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与槐轩学派

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况正兵

　　清代四川学者刘沅，是历史上少有的被人奉为教主的学问大家，其著作《槐轩全书》，以儒学元典精神为根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体大精深，鸿篇巨制；又创立槐轩学派，名震一时。

　　三次名落孙山

　　刘沅，四川双流人，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出生于清干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八十八岁。刘沅祖籍湖北麻城，其远祖在明末入蜀避乱，先定居眉州，后又避匿峨眉山，辗转流离。到了清代初年刘沅高祖刘坤一代，刘家始定居四川双流。

　　刘沅之父刘汝钦好读书，精于易学，有著作《笔记》传世。他曾在清代名将岳钟琪部专办粮草，随军队四处征战。退役归家之后，注重对子刘濖、刘沅的教育，送他们进私塾、入县学，望子成龙。

　　刘沅生而颖悟，沉潜嗜学，随父兄读书，七岁成诵。他爱书如命，民间传说，道光年间，刘沅家里收藏几万本书。有一次，强盗犯境，阖城居民出逃，唯有刘沅端坐书房，不为所动。强盗来了问：“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为何不跑？”刘沅回答：“书是我的命，书没有了，要这命有何用处？”强盗听毕，肃然而退。这个传说虽未必真实，但是他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沅爱书的个性。

　　年轻时候的刘沅，理想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心所想，也无非是科举仕途一路。刘沅的这条道路，初期颇为顺畅。清干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他以冠军入为双流县庠生， 又于干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被选拔为贡生。但是次年父亡家贫，刘沅无心仕进，便在家乡双流县开门课徒，以收入支补家用。其间，刘沅继续参加科举，于干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选拔明经，干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由拔贡中试举人。他虽屡次乡试中榜，但皆念高堂老母，形孤体弱，不愿离去。

　　同时，刘沅顺畅的科举之路也到此为止。清干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干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三次参加会试，但是三次皆名落孙山。这令从小接受父亲教诲，秉承儒家理想的刘沅备感失落，也渐渐坚定了留守成都侍奉母亲的决心。

　　嘉庆元年，刘沅之兄刘芳皋中进士出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刘沅随之北上，一则为兄作伴，二则游山玩水，以消解名落孙山之苦。弟兄二人途经湖北当阳县紫柏山时，刘沅遇到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奇人──静一道人。静一道人的详细情况，史无明文，根据刘沅的记述来看，他或许是位隐居于紫柏山的道人。静一道人向他讲解养身之道和儒家某些观点，临别还赠以一部《道德经》。刘沅“讶其与吾儒同”，发现道家修养理论与儒家道德似有相通之处。不管道家养生与儒家是否真的相通，至少初步接触道家养生的刘沅是这么理解的。这次巧遇，对即将而立之年的刘沅无疑起到潜移默化作用。这也是刘沅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儒家理论和道家养生学联系起来，初步窥探到了这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学术联系。这次奇遇，可以说为刘沅一生的学术奠定了重要的基调。刘沅日后留心道学，自成一说，在学术上开辟了一条“贯通儒道”的道路。

　　成都建槐轩

　　刘沅“仰承庭训”。易理之学，算是刘家的家学。刘沅曾祖刘嘉珍因力弱而好读书，祖父刘汉鼎则好读《易》，曾著有《易蕴发明》一书。刘沅之父刘汝钦则精于易学，洞澈性理。刘沅关于融道入儒的思想，关于追求纯一即《大学》止至善的思想，主要渊源于此。刘沅一生成就，除了家学渊源和自己的聪敏苦学外，他一生中所遇的两个奇人也居功至伟。第一个奇人是前文提到过的静一道人。另外一个则是野云道人。尤其是后者，更是改变了刘沅的人生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学术走向。

　　刘沅在京逗留不久即告别兄长，回到家乡双流县，专心讲学侍母。不料先是两个侄子病亡，接着自家坟地被豪邻侵占，母亲为此忧愤发病。一惊一气之下，刘沅竟也病卧床榻，忧心不已。诸事不顺，少年时本已身体羸弱的刘沅更加疲惫，年纪轻轻就已像七八十岁一样多病，自知命不遐长。嘉庆三年（1798年），刘沅病体稍愈，一次偶在本地彭家场集上遇一位卖药老人，“形容殊异，心爱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这就是野云老人。野云老人给了刘沅治病药方，还向他阐述圣贤之言“仁者寿，大德必寿”等，嘱咐他存心养性。刘沅见老者不凡，顿有所悟，遂拜其为师，自此在老人指导下静心服药和锻练，还学会野云老人静心养性之内功。不两年刘沅病体完全好转，且日趋强健。野云老人所传的根本即“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其实质是道教的内丹术与儒家修身两者的融合。

　　野云老人教导刘沅时间将近八年，当时刘沅三十六岁。此后刘沅更益励修，身体日壮，从五十九岁至八十岁生八子。后来他感慨说：“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老人，早归大暮。”刘沅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羸弱，几番临死，得授野云老人之教后，竟然在晚年连得八子，将近九十才逝世。此番经历，使刘沅对道家养生的丹道思想至为信从。这也决定了他的学术体系中道家丹道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嘉庆十八年（1813年），刘沅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淳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自建房屋，新立门户。因新宅院中有株百年老槐树，浓荫掩映，雍穆恬静，刘沅遂名宅曰“槐轩”。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他有教无类，教学报酬不计多寡，家贫学子，无钱一样可以就学。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经史书籍之外，还教学生练“坐功”，即静心养性之功，晨夕宴坐，平心存性，以强健身体。刘沅在成都淳化街设馆讲学四十年，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刘沅也被誉为“塾师之雄”，当时学子均以“槐轩门人”自豪。刘沅在世之时，其学术已经远播他省，被人尊称为“川西夫子”。刘沅的学术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有深远的影响，近代陈寅恪、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沅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下文，时年六十余岁的刘沅又被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但刘沅淡泊功名利禄，早绝仕进之念，托辞居家为亡母守孝，乞假还乡，不久即获准改授国子监典簿放归。清国史馆《刘沅本传》说他“安贫乐道，不愿外任，改国子监典簿，寻乞假归，遂隐居敎授”，一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去世。

　　刘沅与成都

　　刘沅传经讲学，数十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光绪年间，刘沅之子刘梖文及门人刘芬等人集资创办守经堂，选集刘沅著作二十二种刻印成《槐轩全书》发行于世。槐轩，乃刘沅居所之称，因为他在成都和双流的居所，都有古槐。《槐轩全书》内容之宏富，方法之独特，论述之精深，为当世所罕见，堪称鸿篇巨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传统文化中罕见的会通儒释道三家精要并具完整学术体系的珍贵文献。而刘沅可谓历代学者中以至善、纯一和天人合一等哲学范畴来阐扬儒释道三家本原，尤其是儒家元典精神的“大儒”。他的学说，对于今人来说，是极富学术价值和文化思想价值的。

　　作为一个学问家和一个宗教家，刘沅的学术和宗教事业都后继有人。刘沅教业的真正继承者是第六子刘梖文，在刘梖文掌教的二十余年间，“刘门教”从初期创立的理论缔造阶段，发展到扩充教门、进行宗教实践活动的阶段。除了一些例行的斋蘸和法会外，还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在巴蜀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沅学术上的继承者是孙子刘咸炘。刘咸炘对其父刘梖文的教业不感兴趣，他专攻学问，学术上融文史哲于一炉，虽在壮年去世，但是著作已经等身。著名学者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都对他推崇备至。蒙文通称他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刘沅晚年喜致力于公益，集资筹办慈善事业，修复祠庙。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主持修葺成都武侯祠，重新审定树立祠内文臣武将塑像。现在，武侯祠内4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中，有25尊是在刘沅的主持下重塑的，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沅调整后的风貌。还为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几处名胜古迹挥笔题咏，留下一首首锦绣诗文。刘沅还在祠内留下了33通碑碣，除两廊每尊塑像前的小石碑计28通外，另有《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巍然庙貌》诗碑等五通。今天成都武侯祠尚存刘沅撰书的《巍然》等碑石，杜甫草堂尚存刘沅撰书的一块七律诗碑。书法圆润遒劲，取法甚古，风采动人，此外，刘沅还重修了位于成都西郊的黄忠墓。而刘家人自刘沅开始，五代人关爱武侯祠，堪称蜀中佳话。

　　清同治年间，经四川总督锡良奏准，清国史馆为刘沅立传，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在刘家府宅门首题“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民国时期，簇桥地区“刘门”弟子在簇锦镇修建儒林祠，供奉刘沅。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