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善奎的长漂和写作

　　你还记得1986年的长漂吗？1986年的6月，为了抢在美国人前首漂长江,四川地理学会组织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首漂长江。1986年11月,长漂成功,长漂勇士被誉为“民族英雄”，与世瞩目。一群中国炎黄子孙的热血男儿，用他们的雄心壮志谱写了一曲震惊世界的伟大诗篇，为中国争了气，为祖国争了光，值得人们永远记住他们。
　　在1986年参加长漂的人中间，有一个四川日报的记者，他不仅亲身泛舟、全程参加了漂流，而且写出了大量的稿件，连续报道了长江漂流探险这一举世瞩目的盛事，并因此获得了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就是四川着名作家、四川四报首席记者戴善奎。长漂结束后，戴善奎把在长漂中每天积累的素材写成了《漂──长江漂流探险纪实》、《最后的伟大征服》等几本书，为长漂这一众所瞩目的事件贡献出了几个文学的文本。
　　作为那段振奋人心的长漂历史的亲历者和记述者，戴善奎当年既要参与漂流，又要发稿、写作，那是一段值得终身记忆的经历。其中，他都有过什么样惊心动魄的体验？他每天怎样工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戴善奎的叙述，听听他当年的长漂记忆，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发生在那个时空的历史与故事。
　　“长漂给我的印象是毕生的、最深刻的事件，在是我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接触到的重大题材，是走出了夔门，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影响的事件，在报道中间我们采用的是战地记者似的手法，自己准备了2艘橡皮伐、80多听罐头、一顶帐篷，全部自成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船可以随时掉头，采访任何一支队伍，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3支队伍同漂长江的热闹精彩的场面，我可以把船划到中美队，也可以划到洛阳队，不受局限，形成了一支江上的别动队，事实上我们经常在中美队和洛阳队之间游弋，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采访中国科考队，在这个过程中间，领略到了最美的自然，从长江源头一直到入海口要经过10多个省市，以这种方式、以俯仰天地和侧看崇山峻岭的方式，我们感到了别样的自然和天地，中间有很多震惊：有非常优美的象诗一样的江段，也有洪水猛兽一样的惊险，当然，我们曾经经历了死亡的威胁，作为记者来说，我们首次感到：有可能付出重大代价。其中有一个滩叫巴吾大滩，当时谁也不知道连续两个滩象房子那么高，因为正好在最高水位期间，比1985年尧茂书经过的时候还要高四米，在这个水位，我们的记者采访船是显得最袖珍的，当所有的船队都过了以后，有人在山崖上鸣枪示警──意思是赶紧靠岸，我们这艘船太小，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你拐过一个山口的时候，就发现前面3--4座象房屋一样高的波浪在那里澎湃，你想把船划到江边，但是江水已经不听话，只有把你活生生地扯到浪子最高最大的地方，你只有两眼一闭，就进入江水的坟堆里面，进去以后就觉得全世界一下全变得黑暗了、象一种炼狱、一声生命的呻吟，就觉得，可能，世界的末日也就到来了。当你从浪子里出来的时候，船上所有能漂浮的东西全在漂浮：罐头、帐篷……悬挂在船的侧面，浆断了，而你的脚趾甲被剔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得马上进入第二个大滩，经受第二次的洗礼。我们连续经过3各大滩以后，都不知道今夕何夕了。最后，要临近下面更可怕的滩群的时候，幸好我们及时把船奋力划向江的左岸，刚好在最后一刻，在一块大石头上卡住了。所以这次遇险可说是非常非常冒险，船上所有东西，包括记录的本子全部都泡成了耙的了。队员们都聚集在山崖上，都在观看最后一只船在巨浪中的这一场景，杨欣拍下了长漂最有代表性的图片：“在通天河激浪中”，这张图片被香港印成明信片，很多刊物都用了，其中就有记者本人。确实可以说当时吓破了胆，但是也体会到了也许你这辈子再也不会体验的感觉。
　　金沙江我们就没有漂了，金沙江是由精心挑选的探险家，准备好了特制的船只，才能允许去漂，而且报社也发布了禁令：记者再也不允许下江了，因为我们在通天河遇险的情况也已经通过文章发回了川报。金沙江是全世界漂流的险中之险，其中尤其是叶巴段、虎跳峡，这些险滩都是世界最大的难题。
　　我们最后到了出海口，我们专门到了崇明岛一个浮筒的标记的地方，当时上海市领导还和大家见面，这次长江漂流长达半年，从1986年6月3日，到1986年11月25日，漂流了6380公里，落差5400米，应该说创造了世界纪录，到了长江出海口的就是两支队伍：中国科考队和洛阳队，美国队船破了以后，在金沙江就结束了。”
　　长漂中，戴善奎不仅每天给四川日报发回报道，还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下三千字，记录周围的环境、每天发生的事情、队员生活的点点滴滴。现在的记者在外采访发稿可以用手提电脑，可以上网吧，可以打电话，实在没办法还可以发短信，在80年代，通讯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戴善奎是怎么发稿的呢？面对各种困难，他们是怎么克服的呢？
　　“长漂我每天都发稿，最开始我用的形式是电报，最早，我在长江最高的地方，就是沱沱河源，它是长江上游的第一站，那里有一个邮电所，我们写的稿都是电报纸，一张电报纸大概有200来字，一篇稿子一般是1千字，就要写5张电报纸，如果我们一天要发出4篇稿子的话，就要很厚一摞电报纸，沱沱河源还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繁重的译电的任务，沱沱河源的译电员简直忙坏了，但是我们仍然很成功地、不打标点符号、半文半白地发了很多稿，为了节省稿笺纸的空白，尽量简练、有点文白夹杂，这边报社收到以后，再来根据电报纸进行编辑，这是最初我们在青海以上的地方采用的方法，一直到了长江第一县曲玛来，也是直奔邮电局，所以邮电局又遭遇了这么一帮最麻烦的客人。一直到了青海玉树，都是采取的这个办法。后来进入四川境内以后，我们就可以采用长途电话了，但是长途电话不象现在的手机，还是手摇的，连圆盘拨号都赶不上，请话机员来转，四川日报夜班再派一个人来记录，这边念一句，他就记一句，这样我们每回把稿子发完，嗓音基本上都半沙哑，但是每回发完稿子后，都如释重负，心情非常轻松。
　　在巴塘的时候也很精彩，有三名队员失踪了，全体队员去寻找，爬遍了拉哇大山，海拔4000多米，包括我们记者，全都参加了找人的队伍，终于在第三天，这些人找回来了，简直兴奋地不得了，在回来的车上，我们就进行了采访，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用耳朵来听，用脑子来记，根本不可能用笔了，因为一路上车上是颠簸的，然后就直杀邮电局，在邮电局里就把你头脑里能记得的东西全部倾泻在纸上，写上1、2百字，马上就由我的搭档赵坚向报社念，我再写1、2百字，再交给他，他再念，就象接力似的，这个稿子叫“三勇士历险记”，就发回了，洋洋洒洒2千多字，第二天报社顺利在一版见报，第三天就由四川地理所的唐邦兴副所长带到了漂流队，漂流队非常惊讶，想不到这么快。
　　电报我们一般是到了一个地方集中发稿，你先是有空就在电报纸上把稿子先写了，第二天还有空，又在电报纸上又写一篇，我还要完成每天笔记的记录，这个任务我是非要完成不可，因为我下一步要出书的，如果你不写，第二天来追记的话，第二天又有新的内容了，你就必须记6千字，因为每天3千字才能把丰富多彩的漂流生活记录得差不多，这是详细的笔记，已经不是日记了，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东西让你就觉得可记可写，包括：地貌、山色、人员的种种情况-抱怨、牢骚，他们的欢乐、遇险的情况，野生动物的出现……每天都有很多东西，千万不能带帐，哪怕是头痛欲裂、天光暗淡，在帐篷中也要把那不帐篷的窗户卷起，靠窗来完成这个东西，然后你再来写电报稿子，可以点着蜡烛，可以伏在铺盖卷上，把稿子放在床铺上。
　　不是每天发稿，是一批一批地发，第一批是在沱沱河源发的，我们在行前就做了一些准备，每个队员的照片都照了下来，当我们要介绍某个队员、今天是某人出险，编辑部就把预留照片翻出来，配上文字，可以说是配合得天衣无缝。比如漂流虎跳峡，那时没有电子邮件，等你把照片传回编辑部已经晚了，当天漂流虎跳峡，第二天就要就见报，谈何容易，但是我们漂流上虎跳的，王岩、李大放，这两个人的照片早就放在编辑部了，而现场照片，他们也想办法通过电传的方式，传了一个虎跳峡的象瀑布一样的大滩的照片作为背景。基本上我们有几段，一段沱沱河源，到了曲玛来我们又发了4、5篇，曲玛来到下游玉树，也是几天时间，我们也发了几篇，如果摊下来，平均每天一篇是可以的。
　　整个长漂发稿过程非常辛苦，但也非常充实，这种累是累得很愉快的。”
　　也是在1986年，几乎与长漂同时，另一群男子汉骑着摩托出发了，他们要通过摄影考察，挑战极限，践行人生价值。后来戴善奎根据他们的经历写作了长篇纪实文学《纵横中国》。2006年11月，《纵横中国》获得了巴金文学院文学奖。《纵横中国》用优美流畅的文字讲述了19年前中国摄影家协会一群硬汉们在立下生死文书后，骑着8辆国产摩托车从西到东，历时一年，纵横五万里，环绕中国边境一圈的旅行故事。他们行至珠峰脚下、穿越阿里无人区、翻越死亡之地、冲越雪原大坂，摄下万幅图片……全书图文并茂，让读者也体验了一番骑游探险的乐趣，感受了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独特的民风民俗。
　　戴善奎的文字短促有力，文白夹杂，灵动而出人意料、恣肆而跌宕。无论是“长江漂流”还是“纵横中国”，戴善奎说他喜欢这样具有雄壮精神的人和事，想要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笔下，并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反映这种精神：
　　“我喜欢有分量的，有感染力的，能体现人们精神状态的自然和人文的东西，长漂，这个当时狂飙突进的，在体现中国当时具有思想启蒙色彩的运动中，展现出很多雄浑的壮士，有“国士之风”。他们那种斗胆的精神，那种“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气魄，都让人感到一种敢于摘星揽月的美，这些都让我非常欣赏和崇敬，很想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笔下，当我能接触他们的时候，我每天都把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部记录下来，作为长漂过程中参与划船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个书记官。我采取的方法是：把自己的船划到前面遥遥领先，利用等他们大队上来的时间，快速做一些笔记，现场的观察笔记，是最新鲜、深刻的，因为由于缺氧的关系，人们很快就会产生健忘症，每天必须强化记录，我给自己提的要求是每天必须记录3千字，长漂半年下来，洋洋洒洒写了应该有上百万字。这群摄影汉子，当年和长漂几乎是同时，只比长漂晚一步出发，他们的雄壮更有其特色，他们带有对摄影的宗教一般追寻的眷恋。我觉得摄影艺术，是在艺术门类中最具有宗教情绪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辞去工作专门干摄影，以至于生活得很贫困，他们踏遍青山，最具有野外行者特色，所以这些人都深深打动了我。”

　　戴善奎是四川雅安人，他1975年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情非水》、《市井好戏》、《红尘感觉》、《人生好境》、《无晦心》5部，出版长篇纪实专着《漂──长江漂流探险纪实》、《最后的伟大征服》、《纵横中国》、《主撰》、《南岛梦》、《天歌破译》等。短篇小说《棕熊》获四川文学奖，并被选为1983年中央电大写作课考试题。
　　成为一个今天的作家，一定有它以往的积淀和原因，戴善奎成长其中的文学土壤是怎样的呢：
　　“文学的土壤是一种不知不觉的积存，也许从你小的时候，你喜欢阅读，就有一些土壤在积淀了，你不知道你将来要干什么，但是你在积累一些文学的东西。你抱着一本书就爱不释手，经常在小学、中学时，拿着一本书，课间操、体育锻炼都不去了，就抱着书看，所以慢慢就把家里面的书都翻来看完了，还有，我儿童时代，只要有钱就要去看小人书，有专门的铺子，有时候，你看了，偷偷跟旁边的人交换，凡是有新书到了，都是了如指掌，所以小人书也看了不少，还有听评书，这个演义那个演义地，在这种熏陶的过程中间， 慢慢就积淀了对文学、文化的喜好。突然有一天，有人在鼓噪在向刊物写稿时，你提起笔来觉得，还可以写，不完全是非常费劲的一件事情，觉得：哎，还可以表达嘛，甚至还得意地想念给哪个听一下，它是慢慢积淀的结果。家里也有藏书，我父亲是中学教师，他教了两所中学，他承担了一大家人的生活，就只有努力地去教，他是教语文的，他也能写一些东西，我至今都还记得他写的一首诗，写我们雅安街景，其中有：“有渔父，披蓑戴笠持竿，口里不住地念：此鱼新鲜、此鱼新鲜，已而蔡山顶上一轮明月已经出现，我还念念不忍将此抛绝。”所以，我的父亲也写点诗，他有个书柜，这个书柜后来基本上被我接管了，每本书我都是读了若干遍，然后又出去交换，所以我的读书是，不知道怎么样就陷进去了。喜欢各种杂书，那个时代书是很少的，但是凡是能找到的，都要非常努力地去寻找。”
　　文学土壤固然重要，但是一个人开始写作总有一个契机，戴善奎开始写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他刚从部队退伍，他在朋友的影响下，尝试向《四川文学》杂志投稿，结果被杂志刊载，第一次写作就得到肯定，使戴善奎觉得自己还有写作的潜力，从此他就一直写了下去，而且写得异常勤奋。
　　“首先我觉得：文学的土壤还是需要，如果是一个在写作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接受过文学的熏陶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踏进文学的门，关键是进门时你恰好走进了这块土壤上。我是在雅安开始文学创作的，我当过几年兵，回到故乡后，刚好是１９７３年，那时《四川文学》复刊，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当时除了这个刊物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书店里也没有什么报刊书籍，《四川文学》复刊，对于很多文化人来说就找到了一个管道，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这个时候就有几个文学青年，狂热地向《四川文学》投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在讨论稿子的时候，就把我邀请了去玩，我感受着他们那种亢奋的情绪，半天的熏陶，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有意思是事情。刚好那一段时间我也是比较闲，我刚刚回到地方，还没有安置，我说：我为什么又不可以写一下呢？因为他们写的是小说，而拿出其中的一篇，说是这个已经被《四川文学》决定要采用了，这篇小说叫“曲灯卡”，是写藏族的，是我们四川的一个作家叫王沁，当时我就说我也可以试一试，我就开始了，开始肯定是写部队的生活，因为我刚从部队退伍回来，那时报纸恰好就在宣传什么军长下连当兵之类的，我们也是受到时文的影响，我就写了一个军长下连去当兵，叫做《新的征途》，这篇文章哪知道就被《四川文学》采用了，这对人的鼓励非常大，因为在你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的时候，突然你就能写出一篇小说，能被我们省内最高文学殿堂所接纳，简直就兴奋莫名，可以说从这一刻就奠定了你的情结，这个药就吃了，是不是就吃错了？也未可知。这样，以后就接着开始写小说，在打倒“四人帮”之前，又发了一篇，这下就觉得：不错不错，能写小说还能发表，当时县里面就把我借调到县委写材料，觉得还算一个笔杆子。”
　　1978年，戴善奎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学校的生活给他提供了更丰富的世界，让戴善奎觉得“如入宝山”，他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把在大学每一天的生活都用笔记录下来，这些笔记都是他写作散文和小说的源泉。1982年大学毕业后，戴善奎在四川日报从事新闻工作，至今已经25年了，忙碌的采访生活、不断发生的新闻事件、更广阔的生活领域，使他逐渐转向了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
　　“我真正认为写作还过得去的，是1978年我考进了川大中文系以后，我觉得大学校园能够给人提供的东西是，校园里面的熏陶，图书馆的书籍的阅览，教师对你文化的提升，同学之间的交流，还有请的访问学者的讲课，当时还有叶嘉莹来给我们讲过温庭筠的“小山重叠金明灭”，短短的几句，叶嘉莹就讲了整整的两堂课，旁征博引，我觉得非常之精彩，而且她读诗的声调也受到他们叶家的影响，叶家的祖辈，有早期吟诵诗的习惯，就象他们的早课一样，摇头晃脑地，要念出声来，叶嘉莹吟诵诗的声音，当时听起来，有些“象唱诗班的女巫一样”──当然不是贬意的，非常有韵味，而且我全程记录。这个记录的习惯，应该说从我上大学就开始了，我从大学开始，就要求自己每天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已经超过了日记，是详细的记录，每天都是几千字。那么就显得很忙：要到图书馆去阅读中外名著、刊物，要去上课，晚上就要去写笔记，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下来记的东西全是你宿舍的是生活，对教师、对同学的体会，冬季去游泳，等等等等……大学的一切的一切，都觉得非常值得记下来，因为对我们来说，进入学校已经是不年轻了，20大几，快30的人了，这时好象又进入了一个历史时刻，每一笔都要记下来，倒不是象鲁迅那样，他只是记一个干巴巴的事实，而我是有恩学的伏笔的，将来我要写的，这是我在大学里从事的主要活动。
　　还有是创作，创作作品随时向刊物投稿，也参加了四川大学的“锦江文学社”，这也是大学的熏陶的重要方面：它的参与性，它让你除了向公开的刊物发表文章以外，还可以向“锦江文学社”投稿，那时他们定我是小说组的组长，几乎每期“锦江”，我都提供了小说，后来我还写了若干短篇小说，所以我是从小说起家。
　　当我进入四川日报以后，我的角色就开始转换了，新闻和纪实性很抢眼地进入我的领域里，让我很难有那么多时间来咀嚼、来玩味写一步小说了，新闻让你节奏一下就加快了，不断地让你在生活里奔波，你只能把文学向你的职业相近的地方挂靠，写随笔散文，你可以踏遍青山，走到很多地方去，很多散文的文学感悟就出来了，散文与新闻采写是一个亲戚，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竣工。报告文学也是跟新闻采访挂靠地比较紧密的，特别是长漂，长漂完了以后，我出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漂—长江漂流探险纪实》，当然这也是因为工作给我造就了这样的经历，长漂完了我就请了2个月的假，我需要整块的时间，因为积累地比较扎实，沿途都记录了那么多材料，所以写作起来速度就较快，《漂—长江漂流探险纪实》获得了当年的首届郭沫若文学奖提名、四川文学奖。
　　那么我的文学就走入了第三条道：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因为我新闻和文学两栖，使我更适合在散文和报告文学上进行发挥，所以，在后来的90年代，基本上我出的就是散文集和随笔集、报告文学集，先后出了5本散文随笔集，其中就是《情非水》、《市井好戏》、《红尘感觉》、《无晦心》、《人生好景》这5本散文随笔集；报告文学就有长漂的两本，加上《纵横中国》、《大地南倾—来自海南的报道》（一位记者来自海南的报道？）、《天歌破译》，所以我的文学的历程还是比较长的，算起来有20来年了。有人说他是“写作的长跑者”，一路过来，我可能是“写作的慢跑者”。”
　　戴善奎在四川日报曾主编过《人境》、《人物》、《日子》等栏目，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参与筹办华西都市报，任副总编，现在戴善奎是四川日报的首席记者。在川报办《人境》副刊，是戴善奎颇为骄傲的一段经历：
　　“后来持续到90年代末，办华西都市报，那时简直就忙惨了，可能就已经停止了，可能已经停止10年了，《华西都市报》我办了一、两年，后来还是辗转回到了川报，办副刊“天府周末”，我办过“人境”， “人境”当时很受欢迎，它是一种生活随笔，大概是1992年，“人境”推出来的时候，每天会收到大量稿件，是所有版面中间收到来稿最多的一个版面，选稿的余地还是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没有特别优秀的稿子的情况下，还是约稿，就找那些顶尖的作家来约写。当然我们省内顶尖的作家我们都是有数的，同时发出很多约稿信，说他们一定要写厚重的做头条的稿子，十年过去了，很多人至今都有印象。当然，“人境”是取自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

电脑的感觉

戴善奎

　　用电脑写作，改变了我原来的两个习惯。
　　一是晚上不写。写作是累人的事：王小波是写死的，作家林文询的哥哥也是写死在桌边的……即便是作家中的劳动模范，连续高强度的写作，也会使人衰弱下来。当然，“累得”的，大有人在，但我不行。我认为这种类型的劳动，和体力劳动挑担子是一回事，所以把活儿放在白天，精力、状态都最好的时候。晚上用来休息放松。白天越写得艰苦，晚上越要“修复”，散步的时候，意念都集中于全身松弛上，像个病人似的游走。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坐在桌边。用电脑代笔后，劳动强度减轻。首先是人的脊背伸直了──我把显示屏“贡”在主机上，看屏幕时，背非直不可！人在弯腰驼背的情况下，脊椎是很容易酸的，背一酸，就觉得自己累了。现在好了！而过去的两三指握笔，变成了十指敲键，“笔重”感转换成机械性的敲打，顿觉轻松许多。越往后，还会越轻松。三两下，字词就出来了。来了亲戚，我很乐意打几行字给他们看，其中的保留节目就是敲4 下，出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9 个字，亲戚顿时面有异色，知道电脑好生了得。
　　白天在办公室里忙碌，要写什么稿子，思路常被岔断。还是晚上回去打电脑吧！有什么应急的文字活儿要“夜战”，想到有电脑，就不觉得是多大负担。这一来，好像人也能干些了。某日，缺稿件，我恰好有素材，就先报题目、字数，让组版编辑先画版。责编手一摊：“稿子啥时交？”“明天早晨吧。”次日，递上3 0 0 0 字的文章，责编说，还来得快嘛。我说：“学会了五笔字型，是比原来利索。”这种录入法当初还受过嘲笑，说是商业录入那类层次，不如拼音法。但五笔字型既然是录入员普遍用来挣钱的方式，说明快，我就学它。背字根比小时候背九九表还难，还是要啃这骨头，啃时痛苦，用时麻利。
　　第二个习惯，是喜欢带上纸笔，找一处清静所在去写。那样才出得来一些东西，山间生活是寂寞的，正合文章之道。幽雅的环境，又适于休息时放松。电脑写作使人不得不放弃这种“行吟”方式，你很难把整个桌面电脑连同打印机一齐搬去，更不用说电脑桌椅了。除非将来装备了便携式电脑！即便有那“笔记本”，我还是喜欢桌面电脑，好像这才是能痛快打仗的“长家伙”。家里写就家里写吧！没有了电脑，外出为文，习惯反而变成了不习惯。打电脑有一段时间如同上瘾，敲着敲着，觉得周围异常寂静，抬腕一看，竟是夜间一点了！居然有了某种欲罢不能的惰性。人在静止中会产生惰性，在运行中也会产生惰性。摸着电脑，那头饭菜好了，家人三催四请，才下得了机。
　　一位作家朋友说，他一坐到电脑前，就有种恐惧感。这是一种心理障碍。我很怕这感觉传染给我，造成心理暗示，最后形成定式，但慢慢会好起来。

水柴娃

　　捡水柴是雅安人固有的一种拾柴方式。每年，山洪携树木柴草冲下青衣江，漂浮至陆家坝，在那里的大回水区盘旋。浸饱了，沉底。捡水柴的人，脱衣下河，在水里用脚慢慢踩。蓦然触到石缝里卡着一块，顿时来了精神……
　　我幼年丧父，母亲没有公职。太穷。两分钱一块臭豆腐，便是全家的一顿菜蔬。那时的一怕，是听母亲叹息：“没钱买米了！”“房钱又该交了！”……忧心忡忡，催人成熟。
　　很自发的，我便下河捡水柴。青衣江发源于夹金山。雪山导江，那水便很冷。夏天，乍入水，也是一阵激灵。下去巡游几趟，满身鸡皮皱。捡水柴的人生起火来，烤得肤肌发烫，愈渐不想下水。捡得少，不好意思回去。还得下河。一浸，如热铁淬火。面相如吃苦药。突然踩着一个大的，却被石头卡紧。脚头便在下面撼呀，掏呀。掏不动，只好放弃。隔一阵，又回来掏它。终于捞起。顿时天地辉煌。掘着一颗关东人参似的。
　　手捧满了，上岸摊晒于沙地上，背运时可以轻些。下一趟上岸，发现辛苦掏得的大水柴不翼而飞，急得骂“撬杆”。偷儿却给你一片空气，任你骂去。那时候，觉得世上该敲沙罐的，首先就是偷儿。他偷的不是柴，是人家的血汗辛劳。满沙滩去找，自己捡的水柴，是认得的。一丝不挂的人们，嚼着灯草般白细的茅草根，全都若无其事。
　　对水柴的偏爱，是一天比一天重。形状也好看，气味也好闻，无不被流水沙石打磨得像棒子骨，圆勃勃的。劈开，一股酸腴气味，很亲近。劈柴便成了我的专利。摊在檐下，几个大太阳一晒，汞子石般灰白，都堆进床脚，久了，床下塞满。水柴好烧，少有烟，又熬火。

不知不觉，我竟在若干年间，承担了家里的烧柴任务。在母亲的诸种叹息中，至少听不到“没有买柴的钱了”这一种。

成都泡茶馆

　　成都的老茶馆我很少坐，那里多半是老人的天地。退了休，很有“闲气”，大清早就去坐茶馆。有的人叼着一米长的烟杆，烟头熄了，把打燃的打火机“睡”在地上，钓鱼似的点烟。一个穿得像乞丐般的老头，也来坐茶馆。几毛钱一碗的茶钱，不算个事。茶房不喜欢脏老头，认为他一来，这桌子就算独占了，不会再有人坐这里，所以宁愿不挣这个茶钱。老头独坐半天，没人和他说话，又受气，但他还是要来。图的就是这闹哄哄的气氛。连百岁老人也坐茶馆！四川大学的百岁老花工就是一个。他六十年代就退了休，八十年代我们进校时，他还在天天挖地。此老大清早必坐茶馆，讲起茶馆里听过的评书还很幽默。老茶馆兴的是“杂处”，认识不认识的，都坐在一起，龙门阵大家摆，茶钱各付各。不认识，摆起来才无顾忌，讲完各奔东西，彼此都是无名氏。
　　八十年代以前，麻将未兴，茶馆成为打发光阴的好去处，市民几乎到了“不可一日无茶”境地，简易茶铺好像每条街都有。我偶尔去茶馆，一年里有那么一两次。坐坐高靠背竹椅，很舒服。欣赏欣赏茶房捧碗、甩茶船、摆盖碗茶、掺水的麻利动作，在烟熏中听茶客讲老话。
　　渐渐地，老茶馆一个一个地消失。很多都变了味：高靠背竹椅仍然在，但都像开会似的一排排整齐码放，朝向里面的电视机。晚上黑灯瞎火的，坐满了看录像的人，全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花几毛钱就可以连看三场录像。

　 成都人的“闲气”仍在，品茗之好（hào）依旧──据说每年要消耗数万吨茶叶，没有茶馆是不可想象的事。成都人永远需要一个从容饮茶聊天的境界。商机之大，岂能坐失？高档茶坊于是兴起。这是一个奢华的跨步：装修动辄上百万，龙宫似的。
　　这类的“洋盘店”还在开，几年间，成都就冒出数十家。老板们很清楚：一种商机出现，必有其制高点。成都的老式茶馆，解放前的代表为华华茶厅；九十年代的茶坊，制高点是谁？故而后起的茶坊，还在追求超越。当年坐街边茶馆的老茶客，走进来浑身不自在，好像误入贾府，老板存心要店大欺客，店洋镇客。一打听茶钱，几十元一杯，最低消费也是十多元，喝了要成仙么？而且，看遍店堂，尽是年轻人，大多时髦，女孩蛮漂亮。都是相约而聚，谁要是像老茶馆那样，并不认识就插进某一桌，就很不识相。人家多半是谈生意、谈策划、谈友情、谈爱情，谁要和你扯淡？有的写家还把文章拿到茶坊去写，因为冬季这里有空调，比家里苦写舒服。讲评书、唱川戏的，更不好到这种地方来。此处放的是轻音乐，弹的是钢琴。茶品已非“三花”（三级茉莉花茶）之类可比──海内外的茶叶不下百种。甚而还有男士茶、女士茶之分。沏起功夫茶来近于卖弄，搞得老茶客都不会喝茶了！真是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