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不近情理”的美学大师

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连刚

　　成都学美术

　　1909年4月8日，王朝闻生于四川省合江县，原名王昭文，1932年报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取《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之义，更名王朝闻。

　　王朝闻父亲是川汉铁路的工程师，收入颇丰，王朝闻出生时，家中尚有一些田产，家境颇为宽裕。岂料王朝闻3岁那年，王父在武昌意外病逝，家中顿时失去主心骨，为操办王父丧事，又花去了为数不多的积蓄，家境开始每况愈下。因此，自王朝闻懂事开始，便深刻体会到贫困的辛酸。

　　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可家中已无余钱供其读书，在亲戚朋友资助下，王朝闻才来到泸州县立中学读书。但王朝闻并不是个“好学生”，入学不久就迷上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白话小说”，参加学生团体“春晓社”。由于写“白话小说”影响上课，王朝闻多次被学校处分，最终被迫退学。在《童年生活影响未来》一文中，王朝闻回忆到，“我本想好好读书，但结果却和家长及自己的愿望相违”。

　　退学后，王朝闻到成都投奔五叔，五叔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能赚钱的银行职员，王朝闻却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职业，他不顾五叔反对，考入私立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后又进入岷江大学和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美术。此时的王朝闻表现出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阅读了大量美学著作。

　　1932年，王朝闻只身远行，来到杭州，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当时中国有名的美术学校，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艺术人才。在这里，王朝闻受到向往已久的名师刘开渠、潘天寿、林风眠等人的教诲，德业精进，对世界流行的美术理论也开始涉足。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杭州艺专被迫于当年秋天内迁以避战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朝闻毅然放弃学业，留在杭州，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而被分派到浙江流动剧团工作。在那里，王朝闻遇到了邵全麟，邵不仅喜欢美术，且精通外文，对文艺创作也很有见地，对王朝闻影响很大。在《了然于心》一文中，王朝闻回忆到，“他（邵全麟）对外国画报上的那幅‘破皮鞋’的画面作分析，分析出这双皮鞋的主人公的遭遇，就像福尔摩斯分析案情一样，这些以小见大的分析方法，对于我以后的理论研究大有影响”。

　　1939年，王朝闻再次来到成都，执教私立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复兴艺术专科学校，后又任成都民教馆艺术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妻的跪像，画像一出，全国上下拍手称快。

　　雕塑与美学

　　1940年，王朝闻离开成都，转赴延安，被安排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加工厂从事创作，同时担任美术系教员。1942年，他为鲁迅先生创作了一尊浮雕像，被誉为“中国的罗丹”。新中国成立后，王朝闻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副教务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人民美术》《美术》杂志主编等职务。工作之余，仍创作了《民兵》和《刘胡兰》等雕塑精品。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朝闻《新艺术创作论》，这是他的第一部文艺论集。从此，王朝闻进入理论研究的高峰期，在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有一篇文章发表，大约每两年就有一本论著出版。他的《喜闻乐见》、《以一当十》、《面向生活》等著作，就这样一本接一本地奉献在读者面前。

　　与大多美学家不同，王朝闻的美学大多来自于自己亲身体验，并付诸文字。他爱好旅游，自然界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新鲜，让他惊叹不已：泰山如月亮一般的太阳、青城山上的一片绿地、黄山的奇石、吃肉的娃娃鱼、催眠的蝈蝈、会看电视的白猫、池塘的蛙鸣、石缝间的蟹、水面上的只露脑袋的鱼群、树叉间上下跳跃的松鼠、可以钻进身去的空心大树、纹路复杂的贝壳、马蜂和蜘蛛的搏斗、楼下被折断的小树，都生动地出现在他的文章中。

　　在别人眼中，王朝闻是个特别的老头，闲暇时走在街上，他有时会对着陌生儿童低声吆喝一声“我要冰棍儿”，尔后观察儿童的脸；他喜爱坐在他不大的阳台上，欣赏石榴、君子兰。窗外的汽车喇叭和电钻的刺耳声，使他心跳紊乱，他便去外面散步，边走边看边思，回去便写下了名作《感谢噪声》。中国艺术研究院董雷说，“王朝闻的艺术理论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坚定信念和孜孜追求，也有对自己直接和间接的审美体验，他把自己的美学理论和日常美学感悟结合起来，善于在别人看来很平常的现象中发现美，甚至一块小石头、一片斑驳的墙痕都会留心。他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因而，读他的书特别有趣儿。”

　　撰写《论凤姐》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乍起，王朝闻不得不中断著述，接受“改造”和冲击。此后的几年，王朝闻只能面壁求索。捱到1973年，王朝闻再也按捺不住写作的冲动，秘密开始了《论凤姐》的写作，在《了然于心》一文中，他谈到了此书的写作机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深受形而上学之害。这才使我进一步理解了《红楼梦》为什么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才使我决心发表些对《红楼梦》人物的感想。”

　　凭着自己不懈的努力与对《红楼梦》的独到认识，1978年，50多万字的《论凤姐》完稿出版，该书虽以小说为题材，却早已超出了文学范畴，涵容了王朝闻对社会、人生等的洞察和理解，王朝闻在这部立论新颖的书中，写下了最为人铭记的一句话：凤姐是我，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恰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朝闻的美术也随之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主张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其针对性与现实性在中国文学艺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1981年初，应《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之约，王朝闻陆续发表了一些美学短文，这些形象生动的小文章深受读者欢迎，旋于1983年3月汇集出版，书名定为《不到顶点》。这以后的王朝闻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撰写出《美学概论》《审美谈》《王朝闻曲艺文选》《雕塑美》《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史》等专著，《美学概论》至今已再版29次。而在闲暇时间，一有灵感，他也喜欢记录下来，1992年，王朝闻来到威海的一个小渔村写作，有一天发现村里有一个饭店，名叫“明天倒”，他顿时产生极大的兴趣，对渔民能够抓住游客的消费心理来设计店名这一现象反复琢磨，当晚彻夜撰稿，第二天就寄往《瞭望周刊》。

　　晚年“不近情理”

　　王朝闻涉猎广泛，美术、文学、戏剧、电影、曲艺、民间文艺、摄影他都能信手拈来，著述极丰。1998年，22卷本、900万字的《王朝闻集》出版，不久，王朝闻又出版了一本30万字的《石道因缘》，丝毫看不出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

　　王朝闻的书房很有意思，有“少”有“多”。“少”指的是一幅版画，吴凡的《蒲公英》，这是王朝闻多年珍藏，挂在屋里的显眼位置，小女孩吹蒲公英单纯而诗意的画面，恰恰应对着他心灵的澄明和晶莹；而“多”则是石头多，王朝闻家中石头之多，如同一个小博物馆一般。在他眼中，千奇百怪的石头与艺术其实是相通的，“赏石活动和艺术创造虽大有差别，但是包含给石头命名、配座与陈列设计，不能不伴有相应的观察、想象、联想、思索和体悟。”

　　在家人眼中，晚年的王朝闻有点“不近情理”。节假日一家人好容易凑在一起，按理说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他却趴在书桌前不肯起来；饭菜已经摆好了，任你千呼万唤，他却在书房答应“写完这句就来”；好歹出来吃饭了，却仍沉浸在刚才的问题中，饭桌上就把问题交给家人讨论，也不管孩子们是不是有兴趣。王朝闻每天有写作计划，却又生性好客，有时与来访的客人相谈甚欢，告别后却又因为影响了写作计划而懊恼。有时生个病住院，也不配合治疗，硬要把书带到医院来，一次竟然因为病房夜间灯光不足，自己跑到卫生间里写作，护士与病友常常也被他发动起来，帮他誊写文稿，成为病房一大“景观”。

　　晚年的王朝闻已是著作等身，可他对文章完美的追求程度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不近情理”。王朝闻常把随时想到的修改文字写在香烟盒或药品说明书背面，贴在原稿上，然后让家人拿去誊写；就是已经发表的文章，他也要反复修改，因为他对清样的修改量过大，不少报刊的排字工人对他颇有“意见”，他就经常自掏腰包，请客吃饭。他视力几乎丧失时，还整天一手持着特大号的放大镜、一手拿着圆珠笔，把眼睛尽可能凑近书本修改。美术评论家夏硕奇回忆说：“朝闻同志对自己的文章总是改了又改，不断锤炼；因为改动地方太多，拉出一条条线来，被人戏称‘放风筝’”。

　　王朝闻虽终日伏案工作，身体却一直不错，他每天清晨4时左右就开始写作，完成了功课才去锻炼、吃早饭，他从不饮酒，每日散步两次，因为他深信中国传统的养生术中“百练不如一走”的说法。2004年9月4日，王朝闻给《人民日报》副刊写了一篇《忆毛星》，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两个月后，王朝闻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九十六载阅尽世间真假善恶童心未泯，二十二卷论析审美辨证通达竟自成一家”，弟子的挽联，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