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川剧之形成发展看川渝文化的互补共荣

作者：杜建华

2007年5月,重庆市隆重举行中央直辖十周年庆祝大会,这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与此同时,还有一件值得川渝人民高兴的大事,便是中央作出了关于建设川渝经济区的宏伟规划,这既是川渝经济发展之必然趋势,也是两地历史、人文、地缘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必然所至,同时也表达了川渝人民的共同愿望。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基础的发展必然带来上层建筑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亦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因此,川渝两地社科界同仁共同携手,认真研究一下新时期川渝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课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巴蜀一家,源远流长

今日四川、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古称巴蜀,唇齿相依,二源一流,共生共荣,沧桑流变,已有3000年的历史。

东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番,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华阳国志·巴志》引《洛书》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徙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又曰“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中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从以上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常璩撰写《华阳国志》之前,巴蜀已经融为一体,前者言巴蜀同处一囿,在一个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后者明确昭示,“巴蜀”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此时已经形成,在武王伐纣之役,来自巴蜀的这支部队英勇善战,高歌猛进,气势不凡,纣王的部队为之震慑而败北。

“巴蜀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虽然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正式提出来,但是巴蜀作为一个整体性地域概念,在战国时代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四川作为行省是在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设益、梓、利、夔四州路,州府分治今日之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在诏书中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迄今所见把“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此后中央派驻川峡四路的官员,设有“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到元代就正式以“四川”为名,建立了四川行中书省,初治重庆,后迁成都。

从清代以来四川地形地貌来看,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境内水利资源丰富,江河纵横,其中流域面积在5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30多条,主要有长江(又称川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金沙江(包括雅砻江)等,都

属于长江水系,其中长江、嘉陵江流域属于古代巴的范围。从川渝分治前的地图上看,整个川东、川北地区皆为巴人聚居地。重庆直辖之后,原属于巴地的下川东划归重庆市,是历史上巴人居住范围,而四川境内的南充、阆中、广安、遂宁、广元、巴中、达川等市在历史上同样属于巴的范围,至今明显保留着巴人遗风。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四川仍然属于巴蜀之地,当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那一支勇锐的巴师,或许就是今日阆中地区的先民。简单地将今日以行政区域划分的重庆市和四川省与古代巴蜀概念等同起来,是一种缺乏历史知识的表现,既不准确,也欠科学。自重庆直辖以来,川渝两地皆有人片面强调弘扬蜀文化或者巴渝文化,实在是由于对巴蜀历史不了解所至,也是不利于川渝经济文化建设的。重庆市与四川分治,是一种行政区域的划分,并不是文化的切割或者人类族群的划分,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二、巴山蜀水,共育奇葩

川剧是巴蜀人民共同创造的艺术瑰宝,也是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两次作文化建设风景线为国家推荐到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备选项目。它积淀了中国戏曲和巴蜀文化许多历史层面的艺术创造,凝聚了历代艺人和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以独有的艺术形式记录了近代四川社会的历史变迁,充分体现了近代巴蜀社会的人文精神、艺术品格、生存状态和社会风貌。无论从艺术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川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2005年文化部行文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时,重庆市没有申报川剧项目,四川省提出申请获批准,但是,对于川剧实施保护的职责,则是由文化部直接下达于重庆市和四川省。可知,无论在四川、重庆还是中国的文化界,都是将川剧视为巴蜀文化的共同代表作。

从川剧形成的历史来看,重庆的秀山、酉阳曾经是“湖广填四川”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高腔入川的主要通道,当然,江西的弋阳腔、安徽的青阳腔、湖南高腔以及湖北的皮黄腔等都可以通过长江黄金水路到达重庆,再通过四川境内长江流域的嘉陵江、沱江流向川南、川北、川中地区。20世纪上半叶,川剧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和艺术流派特征的四条河道,一是川中、川南的资阳河,二是以嘉陵江流域为中心的川北河,三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四是以重庆为代表的下川东。资阳河擅长高腔戏,川北河擅长川梆子,成都则出现了一批长于胡琴腔的名演员。重庆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得水路舟楫之便,商贾云集,会馆林立,下川东地区汇集了各路戏班名角,昆腔、高腔、胡琴、弹戏无所不能,各种艺术流派纷呈,这种包罗万象的演出,为川剧多种声腔同台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重庆还是川剧向省外传播的一个根据地,据云南、贵州戏曲志记载:最早到达贵州、云南的川剧班社皆是由重庆出发,然后进入贵州、云南而扎根并发扬光大。另一路则从四川宜宾进入云南昭通、曲靖等地。艺名盖三省的川剧文武小生魏香庭,长期往返、演出于重庆、贵州、云南舞台,1926年在贵阳创办天曲社,科生毕业后遍布全省,川剧在贵州由传播进入发展时期。1936年,以薛艳秋为首,邀集一批川剧名角如赵瞎子、阳云凤等,从重庆起程到达上海公演。这是川剧史上第一次冲出夔门,到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演出,取得了良好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的指引下,在戏曲“三改”工作的基础上,1953年5月,以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团为基础,正式组建为西南川剧院,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建立了“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并于重庆、成都各设一个办公室,负责两地剧目鉴定的组织领导工作。从1955年至1957年在重庆、成都两地共鉴定传统剧目321个,其中成都鉴定145个,重庆鉴定176个(含书面鉴定22个),重庆、四川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川剧》

(单行本)88辑、《川剧剧目鉴定演出剧本选》11集、《川剧传统剧本汇编》33集等,收入了经过鉴定整理的传统剧本300多个。

川剧剧目中一大批在中国剧坛享有盛誉的优秀剧目如《柳荫记》《彩楼记》《焚香记》《玉簪记》《荆钗记》《芙奴传》《拉郎配》《乔老爷奇遇》《鸳鸯谱》《白蛇传》等,皆出自重庆、成都两地。正是依靠这些经过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川剧走出了西南一隅,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采和剧目个性,其独立的剧种品格和艺术成就得到中国戏曲界的一致认同。实践证明,是川渝两地川剧界的共同努力,创造了50年代川剧的辉煌,是巴山蜀水的沃土,共同培育了川剧这株奇葩。

三、一脉相通,荣辱与共

川剧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的川渝文化建设中仍将显示其独特的价值。198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振兴川剧的口号,重庆市作为振兴川剧的大本营,为川剧的振兴、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反过来说,川剧也为重庆市的文化建设赢得了荣誉。重庆市川剧院创作演出的《金子》一剧,一举夺得首届精品工程剧目称号,并且囊括了我国文化艺术界的所有奖项,使川剧在全国大放异彩。80年代,重庆市川剧院倪国桢先生首创川剧推理剧概念,创作演出了胡图断案系

列──《古琴案》《井尸案》《婚变案》,在中国剧坛引发连锁反响,被许多剧种移植上演,成为那一时期在中国剧坛最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四川的川剧也不例外,《变脸》一剧入选国家精品工程剧目,《死水微澜》《山杠爷》等一批优秀剧目在全国屡获大奖,这些意蕴深刻、形式精美、赋有创新精神的优秀剧目的出现,向世人昭示了这样的事实:古老的川剧没有落伍,她已跟随时代的发展步入现代艺术的行列,成为中国当代民族优秀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川剧取得的荣誉,为四川、重庆所共有,我曾多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些省外的同志,向我赞美、祝贺川剧《金子》一剧取得的成就,在他们的意念中,川剧没有重庆、四川之分,《金子》取得的成就,便是川剧的成就,四川理所应当被祝贺。这种川渝情结,不但我们自己不能打破,就是外省人也很难忘却。

2007年6月,由四川省文化厅主办、四川省川文化建设风景线剧艺术研究院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共同承办“川昆抢救继承展演”,当我们正在为恢复演出演员人手不够而着急之时,重庆市川剧院主动要求参加演出,带来了一台优秀传统川昆剧目,川渝两地共同恢复上演了两台10个优秀传统剧目。数十年来,我们第一次将川剧中保留的地域特色鲜明的川昆剧目完美地展示在舞台上,受到来自全国(包括台湾)各省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这是川渝分治以来,川剧界的第一次联袂抢救传统剧目的行动,如果没有两地川剧界的通力合作,川昆抢救任务难以完成。通过这次抢救展演的圆满成功,使我们认识到,川渝文化的共生性、互补性是历史形成的既定事实,我们应当尊重历史,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四、弘扬川剧及巴蜀地方艺术是川渝文化建设发展的共同任务

巴蜀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川渝文化则是重庆市直辖之后出现的一个新兴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每当一个科学的新概念出现之后,可以在相当宽阔的学科领域内带来一种整合效应,带动整个学科建设向纵深发展。比如,199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突破了长期以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两大领域的传统研究方式,不仅对长期属于社会科学、艺术科学范畴的相关学科带来了认识论、方法论的突破,而且对属于自然学科的一些领域也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戏曲是一种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形式,地方戏剧种的区别则是以地方方言为界定基础。川剧曾经遍布西南地区,自清代中后期到民国年间,覆盖了四川、贵州全省及相邻的云南、湖北部分地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与四川接壤的省份,有的历史上就是属于四川行政区划的一部分,有的属于与巴蜀风俗相同、语言相通的区域,故而川剧以其强大的艺术渗透力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覆盖面,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

新中国的建立,准确地说从1952年北京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开始,川剧蜚声中国剧坛,接着赴东欧四国演出,多次全国巡回演出,在全国树立了大剧种地位。一时间,云南省川剧团、西藏川剧团先后建立,贵州川剧团数量一度达到23个之多;云南有三个川剧团,湖北省的恩施、利川皆有川剧团,四川省内专业川剧团一度多达200余个,川剧的繁荣昌盛至此到达极盛时期。60年代以后,西藏、云南省级川剧团撤回四川,贵州的川剧团也逐渐减少。从80年代中开始,四川省内以及重庆市的川剧团也开始大量撤销,究其原因,除艺术自身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能解决、或者经营不善之外,行政干预、经济利益驱使导致川剧团撤消是其最主要的因素。在省外的川剧团由于得不到地方政府支持而被迫解体,有的演员转而改唱当地地方戏。省内一些地方部门为发展经济之需要,看中川剧团所有的黄金商业口岸,将其剧场改建为商场,川剧团因此被撤销者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些全民所有制剧团的工资、养老保险等也常常不能足额支付,致使剧团无法进行艺术生产而名存实亡。20世纪80年代以后,川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其影响力的日渐扩大和覆盖面日益萎缩,看变脸的人越来越多,看川剧的人越来越少,获奖越来越多,演出越来越少,比赛越来越多,剧团越来越少。

剧团是川剧传承的载体,剧团的大量减少是川剧走向衰微的必然,剧团不演戏,观众看不到戏,两者彼此疏远,造成恶性循环。今日四川川剧面临的问题,重庆也不例外,曾经在省内影响很好的万县、涪陵、江津、永川地区川剧团,多年来已销声匿迹。2005

年到秀山参加花灯会议,观看当地准备的花灯演出,传统戏几近失传,情况不容乐观。

近年来,有一种文化现象令人费解。当川剧团不断减少之时,作为强势媒体的电视台却出现了一股方言节目的风潮,开始是方言电视剧,接着便是方言专题节目,现在已经出现了方言新闻播报,如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四川电视台的《串串香》《麻辣

烫》《红绿灯》之类,方言栏目越来越多,说明受众喜欢方言节目。但是,同样是用四川方言演出的川剧,为何受到观众冷落?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综上所述,不论建设川渝经济圈还是发展川渝文化,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是一件互利互惠、功在千秋、利在当代之盛事,需要川渝携手,共襄盛举,特别是保护和发展川剧,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也有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去面对、去思考,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求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新路径。(说明:本文系作者在首届川渝文化合作论坛上的发言。)

杜建华，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

源自：《四川戏剧》2008年第2期

著各戏剧人物画家王双才先生之<双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