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太阳神鸟”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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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广宏　

　 一、器物特征描述
　
　 2001年2月，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修建住宅区时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在遗址东南梅园出土的31件金器中，有一件光碟大小的“四鸟绕日”金徽(见图1)，以其图案设计精妙最为惹人注目，成都市政府很快用它作为城市形象标志和文化象征，民间则称之为“太阳神鸟”；后来文物考古界还用它作为标准徽记。接着在成都，无论是建筑装饰、交通设施、娱乐场合、商店招牌，还是书籍装帧，都争相采用它的形象作为点缀，引以为荣；于是“太阳神鸟”迅速被民众所熟知。这样一来，大家对其内涵反而不太关注了。本文拟补这一课，在文化解读上做些努力。
　
　 2002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印《金沙淘珍》一书，初步将大发现的内容加以公布。书中称“太阳神鸟”为“金四鸟绕日饰”，其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重20克。时代为晚商至西周。因为它是很薄的金片，不能单独使用，原先应该贴附在某种器物(可能是红色的漆器)上当作装饰。金片用镂空方式形成图案，中心镂成旋涡状的12条齿芒，可称“炯纹”，象征太阳的光芒；其四周均匀地各镂一鸟，呈逆时针飞行状态，与内层旋涡式的光芒方向相反，产生动态效应。鸟的造型为引颈伸腿，翅短尾小，鸟喙微张，三趾略拳。对于神鸟的文化含义，书中提出两种推测：一是根据《山海经·大荒经》中所载帝俊“使四鸟”，认为这四鸟是太阳神帝俊的四方使者；一是比附于《大荒东经》所记汤谷扶木上载日的“乌”；反正都是太阳神崇拜的产物。当今其他研究者的立论，大多没有超出这一框架。
　
　 与“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7件“金蛙形饰”，也用金片镂成，宽约6厘米、长约7厘米。蛙的头部呈尖桃形，压出两个溜圆的凸眼；身躯大体上好似花写的“X”字，外廓压出成行小点，以示蛙身的凸斑(见图2)。考古者正确地推测，这些蛙形金片，应与月中蟾蜍的神话有关，它们大概是贴在“太阳神鸟”周围的装饰物。
　
　 此外，《金沙淘珍》还公布了一件“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那是外径10.3厘米的空心青铜圆盘，下端带有2.3厘米长的方柄，可以插在某个地方；中心镶有4厘米内径的圆筒，横向筒高2.9厘米(见图3)。它的样式很像有领璧，这种璧并不罕见，但都是用玉雕成，而且没有方柄；现在却用铜铸，就相当与众不同了。值得注意的是，璧面上还均匀刻有3只飞鸟，飞翔方向与“太阳神鸟”一样，也是逆时针旋转，造型与神鸟也有类似之处。因此书中推测，那中心的圆筒相当于太阳，只不过绕日的鸟少了一只，文化含义却应该相同。与“神鸟”相比，这里的鸟喙带有分叉，并突出它的下钩；尾巴不但长了许多，而且比较华丽；那伸直的腿也略显粗壮；所以与神鸟似乎不是同一种类。
　
　 由于璧形器上只刻有3只飞鸟，这说明绕日飞行不一定非四鸟不可，所以把“太阳神鸟”说成是《山海经》中帝俊所使四鸟的那种推测，可以否定。从鸟的形态来看，无论金徽或是铜璧，都不能说它们是载日的“乌”。原始神话里的想象都比较幼稚，因为太阳温度很高，背着它飞的鸟必然会烤焦、烤黑，而乌鸦的羽毛正是黑得发亮，因而能够入选。可是乌鸦飞起来，决不是引颈伸腿那种样子。所以那神鸟究竟是什么鸟，还须另加讨论。
　

　 二、对比铜鼓图案
　
　 铜鼓是西南民族青铜文化代表性器物，曾远播至东南亚，学界近年来对此进行过不少研究。研究者认为，远古缺少乐器，民众敲打翻转过来的铜釜底部，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从而演变形成铜鼓。初期鼓面没有图案，后来因祈雨在鼓上铸有蛙形，又称蛙鼓。鼓面图案逐渐繁多，就有了鸟纹出现，于是鸟和蛙成为纹饰中的主角。上古铜鼓上刻有年代铭文的，以阮元所藏晋代铜鼓为代表，铭为“义熙四年十月，虞军官鼓广三尺五寸，前锋宁远率行铠曹杜茏。”罗士琳《晋义熙铜鼓考》说它“中心有脐，四角有小蟾蜍。”因为蛙形多为立体，颇为引人注意，因此进入记载。金沙遗址与“太阳神鸟”铜鼓上的鸟纹，习称“翔鹭纹”，多半引颈伸腿，作展翅飞翔状，与“神鸟”异曲同工(见图4)。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一批铜鼓图案比较典型，中心是带芒的太阳图案，周围有一圈圈晕纹，其间就有4只飞鸟图案，是为翔鹭。1988年四川会理果园乡石庄村也出土有一件铜鼓，直径28.5厘米，高24.1厘米，中心是带10条芒齿的太阳，周围晕纹10圈，在第3圈处有4只飞鹭图案。位于川、滇、黔界上的宜宾地区，陆续出土有上百件铜鼓，多带有翔鹭纹，中心的太阳图案多数是12芒，与“太阳神鸟”中心芒齿数量相同。1979年4月在宜宾双龙乡河坪出土的铜鼓，面径达到61.5厘米，高42厘米，中心是12芒太阳，周围有14圈晕纹，其中第4圈处就有逆时针方向的翔鹭纹，构形与“太阳神鸟”十分一致。
　
　 可以设想，粘贴“太阳神鸟”金徽的器物，大概与铜鼓的功能有相通之处，因此才使这种图案演变到铜鼓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便可以从铜鼓的文化表现，进而解读“太阳神鸟”的内涵。
　
　 首先，铜鼓上的鸟纹，自古就称之为“翔鹭”，应该比较准确。古代的建鼓，又称“鹭鼓”，就因为穿径的鼓柱上多刻有翔鹭作为装饰品。作为乐器的鼓，是与舞蹈联系在一起的；而鹭有着洁白漂亮的长羽，常常被人们用做舞具；于是形成“舞·鼓·鹭”的一条联系纽带。《诗经·陈风·宛丘》“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汉郑玄解释：鹭羽，实际上是舞蹈乐队指挥手上拿的指挥棒。其所以要用鹭羽，不仅因其洁白可爱，还因为鹭群飞起来最有秩序。晋张华《禽经注》说：“鹭，白鹭也。小不逾大，飞有次序，百官缙绅之象。”舞蹈最讲究秩序，因而用鹭羽来指挥乐舞，会产生某种心理暗示。
　
　 其次，按《本草纲目》的描述：“鹭，水鸟也。林栖水食，群飞成序，洁白如雪，颈细而长，脚青、善翘。高尺余。解趾、短尾，喙长三寸。顶有长毛十数茎。”比较一下“太阳神鸟”，除了头上没有长毛以外，完全符合那些描述。不过再查一下白鹭的其他品种，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原来《尔雅》上称鹭的别名叫“春锄”；《格物总论》说还有个别名叫“属王”，其实该按郭璞之说，写作“烛玉”；而准确的写法是唐李肇《国史补》所说，南中“有沙虱、水弩之处，必有鸀鵒。”鸀鵒的读音正是“烛玉”，民间称为白鹤子。《本草纲目》说它“状白如鹭，长喙高脚，头无丝。”“姿标如鹤，故名。”那是头上没有冠毛的鹭鸟。因此准确地说，“神鸟”应该就是鸀鵒。这鸟名字里带有“蜀”字，可能暗示它是蜀中特产。那么，它与金沙神鸟就更加匹配了。
　
　 再次，白鹭习性是合群行动。《格物总论》说，鹭又名白鸟，“林栖，朝出捕鰌鱼而食，夜归宿其处，百千为群。”这种行为，恰恰与三星堆、金沙时代的蜀人生活方式，有共同之点。“太阳神鸟”徽记虽然只有4只鸟环绕太阳飞行，由于图案的动感，观者可以一直想象有许许多多鹭鸟在逆时针翱翔。因此，无论刻画4只还是3只，效果始终相同。合群的性格，无疑会大大增强部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大敌当前也不致胆怯，那正是当时蜀人需要的精神。

　
　 三、金徽文化语境
　
　 (一)阴阳概念
　
　 地球上白昼黑夜的循环，使远古人类很早就有关于“阴阳”的意识。太阳无疑是阳性强烈的物质，值得人们去崇拜，可是把四鸟绕日简单地理解为太阳崇拜的一种方式，就未免过于浅表了。
　
　 汉代纬书《春秋考异邮》说：“鸟、鱼者，阴中阳、阳中阴。皆卵生，以类翔。故鱼从水，鸟从阳。”鱼在水里，水无疑是阴性强烈的物质；追随水的鱼，应当是阴中之阳，才得到“异性相亲”本质上的和谐。同理，追随太阳的鸟，应当是阳中之阴，才能获得相同效果。古人常说，鸟和鱼都是卵生，兼有阴阳二性。因此《淮南子》说“鸟、鱼皆生于阴，属于阳。”
　
　 这些概念虽然属于汉代人的思维，但三星堆、金沙时代的蜀中巫史，也可能有同样的思路。文化遗址出土的铜人圈手形象，明显就有阴阳对立统一的寓意，而且那种手形也颇具动感。金沙“太阳神鸟”徽记的中心，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火球，是阳性浓厚的能源，所释放的能量路径，表现为沿顺时针方向；环绕着它的4只翔鹭，萌生于阴，从属于阳，则沿着逆时针方向行进；这明明就是一幅“阳负阴”的图景。《老子》第 42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恰恰就是这一图景的绝妙诠释。地球上的物质元素，都由最基本的粒子所构成，那种粒子称为“原子”。原子的构造模型，中心的核主要是带阳电的质子，而围绕原子核旋转的则是带阴电的电子，正是这种负阴抱阳的模式。因此从哲理到科学，全能证实“太阳神鸟”徽记内涵的深刻。
　
　 阴阳相抱，应该是产生宇宙的基本条件。能量小的部分追逐能量大的部分，吸而不附，即而不离，全以环形运动的方式，即《吕氏春秋》所谓“圜道”。太空中行星绕恒星旋转，各自有环形的轨道，也是圜道。“太阳神鸟”徽记所表现的运动方式，似乎在解说这些规律。设计图徽的古蜀巫史，定然窥见了这种宇宙规律，才创造出如此简明、确切、灵动的画面，使我们这些数千年后的观赏者心折不已!
　
　 (二)既济思维
　
　 《周易》64卦中，有一卦叫做“既济”，是由上面的“坎”和下面的“离”两卦所组成。离为火，火性炎上；坎为水，水性润下；“水在火上”，因而两卦存在相交相济又互相制约的关系，于是能够得利。细察“太阳神鸟”徽记，觉得其中潜伏着同样的思路。
　
　 徽记中心的大火球，属火；环绕着它的4只鹭鸟，是一种水禽，显然属水。火球的辐射能量如果过强，会对万物造成伤害。远古神话说，从前天上有10个太阳，弄得大地焦枯；幸亏后羿用箭射落了9个太阳，世界才得到太平。就是这种感觉的反映。现在有4只鹭鸟在逆向飞行，已经有了阻止过强辐射的意图。虽然鹭鸟数量很少，火球强度很大，好像寡不敌众；其实动态的翔鹭，已经超越了数量概念的范畴。4只鹭飞绕10圈，就相当于40只鹭所做的功；飞绕的圈数可以无止境，而火球的能量却是固定的，无从增加。这样看来，翔鹭的潜能实际要比火球更大得多，足以对它形成制约。
　
　 强烈的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源源不断的水来对它进行防范，这本是“既济”卦《象辞》所提出的告戒：“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徽记的图形，却非常直观地道出这一真理，真令人意想不到!
　
　 (三)防灾意识
　
　 金沙遗址年代上接三星堆，已是商末周初，蜀国范围内应该进入了农耕社会，人民“安土重迁”，才有围成一圈的城墙产生在成都平原上。农业的最大威胁，无疑是气候的干旱，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四川天然降雨总量虽然比较丰富，但分配到四季，却十分不均。冬春二季雨量很少，不足全年的30％；而这一少水期又偏偏是农作物的需水期。因此，历史以来，旱灾一直是困扰蜀人的社会问题。
　
　 在生产力欠发达的上古，人们抗御灾害的手段很有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乞灵于巫术，各种祈雨方式便应运而兴。其中有一种直观的办法，就是利用亲水动物，来向老天爷乞求，因为这些动物比人更与水有缘。比如蟾蜍、青蛙、鹭鸟，都有候选的资格。铜鼓作为祈雨仪式中的响器，加上这些动物纹饰，足以增强巫术作用。由此上溯到“太阳神鸟”和与之伴生的金蛙饰，可以看出其中的祈雨巫术意味。
　
　 徽记中心火辣的太阳，标志着干旱对蜀人生活的威胁，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要注意防灾!围绕着它飞行的鹭鸟，鼓舞着人们的自信心，告诉人们它是水的使者，有能力抑制干旱的发生。

 
　 四、简单结语
　
　 “太阳神鸟”金徽不仅是图案优美的艺术品，宝贵的文物珍奇，而且是古蜀文化的一种载体。徽记上绕日飞行的鸟类，应当是鹭类的鸀鵒(烛玉)，乃是群集性的水禽。由于鹭与鼓有特殊的关系，自古就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西南民族习用的铜鼓，就常常有鹭纹存在。这样，就在金徽与铜鼓之间构成一座桥梁，从而使金徽的图案移用到铜鼓上，这就是铜鼓图纹与金徽有惊人相似性的原因。
　
　 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将铜鼓和金徽联合起来，进行文化解读。铜鼓直到晚近还相当流行，其内涵比较显露，不妨用作解读金徽的敲门砖。于是我们看出，金徽说明了负阴抱阳的圜道；动水对炎火的制约；从而引申出预防灾患的意识。
　
　 目前不少研究者用太阳崇拜来解释“太阳神鸟”的一切，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金沙时代已经进入西周，民智已开，不能再把蜀人看作蒙昧时期什么都崇拜的愚氓。能够设计和制作出如此精妙的徽记，那些人不可能始终停留在简单的太阳崇拜浅层次信仰上。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源自：《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在金沙神鸟的诞生地的金沙博物馆南大门正中的大花坛上，神鸟的图案已经被篡改了。雎老师，你去看过没有?

竟然没有人管！

http://www.phoer.net 4 v" s. F. y; x& K- O% r0 N7 i　　说实话，我一开始就不相信那是什么太阳神鸟的说法。当然最初的出发点是很幼稚的，据史书上的三足乌为据，后来发现那个观点有错误。
　　鱼凫是什么呢？水老鸹，这个就好理解了。三星堆出土的蜀王权杖上的图案上有二只水老鸹，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上也有，难道他们与最初部落组成有关吗？中间那个十二道旋转的，哪是什么太阳哦。金沙遗址挖掘也没找到谷物的直接证据，什么时候进入农耕文明的呢？不能确定。又凭什么理解为因进入农耕文明人们有了四季十二个月之分那代表十二个月呢。还有古历是太阳历，一年只有十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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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的自然灾害是水患而不是干旱.更厉害的就是地震引起的堰塞湖崩溃开成特大洪水，首都的迁移王朝的更迭莫不与洪水有干，英雄人物的应运而生莫不与治水相关。
http://www.phoer.net ' Z: f# c* p/ T/ |9 E2 q: e　　因此，所谓的太阳神鸟一说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