1）《儒行》篇和子张氏之儒关系更密，当是子张后学作品；（2）《儒行》篇受到儒家一致批评这点反映出战国儒学有不同的发展面向；（3）比较《儒行》和《荀子·儒效》，可见心性儒学到政治儒学的转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在发言时，同时提出如果将身放在历史文化意识的宇宙、世界不同文明的大背景下理解，那么，不是潘平格，而是明清之际王船山等哲学家以历史文化宇宙意识重新界定了文化待修之“身”，才成为意识哲学架构的完成和终结者，并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孔子的修身传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刘梁剑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事上磨练与工夫的“既济”“未济”》，认为工夫非仅限于内在心灵、意识的操练，关键是在事上磨练。“事”作为修身的关键要素，不仅贯穿在古代修身学中，在现当代和后人类时代也是修身得以可能的重要因素。此外，刘教授认为后人类时代修身并不会终结，原因有三：（1）即使人寿增长，人机之辨成为问题，人的有限性仍然决定了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2）人心不是完全被物质（基因、神经元等）决定，还有自由的向度；（3）作为意义的天地仍然是存在的。同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朱刚教授在题为《心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论现象学还原的工夫论意义》报告中，从现象学的角度考察工夫论问题，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能转变人对世界、自我和我们的理解，从而改变其人格、心性，进而转变生活方式，这一转变在认识论与存在论的意义外，还具一种更深层的工夫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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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论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现场

教授问教授：技术时代下，谁来决定善和恶
　　没有现象学的转向──脱离世界的过程，怎么说修身是“重新赢获世界”的呢？
　　若少了像儒释道工夫论那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归向，怎么能称之为工夫论？
　　技术时代下，谁来决定善和恶？谁有权力制定善恶标准？
　　在这场“浩荡”的工夫论道上，一个“机锋频闪”的环节是大会报告的讨论环节：“教授问教授”──参会学者就上述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张伟教授问朱刚教授：现象学还原论下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是否只是多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若少了像儒释道工夫论那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归向，怎么能称之为工夫论？朱教授回应：现象学还原改变了对自我、世界和我们的理解，现象学还原之后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哲学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区别。
　　郑辟瑞教授问陈赟教授：没有现象学的转向──脱离世界的过程，怎么说修身是“重新赢获世界”的呢？陈教授回应：儒学修身学有内在化的面向，但仍是合内外的，人之德来源于天，因而修身时与世界保持距离，但是有为的工夫可以带来自身与世界的新的连接方式，这是“重新赢获世界”的含义。
　　陈立胜教授问方旭东教授：技术时代下，谁来决定善和恶？谁有权力制定善恶标准？谁有权力将这种“为善去恶”的芯片植入人脑？方教授回应：其实这是价值多元时代如何达成共识的问题，对于任何宗教或修身理论，都可以质疑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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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论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现场

“穿越了中国哲学重建的双重思想屏障，以面向思想实事本身的思想勇气，提出了许多颇具创见性的哲学观点”
　　12月4日下午共有四场分组报告，分两个平行组同时在一默讲堂与中华善本馆进行。中大、河北师大、深大、北大、人大、清华等14所高校的24位教授发言。一默讲堂的两场报告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云飞教授和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主持。第一场有五位主题发言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老师报告了读《从“修身到“工夫”》的所得与所思，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宋明理学是否在一定意义上被佛老带偏，我们应否反思宋明理学精微的内圣学的局限？二是心学一系德福一致的解释固有极高价值和意义，但是否流于精神胜利法？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主义学院郭亮老师从“儒家修身传统与中国哲学重建”的角度，报告了《从“修身到“工夫”》一书的思想尝试及其方法论的启示，认为陈著穿越了中国哲学重建的双重思想屏障，以面向思想实事本身的思想勇气，提出了许多颇具创见性的哲学观点。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王顺然老师聚焦“从‘修身’到‘工夫’”的转向，探讨儒家“修身”传统之发展动力，认为从超越与合一的角度看，儒家修身传统的发展是在不断面对身心距离、心性距离的问题，其不变的动因就是那觉醒了“仁体”的“心”如何在任何客观情况下都恰当且不间断地表现出“仁”。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徐翔老师在评论《入圣之机》中聚焦“机”以为“机”的问题，指出“机”蕴含两个基本意象，一是“机”意味着精小细微但至关重要的枢机，具有瞬间被触发的机能；二是这种“触发”或“触机”的当下会产生势能，它导致一种转向，成为新活动开端的契机。“机”为“发动”之意预设了某种赋予转折以迸发之机的力量源泉。
　　北京大学哲学系吕欣老师就宋明儒家内圣学几条重要线索“诚、神、几”，来探讨宋明儒家内圣学的发展面貌，认为这是宋明新儒家对内圣学探赜索隐所作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尽管路径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第二场有六位主题发言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增光老师认为，张载对“圣人无知”的讨论反映出关于“知”的三段式序列：完全无知（如木石般无知）──有知（有不知则有知/见闻之知）──无知（无不知则无知/德性所知）。虽然程朱对这一观念有所质疑，但它对心学却产生了积极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泽绵、清华大学哲学系赵金刚、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江求流三位老师，则聚焦于朱子学的讨论。
　　郑泽绵老师揭示出朱子的“虚灵不寐”观念受到宗密“灵知”思想影响，但朱子哲学超越宗密之处在于点出“知觉”中自有“主宰”，这是朱子中和之悟的关键，由此建立了心统性情、敬贯动静之说。赵金刚老师则从宋明理学的普遍性观念“气质”入手，认为“气质”的清浊、厚薄、长短、偏正影响人的现实状态，这就为做工夫提供了必要性，而所有变化气质的工夫都要落实于“道心主宰人心”这一关键理念上。江求流老师从圣人观考察朱子和阳明格物论的不同。阳明要求格物论担保主体内在动机正当性，而朱子则要求格物论提供实践行为有效性的担保，因此，阳明所求之理是内在于主体意识的良知，而朱子所求之理则是实践行为的规范及其背后规律。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张星老师回到孟子对“身”的讨论，认为孟子将身的内涵从身体、对象、材质、可分的等理解方式中解放出来，开出身为本、身之、反身而诚以及以道殉身等观念，赋予了身主体性、整体性、反思性等诸多哲学义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硕老师则讨论宋明儒者的“修身梦”，“修身梦”分为两类，一类是管道式的修身梦，一类是镜像式的修身梦。前者带有原初的宗教意味，管道相对封闭且区别于外部，但却连接圣凡、天人、生死两端；后者则是一种后起的、带有去巫术化意味的梦，镜具清净能照、如实反映的特点，而且主体是相对自主的。
　　中华善本馆的两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郑辟瑞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雷静副教授主持。10所高校、研究机构的13位发言人围绕“工夫论”和阳明心学展开。第一场报告共有六位报告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海燕副研究员认为，相比理学，心学一系更多汲取禅宗“明心见性”的“禅悟”之力，辟出一条“体验未发”“发明本心”的证悟本体之工夫路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廖晓炜老师认为《孟子》书中有正面讲如何修身的工夫论内容，并将之总结为“养心之道”──通过“远庖厨”“以羊易牛”、养气和持志等从积极和消极两面说明了保持和推扩心的感受能力对于人在现实中作出符合道德要求之行为的重要作用。围绕修身主题，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陈群志老师对比西方哲学家阿多与儒家以考察道德秩序（实践理性、尊德性）与理智秩序（理论理性、道问学）的同一性所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罗志达老师借胡塞尔身体现象学中的功能性身体理论刻画儒家的亲近、相熟和陌生人关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李旭三位老师从“身”和“器”的本体论差异谈到“躬”之为“弓”，将“修身”解释为“未发”“已发”间的工夫，将未来增强技术时代的“身”界定在“器”与“不器”之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焦德明老师则由陈立胜教授《从“修身”到“工夫”》一书第四部分相关内容的展开，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修养论进行了修身工夫的技术角度分析，认为从发生学角度来看，革命修养论堪为儒家修身学的一种发展。
　　第二场报告的七位发言人则聚焦于明代工夫论尤其是阳明心学的讨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陈畅老师通过明代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围绕陈白沙“自然”思想展开的理论辨析，探讨了“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多重思想蕴涵。
　　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老师探讨了阳明学在知与行之间是否存在时间差的问题，认为根据《易传》“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中乾坤是体用同时的思想，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命题中的“始”与“成”应理解为“方始”和“作为、表现”，知行和乾坤一样，都是一种体用同时的关系，因而不存在时间差。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锦枝老师则着意于阳明后学“意”论的发展，她认为即使阳明与其后学意论内容不同，但其精微之处都在知行之间，阳明意论顺承良知教下的《大学》心知意物的关系展开，关注意与心、知、物的关系，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聚焦在良知的理解及其工夫上。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蔡祥元教授则从康德哲学的视域考察儒家“独知”的自欺问题，尤其是朱子的独知之论──针对一个人如何把握自己内心状态以避免自欺而提出的应对之道，反驳邓晓芒认为儒家伦理有结构性的伪善的观点。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邓国元老师则受陈立胜教授《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第五章的启发，讨论行为主体与存有本体。他认为，“山中观花”章中阳明通过“看花”论证花树以良知为存有本体，其“心外无物”在“物”为自在物时的意涵是“物”不“外”良知本体，“外”良知本体“无物”存有。以“物”为“事”，阳明“心外无物”在于揭示“行为物”不能离开行为主体存在，强调行为主体在实践中的自足性与主宰性。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傅锡洪老师整理出阳明“动静合一”的三层含义：（1）有事为动，无事为静。无论有事还是无事，良知都在运作。动静之时是同一个心。工夫都要围绕心展开。（2）从欲为动，循理为静。（3）自然循理。中山大学哲学系赖区平老师报告了陈立胜老师《入圣之机》一书的读后感，对书中关于知行合一、良知三义说、良知作为精灵之气及其波粒二象性等问题及其意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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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论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与会嘉宾合影

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知识增长比较明显的点
　　12月5日上午，会议进入了圆桌论坛环节，分为上下半场，分别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伟主任与陈乔见教授主持。上半场，引言人陈少明教授从四个方面引入了论坛的主题：第一，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知识增长比较明显的点。第二，立胜老师中国哲学研究的工作，从阳明学到修身学，其一系列著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从“修身”到“工夫”》贯穿了一个线索，即道德问题和身体的判断，其中一个大背景是现象学对身体的看法。立胜老师的研究将工夫论从一种方法变成了理论思考的对象，是一种拓展外延的研究。第三，立胜老师的研究体现出了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亲和性，对自己用经验来表达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之形成，也有影响。第四，回到“身如何成为修的对象”的问题，进而引进一个新的问题。修作为技术，应当区分制作的技术和使用的技术，制作者赋予其对象以目的，而使用者要在用“修”的技术使对象符合制作者的目的。从而引申出“人的目的由谁赋予”这一问题。
　　其后，各位专家作出发言。吴震教授屡次说到“划界”问题，即儒家的身体修炼、意识反省与佛、道等宗教之相关内容有何区别？再者，就儒家来说，自我转化并非单纯的目标，亦要转化世界，然则修身传统将如何实现世界之转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研究员认为，“工夫”一词的凸显意味着“工夫论”的出现，从而成为宋明儒学的标志，而宋明儒学工夫论明显受佛教止观传统的影响。佛教的定散一如展现出了工夫论的本来意义是实践论，这与儒家的对自我与世界的关怀是一致的，孔子的“游于艺”正是将自我身体与世界身体相结合的工夫。这种对儒家工夫“具身性”的关注与展开正是陈立胜教授用现象学打开中国哲学研究的有效尝试。方向红教授首先提出了“身”的认识论和发生学基础的问题，意识获得身体，即本能和禀赋的形成，必须经历一个沉淀的过程，而同时从社会效应的角度讲，存在一个存在者的改造，而这是一个必须付出辛劳和汗水的过程。方教授继而谈到工夫论的当代意义问题：是否人人都需要一个“入‘圣’之机”？可否降低一些期望，从而考察工夫论对当代社会经验造成的精神疾病之治疗？
　　唐文明教授认为陈立胜教授对静坐的分类提纲挈领，对纷繁复杂的有关静坐的法门、资料作了非常清晰的分理。唐教授自己也从对本体、对宇宙、对人、对事四个方面区分的静坐工夫的指向目标，但他对“指向本体”这一点是存疑的。蔡祥元教授强调说我们今天不应急于体系的建构，中国哲学话语当是由不同层面的微观研究所积累而成，传统思想对当代的具体意义之研究不应被提出一套整全体系所代替。郑泽绵老师认为陈著奠定了中国哲学工夫论研究的范式，并补充相关思考：“目光”亦当有公共性的面向，“孔子时刻”前还有“文王时刻”，由《中庸》“衣锦尚綗”导向“恭而安”的礼乐传统。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开始关注修身问题？
　　下半场，方旭东教授的发言试图用圣人在道德困境中选择的多样性来证明“工夫”的限制性，对于个人来讲，工夫还可以让自己顺受其命，进而达到内心的宁静，但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工夫就必须得面对各种不同的道德困境的考验。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卫红教授认为在知性教育之外，如果能对自己的生命经验多一些联想，那么对经典的解释、理解才不会显得干巴巴，立胜老师灵动而有诗意的文字，和张祥龙老师一样，都是直面生命的体验。
　　陈赟教授在充分肯定了中山大学中西哲会通的传统与陈立胜教授在工夫论领域的成就之后，提出来两个问题：其一，国家理性所带来的体制化现实与系统化压力，对修身或工夫理论造成了何种挑战？其二，自晚明以来，作为万物整体的宇宙本身被在多个层次上分化了，随着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世界图像的进入，进一步切断了原初宇宙经验与文化宇宙的关联，在这样的情境下，万物一体的复性经验如何可能？中山大学哲学系郑淑红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将儒家工夫论传统的资源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和神学做一个沟通是一条可能的路径，并表示将致力于内圣之学的翻译工作，以为其世界性的阐释打下基础。刘梁剑教授认为“做哲学”的工夫有“述”“作”“为”三个向度，并引述郁振华老师《论哲学修养》一文中的观点，指出从工夫论入手讨论哲学何为，可以区分“哲学的理论之维”和“哲学的实存之维”，这也分别对应一种“哲学工夫”的两个方面。
　　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老师认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世界化”是当代的学术取向，也是哲学工作者应有的气象和抱负，陈立胜老师由西学而中学的学术经历，为上述两方面都作出了贡献，是后学效法的楷模。李老师也对修身时刻的出现、从德性到工夫的历程以及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化工夫实践，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最后，陈立胜教授再次感谢与会学者，就学者们的问题做出扼要回应，并指出内圣学的一个现实境况：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都开始关注修身问题？
　　过度强调修身工夫其实是不正常的现象，这是社会性的事业向外拓展被压抑之后的结果。正如陈赟教授所指出的，万物整体的宇宙在不同层面上都被分化了，人不能直接通过现实的社会生活去全幅实现人作为人的意义，因此转而向内寻求心灵的修炼与安顿。但此心灵的自我安顿从本质上讲不会陷入自我的封闭境域之内，作为儒家思想中自我转化的关键词，“修身”是具身性的，它具其体于各种生机之中，即就阳明学来讲，“良知”亦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它是具身化的对于万物一体之自觉。由对“良知”“修身”的关注，人们可以重新努力通向一个生生不息的贯通天地人的万物一体境地。
　　至此，“工夫论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圆满落幕。（莫菲、张瑶瑶、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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