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与杜甫的诗意空间

八神 · 发表于: 2016-11-14 11:57:00

源自：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 9 月

　　由于巴蜀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它对中华文化与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与巴蜀文化发生关系的作家与诗人，其作品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杜甫长期寓居巴蜀，巴蜀文化对其诗歌创作有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影响。就杜甫巴蜀诗的研究而言，分类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因此，从巴蜀文化的角度研究杜甫的巴蜀诗是十分必要的。杜甫的巴蜀诗呈现出主题的多重性、内容和情感的丰富性、深刻性，因此，本文选择“空间”一词来展示杜甫巴蜀诗的诗意的丰富性、深刻性以及它的立体多面。杜甫巴蜀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更臻于完美，它突出地表现了杜诗地负海涵、千汇万状的艺术特征，可以说，巴蜀文化最终成就了诗圣杜甫。
　　一
　　中华文化是以长江、黄河为主体的江源文化辐射并吸收、吸纳周围区域的其他文化而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长江文化是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构成。巴蜀文化圈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七大文化圈之一［1］63，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相当特殊。巴蜀文化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表现形式的延续性。从人类起源的巫山人与资阳人，一直到文明的诞生，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石器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化时代，从成都宝墩文化的初期城市文明，到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的殷商西周文化，再到战国时期的开明王氏，以及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勾勒出巴蜀文化产生、发展的大体轮廓，印证了巴蜀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和表现形式的延续性，并十分有力地证明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2］。
　　历史悠久、自成体系的巴蜀文化必然在整个中华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特殊作用。关于这一点，杨义先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一文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十分生动、形象地将巴蜀视为中华文化南北推移过程中起特殊作用的一个“太极眼”。他说，“既然讲‘太极推移’，就有必要寻找‘太极眼’何在。‘太极眼’的位置非常关键，乃是太极推移采取何种方式、以及推移的成败利钝的具有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偏于西部的巴蜀以及偏在东部的太湖流域，发挥了特殊的关键作用。显然，巴蜀可以看作一个‘太极眼’当然不会太离谱。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形成文化共同体的2000 余年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哪个实力强大的政治体拥有巴蜀，就很容易成为‘大一统’的主导力量。”［3］正是因为这个“太极眼”的特殊地位，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巴蜀的治理与开发，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移民，《汉书·萧何曹参传》：“秦之迁民皆居蜀”［4］2006，《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5］225汉唐之际巴蜀人口的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移民，诸葛亮劝刘备攻取巴蜀，大量人才与民户入蜀，其实也是移民，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同样是大规模的移民。移民政策客观上推动了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班固《两都赋》说“郊野之富，号曰近蜀”［6］，诸葛亮直接以“天府之土”［7］称誉巴蜀，常璩《华阳国志》称巴蜀“陆海”、“天府”［5］，陈子昂《上蜀川军事》“伏以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8］卷二百十一。大约在东汉时期，巴蜀的经济实力已超过关中，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宋代亦居全国之首，“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9］192，元代的成都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国际化大都市，明清时期的经济亦位居全国前列。历代统治者占据巴蜀，不断培植国力，利用地理优势，最终统一天下，秦朝、汉朝、晋朝、隋朝统一中国都出现过这种相似的情形，历史一再证明，占有巴蜀，就占有先机。
　　巴蜀，在政治版图上是如此，在文化与文学版图上更是如此。鲁迅说“中国的根抵全在道教”［10］（卷11）353，而道教又是张陵以古蜀仙道文化为基础创立的。这里至少透露两个信息，一是道教与巴蜀文化关系甚密，一是巴蜀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古蜀仙道文化起源于古蜀始祖蚕丛、柏灌、鱼凫的原始时期（Protohistory），比道源还早一千多年。巴蜀文化重“仙”，我们可以从蜀王仙化的传说、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得到有力证实。蚕丛、柏灌、鱼凫“皆得仙道”，望帝化为杜鹃，开明帝上天成为天门奇兽，这些传说都展示蜀王部族羽化成仙的非凡想象力。三星堆的青铜人身鸟足像（K2③：327）、Ⅱ号青铜树上的人面鸟身像、众多鹰头杜鹃像，特别是突出冠羽的青铜鸟，都生动地表现了“肉身能飞，其翔似鸟”的思想观念。金沙遗址玉琮上线刻羽人形象表现的是人直接化为鸟。太阳神鸟和蟾蜍金箔还展示出“日者天之魂，月者地之魄，谓之神明”的意义，人的心与体之灵同日月合为一体，产生出天人合一的神明，成为飞奔日月之仙。这些形象所体现的蜀人羽化飞仙的思想，正是古蜀仙道文化的来源。道教一分为六，六教简约为一个“道”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所表现的是无限的想象空间与发展空间，这是中华民族思维对人类命运问题的独特诠释与独特发现。“道”不仅表达的是尊重自然、清静无为、贵生重命、和谐发展的明确主题，而且激发人们探索世界的无限兴味，进而体味“飞步太清、权实两忘、言筌俱灭”的空灵意象。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正是由古蜀仙道文化生发而来，表现出神仙逍遥、自由自在、行云流水的特征［11］。古蜀仙道文化对整个中华文化与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历史上与巴蜀文化发生关系作家与诗人，其作品往往散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仙源在蜀”、“道源在蜀”，决定了“文宗在蜀”［12］。古蜀仙道文化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激发文人的创新能力与想象力。“仙”的羽化飞仙与作家、诗人在艺术时空中遨游没有本质的区别，“道”对世界的诠释与文学对世界的把握也极为相似，因此，“仙”与“道”对作家、诗人的思维与创作富于启迪作用。因此，“文宗在蜀”，就在“仙”与“道”这里找到内在逻辑关系。与巴蜀文化发生关系的作家、诗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出生在巴蜀，并在巴蜀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长期受巴蜀文化的浸染，其文化人格得到塑造，艺术创新与想象的空间被“仙”与“道”彻底打开，他们的文学成就往往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产生重大影响。自古巴蜀出才子，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到郭沫若，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们都与巴蜀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关系。二是入蜀的文人、作家。以唐代为例，“初唐四杰”的王勃、骆宾王、卢照邻、杨炯都不同程度地与巴蜀发生关系; 盛唐诗人杜甫、岑参、高适、张说等，或寓居巴蜀、或为官巴蜀、或出使巴蜀; 中晚唐诗人元稹、刘禹锡、郑谷等都在巴蜀留下名篇佳作。
　　毫无疑问，对于非蜀地作家、诗人而言，杜甫是与巴蜀文化发生深刻关系的最重要的代表。杜甫入蜀，是诗人的选择，更是历史的必然。当时的长安虽被收复，但物价飞涨，到处都是乞丐、饿殍，河南老家仍然被安史叛军占领，有家不能回，这是杜甫所面临的情势。你往何处去? 对于诗人而言，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此时的西蜀保持着暂时的稳定，诗人自然想到成都，《发秦州》云：“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13］（本文出现的杜诗均出于该版本）诗中的“南州”指的就是巴蜀，诗人相信那里可以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杜甫入蜀，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个“很大的变动”，相较于诗人“吾祖诗冠古”的家族荣耀与自信、“诗是吾家事”的诗歌创作的自觉意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学习与创作的体验更为重要，因为这个“很大的变动”不至于将诗人“开辟的诗的国土断送在左拾遗的职位上”［14］69，巴蜀，这块神奇的土地，为诗人展开了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诗人眼前一亮，他的诗歌创作天地突然变得敞亮了、开阔了。
　　纵观杜甫一生的创作，巴蜀诗在杜诗中的地位尤为突出，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深刻，艺术之臻于完美，是其它时期无法比拟的，因此，杜甫十分自然地成为入蜀诗人的典型。据统计，在现存 1450多首杜诗中，其中，流寓巴蜀时期所作的诗歌 708 题906 首，约占 63%，包括纪行诗 24 题 30 首、成都诗206 题 255 首、梓阆诗 147 题 170 首、云夔诗 331 题451 首。杜诗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蜀文化，巴蜀大地所呈现的自然世界、人文世界，使诗人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就是在这种新奇感的刺激下，杜甫的诗意空间多层面、多维度地展开。杜甫的巴蜀诗具有多重主题，不仅展现了巴蜀秀丽、壮美的自然世界与底蕴深厚的人文世界，而且极大限度地表现了诗人情感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二
　　巴蜀大地可以说是浓缩的锦绣中华，它囊括了平原、高原、丘陵、山地、草原等几乎所有的地理风光，它既有南方的青翠秀美，又有北方高原的阔大深厚。王勃《入蜀纪行诗序》云：“若乃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丹壑争流，青峰杂起，陵涛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绝观者也。”［8］卷一百八十巴蜀的山川地理、自然风光，集“雄、险、幽、秀”于一体，“一盆”巴山蜀水、“万卷”天府之国［15］。如此神奇的巴蜀自然世界，必然打开诗人无边无际的想象空间，必然激发诗人无限的创造力。受唐代社会情势的驱使，杜甫流寓巴蜀，与巴山蜀水、天府之国亲密接触，必然为巴蜀大地留下精彩的诗篇。成都，既是巴蜀大地的中心，又是巴蜀大地的精华，受古蜀仙道文化的影响，成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逍遥自在、行云流水似的，因而，“成都是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唐人诗作多有表现，如：方干《蜀中》：“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馀时。闲来却伴巴儿醉，豆蔻花边唱竹枝。”［16］卷六百五十三司空曙《送柳震入蜀》：“粉堞连青气，喧喧杂万家。夷人祠竹节，蜀鸟乳桐花。酒报新丰景，琴迎抵峡斜。多闻滞游客，不似在天涯。”［16］二百九十三张乔《送许棠下第游蜀》：“天下猿多处，西南是蜀关。马登青壁瘦，人宿翠微闲。带雨逢残日，因江见断山。行歌风月好，莫老锦城间。”［16］卷六百三十八等等。
　　作为非蜀地文人的杜甫，成都又会给他什么样的感觉呢? 总的来说，是迥异于北方的、全新的奇异感，他的《成都府》一诗将这种奇异感表现得尤为充分：“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山川异”、“天一方”、“新人民”表现的就是因巴蜀的神秘性而引发的“奇异感”，“名都会”重重高墙（大城、少城、州城），高楼林立，华屋遍布、市井的喧闹与繁忙以及“吹箫间笙簧”的艺术氛围，都让杜甫感到十分惊奇。成都与北方的严寒不同，十分温润，即便是腊月，仍然满城树木，一片青翠。蜀地的景致优美与物产丰富，加上深厚的人文历史积淀，使杜甫很快在这种“奇异感”中得到慰藉，成都很快成为杜甫诗意栖居之所。成都，对于杜甫一生的生活与创作都产生了重要意义，冯至在《杜甫传》中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13］96成都诗成为杜诗──这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可或缺的精彩乐章。
　　成都的休闲、慵懒完全可以消解漂泊流亡给杜甫带来的紧张与焦虑，诗人也像成都人那样潇洒自适、行云流水了。杜甫细致入微地观察、体味着周围的每一种事物，并且几乎无一遗漏地在其诗作中展现出来，杜诗从另一个方向打开了它的诗意空间。诗人以草堂为中心，在其诗作中将蜀中秀丽幽美的自然画卷缓缓展开：“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茅堂石笋西”、“结庐锦水边”、“西岭纡村北”，等等。蜻蜓的上下，鸂鶒的沉浮，水上的圆荷小叶，田间的细麦轻花，无一不让诗人感到惊奇。在这幅宏大的自然画卷中，有鸬鹚、燕、鸥、黄鹂、凫雏、鹭、鸂鶒、花鸭这类的鸟儿; 有蝴蝶、蜻蜓、蜂、蚁这类的昆虫; 有丁香、丽春、栀子、枇杷、杨柳、荷花、桃、李、桑、松、竹、桤这类的花木，这一切都是那么多姿多彩，充满着无限生机，这些蜀中自然风物深深吸引着诗人。在诗人的笔下，自然万物总是那么色调明快、清新自然、明丽如画：“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田舍》）;“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江畔独步寻花》之三）;“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之五）;“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之六）;“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之七），等等。这些诗作为杜诗这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增添了清新明快、细腻而轻柔的段落，纵观杜诗，只有在成都，才有这样数量众多、细腻而丰富地歌咏大自然的上乘佳作，这是杜甫的情感世界与巴蜀大地秀丽优美的自然风物亲密接触、物我交融的结果。
　　同样是描绘自然山水与风物的诗作，杜甫的梓阆诗、夔州诗与成都诗有很大的不同，其原因有三：一是流亡途中的诗人已经来不及细细地品味梓阆、夔州等地的自然风物，诗人不再用细腻的笔触、优美的诗句来表现; 二是相较于蜀地的秀丽优美，梓阆、夔州等地的山川地理就显得格外壮美了，诗人偏向于从大处着眼进行勾画，用阔大、高远、浑厚的诗境来表现，三是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甫不断地追求诗歌表现手法的创新，表现手法常常因表现的对象不同而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点在杜甫的梓阆诗中已露端倪，如：《越王楼歌》勾画了一幅川北百里图：“碧瓦朱甍照城郭，楼下长江万丈清。”《上牛头寺》从宏观视野描绘梓州西南牛头山上的牛头寺：“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阆山歌》展示的则是一幅宏阔的阆州山水图：“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即便是阆州通泉县这样的小地方的自然山水，诗人也是从大处着笔，营构宏大的诗境：“一川何绮丽，今日穷壮观。”
　　夔州的地理地貌最能体现巴地山川的险峻壮美，杜甫完全醉心于从大处着眼进行勾画，用阔大、高远、浑厚的诗境来表现。《夔州歌十绝句》其一概括了夔州的全部形势：“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夔州的瞿塘峡、滟滪堆、鱼复浦、八阵图、瀼东、瀼西、高唐观都在杜甫笔下一一展示。如：《瞿塘两岩》对瞿塘峡作了这样的描写：“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猱玃须髯古，蛟龙窟宅尊。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方舆胜览》卷五十七：“瞿塘峡在夔州东一里，旧名西陵峡，乃三峡之门。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望之如门。”此诗用羲和害怕翻车而退避这一意象来形容冬日阳光不能照射夔门，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意在突出一个惊险。《瞿塘怀古》亦是如此：“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削成当白帝，空曲隐阳台。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滟滪堆》意在突出滟滪堆的奇险无比：“巨积水中央，江寒出水长。沈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八：“滟滪堆，周围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唐口，冬水浅，屹然露百余尺，夏水涨，没数十丈，其壮如马，舟人不敢进。又曰犹与，言舟子取途，不决水脉，故曰犹与。”杜甫展示夔州自然山水的诗句还有很多，比如：“月峡瞿唐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引水》）;“卓立群峰外，蟠根积水边。他皆任厚地，尔独近高天”（《白盐山》）;“大江蟠嵌根，归海成一家。下冲割坤轴，竦壁攒镆铘。萧飒洒秋色，氛昏霾日车。峡门自此始，最窄容浮查”（《柴门》）;“峡开四千里，水合数百源”（《客居》）;“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等等。杜甫的这些诗作都是从大处着眼，诗境阔大、高远、浑厚，意象混茫，气势非凡，力敌万钧。
　　巴蜀──这块浓缩的锦绣中华深深吸引着杜甫，诗人完全沉醉于幽美的田园与壮丽的山川之中，将世俗的名利抛于脑后，获取了一种恬静自然、潇散自在的生存方式。无论是成都诗，还是梓阆诗、云夔诗，杜甫自始至终都将巴蜀的田园风光与河流山川作为审美对象，在其诗作中尽情地描绘，表现内容之丰富多彩，艺术表现之形式各异，在其它时期的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杜甫的巴蜀诗是杜诗立体多面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极大地丰富了杜诗的表现内容，进一步拓展了诗人的诗意空间。
　　三
　　杜甫寓居巴蜀日久，对巴人蜀人的文化人格、巴蜀的风土人情有着深刻的体认，诗人将这两个方面作为表现对象，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巴蜀诗的内容。杜甫的巴蜀诗生动地揭示巴人蜀人文化人格中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也批判性地展示巴蜀的民风民俗。杜甫巴蜀诗中的成都诗集中地反映了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的安贫乐道，追求完美，和谐包容的内在本质，表现了成都人由古蜀仙道文化衍化而来的神仙逍遥、自由自在、行云流水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如：《北邻》所描写的那位退休县令：“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时来访老疾，步屟到蓬蒿。”这位草堂的常客，青钱买竹，白帻江皋，爱酒能诗，随性而至，其超脱飘逸的形象跃然纸上。诗人与他的另一个邻居也有密切的交往，《南邻》：“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诗中这位头戴乌角巾的锦里先生，安贫乐道，耿介而不孤僻，诚恳而又热情。即便是周围的普通百姓也喜欢与诗人交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随意适性，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中，有田翁“步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的随意相邀，有田翁“叫妇开大瓶，盆中为我取”的豪爽以及“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的苦苦挽留。置身其中的诗人也深受这一文化氛围的感染，他在《客至》一诗中写到：“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在“春水”、“群鸥”的充满情趣的氛围中，客人随性而至，主人率性款待，一切都是那么质朴自然、行云流水。此诗表明诗人已受到蜀文化的感染。
　　对于以夔州为代表的巴文化，杜甫对巴人的强悍劲直、朴直率真具有深刻的认识。如：《最能行》所描写的“峡中丈夫”：“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轻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帆侧柁入波涛，撇漩捎濆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夔人习水操舟，敢于冒险，这是巴人强悍劲直性格的最好明证，但被讥之为趋利而冒险，而且认为这是此地的人因气量狭窄而贪图眼前利益。杜甫的看法则与之相反，因此在诗的末尾发出“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的诘问，表现了诗人对巴人的性格及冒险精神的本质性的深刻认识。杜甫的《夔州歌十绝句》之七：“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里。”此诗将峡中人民的贫苦生活与估客胡商的豪纵情形进行对照，表现二者迥异的生存状态，然而，只停留在这一层面的理解是不够的。“蜀麻吴盐”的商贸往来，只有靠长江航道的“万斛之舟”，而驾驭“万斛之舟”又必须靠“长年”（篙师）和“三老”（柂工），他们喊着唐代的“川江号子”，涉险操舟，支撑着长江航道的商贸往来。应该说，此诗还表现了此地民风的剽悍，展示了“长年”、“三老”敢于冒险、不畏艰险的精神品格。夔州的女子十分勤劳，她们每天上山砍柴，到市上出卖，供养一家，有时还贩卖私盐，杜甫在《负薪行》一诗中说：“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诗中有“男坐女立”的土风，有女子的勤劳以及她们贩卖私盐的铤而走险，很好的展示了巴地女性的勤劳、泼辣、冒险的精神气质。
　　风土人情是区域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最能体现区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文学作品着力表现的对象。杜甫在巴蜀九个年头的寓居，使他对巴蜀的民风民俗有深入的了解，并且在他的巴蜀诗中有所表现。如：《南池》所描写就是阆州南池畔汉高祖祠前的具有巫风色彩的民间歌舞：“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犹正直。不应空陂上，缥缈亲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渎。”作于夔州的《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一：“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其二：“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声。”描写的也是这种信巫好祀的风俗，诗中的“乌鬼”，实为乌龟。龟甲为古代占卜灵物，故夔人“家家养乌鬼”，一旦卜筮需要，则取之。“瓦卜传神语”是夔人禳病除灾的一种习俗，九家注云：“巫俗击瓦，观其文理分析，以定吉凶。”又仇注引《岳阳风土记》云：“荆湘民俗，疾病不事医药，未灼龟打瓦，或以鸡子卜，求崇所在，使俚巫治之。”杜诗描写了夔人大旱求雨的场面：“大旱山岳燋，密云复无雨。南方瘴疠地，罹此农事苦。封内必舞雩，峡中喧击鼓。真龙竟寂寞，土梗空偻俯。”（《雷》）巫师率人击鼓喧天，唱歌跳舞，然“真龙竟寂寞”，求雨无望，紧接着就是以烧山的方式来求雨，“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昈。罗落沸百泓，根源皆万古。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求雨不得，反而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此诗并未停留在对这一风俗的浅层次的展现方面，诗人的批判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四
　　魏颢《李翰林集序》云：“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17］1447 －1448这段话对我们深入了解巴蜀文化具有启迪作用，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巴蜀大地积淀了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出现了许多对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如司马相如、扬雄、诸葛亮、陈子昂、李白，等等。这一系列杰出人物承载着巴蜀文化的独特精神与价值，值得我们深入认识、挖掘，乃至于升华。对于杜甫而言，因巴蜀历史文化遗迹而引发的杰出人物的思考尤为深刻，以歌咏诸葛亮、陈子昂、司马相如的诗作为例，诗人将着眼点放在对这些历史人物承载的巴蜀文化的独特精神与价值进行诗意阐扬方面，毫无疑问，这些诗作是杜甫巴蜀诗的极为耀眼的部分。
　　杜甫歌咏诸葛亮的诗作有二十多首，其中，因成都与夔州的历史遗迹的触发而创作的诗歌最为有名。作于乾元三年的《蜀相》就是这样的名篇，诗人从儒者的角度进行评价，在诗人看来，诸葛亮实现了儒家“三不朽”人生价值观中的“立功”──“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在夔州，诗人又写下了《古柏行》、《谒先主庙》、《咏怀古迹五首》（之五）、《武侯庙》、《八阵图》等名篇。《谒先主庙》慨叹诸葛亮壮志未酬而鞠躬尽瘁：“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武侯庙》云：“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赞美诸葛亮建立的不朽功业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才能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这些诗作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所承载的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进行深入挖掘与高度提炼，诸葛亮的忠诚、对理想的坚持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巴蜀文化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杜甫歌咏陈子昂的诗作有三首，其中因历史遗迹的触发而写就的《陈拾遗故宅》最具代表性。在杜甫看来，陈子昂存于天地、与日月争辉的文化精神价值就是在他的《感遇》诗中反复表现出的“忠义”。《陈拾遗故宅》云：“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仇注云：“末从故宅感慨，言盛事已往，堂宇终湮，但诗留忠义，自足传之不朽耳。”陈子昂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杜甫对陈子昂的评价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杜甫的“忠义”的评价标准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哪一朝哪一人的“忠义”，心系国家的安危与人民的痛苦是“忠义”的基本判断。王奭嗣《杜臆》云：“拾遗《感遇》诗，著名已久。然阅其本传及集中所上书疏，多侃侃忠直语，此诗前提圣贤，后结忠义，盖能立忠义，乃是圣贤之徒，而终古不朽矣。公特阐其幽，见其文章有本领也。”［18］157“特阐其幽”，说的就是杜甫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对陈子昂进行评价，见由己出，发他人之未发。可以说，陈子昂的“忠义”，与杜甫的忧国忧民、民胞物与、感同身受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两个伟大灵魂的相遇而产生的这些诗作，是对“忠义”这一文化精神价值的高度提炼，是对巴蜀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境界的提升。
　　杜甫对巴蜀文化从感知、体验到逐渐认同，显示了一个儒者的广阔胸襟。司马相如与汉武帝君臣遇合，再加上他与文君的爱情故事，自然成为后世文人追慕、艳羡的对象。历代文人的言说使相如、文君文化逐渐丰富，杜甫《琴台》一诗是相如、文君文化诗意言说的代表，因此，说他是相如、文君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并不过分。此诗凭吊琴台，追慕风流，对相如、文君二人始终不渝的爱情大加赞赏，“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诗人对二人冲破世俗的藩篱格外褒扬，此诗回溯当年相如因爱慕文君，弹《凤求凰》以通其意，文君为琴音所动而夜奔相如，“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并由眼前的“野花”、“蔓草”引发的对文君美好形象的联想，“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诗的末尾是诗人对琴音不再、知音难觅的慨叹，“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透过杜甫对相如、文君文化的诗意言说，我们发现的是诗人对巴蜀文化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特质的认同。地处西南的巴蜀，因为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儒家文化对它的影响相对较小，其地域文化孕育着更多的自由、浪漫的因子。当时“蜀地辟陋有蛮夷风”［4］1923（《汉书》卷七十一），男女私奔较为普遍，即便是蜀中流传的神话与传说也与蜀王的好色有关。司马相如将自己的这段情感经历视为美谈，“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19］228（《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史记》、《汉书》、《西京杂记》［20］82 －83对相如与文君私奔结合与当垆卖酒的传奇故事的记载大体一致，汉唐文化前后相续，杜甫因成都留存的历史文化遗迹的触发而写成的《琴台》一诗，是对相如、文君作为历史人物所承载的巴蜀文化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特质的诗意阐扬，它直接影响后世对相如、文君的正面评价。
　　五
　　巴蜀的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极大地丰富了杜甫的诗歌创作，杜诗因其巴蜀诗而更加丰富多彩、立体多面。杜甫的巴蜀诗精心描绘了巴山蜀水秀丽壮美的自然世界，深刻反映了巴蜀人的文化人格，批判性地展示了巴蜀的风土人情，透过历史人物对巴蜀文化的内在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和诗意阐扬。当然，杜甫的巴蜀诗并不仅限于此，它的内容比我们理解的要丰富得多。
　　由于杜甫寓居巴蜀的时间长，迥异于中原的巴蜀的一草一木都会触发诗人的思乡之情，因此，无论是他的成都诗，还是梓阆诗、云夔诗，都有大量思乡主题的诗作。如：《云山》：“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亲朋日暮回。白鸥原水宿，何事有余哀?”此诗思乡之情弥切，然京洛难以望见、与亲人音书断绝，漂泊异乡之情格外苍凉与悲哀。《遣兴》则借诗自遣：“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衰疾那能久，应无见汝期。”战乱未平、亲人离散的愁思与漂泊异乡、衰老贫病的伤感一时俱起，“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尤为深刻。《归雁》托物寓意，抒发弥切的乡思：“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宿幕》表现了诗人独宿幕府的凄凉：“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野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诗中流露出对时序如流、长期漂泊、音书断绝、归路艰难的感伤。《春远》也是一首抒写思乡之情的诗作：“肃肃花絮晚，菲菲红素轻。日长惟鸟雀，春远独柴荆。数有关中乱，何曾剑外清? 故乡归不得，地入亚夫营。”写晚春之景，发忧国之思，叹故土难归。梓州流亡的杜甫，听说朝廷收复河南河北，一时惊喜若狂，觉得自己从此不在异乡，有希望回到洛阳老家，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样的名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都是慨叹流亡、漂泊的名篇。
　　虽然晚年的杜甫远离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但是，诗人从来没有远离政治，其诗歌创作从没有离开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主题。比如：在成都草堂，诗人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现的是诗人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天下寒士免于饥寒的人文情怀。诗人看到枯棕而想到被盘剥的人民的遭遇：“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恨别》表现了多重主题：“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诗人因时局的变乱、社会的动荡，不得不流亡剑外，饱尝离别之苦，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与时局的关注同时的诗中出现。杜甫始终关注着人民的苦难，社会的动荡，遭殃还是人民，《草堂》一诗描述了徐知道死后、李忠厚等在成都杀戮人民的情形：“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辩无辜? 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行》描写的都是当时蜀中的混乱局面。《有感五首》、《述古三首》、《伤春五首》等所担心的都是国家的危急。流亡途中的诗人一直关注唐王朝与吐蕃王朝之间的战事，在阆州听说松、维、保的危局，写下了《警急》、《王命》、《征夫》及《西山三首》，对西蜀边疆的危急甚为焦虑。《征夫》一诗尤为沉重：“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人民困于兵役、徭役，西蜀已一片凋零。《绝句三首》写于云安，其一叙写蜀中的乱局：“千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猛虎，食人更肯留妻子?”其二描述人民的流亡：“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其三反映官军的残暴：“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诗人在夔州写下的《阁夜》揭露连年不断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等等。
　　杜甫巴蜀诗的内容极为丰富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其丰富性而忽视其深刻性，可以说，巴蜀诗对时局与人民的关注，既是其丰富性的表现，又是其深刻性的表现。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是杜诗的主要基调，它始终贯穿着杜甫的诗歌创作。从“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到“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从诗人的自我遭遇到推己及人、感同身受的众多诗句中，我们都可以感受杜甫忧国忧民的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深厚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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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巴蜀文化与杜甫的诗意空间