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①蔡元培:《说民族学》,《蔡元培民族学论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页。
②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③④蔡元培:《说民族学》,第3、4页。
⑤[法]莫斯(毛斯)、[德]涂尔干、[法]于贝尔:《论技术、技艺与文明》,蒙养山人译、罗杨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36-37页。
⑥王铭铭:《学科国家化:反思中国人类学》,《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1页。
⑦被誉为民族志最高成就的《努尔人》([英]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实可谓是对非国族“道德一体”社会描述;而即使是在诸如《尼加拉》([法]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之类的“国家民族志”中,研究者也是借“另类”国家(剧场国家)来反观近代国家(实质权力国家)。
⑧[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⑨[法]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及其教学问题”,《结构人类学》(I),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8-350页。
⑩可以想见,出于列氏所述之原因,在将民族志方法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之研究中时,以吴文藻先生为首的一派学者,才不赞同另一派学者所坚持的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意见,放弃“民族”二字,转而以“社区”代之,主张以乡村社会中村落一级的单元为典范性的研究对象,并认为,“社区研究法”(即“微型社会学”[micro-sociology])能胜任于部落、乡村、都市社会的研究(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文集》,第144-150页)。吴先生这派学者所谓之“社区”,一方面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包括人民、人民所居住的地域及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三个要素,意思大抵接近“民族”;但另一方面,“社区”又指一种脚踏实地的实地研究方法,是学者通过与被研究者直接接触而了解社会组织的“不二法门”(同上,149页),其含义的对象与方法双关性,与ethnos一词无异。
(11)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现代派人类学典范文本(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人[the Trobrianders]民族志、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民族志及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民族志中的努尔人[the Nuer]民族志)在克服“民族”一词的自相矛盾中付出了民族学的代价──它们择其一而忘其二,聚焦于“单一社群”的深入考察和技术,而舍弃经典民族学的另一个值得珍惜的方面,即,对边界模糊的文化复合体的记述。如沃尔夫(Eric Wolf)揭示的,“虽然人类学曾一度关注文化特征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却也将它的对象划分成彼此分立的个案: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它们被想象成一个整合的、封闭的系统,与其他同样封闭的系统相对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页)。
(12)[法]列维-斯特劳斯说:“民族学在里弗斯身上获得了它的伽利略,而莫斯便是它的牛顿。因此,我们只有心存一个希望,那就是,在这个比一度使巴斯卡尔恐惧的死寂无声的无亘宇宙更为麻木不仁的世界上,那些依然活跃的极少数所谓二元组织──它们可比安享庇护的行星──能够在下一轮宣告解体的丧钟响起之前,盼来属于它们的爱恩斯坦。”([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I),第148页)
(13)(14)(15)(16)[法]马塞尔·毛斯:《一种人的精神范畴:人的概念,“我”的概念》,《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71-198、297、296、297页。
(17)[法]路易·杜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8)Edmund Leach,Social Anthropology,Glasgow:Fontana,1982,p.79
(19)Marilyn Strathern,The Gender of the Gift: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3
(20)有这两个总体特征,“ethnos”之所指,便接近于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为例阐明的“差序格局”(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1-28页)。在费先生看来,在近代西方以外的社会共同体中,不存在作为团体成员存在的个人,所存在的是“己”。“己”不能理解为“个人”,因为它是由与之形成“差序格局”的种种关系构成的,其源泉是亲属制度,但历史存在弥散于社会的诸层次中,使大社会的构成也带有浓厚的差序格局色彩。
(21)王铭铭:《莫斯民族学的“社会论”》,《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2)吴文藻:《论文化表格》,《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文集》,第190-253页。
(23)马氏与波氏都曾受德语系民族学的深刻影响,二者共同以文化而非社会性来解释ethnos,与他们的这些背景有关。不过,二者之间在文化的用法上也存在两项明显差异:(1)相比波亚士,马林诺夫斯基更受涂尔干学派的社会理论的影响,因之,其“文化”,指的是与社会相适应的复合体系;而波亚士则几乎将文化界定为人与自然之间中间环节;(2)相比马林诺夫斯基,波亚士因更注重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间环节,而更易于在理论上走向作为适应不同环境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体系的“相对文化”。
(24)凌纯声曾依据欧洲诸国的主要民族志工作手册写出他的《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一文。见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载于凌纯声、林耀华等著:《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
(25)Tim INGOld,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in 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London:Routledge,2000
(26)[法]路易·杜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第157页。
(27)[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85页。
(28)关于隐匿在这栋建筑背后的社区史,见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29)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第50-59页。
(30)一年一度,农历正月时,溪村人迎着村神塑像前往其祖庙或四方的大型道教或佛教寺院,这类仪式被定义为“朝圣”,实际内容主要有:(1)通过迎神出行维系地方神庙与更大地区的区域神庙之间的关系;(2)通过进香求取全村的“火种”(求来的“火种”被存放村庙中,专人守护到正月十五日,此时,通过隆重仪式被分配到各家各户)。
(31)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pp.144-153,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39
(32)[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8页。
(33)1980年代,出现了民族志的反思之作(如,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它们将知识的辨析运用于批判,将非西方社会共同体一并形容成人类学家的“他者”,指认民族志制造了丧失自身主体、成为客体的另类。其中含义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一直是人文世界的惟一“我者”或惟一“观察者”,非西方诸民族的文明是多样的,但在这个惟一认识者面前,则变成了由一个个同等的“个体”总加起来的“他者”。
(34)吴文藻认为,文化的物质因子(即我们所说的人物关系)是最可触摸的,而社会因子(即我们所说的人人关系)虽不如物质因子明显可见,但也比精神因子(即我们所说的人神关系)更为具体、易于入手研究。不过,总的来说,吴文藻认为民族志的文化论比所有思想流派都有优点,这是因为,这一文化论对文化三因子平等看待。见吴文藻:“论文化表格”。
(35)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Cosmological deixis and Amerindian perspectivism”,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4,No.3,pp.469-488,1998
(36)Martin Holbraad,Truth in Motion:The Recursive Anthropology of Cuban Divination,p.xv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37)[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第502-503页。
(38)[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188页,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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