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肇中教授的澎湖湾──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年在学术氛围很浓的川教院长大的一帮孩子大都学有所成；最出类拔萃者当属在川教院第三宿舍生活了八年抗战之久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教授，从1938年到1946年他在人杰地灵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校园里度过了他一生最难以忘怀的金色童年时光（两岁到十岁）。1975年39岁的丁肇中教授第一次回到阔别二十八年的故土，一位前去迎接他的中科院的负责人打趣说：你是回到了娘家。丁则纠正道：我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他专程到重庆瓷器口想看看曾经居住过的川教院房舍、曾经待过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附属幼稚园、曾经就读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附属小学（另一所与中国慈善总会联办的附属小学在歌乐山），但已是人是物非。他来到重庆瓷器口小学看望，并用四川话与孩子们交谈，引得孩子们惊喜地瞪大了眼睛：呀！他还讲得来四川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刻骨铭心的童年回忆，高尔基的‘童年’、鲁迅笔下的‘闰土’，在川教院生活期间由于父母工作很忙，童年的丁肇中都是由外婆带大的，幼年的情景还依稀记得；外祖母牵着我的小手在弄堂学步，那时我头戴一只老虎帽，上有丁当辟邪饰物，穿一件斜襟花棉袄……稍长和一帮玩伴下河游泳，到池塘摸虾、树上粘蝉……，从丁肇中教授第一次回国就选择了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来看，他确确实实对这块曾经养育过他的地方，怀有深深的眷恋情，有首歌‘外婆的澎湖湾’，川教院（原校园）就是丁肇中外婆的‘澎湖湾’。遗憾的是川教院以后迁至现西南大学的地址，原瓷器口川教院校园地方政府已改作他用，未能见到故园。
　　高显鉴治学严谨，格守国家、学院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自己亲自带头遵守，就决不徇私情；他有个侄儿因未考上大学，来川教院旁听，按规定：旁听生不能当正式生。读满四年也不能发文凭，虽是至亲也不例外徇私舞弊发一纸文凭。因此他的侄儿只读了一年后，就离院另谋他路去了。
　　高显鉴认为一个大学生不光是要有智识、品德，还要有强健的体魄，因而川教院的田径、游泳、足球排球等体育活动都开展得很好，全院师生还组织了‘泳修极篮球’比赛，并参加了沙坪坝六校联合运动会，还聘请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名誉会长，活跃了大后方的体育活动。该院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只要学到书本知识、爱国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还要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如川教院毕业的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柑桔专家江之鉴教授就是其中一个：江之鉴毕业留校工作一年后又考取了菲律宾大学的研究生出国留学，时值抗战中期，经费中断，江之鉴只得一面打工维持生计，一面还得努力完成学业，时抗战期间百业萧条工作不易，为了生存他甚么脏、苦、累的行道都干了甚至到码头上当搬运工扛大个挣钱，其辛苦可见一斑，为此也学了一口英语俚语。后又考取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再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后留校任教授多年成为著名柑桔专家，1951年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国返校效力（川教院建国后分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业学院），在反右运动中遭受不公正待遇，1975年1月16日由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登载了‘西南农学院江之鉴要求摘掉右派帽子退休回乡’的来信，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在摘报上批示‘我意此件可转四川省委酌处，如所说如实似可考虑摘掉右派帽子，按退休办法处理，或可分配以适当工作发给薪金。此后江之鉴教授先后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省政府聘为农业顾问。1980年北京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江之鉴的’脐橙‘一书，直到现在很多高校或研究所在研究柑桔方面的论著中还作为重要参考论据。笔者曾在成都餐厅与他同桌吃饭，席间早已不再年轻的教授童心未泯，回忆起当年轰轰烈烈的抗战时期的川教院打下的基础及菲律宾的打工飘泊的情景，仍是话语滔滔，激情万分，甚至还挽起袖子，攥紧拳头，向大家展示他那隆起的二肱肌，以证明当年锻炼的成绩，并说：如果再早两年，我还能来个’鸡公走路‘喃（即两手着地走路，两脚悬空倒立）。看来确如所述。
　　高显鉴提倡和注重学生的理论联系实践工作方法和学生的动手能力；该院的一大特点是在西南院校中尤有农科的设置特别是农场的设置；农场是合并二十一军军部的中心农事实验场而建立，占地近千亩，使学院的农业技术改进试验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下分为：作物、园艺、畜物、家禽、农业化学、森林、桑蚕、推广等八个组，主要工作为对水稻之鉴定、伏良小麦、南瑞红苕、蔬菜、胡花等之栽培，柑桔、果苗、森木树种之繁殖，以及肉类、果品罐头、科学酱油、卫生豆瓣、豆腐之制造和各种产品之推广；同时农场内还有荷兰奶牛、良种奶羊、数十头，以专供师生饮用。还饲养着无数小鸡、鸭、猪、牛羊，一面供食用、繁殖，作优良品种之人工选择与改良之用。所生产之酱油等商品驰名远近，遍销川东南各县。又兴建农产制造厂，内分罐头、酿造、干制、冷藏四大部产品，用科学方法对产品加以精细的制造。并有土壤研究，对各种土质的检定和分析。农场是农科学生的试验园地，学生除在本院农场试验基地每人分有两三分地，自行实习和研究外，同学们每届假期还自动参加农场的工作，这样对他们生产技能的提高很有裨益。1938年又偕同王欲为、马寿徵两教授率毕业学生到四川平教会江津试验区进行毕业实习，并把江津白沙区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这在当时对培养大学生理论紧密联系实践，同时又与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提高农民思想文化及改进农业技术相结合的办学思路，确实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在以后（改名为西南农学院、西南师范学院）以致培养出了一大批专家教授，其中包括像袁隆平院士这样的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在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师范生在四年级实习时要根据教学需要自己动手制造一套小学的语数教具。积极推行电化教育备有发电机、放映机、幻灯机及收音机等电化教学设施，并选送毕业同学陈考诚到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学习，返院后主持该系的电化教育，放映机还放映了多部抗战影片。1939 年高显鉴又在该院创办了’教育与农业‘杂志作为校刊，在发刊词中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转向：几年前我们提倡改良土产，例如荣昌烧酒房的陶瓷、江津的柑桔，都想用学校教育的方式为改良土产作准备的，在当时我们叫他做’乡村职业教育‘，同时得出了；就是教育与农业不可分，即是农学与农业不可分……，他认为中国农业进步不大，其原因就在办教育的只是办教育，办农业的亦只是专办农业，结果是教育和农业分了家，这就是说中国近年来的农业改进运动，只做到农学的进步，而大部分的民间农业，除特定区域内的优良品种的推广外，其他普通的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并没有改良。在11年后又提到：据最近一位刚从台湾回来的朋友对笔者说，台湾的农田水利，能够普遍到每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地上，而使之处处皆成为富庶之区……所以特别提出：发展农业不只是优良品种的研究与推广，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的方式和生产的工具的改良。同时还刊登了马寿徵的’战时农业教育的新动向‘。张范村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业教育系的使命‘。叶锡纯的’中国教育财政研究‘。编著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社会教育学系近况‘等等文章。高显鉴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农业，认为由由农业来解决民众当前的吃饭穿衣问题，再由农业而引发工业和科技的革命，反过来再由工业和科技促进农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教育就是每个循环的延伸，所以该院的办校方针重点在师范与农科的发展上，川教院部分科系於五十年代初与国立女师合并成立西南师范学院、部分科系与相辉学院、华西相关科系合并成立西南农学院，在2005年西师和西农又合并为西南大学，这正应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古训。经数代校长和教授师生的努力，已发展成为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重点高校，这是后话。1938春，由川教院、中央大学发起在重庆瓷器口就举办了'’江北县、巴县、渝首届家畜比赛会‘旨在增加生产，振兴农业，支援抗战。1939年3月又在川教院举办了’第二届江、巴、渝家畜比赛会‘，参赛单位扩大到由教育机关、重庆市政府、巴县县政府、龙隐试验乡重庆牛奶场等单位联合举办，当时国民政府政主席林森、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等政要、首脑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了给予积极的支持外，林森、蒋介石还向获奖者发了奖。这两次家畜比赛会的举行，既促进了大后方地区农村畜牧业的发展，从物质基础上实实在在的支援了抗战，同时也促进了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与时下广大乡村急需解决的的现实问题的结合。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显鉴用教授学者独特的视角，在抗日战争之前已嗅出丝丝硝烟的味道，强调四川的未雨绸缪。在抗战开始后他曾痛斥道：1、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2、奋发蓬勃之精神必须养成。3、苟且偷生的习惯必须去掉、4、自私自利的企图必须革出。在抗战中曾又多次着文一再强调抗日力量的源泉来自广大农村，要把教育办到农村去，怎样建设农村根据地，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现代读物’本刊二周年纪念献词‘一文中指出：强敌入境，抗战日烈，吾人深感救亡图存之道，非仅赖前方将士浴血杀敌，后方民众应如何竭尽全力以保国家？从事文化事业工作者，更应如何切实努力，作民众先导，此为神圣职务。吾人凛然，天时或忽，今后危难或将愈大，尤须加倍奋勉，以济时艰……言教者，重在城镇而忽略农村、谈经济者，侈於都市而不及乡野，都市外表极尽奢靡、而乡陬原野，饿莩横陈，一遇灾害铤而走险……，在另一篇文中指出，我们要在短短的时间就现存在的工农业状况加以急遽的改良；1、怎样去利用土地。2、怎样去栽种农作物。3、怎样去推进乡村的旧式小工业组织的生产都是我们从事乡村建设的人的义务。在’乡村建设的再检讨‘一文中再次倡仪：现在的学校，尤其是大学要分散到乡村去，因为我们当前的任务，已经阐明--只有开发抗战力量，而此种力量的藏府，就在农村地带和农民大家，我们学校是国家人力的源泉，不言而喻的应当和农民打成一片，以达到建设农村，开发资源的目的。在高显鉴的领导和支持下，1937年重庆成立了’重庆学生界抗敌后援会‘该院同时也成立了’川教院抗敌后援会‘，并被推选为重庆抗敌后援会的理事之一，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学生自治会‘。1938年暑假，川教院师生组织了大规模了暑假农村服务团，深入到农村宣传抗战及社教工作，为了使这次抗战宣传工作取得最佳效果，鉴于大学生住洋房吃白米，物质上虽不及富绅贵人，而较农村生活大有天壤之别，若事前无相当准备与训练，对农村不免隔膜，即使走入农村，亦不过徒资点缀而已，院长高显鉴庚即聘请梁漱溟、马寅初、汤茂如等国内名流学者主讲抗战建国，农村服务理论与实际等诸多问题。让学生在心里作好充分的心里准备。川教院暑期服务图分为边区组、交通组、留院组、回藉组共四个组，组下设宣传、调查、指导卫生等股；一、边区组：到了素常认为神秘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及云南绥江等地，这些地方汉彝杂处，交通梗阻，几与内地隔绝，赤足草鞋，束装就道，深入边远山区。1、宣传的形式有；文字、漫画、语言、歌咏、话剧、杂技、花鼓、金钱板。以杂技最宜，属创举，似开迎神赛会，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爱国热情，尤其是那些与外界信息不畅的彝民。2、调查；所谓’三边‘，虽交通不便、文化低，但物产蕴藏仍甚丰富，作为开发的第一步，应从教育、农业、垦务、彝务四个方面入手……，这是四川边远偏僻地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宣传和调查研究开发的组织，回来后写出了’开发边远地区意见书‘，为抗日战争的持久作充分的物质准备调研。二、回藉组：同学们回到原籍，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战团体从事抗战宣传。三、留院组：除下乡作农事指导、组织抗日宣传外，还办了两所民校分日课部、夜课部。帮助龙隐试验乡作户口调查工作；调查进行得极为困难，推究其由，责在教育，欲弥补此种缺点，必须普及社会教育，扫除文盲，提高民智水准……同年6月，该团在重庆瓷器口设立了一所民众学校，适中央大学和龙山小学已在瓷器口的暑期补习学校开学，原本以为可能无人报名，但招生广告贴出来后，报名者络绎不绝，达220多人，超过原定招生160名的计划，为此遂增加两个班，成为八班规模，所授课程有国语、算术、唱歌、体育、防空防毒知识、农业知识，教材采用战时课本，学生的书籍、笔墨文具都完全由川教院提供的。四、交通区组：师生们于7月13日出发到8月13日止，走过嘉定（现为乐山）、通江、峨嵋等12个地方，沿途散发抗日宣言811份，张贴抗日标语910多条，壁报20多张和漫画120多幅，尤以漫画通俗易懂，受到各地民众欢迎。他们每到一处即作宣传；有演讲、有歌咏、有金钱板和街头剧等。在嘉定城关的中山堂，交通组的同学在舞台上演出抗日话剧，观众爆满，礼堂原仅只能容纳1000人，演出时观众超过了2000多人，虽有当地军警维持秩序，但还是挤破了门窗。省教院暑期服务图的抗日规模大（全体师生都参加）、时间长（从准备到结束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注重社会的调查研究，把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饲养牲畜作为抗日宣传的内容之一，同时注重农业知识的传播和帮助农民增加生产，以最直接额的方式支援抗日战争。川教院在春假期间还多次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团，深入农村童家溪、蔡家场、直到北培，每至一场必作整日宣传，团员八十人往返一周，观众万余人，北培、重庆报纸均作了报道。1939年春又组织了’川教院抗日救亡宣传团‘进行抗敌宣传活动，宣传团回院后总结了工作经验和教训，并写出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救亡宣传团第二次工作纪要‘刊登在’国民公报‘上；……无法进普通学校的人，也有机会进民众学校，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商人、工人、徒弟、老板都有受教育的可能，这些白日劳动的人，晚上又来上学、听讲时事，学些救国常识，的确与外地比较起来，真是幸福得很……实践证明，四川广大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粮食上、人力、物力上是作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的，功不可抹，资料为证，历史为证。
　　作为东道主--四川的高等院校校长，高显鉴对抗战期间迁来大后方的学校，总是竭尽全力帮助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讲抗战时期中大搬迁情况；面对这种情况，罗家伦从军事、地理、经济等角度分析阐明了其远迁重庆的原因和决心，并就此问题专门赴中山陵向蒋介石说明和请示施中央大学远迁重庆的各项事宜：他一方面派法学院院长马洗繁、经济系主任吴干二位教授赴重庆接洽校本部的迁渝事宜；另一方面派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教授赴成都华西大学接洽中大医学院的内迁事宜；此外，他还派教育心理系教授王书林赴湖南，“请他在两湖一带做一个大致的观察，看是否可以发现适当的地址。”带着罗家伦的指示，各位教授立即出发，分途进行。但他们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赴重庆、成都接洽的，得到了四川地方当局和成渝两地教育界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欢迎；而赴两湖一带考察的，不仅没有结果，王书林教授还被当作汉奸抓了起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再次坚定罗家伦迁中央大学于重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各位教授远迁重庆的顾虑。这样，中央大学的西迁重庆，便正式着手实施了。二、校址建筑与举校西迁；远迁重庆的决策决定后，罗家伦一方面在学校组织人力物力，抢运搬迁学校的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把凡是可以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另一方面派王书林教授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专门负责由南京西迁重庆人员及物资的转运工作；再一方面是与各交通机关联络，最大限度地争取各种交通工具和运输设备；还一方面与四川、重庆地方当局联系，请求解决中大迁移的有关房产地皮及校舍建筑诸问题。中央大学的内迁壮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四川地方当局和成渝两地教育界对中央大学的求助，均给予了及时回复和积极帮助。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在收到中央大学9月30日有关“借重庆大学地皮一段，以备建临时校址”的公函后，即于10月2日回函中大，明确表示：“查贵校为首都最高学府，兹因避地[难]来渝建筑临时校舍，于川省文化裨益实多，无任欢迎。重庆大学既有相当地皮可借，应迅速开工，以备应用。”[5]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也于10月28日复函中大，对于中大10月21日来函所请求的“拟商借农场备供学生实习试验之用，藉谋技术合作，并拨空房数间暂作农场人员办公栖止”一事，明确表示：“贵校来渝开学，本院自应尽力帮助。兹划出房屋四间用供贵校农场人员寄宿办公之用；农场范围及现有设备，亦均可备供贵校学生实习试验之用。”（见高显鉴致中央大学函[1937年10月28日],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41页）。[6]成都华西大学对中央大学医学院“拟另假成都华西大学开学”之举，也是“慨允合作”。1940年’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迁来重庆，因没有校址，无法开课。高显鉴即将自有的相国寺竹林廖家花园（即现在的肺科疗养院）让文华专科学校的师生居留、上课，关心和帮助该校解决困难度过了难关，在大后方完成了学业，并接受该校校董事会聘为学校的董事。川教院师生还与由北京迁来重庆借住在川教院的’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的师生们举办联欢会，而且还与北京国立药专组成龙吟歌咏团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歌咏比赛活动，激动人心的抗战歌曲，鼓舞了广大民众万众一心坚持抗战的信心和斗志。激发了爱国青年的热情，勇敢的奔赴抗日战场。同时又组织了演出队，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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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肇中
  

　　1938年2月由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12个单位发起，同年3月成立了‘重庆沙坪坝文化区自治委员会’会上推举重大校长胡庶华为主任干事、川教院院长高显鉴为副主任干事、中大校长罗家伦等为委员。同时川教院奉命组成了‘社会教育推进委员会’，在沙磁地区进行了有组织、有系统、大规模的社会教育事业，试验区由瓷器口、沙坪坝、小龙坎扩展到歌乐山、高店子、上桥、石桥铺、新桥等地，从教书识字、扫盲，扩展到时事宣传、文艺演出、传授科学技术等方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推行社教委员会组织机构为：院长──社教推行委员会常委委员会──研究试验部、教务部──编辑股、研究试验股、推广股、教导股、宣传股──社教推广区──社会全体学众。社教试验区有：一、新丰乡设川教院乡村教育试验分区办事处和风鸣山试验保国民学校，同时该院农业推广工作组也集中在新丰乡进行，推广良种小麦、进行品种比较试验、向农民传授螟虫及小麦黑穗的预防方法、推广优良品种的家禽和杂交猪、举行家禽比赛会，参加农民甚为踊跃。川教院还利用民众学校的学生、保甲长及小学教师到农民家中作各种农业调查，指导办理龙隐镇蔬菜运输合作社，每天都装运社员生产的新鲜蔬菜到重庆市区销售，保障了人口急剧增长的战时陪都市民的基本生活。二、龙隐地方教育试验区：1、乡村教育试验分区；区内有复元试验小学、沙坪坝试验小学、小龙坎民众教育馆。2、城镇教育试验分区；区内有嘉陵试验小学，嘉陵蔬菜运输合作社，据1939年4月教育半月刊报道：四川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近将该院原在重庆瓷器口附设之‘社会教育改进会’改组为‘西星教育试验区’，隶属龙隐试验分区，该龙隐试验分区
　　主任一职，高院长已敦聘叶差槐充任，并兼该试验区学校校长一职。龙隐试验乡人口总数为26289人1938年全乡有大学及专门学校六所教职员667人，学生3867人。中学及职业学校四所教职员165人学生2132人。试验小学五所，教职员49人，学生1730人。保学七所，教职员9人，学生364人。私立小学六所，教职员28人学生838人。幼稚园三所教职员28人学生150人。三、高店乡设川教院与教育部中小学教师服务图及歌乐山乡建社合办的歌乐山小学。三十年代由川教院在沙磁区开创并经各内迁机关团体共同发展起来的社会教育事业，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建立和兴办了许多教育设施，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教育和农业技术的改进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39年5月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经国民政府教育部严格考核审定为；教育部颁令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运动中，成绩彰着的六所大专院校之一，其他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西北联大，等，并获传令嘉奖其教育经费。
　　高显鉴在时局动荡、国难当头之际，虽亦曾为官多年，但教授出生的他始终不能适应官场的迎来送往、喝酒吃饭、打麻将拉关系、整天沉浸在人事纷争之中，拉帮结派不干实事等之官场之风。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召集八大院校长会议，会上提请各大院校长加入cc组织，高显鉴与重大校长胡庶华一起推之。1939年9月下学期开学，高显鉴所聘教务长到校，与此同时教育部所任的另一教务长也到了川教院，高显鉴为此甚感愤然，由此大病一场，是年底辞去川教院院长的职务。民国廿九年二月二十七日（1940年2月27日）‘新新新闻’刊登了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特刊，‘四川省教育厅施政报告，二、高等教育，……关于省立教育学院者；曾于5月间暨暑假期内先后订定调整办法，饬其改进，嗣以高院长因病请辞，由省府委颜歆继任院长，按调整计划继续实施。……'
　　1940年现代读物后记中，编者道：1、高先生的略谈（略谈当前教育上的几个问题）是一篇长文，因7月31日滥炸，在××住宅，中弹震毁，当时高先生正在执笔为文，未成趋避，遂被压於颓屋之下，经救护结果未受伤，可怜他髫龄爱女因伤致死。（时文化教育界名人多有慰问，郭沫若先生还给另一腿部受伤的女儿高达璨，用钢笔在小本上书写了：虚心学习、努力服务、坚持正义的观感是成功的要谛。郭沫若 廿九年八月三日）2、郭沫若、张群、高泳修、任鸿隽虽未担任川政实际工作，但他们都是川中贤士，他们的意见值得朝野注意。高显鉴在辞去川教院院长后婉谢了一切聘任，一直不再担任各种行政职务。走实业救国之路经营生生公司，合众轮船公司等，筹集资金以完成自己一生的夙愿：完全按自己的办学方针办学，不受制约的私立高等大学’修平学院‘以致完成从修平幼稚园──修平中学--修平学院，一整套系统的完整的教学体系，培养与欧美齐驱的世界级的科技人才。现只剩修平学院最后一项了，他奔走于重庆已与南京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9年3月才正式批准立案成立。然由于时局变换，终于功亏一篑，未能如愿。
　　周鸣天　　E-MAIL:JACK_CHOW@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